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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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中，王伯庸為編排官，其内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為第二。
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人，其它諸親不禁也。
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
楊用修作狀頭，天下不以為私，與江陵諸子異矣。
萬曆癸未，蘇工部浚人闱，取李相公廷機為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然蘇取之不以為嫌，李魁天下而人無問言，公也。
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蜂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
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未為失人，但心迹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 ○北卷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
夫北人，自宋時即雲：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于文辭聲律。
況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矣。
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為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
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
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
後見庸師應生，欲速其成，多為删抹，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
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二經》注疏為何物也。
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絕不至于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
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
非大有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無田甫田，維善驕驕”之歎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诏内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谏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
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士子，性樸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
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
”其亦漢人之意也與？○糊名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
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好為主，如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
考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
武後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
貞元中，陸贽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于翰林學士梁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
”果如其言。
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迸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傳》，此知其賢而進之也。
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绌。
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
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
”帝然之。
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于詩賦。
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
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滈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
由是累年不第。
羅隐有詩名，尤長于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
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
《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
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
其所取者不複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托，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
”《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
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
後居近待，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
”《山堂考索》同。
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于朝廷。
故《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
”而範仲淹、蘇頌之議，并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考其素行，以漸複兩漢選舉之舊。
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為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
後之人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胸，不能起而更張之矣。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使一事，不合人清流者，雖薄有詞藝，并不得申送。
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并貶降。
”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焉。
今則藉口于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由知其人也。
”是教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為之追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
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薦達，謂之通榜。
故其取人也，畏于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于權勢，或撓于親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
若賢者臨之，則不然。
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
韓文公《與詞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于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問矣。
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迸賢。
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
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此四者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于有成而後止可也。
沈杞、張宏。
尉遲汾、李紳、張後馀、李翊，皆出群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
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
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
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阙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馀則王皆與謀焉。
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
”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
按《摭言》雲：“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慘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于亻參，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徐不出五年内皆捷。
”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纾、沈妃、李翊登第。
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
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
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
元和元年，崔下放李紳。
三年，又放張後馀、張弘。
皆與《摭言》合。
○搜索《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堤防，索其書策。
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搞辭，深昧求賢之意也。
及試進士，請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床，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 《舒元輿傳》“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于此者。
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
羅棘遮截，疑其為好，非所以求忠直也。
’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隐，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椠而出者。
然狡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亞，而犯者衆，桁楊之辱不足以盡辜。
如主司真具别鑒，懷藏滿箧，亦複何益？故搜索之法，隻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這所長也。
’”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好之法有馀。
宋元初，禦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于長者之行應于上。
若以小人遇之，彼将以小人自為矣。
況以此行于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為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緻也。
”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于解發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
放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
’從之。
”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
鼓噪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仿而行之者乎？”○座主門主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
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
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
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庭，必為國器。
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為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
臣等議，今日以往，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谒，于有司宅置宴。
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并望勒停。
”奉敕宜依。
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為恩門，及以登第為門生。
門生者，門弟子也，顔、闵、遊、夏等并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
大朝所命，春官不會。
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
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诏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為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
劉克莊《跋陸放翁帖》雲：“餘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
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迹，大父則雲‘上覆伯恭兄’，成公則雲‘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
”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
而至于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其朋黨之禍亦不減于唐時矣。
唐時風俗之敝，楊複恭至謂昭宗為門生天子。
唐崔佑甫議，以為自漢徐孺子于故舉主之喪，徒步千裡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于傳繼非可也，曆代莫之非也。
漢書·樊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
”當時即有此說。
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
于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舍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
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
夫參佐之于舉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陶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
