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田賦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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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經常之法。
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為二千五百人為師，亦是一時權時之役。
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詩所謂'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
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為農，有事則征役。
至漢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幹戈之征。
及至魏晉，有戶調之名，凡有戶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
後魏亦謂之戶調，在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疋，在北齊則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則一床，未娶者則半床。
當時有戶調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
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
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
至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重或輕，要之規摹尚不失舊。
德宗時，楊炎為相，以戶籍隐漏，徵求煩多，變而為兩稅之法。
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複見。
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間雖号為整辦，然取大曆中科徭最多以為數，雖曰自所稅之外并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為千古之罪人。
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曆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
要得複古，田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複田租，荀悅論豪民收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
田制不定，雖欲複古，其道無由。
兵制不複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上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
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而成。
要之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
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
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
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
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
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
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随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
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
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
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
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
自是相承，戶稅皆重。
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
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概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
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隻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
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绫錦諸物為庸、調。
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
中葉以後，法制隳弛。
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
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複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
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
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绫帛而輸錢。
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
此乃掊刻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
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為切當，然必欲複租、庸、調之法，必先複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
又曆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為厚薄。
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
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缪？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
宣公所謂："計估算缗，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為奸，毆之避役。
"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
蓋力田務本與商量逐末，皆足以緻富。
雖曰逐末者易於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隻視田而賦之，未嘗别有戶口之賦。
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别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
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複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
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
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為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
東漢極盛之時，為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載之數，據《東漢書 郡國志》，計戶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則多《通典》五百八十三萬有奇，是又盛於前漢矣。
）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為才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
蓋戰争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
然晉太康時，九州攸同，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為戶隻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
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者，固難稽據，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隻五百馀萬，則混南北言之，才六百萬。
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
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才及其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頓重，則版籍容有隐漏不實，固其勢也。
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為不明，或稱僑寄，或冒勳閥，或以三五十戶為一戶苟避科役，是以戶數彌少。
隋唐混一之後，生齒宜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皇、貞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
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
夫不課者鳏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蔭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鳏寡、廢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
然則以戶口定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奸僞矣。
又按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二頃有馀。
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戶日削於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
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馀，并緣為弊，而版籍難憑。
杜氏《通典》以為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才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
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為然也。
漢之時，戶口之賦
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為二千五百人為師，亦是一時權時之役。
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詩所謂'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
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為農，有事則征役。
至漢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幹戈之征。
及至魏晉，有戶調之名，凡有戶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
後魏亦謂之戶調，在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疋，在北齊則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則一床，未娶者則半床。
當時有戶調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
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
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
至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重或輕，要之規摹尚不失舊。
德宗時，楊炎為相，以戶籍隐漏，徵求煩多，變而為兩稅之法。
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複見。
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間雖号為整辦，然取大曆中科徭最多以為數，雖曰自所稅之外并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為千古之罪人。
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曆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
要得複古，田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複田租，荀悅論豪民收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
田制不定，雖欲複古，其道無由。
兵制不複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上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
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而成。
要之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
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
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
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
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
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
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随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
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
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
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
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
自是相承，戶稅皆重。
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
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概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
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隻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
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绫錦諸物為庸、調。
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
中葉以後，法制隳弛。
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
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複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
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
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绫帛而輸錢。
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
此乃掊刻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
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為切當，然必欲複租、庸、調之法，必先複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
又曆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為厚薄。
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
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缪？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
宣公所謂："計估算缗，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為奸，毆之避役。
"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
蓋力田務本與商量逐末，皆足以緻富。
雖曰逐末者易於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隻視田而賦之，未嘗别有戶口之賦。
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别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
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複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
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
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為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
東漢極盛之時，為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
）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為才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
蓋戰争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
然晉太康時，九州攸同，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為戶隻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
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者，固難稽據，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隻五百馀萬，則混南北言之，才六百萬。
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
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才及其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頓重，則版籍容有隐漏不實，固其勢也。
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為不明，或稱僑寄，或冒勳閥，或以三五十戶為一戶苟避科役，是以戶數彌少。
隋唐混一之後，生齒宜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皇、貞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
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
夫不課者鳏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蔭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鳏寡、廢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
然則以戶口定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奸僞矣。
又按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二頃有馀。
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戶日削於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
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馀，并緣為弊，而版籍難憑。
杜氏《通典》以為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才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
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為然也。
漢之時，戶口之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