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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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史》于灤州下雲：“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
”亦誤也。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日“北兵”、“北主”。
昴為胡星，改為“北星”。
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為“敵”。
至以金鹵為“金敵”。
【原注】《陳惟胡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谕魯公，堪矜守禮之國。
”《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诏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請書之無諱。
朝廷從之。
”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 ○遼史《宋史·富粥傳》言：“使契丹，争‘獻’‘納’二字，聲色俱厲。
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複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
’朝廷竟以‘納’字與之。
”《遼史·興宗紀》亦雲：“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
”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币以易十縣。
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
六符曰：‘本朝兵強将勇，人人願從事于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從之，歲币稱貢。
”《耶律仁先傳》亦同。
二史并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
○金史《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然其中多重見而涉于繁者。
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
《晉書》載王隐谏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為文繁矣。
”正同此病。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餘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為失當。
幽蘭之缢，承麟谥之曰“哀宗”，息州行省溢之曰“昭宗”，史從哀宗為定。
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複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
傳》。
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
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
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
宋濂《序》雲：“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濂、臣衤韋總裁。
二年二月丙寅開局。
八月癸酉書成。
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
”順帝時無《實錄》可征，因未得為完書。
上複诏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
三年二月乙醜開局，七月丁亥書成。
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
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
總裁仍濂、衤韋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熏終始其事。
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缜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難糾駁。
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
”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
乃曆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
洪武中，嘗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
”“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
”是三年尚未升州，預書為州者誤。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淩犯，而《本紀》複詳書之，不免重出。
《志》未雲：“餘見《本紀》。
”亦非體。
諸《志》皆案牍之文，并無熔範。
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裡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牍中之稱謂也。
《張桢傳》有《複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
”此謂明太祖也。
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诽謗之言，鹹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于此書見之矣。
《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内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
其時國号未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
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
○通鑒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雲：‘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通鑒》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為不告好之罪。
《本傳》又雲：‘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通鑒》削之。
《本傳》又雲：‘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
’《通鑒》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
”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
《通鑒》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王元年為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
又八年，燕王哙讓國于相子之。
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哙。
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己為王之十二年。
而孟子書“吾甚慚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于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數邪？《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為太仆禦出。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慶于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即對。
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
《通鑒》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鑒》：“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将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
又人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
”夫曰“國韓安國壁”，其為漁陽可知，而雲“又入漁陽”，則疏矣。
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雲：“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将軍安國。
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
會燕救至，匈奴引去。
”其文精密如此。
《通鑒》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
”《通鑒》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
”《考異》引《宣紀》雲：“三月行幸甘泉。
”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複言軍旅。
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
此非爾所及。
”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
《通鑒》乃書于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缰尚為太子，亦為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裡，以避底柱之險。
”按《舊唐書·李泌傳》并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
開三門北山十八裡，以避湍險。
自江淮而溯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
”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大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辟三門巅輸岩險之地。
俾負索引艦，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
天寶三載，韋堅代蕭靈，以水作廣運潭于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
”是則北運始于耀卿，尚陸行十八裡；河運始于齊物，則直達于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複鑿三門之事。
○通鑒不載文人李因笃語予：“《通鑒》不載文人。
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争光’，而不得書于《通鑒》。
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于簡牍矣。
