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四 宗廟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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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弅、王普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二人議見《禘祫門》）。
晦庵獨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為然也。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曆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
太祖之議難決，愚既詳言之於前段者矣，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
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既為之說，又為之圖（說及圖，俱見《周廟制》下），覽者一見可決矣。
其大概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
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
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為證。
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元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元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
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
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
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
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
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
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
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
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
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
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
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
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
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
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
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複紊亂。
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
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
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将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
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為都宮，内則各有廟，有寝，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
昭穆之位既己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
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阙。
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亶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也，雍己五世伯祖也，小甲六世祖也。
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祧遷，亦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
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内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甯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前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
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曆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
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注以為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為祀天於圜丘，然圜丘亦郊也），祖宗即明堂也。
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拟文王以為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拟後稷者，而推以配天焉。
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拟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奸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锺，然其為肇造區夏，光啟王業，事迹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拟文王可也，獨拟後稷之祖，則曆代多未有以處。
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
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
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為不類。
至於唐既以神堯拟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拟後稷者，則屬之景帝。
宋既以藝祖拟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拟後稷者，則屬之僖祖。
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後稷尊之，過矣。
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嘩然以為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
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為導谀附會之說以中之。
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為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複周之柱下史也。
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為始祖，尊之曰元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
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并於元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元元為太祖，拟周之後稷，而其祖宗則俱為昭穆矣。
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禅之事競興，遂複效唐人之為，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為太祖，拟周之後稷，而祖宗則俱為昭穆矣。
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為都宮，而内各為寝廟，門垣乃為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
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後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
《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注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
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為次。
"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喾、堯、舜、鲧、禹之功，次序黃帝、颛顼、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
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
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後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
以《詩》考之，言後稷配郊者，為《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為《我将》。
《我将》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
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榖之事。
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後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
《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夫社，五土之神；稷，五榖之神，皆地之異名也。
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拟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
棄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己配食地祇矣。
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
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祢而卑祖也，故複創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晦庵亦言，古惟郊祀、明堂之祀，周公以義起）。
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複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拟後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
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
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
而上視周家祀後稷之意，則不類甚矣。
曷若隻推其創業之祖，上拟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拟後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晦庵獨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為然也。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曆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
太祖之議難決，愚既詳言之於前段者矣，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
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既為之說，又為之圖
其大概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
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
祔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
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為證。
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元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元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
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
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
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
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
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
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
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
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
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
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
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
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
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
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
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複紊亂。
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
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
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将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
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為都宮，内則各有廟，有寝，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
昭穆之位既己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
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阙。
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
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祧遷，亦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
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内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甯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前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
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曆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
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注以為禘郊即郊也
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拟文王以為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拟後稷者，而推以配天焉。
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拟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奸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锺，然其為肇造區夏，光啟王業，事迹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拟文王可也，獨拟後稷之祖，則曆代多未有以處。
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
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
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為不類。
至於唐既以神堯拟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拟後稷者，則屬之景帝。
宋既以藝祖拟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拟後稷者，則屬之僖祖。
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後稷尊之，過矣。
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嘩然以為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
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為導谀附會之說以中之。
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為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複周之柱下史也。
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為始祖，尊之曰元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
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并於元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元元為太祖，拟周之後稷，而其祖宗則俱為昭穆矣。
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禅之事競興，遂複效唐人之為，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為太祖，拟周之後稷，而祖宗則俱為昭穆矣。
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為都宮，而内各為寝廟，門垣乃為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
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後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
《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注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
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為次。
"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喾、堯、舜、鲧、禹之功，次序黃帝、颛顼、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
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
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後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
以《詩》考之，言後稷配郊者，為《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為《我将》。
《我将》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
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榖之事。
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後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
《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夫社，五土之神；稷，五榖之神，皆地之異名也。
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拟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
棄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己配食地祇矣。
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
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祢而卑祖也，故複創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
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複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拟後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
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
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
而上視周家祀後稷之意，則不類甚矣。
曷若隻推其創業之祖，上拟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拟後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