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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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作書，乃以編年為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
齊襄公之二年，叟阝瞞伐齊，注雲：“魯桓公之十六年。
”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雲：“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
《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
《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
”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
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工僭号，此為未讀《史記人們又書》者矣。
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鐘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類。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于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
呂氏《考古圖·周陽侯钅複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钅複，容五鬥，重十八斤六兩。
侯治五年五月國鑄第四。
”《文選·魏都賦》劉良往：“文昌殿前有鐘。
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
”魏四年者，曹操為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
直書二十八年”。
自是以下，書日“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應昌”，是時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号加之，深得史法。
疑此出于聖裁，不獨宋、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鑒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号古時人主改元，并從下诏之日為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
《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子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
《晉書·武帝紀》上書“魏鹹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
《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
《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
《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
《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
《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
《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
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醜”。
若此之類，并是據實而書。
至司馬溫公作《通鑒》，患其棼錯，乃創新例，必取末後一号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識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
而于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
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
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
”漢魏以來，雖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
按溫公《通鑒》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
《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
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黃初之号，則非《春秋》之義矣。
豈有舊君尚在，當時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後之為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号，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人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甯。
而下即書雲：“二年三月，右屯衛将軍字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
”按此大業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号，甚為無理。
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
然于《炀帝紀》書十三年，于《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号，後人因謂之革除耳。
《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
且如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诏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
故紀年之法，從古為正，不以一年兩号、三号為嫌。
○年号古今相同《水經注·水下》“千金曷”前雲“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俊雲“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号唐朝一帝改年号者十餘，其見于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
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号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
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枉無别，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号而為一稱。
疏稱正統、正德為“二正”，奉旨“列聖年号昭然，如何說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曆”、“啟祯”，更為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溫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
然漢人己有之。
《史記·大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
”《貨殖傳》：“夫燕亦勃褐之間一都會也。
”注雲：”勃海、碣石。
”《漢書·王莽傳》：“成命于巴宕。
”注雲：“巴郡宕渠縣。
”魏晉以下始多此語。
常琚《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廣。
”是鍵為、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蹑犍。
”是鍵為、二郡。
《魏都賦》：“恒碣砧咢于青霄。
”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濟水為“濟”，《史記》以黃帝，老子為“黃老”，以王喬、赤松子為“喬松”，以伊尹、管仲為“伊管”，以绛侯、灌嬰為“绛灌”。
○孫氏西齋錄唐人作書無所回避。
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
至于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後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義凜然。
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并天後于《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後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後，名禮兩得。
至于姓氏名諱，人宮之由，曆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别纂人《皇後傳》，列于廢後上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後》雲。
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通鑒書改元《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
亦必有逾年而稱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合。
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詞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
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為帝祥興元年，非也。
黃氵晉《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
”蓋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興”。
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隻是改為元年，後人追紀之為中為後耳。
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為“中”，不可一例論也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
齊襄公之二年，叟阝瞞伐齊，注雲：“魯桓公之十六年。
”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雲：“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
《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
《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
”謂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
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工僭号，此為未讀《史記人們又書》者矣。
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鐘銘》“惟王五十六祀”之論，正同此類。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于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
呂氏《考古圖·周陽侯钅複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钅複，容五鬥，重十八斤六兩。
侯治五年五月國鑄第四。
”《文選·魏都賦》劉良往：“文昌殿前有鐘。
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
”魏四年者，曹操為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
直書二十八年”。
自是以下，書日“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應昌”，是時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号加之，深得史法。
疑此出于聖裁，不獨宋、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鑒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号古時人主改元，并從下诏之日為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
《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子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
《晉書·武帝紀》上書“魏鹹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
《宋書“武帝紀》上書“晉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
《文帝紀》上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
《明帝紀》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
《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
《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
《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
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醜”。
若此之類，并是據實而書。
至司馬溫公作《通鑒》，患其棼錯，乃創新例，必取末後一号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識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義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
而于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
及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
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
”漢魏以來，雖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
按溫公《通鑒》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
《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
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黃初之号，則非《春秋》之義矣。
豈有舊君尚在，當時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後之為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号，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人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甯。
而下即書雲：“二年三月，右屯衛将軍字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溫室。
”按此大業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号，甚為無理。
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
然于《炀帝紀》書十三年，于《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号，後人因謂之革除耳。
《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
且如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诏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
故紀年之法，從古為正，不以一年兩号、三号為嫌。
○年号古今相同《水經注·水下》“千金曷”前雲“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俊雲“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号唐朝一帝改年号者十餘，其見于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
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猶一帝之号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
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枉無别，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宏”、“嘉隆”，合兩帝之号而為一稱。
疏稱正統、正德為“二正”，奉旨“列聖年号昭然，如何說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曆”、“啟祯”，更為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溫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
然漢人己有之。
《史記·大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
”《貨殖傳》：“夫燕亦勃褐之間一都會也。
”注雲：”勃海、碣石。
”《漢書·王莽傳》：“成命于巴宕。
”注雲：“巴郡宕渠縣。
”魏晉以下始多此語。
常琚《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廣。
”是鍵為、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蹑犍。
”是鍵為、二郡。
《魏都賦》：“恒碣砧咢于青霄。
”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濟水為“濟”，《史記》以黃帝，老子為“黃老”，以王喬、赤松子為“喬松”，以伊尹、管仲為“伊管”，以绛侯、灌嬰為“绛灌”。
○孫氏西齋錄唐人作書無所回避。
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
至于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後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義凜然。
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并天後于《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後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後，名禮兩得。
至于姓氏名諱，人宮之由，曆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别纂人《皇後傳》，列于廢後上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後》雲。
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通鑒書改元《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
亦必有逾年而稱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合。
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詞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
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為帝祥興元年，非也。
黃氵晉《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
”蓋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興”。
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隻是改為元年，後人追紀之為中為後耳。
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為“中”，不可一例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