●卷二十六 國用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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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神宗以來，其法不廢。
自蔡京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
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
州縣奉行過當，費用既多，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元豐間，诏青、齊、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無依者，給口食，如乞丐法。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知杭州蘇轼言："浙西二年諸郡災傷，今歲大水，蘇、湖、常三州水通為一，杭州死者五十馀萬，蘇州三十萬，未數他郡。
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新榖，其間饑馑變故，未易度量。
乞令轉運司約度諸郡合粜米斛數目，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赴浙西諸郡粜賣。
"诏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馀萬缗，振濟災傷。
紹聖元年，帝以京東、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歸，诏給空名假承務郎敕十、太廟齋郎補牒十、州助教不理選限敕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東、西路提舉司，召人入錢粟充振濟。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後稷，播時百榖，其詳見於《生民》之詩。
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考。
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 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簿征，三曰緩刑），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
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出《禮記 王制》），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劄喪兇荒厄窮為一書（《周禮 秋官》）。
當時天下各自有廪藏，所遇兇荒則振發濟民而己。
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籴，皆後世措置。
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兇荒，而大司徒又以簿征、散利。
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兇荒，兇荒之歲，為符信發粟振饑而己。
當時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
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榖價翔踴，如弛張斂散之權亦不曾講。
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籴於晉，魯饑乞籴於齊（出《左傳》），歲一不登，則乞籴於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
見《管子 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
收其權於君上，己非君道。
所謂荒政，一變為斂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
到後來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啟奸民幸兇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
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
論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己非所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卻謂之善政。
漢武帝诏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緻之江陵（本紀元鼎二年诏）。
'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
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
後來元宗溺於苟安，不出長安（并出《通鑒》。
）。
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
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
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粜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兇年出之振饑，此又思其次之良規。
到得平粜之政不講，一切趣辦之政，君子不幸，遇兇荒之年，不得己而講，要之，非常行。
使平籴之法常行，則榖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
至於移民、移粟，不過以饑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貧困，常若枯旱，榖價翔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
莽遣三公、将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
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為酩，酩不可食。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宮以廪之。
吏盜其廪，饑死者十七八）。
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鹹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雖然如此，各有差等。
有志之士，随時理會便其民。
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籴之法。
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财雖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
又不得已而為糜粥之養，随所遇之時，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
大抵論荒政，統體如此。
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
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帝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車船載榖入關，毋得用傳。
出《本紀》）。
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
此法一行，米粟流通。
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裡，以田裡之民，令豪戶各出榖，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
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遊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富鄭公自郭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
公以為從來拯救，當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廪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者氣薰蒸，疾疫随起，居人亦緻病弊。
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貯之。
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岩為窟室，以處流民。
富民不得陂澤之利，分遣寄居間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為吏胥、走隸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
借民倉以貯，擇地為
神宗以來，其法不廢。
自蔡京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
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
州縣奉行過當，費用既多，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元豐間，诏青、齊、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無依者，給口食，如乞丐法。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知杭州蘇轼言："浙西二年諸郡災傷，今歲大水，蘇、湖、常三州水通為一，杭州死者五十馀萬，蘇州三十萬，未數他郡。
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新榖，其間饑馑變故，未易度量。
乞令轉運司約度諸郡合粜米斛數目，下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赴浙西諸郡粜賣。
"诏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馀萬缗，振濟災傷。
紹聖元年，帝以京東、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歸，诏給空名假承務郎敕十、太廟齋郎補牒十、州助教不理選限敕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東、西路提舉司，召人入錢粟充振濟。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後稷，播時百榖，其詳見於《生民》之詩。
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
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
當時天下各自有廪藏，所遇兇荒則振發濟民而己。
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籴，皆後世措置。
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兇荒，而大司徒又以簿征、散利。
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兇荒，兇荒之歲，為符信發粟振饑而己。
當時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
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榖價翔踴，如弛張斂散之權亦不曾講。
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籴於晉，魯饑乞籴於齊
見《管子 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
收其權於君上，己非君道。
所謂荒政，一變為斂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
到後來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啟奸民幸兇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
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
論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己非所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卻謂之善政。
漢武帝诏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緻之江陵
'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
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
後來元宗溺於苟安，不出長安
）。
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
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
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粜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兇年出之振饑，此又思其次之良規。
到得平粜之政不講，一切趣辦之政，君子不幸，遇兇荒之年，不得己而講，要之，非常行。
使平籴之法常行，則榖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
至於移民、移粟，不過以饑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
莽遣三公、将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
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為酩，酩不可食。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宮以廪之。
吏盜其廪，饑死者十七八）。
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鹹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雖然如此，各有差等。
有志之士，随時理會便其民。
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籴之法。
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财雖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
又不得已而為糜粥之養，随所遇之時，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
大抵論荒政，統體如此。
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
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
出《本紀》）。
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
此法一行，米粟流通。
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裡，以田裡之民，令豪戶各出榖，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
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遊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
公以為從來拯救，當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廪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饑死；死者氣薰蒸，疾疫随起，居人亦緻病弊。
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貯之。
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岩為窟室，以處流民。
富民不得陂澤之利，分遣寄居間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為吏胥、走隸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
借民倉以貯，擇地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