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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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行，複禹舊迹，而梁楚之地複甯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郓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彌漫數百裡，河乃自北而東。
”《宋史》：”熙甯八年七月乙醜，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彙于梁山張澤爍。
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
”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
議者欲複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
降及金，元，其勢日趨于南而不可挽。
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
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
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
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于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讀視諸侯。
謂之讀者，獨也，以其獨人于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讀。
”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讀而為一也。
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為并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請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
”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人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
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
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
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于禹，所處之勢乃難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
禹之導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與争利，故水得其性，而無沖決之患。
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
河自大懷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懷以下，水之在地者也。
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
今河南、山東郡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人皆為吾有。
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沖決之患也，故日所空之地狹于禹。
禹之治水随地施功，無所拘礙。
今北有臨清，中有濟甯，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
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
左顧右盼，動則掣時，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
故日所處之勢難于禹。
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
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甯也；不及濟甯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于運也。
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
故日所求之功大于禹。
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
至于今日，而決溢之災無歲不告。
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
水之性合則沖，驟則溢。
故别而疏之，所以殺其沖也，“又北播為九河”是也。
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
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然後鐘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
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于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
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于曹、單之間，乃猶于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于南。
今複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瀕歲決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
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
吾見劉貢父所雲：“别穿一梁山爍者，将在今淮、泅之間。
”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于并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為害。
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
大川無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
”又曰：“内黃界中有澤、方數十裡，環之有堤。
往十馀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
《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于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緻為害。
”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
予行山東巨野、壽張諸邑，古時潴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雲梁山爍僅可十裡，其虛言八百裡，乃小說之惑人耳。
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
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骖錄》曰：“河患有二，日決、日溢。
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
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
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
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裡之地不可。
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仿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
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 按文裕之意，即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
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
難者将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
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決，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
且大漢方制萬裡，豈其與水争咫尺之地哉。
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了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
”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衆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堤，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堤防壅塞”之文。
宋開寶之诏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渎。
至若夏後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随山浚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
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于堤、塞二事。
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鲧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
後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願為鲧，乃國家教之使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彜倫敦也。
因河以為槽者，禹也。
壅河以為漕者，明人也。
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
侵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于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于遊閑無食之人，無所不利。
其不利者，獨業主耳。
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
于是頻年修治，頻年沖決，以馴緻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國家之法使然，彼鬥筲之人焉足責哉。
不獨此也。
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
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
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緻太平。
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宋史》：”熙甯八年七月乙醜，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彙于梁山張澤爍。
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
”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
議者欲複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
降及金，元，其勢日趨于南而不可挽。
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
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
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
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于天地之氣運未必不有所關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讀視諸侯。
謂之讀者，獨也，以其獨人于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讀。
”今以一淮而受黃河之全，蓋合二讀而為一也。
自宋以前，河自人海，尚能為并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請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于淮也哉。
”曩時河水猶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人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
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
以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
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于禹，所處之勢乃難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
禹之導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與争利，故水得其性，而無沖決之患。
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
河自大懷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懷以下，水之在地者也。
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
今河南、山東郡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人皆為吾有。
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沖決之患也，故日所空之地狹于禹。
禹之治水随地施功，無所拘礙。
今北有臨清，中有濟甯，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
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
左顧右盼，動則掣時，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
故日所處之勢難于禹。
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
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甯也；不及濟甯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于運也。
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
故日所求之功大于禹。
繇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
至于今日，而決溢之災無歲不告。
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
水之性合則沖，驟則溢。
故别而疏之，所以殺其沖也，“又北播為九河”是也。
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
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然後鐘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
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橫出于原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
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間，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來之道，而河流總于曹、單之間，乃猶于蘭陽，儀封各開一口而洩之于南。
今複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則瀕歲決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
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
吾見劉貢父所雲：“别穿一梁山爍者，将在今淮、泅之間。
”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壞也，起于并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為害。
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
大川無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
”又曰：“内黃界中有澤、方數十裡，環之有堤。
往十馀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
《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于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緻為害。
”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
予行山東巨野、壽張諸邑，古時潴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雲梁山爍僅可十裡，其虛言八百裡，乃小說之惑人耳。
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
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骖錄》曰：“河患有二，日決、日溢。
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
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
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
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裡之地不可。
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仿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淤沙，由之地中。
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 按文裕之意，即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
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
難者将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
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決，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
且大漢方制萬裡，豈其與水争咫尺之地哉。
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了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
”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衆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堤，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堤防壅塞”之文。
宋開寶之诏亦曰：“朕每閱前書，詳究經渎。
至若夏後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随山浚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
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于堤、塞二事。
箕子答武王之訪，首言鲧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
後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願為鲧，乃國家教之使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彜倫敦也。
因河以為槽者，禹也。
壅河以為漕者，明人也。
故古曰河渠，今日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于河決者。
侵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于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于遊閑無食之人，無所不利。
其不利者，獨業主耳。
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
于是頻年修治，頻年沖決，以馴緻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國家之法使然，彼鬥筲之人焉足責哉。
不獨此也。
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
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
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緻太平。
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