”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翰林學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對，因面授禦史中丞。
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
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
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
”亦誤也。
元人作《宋史》，于《天文志》中，如“胡兵大起”、“胡主憂”之類，改日“北兵”、“北主”。
昴為胡星，改為“北星”。
惟“北河”下“一曰胡門”，則不能改也，仍其文。
書中凡“鹵”字皆改為“敵”。
至以金鹵為“金敵”。
【原注】《陳惟胡栓二書不改。
◎阿魯圖進宋史表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厥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谕魯公，堪矜守禮之國。
”《金史·忠義傳》序曰：“聖元诏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前代之臣忠于所事者，請書之無諱。
朝廷從之。
”此皆宋世以來尊經儒重節義之效，其時之人心風俗猶有三代直道之遺，不獨元主之賢明也。
齊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
” ○遼史《宋史·富粥傳》言：“使契丹，争‘獻’‘納’二字，聲色俱厲。
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複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
’朝廷竟以‘納’字與之。
”《遼史·興宗紀》亦雲：“感富弼之言，和議始定。
”而《劉六符傳》則曰：“宋遣使，增歲币以易十縣。
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
六符曰：‘本朝兵強将勇，人人願從事于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将何及？’宋乃從之，歲币稱貢。
”《耶律仁先傳》亦同。
二史并脫脫監修，而不同如此。
○金史《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亦頗可觀，然其中多重見而涉于繁者。
孔毅父《雜說》謂：“自，昔史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
《晉書》載王隐谏祖約奕棋一段，兩傳俱出，此為文繁矣。
”正同此病。
《海陵諸子傳》贊當引楚靈王曰：“餘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而反引荀首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似為失當。
幽蘭之缢，承麟谥之曰“哀宗”，息州行省溢之曰“昭宗”，史從哀宗為定。
而《食貨志》末及《百官志》複有義宗之稱，不著何人所上。
金與元連兵二十餘年，書中雖稱大元，而内外之旨截然不移，是金人之作非元人之作，此其所以為善。
承麟即位不過一二日，而史猶稱之為末帝。
傳》。
其與宋之二王削其帝号者絕異，故知非一人之筆矣。
○元史《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
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
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
宋濂《序》雲：“洪武元年十二月，诏修《元史》，臣濂、臣衤韋總裁。
二年二月丙寅開局。
八月癸酉書成。
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
”順帝時無《實錄》可征，因未得為完書。
上複诏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
三年二月乙醜開局，七月丁亥書成。
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
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
總裁仍濂、衤韋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熏終始其事。
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疏忽之咎矣；昔宋吳缜言：“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難糾駁。
審定刊修，然後下朝臣博議，可否如此。
”則初修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為完書，可以傳久。
乃曆代修史之臣皆務苟完，右文之君亦多倦覽，未有能行其說者也。
洪武中，嘗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不傳。
《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以興、松、雲三州隸上都。
”“四年五月，升上都路望雲縣為雲州，松山縣為松州。
”是三年尚未升州，預書為州者誤。
《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
《天文志》既載月五星淩犯，而《本紀》複詳書之，不免重出。
《志》未雲：“餘見《本紀》。
”亦非體。
諸《志》皆案牍之文，并無熔範。
如《河渠志》言“耿參政”、“阿裡尚書”，《祭祀志》言“田司徒”、“郝參政”，皆案牍中之稱謂也。
《張桢傳》有《複擴廓帖木兒書》曰：“江左日思薦食上國。
”此謂明太祖也。
晉陳壽《上諸葛孔明集表》曰：“伏惟陛下遠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诽謗之言，鹹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于此書見之矣。
《石抹宜孫傳》上言“大明兵”，下言“朝廷”，朝廷謂元也，内外之辭明白如此。
《順帝紀》：“大明兵取太平路”，“大明兵取集慶路”。
其時國号未為大明，曰大明者，史臣追書之也。
古人記事之文有不得不然者類如此。
○通鑒呂東萊《大事記》曰：“《史記·商君本傳》雲：‘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通鑒》削不告奸者一句，而以匿奸之罪為不告好之罪。
《本傳》又雲：‘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通鑒》削之。
《本傳》又雲：‘名田宅臣妾者以家次。
’《通鑒》削‘以家次’三字，皆當以《本傳》為正。
” 《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
《通鑒》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今按《史記》王元年為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
又八年，燕王哙讓國于相子之。
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哙。
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己為王之十二年。
而孟子書“吾甚慚于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于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于十年之成數邪？《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為太仆禦出。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慶于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即對。
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
《通鑒》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
《通鑒》：“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将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
又人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
”夫曰“國韓安國壁”，其為漁陽可知，而雲“又入漁陽”，則疏矣。
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雲：“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将軍安國。
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
會燕救至，匈奴引去。
”其文精密如此。
《通鑒》改之不當。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
”《通鑒》改之曰：“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
”《考異》引《宣紀》雲：“三月行幸甘泉。
”而《宣紀》本無此文，不知溫公何所據？ 光武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複言軍旅。
皇太子嘗問軍旅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
此非爾所及。
”據《後漢書》本文，皇太子即明帝也。
《通鑒》乃書于建武十三年，則東海王缰尚為太子，亦為未允。
唐德宗貞元二年：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裡，以避底柱之險。
”按《舊唐書·李泌傳》并無此事，而《食貨志》曰：“開元二十二年八月，玄宗從京兆尹裴耀卿之言，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柏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西鹽倉。
開三門北山十八裡，以避湍險。
自江淮而溯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京師，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
”又曰：“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大守李齊物鑿三門山以通運，辟三門巅輸岩險之地。
俾負索引艦，升于安流，自齊物始也。
天寶三載，韋堅代蕭靈，以水作廣運潭于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
”是則北運始于耀卿，尚陸行十八裡；河運始于齊物，則直達于長安也，下距貞元四十五年，無緣有李泌複鑿三門之事。
○通鑒不載文人李因笃語予：“《通鑒》不載文人。
如屈原之為人，太史公贊之謂‘與日月争光’，而不得書于《通鑒》。
杜子美若非‘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則姓名亦不登于簡牍矣。
”予答之曰：“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丁居晦為翰林學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對，因面授禦史中丞。
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
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
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如君之言，其識見殆出文宗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