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國用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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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兩漢之制皆兼該而無不舉之處矣。
"诏戶部措置。
其後，戶部言："諸路州軍，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條限。
年額數目，本部每年預期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納。
其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稅租、課利旁通，系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内不到路分，次年附進。
今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
緣諸路州軍，地裡遠近不同，竊慮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
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於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鈎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詣阙投進，降付戶部參考；将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
"上曰："如此措置，甚善。
"從之。
是年，宰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隻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馀萬。
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财賦之藏於州縣如此。
淳熙十年，诏左藏南庫撥隸戶部。
嘗試考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馀萬。
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馀萬。
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馀萬。
熙甯歲入五千六十馀萬。
甯宗時，歲入六千馀萬。
然則土地之廣狹，财賦之多少可以考矣。
司版曹之計者，尚忍求詳生财之方乎？ 葉適《應诏條奏财總論》曰："财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
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
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
夫财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喾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
然總、稭、米、粟，不及於五百裡之外；九州之貢入，貢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
周公之為周治其财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裡之外，法或不及，千裡之内，猶不盡取。
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币鑄金以權之。
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财少為患而以财多為功也。
雖然，此其事遠矣。
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
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财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
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财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内外征讨，亦不大屈。
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榷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緻之。
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财為病非若今世也。
雖然，此其事遠矣。
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
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煩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
雖然，此其事遠矣。
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
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
而唐之武功最多，辟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
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
緻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财而能之也決矣。
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财少為患也。
故财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
非如今日以一财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锱铢，譬若慵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己者也。
以财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於今日。
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内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
習為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吏，而謂之有能。
陛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
故臣以為不究古者财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謬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财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
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财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财之匮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财用之權為最急。
既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财在上也。
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财為患。
及祥符、天禧以後，内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
夫當仁宗四十二年，号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财為慮矣。
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己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複取，皆甘心於不能。
所謂精悍驵儈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為事。
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
是以熙甯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征之。
蓋财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甯、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
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并鬥，竭力相奉。
不幸黨與異同，屢複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
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悫任饋饷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缗而已。
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
況乎大将殖私，軍食自制，無複承統。
轉運所至，剗刷攫拏。
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将五百，追捉鄉戶，号痛無告，贓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己利。
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籴，皆同常賦，於是言财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财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
自是以後，辛己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辄增，既增之後，不可複減。
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财，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甯、元豐以後，随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甯又再倍矣。
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馀萬缗，其大半不可鈎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财賦，視宣和又再倍矣。
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
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财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
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
古者财愈少而有馀，今者财愈多而不足。
然則善為國者，将從其少而治且有馀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
四患去則财少，财少則有馀，有馀則逸，有馀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少改矣。
" 右《水心外稿》所上《财總論》二篇，足以見曆代理财之大概，及中興以後财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備載之於《國用考》之終。
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折帛錢，則各具本門。
王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
系幫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宮禁非泛之費。
并将校、衛卒、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禦前樁管激賞庫。
紹興休兵後，秦桧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币
"诏戶部措置。
其後，戶部言："諸路州軍，歲起上供諸色窠名錢帛，各有條限。
年額數目，本部每年預期行下，逐路監司及州軍，依限催納。
其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稅租、課利旁通，系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内不到路分，次年附進。
今來張敦實等奏陳，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造冊，正月進呈。
緣諸路州軍，地裡遠近不同，竊慮次年正月未能盡實申到，若候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
今欲立式，遍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每歲應於合發上供窠名錢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鈎考發納，歲終開具造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詣阙投進，降付戶部參考；将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
"上曰："如此措置，甚善。
"從之。
是年，宰執進呈戶部收支細數，見管隻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乃二百八十馀萬。
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盡斂以歸國，而财賦之藏於州縣如此。
淳熙十年，诏左藏南庫撥隸戶部。
嘗試考昔驗今：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馀萬。
天禧末，歲入三千六百馀萬。
嘉祐歲入三千六百八十馀萬。
熙甯歲入五千六十馀萬。
甯宗時，歲入六千馀萬。
然則土地之廣狹，财賦之多少可以考矣。
司版曹之計者，尚忍求詳生财之方乎？ 葉適《應诏條奏财總論》曰："财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
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
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
夫财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喾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
然總、稭、米、粟，不及於五百裡之外；九州之貢入，貢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
周公之為周治其财用，視舜、禹則已詳；然王畿千裡之外，法或不及，千裡之内，猶不盡取。
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币鑄金以權之。
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财少為患而以财多為功也。
雖然，此其事遠矣。
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
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财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
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财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内外征讨，亦不大屈。
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榷征算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以緻之。
蓋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财為病非若今世也。
雖然，此其事遠矣。
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
且其運祚迫蹙，禍變煩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
雖然，此其事遠矣。
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
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
而唐之武功最多，辟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
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
緻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财而能之也決矣。
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财少為患也。
故财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舍，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
非如今日以一财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锱铢，譬若慵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己者也。
以财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甚乃至於今日。
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内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
習為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吏，而謂之有能。
陛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
故臣以為不究古者财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謬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财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
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财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财之匮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财用之權為最急。
既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财在上也。
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财為患。
及祥符、天禧以後，内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
夫當仁宗四十二年，号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财為慮矣。
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己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複取，皆甘心於不能。
所謂精悍驵儈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為事。
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
是以熙甯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征之。
蓋财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甯、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
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并鬥，竭力相奉。
不幸黨與異同，屢複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
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悫任饋饷之責者，鹽鈔數十萬缗而已。
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
況乎大将殖私，軍食自制，無複承統。
轉運所至，剗刷攫拏。
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将五百，追捉鄉戶，号痛無告，贓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己利。
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籴，皆同常賦，於是言财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财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為甚也。
自是以後，辛己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辄增，既增之後，不可複減。
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财，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甯、元豐以後，随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甯又再倍矣。
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馀萬缗，其大半不可鈎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财賦，視宣和又再倍矣。
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
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财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
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
古者财愈少而有馀，今者财愈多而不足。
然則善為國者，将從其少而治且有馀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
四患去則财少，财少則有馀，有馀則逸，有馀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少改矣。
" 右《水心外稿》所上《财總論》二篇，足以見曆代理财之大概，及中興以後财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備載之於《國用考》之終。
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折帛錢，則各具本門。
王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
系幫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宮禁非泛之費。
并将校、衛卒、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禦前樁管激賞庫。
紹興休兵後，秦桧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