若科場取士，隻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于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抵磐互，官方為之濁亂，士習為之頹靡，其與漢人笃交念故之誼抑何遠哉！ 《風俗通》記弘農太守吳匡，為司空王瓊所舉。
班诏勸耕，道于渑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辇車還府。
論之曰
慶曆中，王伯庸為編排官，其内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為第二。
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人，其它諸親不禁也。
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
楊用修作狀頭，天下不以為私，與江陵諸子異矣。
萬曆癸未，蘇工部浚人闱，取李相公廷機為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然蘇取之不以為嫌，李魁天下而人無問言，公也。
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蜂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
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未為失人，但心迹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
” ○北卷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
夫北人，自宋時即雲：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于文辭聲律。
況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矣。
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人全不為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二人。
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
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
後見庸師應生，欲速其成，多為删抹，而北方則有全不讀者。
欲令如前代之人，參伍諸家之注疏而通其得失，固數百年不得一人，且不知《十二經》注疏為何物也。
間有一、二、五經刻本，亦多脫文誤字，而人亦不能辨，此古書善本絕不至于北方，而蔡虛齋、林次崖諸經學訓诂之儒皆出于南方也。
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
非大有為之君作而新之，不免于“無田甫田，維善驕驕”之歎也。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诏内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谏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科之法也。
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士子，性樸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
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
”其亦漢人之意也與？○糊名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
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好為主，如彌封、謄錄一切之制是也。
考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
武後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
貞元中，陸贽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于翰林學士梁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
”果如其言。
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迸士東都，吳武陵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傳》，此知其賢而進之也。
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绌。
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
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
”帝然之。
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于詩賦。
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
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滈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
由是累年不第。
羅隐有詩名，尤長于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
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
《宋史·陳彭年傳》言：“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
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
其所取者不複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托，然置甲等者或非人望。
”《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
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
後居近待，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
”《山堂考索》同。
蓋昔之取士，雖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于朝廷。
故《王旦傳》言：“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
”而範仲淹、蘇頌之議，并欲罷彌封、謄錄之法，使有司考其素行，以漸複兩漢選舉之舊。
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為數百年之成法，無怪乎繁文日密，而人材日衰。
後之人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胸，不能起而更張之矣。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進士，如迹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使一事，不合人清流者，雖薄有詞藝，并不得申送。
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并貶降。
”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焉。
今則藉口于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由知其人也。
”是教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為之追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
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薦達，謂之通榜。
故其取人也，畏于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于權勢，或撓于親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
若賢者臨之，則不然。
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
韓文公《與詞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于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問矣。
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迸賢。
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
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群玉此四者皆可以當首薦而極論者，期于有成而後止可也。
沈杞、張宏。
尉遲汾、李紳、張後馀、李翊，皆出群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
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
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
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阙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馀則王皆與謀焉。
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
”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
按《摭言》雲：“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慘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于亻參，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徐不出五年内皆捷。
”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纾、沈妃、李翊登第。
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
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
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
元和元年，崔下放李紳。
三年，又放張後馀、張弘。
皆與《摭言》合。
○搜索《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堤防，索其書策。
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搞辭，深昧求賢之意也。
及試進士，請于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于床，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 《舒元輿傳》“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未有輕于此者。
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
羅棘遮截，疑其為好，非所以求忠直也。
’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探隐，無所不至，士至露頂跣足以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投椠而出者。
然狡僞之風所在而有，試者亞，而犯者衆，桁楊之辱不足以盡辜。
如主司真具别鑒，懷藏滿箧，亦複何益？故搜索之法，隻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這所長也。
’”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好之法有馀。
宋元初，禦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于長者之行應于上。
若以小人遇之，彼将以小人自為矣。
況以此行于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為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緻也。
”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于解發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
放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
’從之。
”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
鼓噪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仿而行之者乎？”○座主門主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
自中唐以後，遂有朋黨之禍。
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
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庭，必為國器。
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為朋比？所以時風浸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
臣等議，今日以往，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谒，于有司宅置宴。
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并望勒停。
”奉敕宜依。
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為恩門，及以登第為門生。
門生者，門弟子也，顔、闵、遊、夏等并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
大朝所命，春官不會。
教誨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
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诏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目為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
劉克莊《跋陸放翁帖》雲：“餘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
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迹，大父則雲‘上覆伯恭兄’，成公則雲‘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
”尋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
而至于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其朋黨之禍亦不減于唐時矣。
唐時風俗之敝，楊複恭至謂昭宗為門生天子。
唐崔佑甫議，以為自漢徐孺子于故舉主之喪，徒步千裡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于傳繼非可也，曆代莫之非也。
漢書·樊傳》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
”當時即有此說。
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
于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舍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
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
夫參佐之于舉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陶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
若科場取士，隻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于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抵磐互，官方為之濁亂，士習為之頹靡，其與漢人笃交念故之誼抑何遠哉！ 《風俗通》記弘農太守吳匡，為司空王瓊所舉。
班诏勸耕，道于渑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辇車還府。
論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