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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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未風俗《春秋》終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
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
《左傳》以是終焉。
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
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
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為之茫昧。
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
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
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間。
史之阙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
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馀弊，貪饕險波，不閑義理。
”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劄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複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借其未純乎道也。
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右之間為優矣。
嗟乎，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
餘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
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雲：“男女禮順，慎遵職事。
昭隔内外，靡不清淨。
”在褐石門則雲：“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如此而已。
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
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挈誠。
夫為寄瑕，殺之無罪，男秉義程。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
”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勾踐栖于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善，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
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
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饩。
《内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
”《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淫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
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複禁其淫。
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
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
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并提而論，且不著之于燕、齊，而獨著之于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于三王也。
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兩漢風俗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于天下。
光武有鑒于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
至其未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锢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故範晔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
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
可謂知言者矣。
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躍馳之士。
觀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于是權詐疊進，好逆萌生。
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複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梯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
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
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馀。
後之人君将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
講論經義，常至夜分。
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為世法。
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
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于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
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
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為立佳傳。
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 ○正始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
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将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
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于洛下。
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
自此以後，競相祖述。
如《晉書》言王敦見衛，謂長史謝鲲曰：“不意永嘉之末，複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
《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日鹹、日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馀風。
”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
”《南齊書》占袁粲言于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
”《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
”其為後人企慕如此。
然而《晉書·儒林傳序》雲：“擯阙裡之典經、習正始之馀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
此則虛名雖被于時流，笃論未忘乎學者。
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為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為開晉之始。
以至國亡于上，教淪于下。
羌、戎互僭，君臣屢易。
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謂之亡國。
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
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于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于禽獸者也。
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于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人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
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
”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于率天下而無父者也。
夫紹之于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馀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于晚上，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于天下。
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後知保其國。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世風俗《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于五季變化殆盡。
宋之初興，範質、王溥猶有馀憾。
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向。
真、仁之世，田錫、王禹、範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谠論倡于朝。
于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
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
及宋之亡，忠節相望。
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
《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于上，則複生于下矣。
人君禦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
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
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
及神宗朝荊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鋤異己之輩。
鄧绾、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
幹進之流，乘機抵隙。
馴至紹聖、崇甯，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
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心為朝廷之害。
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曆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位而不可反矣。
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
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
”此可謂知言者也。
《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為崇甯者，豈非荊公教揉之效哉。
《蘇轼傳》：“熙甯初，安石創行新法，拭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
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
考其成功，則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馀。
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
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徕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
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
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
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
’”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複也。
《東軒筆錄》：“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遂選用新進，侍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台閣内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
及出知江甯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
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荊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
尋荊公再召，鄧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
故荊公表有雲‘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
’蓋謂是也。
既而惠卿出毫州，荊公複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機謀，而又死，知道之難行也，于是慨然複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
久之，得會靈觀使。
”其發明荊公情事，至為切當。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人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
”迹荊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土習、蠢民生，而已亦不飨其利。
《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
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
于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
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
《左傳》以是終焉。
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
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
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為之茫昧。
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
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
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間。
史之阙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
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馀弊，貪饕險波，不閑義理。
”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劄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複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借其未純乎道也。
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右之間為優矣。
嗟乎，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
餘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
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雲：“男女禮順，慎遵職事。
昭隔内外，靡不清淨。
”在褐石門則雲：“男樂其疇，女修其業。
”如此而已。
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
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挈誠。
夫為寄瑕，殺之無罪，男秉義程。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
”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勾踐栖于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善，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
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
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
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饩。
《内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
”《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淫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
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複禁其淫。
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
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
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并提而論，且不著之于燕、齊，而獨著之于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于三王也。
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兩漢風俗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于天下。
光武有鑒于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
至其未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锢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故範晔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
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
可謂知言者矣。
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躍馳之士。
觀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于是權詐疊進，好逆萌生。
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複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梯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
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
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馀。
後之人君将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
講論經義，常至夜分。
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為世法。
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
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于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
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
以其文采富而交遊多，故後人為立佳傳。
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 ○正始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
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将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
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于洛下。
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
自此以後，競相祖述。
如《晉書》言王敦見衛，謂長史謝鲲曰：“不意永嘉之末，複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
《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日鹹、日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馀風。
”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
”《南齊書》占袁粲言于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
”《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
”其為後人企慕如此。
然而《晉書·儒林傳序》雲：“擯阙裡之典經、習正始之馀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
此則虛名雖被于時流，笃論未忘乎學者。
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為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何為開晉之始。
以至國亡于上，教淪于下。
羌、戎互僭，君臣屢易。
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謂之亡國。
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
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于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于禽獸者也。
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于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人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
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
”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于率天下而無父者也。
夫紹之于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馀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于晚上，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于天下。
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後知保其國。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世風俗《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于五季變化殆盡。
宋之初興，範質、王溥猶有馀憾。
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向。
真、仁之世，田錫、王禹、範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谠論倡于朝。
于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
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
及宋之亡，忠節相望。
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
《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于上，則複生于下矣。
人君禦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
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
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
及神宗朝荊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鋤異己之輩。
鄧绾、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
幹進之流，乘機抵隙。
馴至紹聖、崇甯，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
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心為朝廷之害。
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曆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位而不可反矣。
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
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
”此可謂知言者也。
《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為崇甯者，豈非荊公教揉之效哉。
《蘇轼傳》：“熙甯初，安石創行新法，拭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
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
考其成功，則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馀。
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
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徕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
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
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
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
’”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複也。
《東軒筆錄》：“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遂選用新進，侍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台閣内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
及出知江甯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
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荊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
尋荊公再召，鄧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
故荊公表有雲‘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
’蓋謂是也。
既而惠卿出毫州，荊公複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機謀，而又死，知道之難行也，于是慨然複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
久之，得會靈觀使。
”其發明荊公情事，至為切當。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人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
”迹荊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土習、蠢民生，而已亦不飨其利。
《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
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
于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