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國用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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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萬數。
欲将六路上供斛鬥，并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
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籴，歉不代發。
方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逾時。
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至沿流鄉保悉緻騷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
又鹽法已壞，回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随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歎也。
" 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為直達，歲運僅足。
自開歲綱運，不至兩河，所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為策？令臣詢訪措置以聞。
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
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
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澀，遂緻中都糧儲不繼，仰煩聖訓，丁甯訓饬，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複，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
仍乞先自泗州為始，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
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蓄，取旨立法轉般，以為永法。
"诏："稹所陳利害甚明，并可依奏。
候睦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
"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籴於揚；宿、毫有米，則可籴於泗。
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
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籴本歲五百萬缗，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
乞将經制司措置地契、賣糟、量添七色等錢，以樁充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
"六月，诏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貫，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呂淙、盧知原均斛鬥，專充應副轉般。
令尚書省措置取旨。
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诏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為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給中都。
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趨，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為轉輪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诏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馀赴京師。
二年八月，诏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甯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路及川綱并赴行在。
又诏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甯府送納。
三年閏八月，又诏諸路綱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并赴行在所。
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饷淮東，以江西之粟饷淮西，荊湖之粟饷嶽、鄂、荊南。
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将輸，而歸其馀行在，錢帛亦然。
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楫不願藏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
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腳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複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為民害也。
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将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泸叙嘉黔間自造官舟。
又揆道裡之遠近，灘碛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閘，開浚河道。
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馀千緻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
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内郡，募舟挽之，人以為便。
然嘉陵江險，灘碛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澀，終歲之運，殆莫能給。
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争之，且言："宣司己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忍複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
總所委官就籴於沿流諸郡，複就興、利、阆州置場，聽客人中賣。
又減成都水運對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
綱運之官，其責繁難，人以為憚。
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少欠，許籴填補足，其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
後來獻說者止欲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百石論之，五釐止五鬥耳，使之全無侵蠹，當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
於是戶部言："乞将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籴填。
" 孝宗淳熙元年，诏："不以所欠多少，并與放除。
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
其折帛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借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豁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
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己足，許保明叙複。
"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
"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裡而為都，公侯中百裡而為都。
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裡；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裡。
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
雖如《禹貢》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币帛九貢之法。
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
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争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之法，然所論者尚隻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
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裡，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裡，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裡，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裡饋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裡、五十裡，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
惟是後來，秦并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
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锺緻一石者。
地裡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
後來曆代最盛，無如漢、唐。
在漢初，高後、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
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
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
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
至漢武帝時，亦大概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
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
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
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其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
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
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己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
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
且如漢漕系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
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隻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
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
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
所謂宗廟、社飨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
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
當時有如吐蕃、回纥為亂，所用猶多。
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
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輸，水次各自置倉。
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
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
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
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
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
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
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
三節最重者京口。
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
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
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緻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
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
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
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
京東粟自廣濟河至京師。
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
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
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
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
此宋朝之大略如此。
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
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卻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
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
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
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裡隻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
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号曰真州。
運法未壞，諸州船隻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
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
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付，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
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
是時奸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
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奸計。
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
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
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欲将六路上供斛鬥，并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
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籴，歉不代發。
方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逾時。
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至沿流鄉保悉緻騷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
又鹽法已壞，回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随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歎也。
" 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為直達，歲運僅足。
自開歲綱運，不至兩河，所籴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為策？令臣詢訪措置以聞。
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
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般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
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澀，遂緻中都糧儲不繼，仰煩聖訓，丁甯訓饬，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複，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
仍乞先自泗州為始，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
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蓄，取旨立法轉般，以為永法。
"诏："稹所陳利害甚明，并可依奏。
候睦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
"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籴於揚；宿、毫有米，則可籴於泗。
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
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籴本歲五百萬缗，支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
乞将經制司措置地契、賣糟、量添七色等錢，以樁充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
"六月，诏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貫，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呂淙、盧知原均斛鬥，專充應副轉般。
令尚書省措置取旨。
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诏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為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給中都。
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趨，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為轉輪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诏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馀赴京師。
二年八月，诏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江甯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路及川綱并赴行在。
又诏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甯府送納。
三年閏八月，又诏諸路綱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帛并赴行在所。
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饷淮東，以江西之粟饷淮西，荊湖之粟饷嶽、鄂、荊南。
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将輸，而歸其馀行在，錢帛亦然。
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楫不願藏舟，自廢其田而不願有田。
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腳糜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複拘留人船之戒，慮擄船之為民害也。
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将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泸叙嘉黔間自造官舟。
又揆道裡之遠近，灘碛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閘，開浚河道。
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馀千緻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
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内郡，募舟挽之，人以為便。
然嘉陵江險，灘碛相望，夏苦漲流，冬阻淺澀，終歲之運，殆莫能給。
玠再欲陸運，帥臣邵溥争之，且言："宣司己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忍複使之陸運乎！"乃卒行水運。
總所委官就籴於沿流諸郡，複就興、利、阆州置場，聽客人中賣。
又減成都水運對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
綱運之官，其責繁難，人以為憚。
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少欠，許籴填補足，其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
後來獻說者止欲從窄減作五釐，且以百石論之，五釐止五鬥耳，使之全無侵蠹，當風揚擲，亦不免五釐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
於是戶部言："乞将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籴填。
" 孝宗淳熙元年，诏："不以所欠多少，并與放除。
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易新，不得就舟支遣。
其折帛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借貸官錢收買物貨無償，許估賣出豁其金銀錢帛色額；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
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己足，許保明叙複。
"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
"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裡而為都，公侯中百裡而為都。
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裡；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裡。
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
雖如《禹貢》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币帛九貢之法。
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
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争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之法，然所論者尚隻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
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裡，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裡，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裡，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裡饋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裡、五十裡，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
惟是後來，秦并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
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锺緻一石者。
地裡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
後來曆代最盛，無如漢、唐。
在漢初，高後、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
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
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
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
至漢武帝時，亦大概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
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
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
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其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
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
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己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
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
且如漢漕系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
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隻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
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
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
所謂宗廟、社飨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
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
當時有如吐蕃、回纥為亂，所用猶多。
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
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輸，水次各自置倉。
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
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
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
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
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
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
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
三節最重者京口。
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
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
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緻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
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
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
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
京東粟自廣濟河至京師。
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
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
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
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
此宋朝之大略如此。
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
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卻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
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
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
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裡隻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
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号曰真州。
運法未壞，諸州船隻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
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
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付，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
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
是時奸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
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奸計。
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
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
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