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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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
”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
今宜分境内為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
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則敵不難卻也。
”嗚呼，世言唐亡于藩鎮。
而中葉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滅于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
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于理。
夫弱唐者，諸侯也。
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
然皆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
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
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奸雄或附而起。
德宗世，朱Г、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
憲宗讨蜀平夏，誅蔡夷郓，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歸國也。
武宗将讨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
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
及廣明之後，關東無複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
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内附，王請盟，于是河北之事去矣。
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争，其勢然也。
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後、朱滔據趙、燕，強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爾，安能強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
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 《宋史》：劉平為延路副總管。
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
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
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讨；事已，則兵歸宿衛，将還本鎮。
彼邊方世襲，宜異于此，而誤以朔方李彜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内地。
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裡饋糧，兵民并困矣。
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
一得一失，足以為後人之鑒也，擇其族大有勞者為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以為藩籬之固。
”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
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
方至和之二年，範蜀公為谏院，建言：‘恩州自皇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
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
’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徙舉三二州為之，以一篑障江河，猶無益也。
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晖、楊重勳之事言之。
馮晖，節度靈武；而重勳世有新秦，藩屏西北。
他日晖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勳。
于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
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
太祖于是俾其世襲，每謂邊寇内入，非世襲不克。
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為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讨；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
況複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
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
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
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将兵權，為封建之不可複。
愚竊以為不然。
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
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
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
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内斌知慶，皆十餘載。
韓令坤鎮常山，馬仁守瀛，王彥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鹹累其任。
管榷之得，賈易之權，悉以畀之。
又使得自誘募骁通，以為爪牙，軍中之改俱以便宜從事。
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
深機密策，蓋使人由之而不知爾。
胡為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
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進搗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
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
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下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為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為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于廟堂。
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
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裡，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 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
真宗鹹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
于是知黃州王禹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
太祖、太宗削平僭武備。
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
号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
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
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觊望之心，不得不爾。
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
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
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
望陛下特纡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進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胄，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
”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财，其害至于數百年而未已也。
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祯末年之事乎！ ○輔郡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為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
奉旨嘉納。
下部議覆，事不果行。
《魏書》言：靈太後時，四中郎将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榮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
”靈太後将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
乃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間。
禦史台言：“兵逾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
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複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
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将見于今日。
此臣等所為寒心也。
不攻京師，而縱其别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
願陛下察之。
”契丹。
太祖獎攻幽州，其後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
”後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
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
”夫逾山絕河，深入二三千裡，至于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
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
《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後之為國者盍鑒于斯？ ○邊縣宋元八年，知定州蘇轼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
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
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錄事，謂之頭目。
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
私立賞罰，嚴于官府。
分番巡邏，鋪屋相望。
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
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緻千人。
器甲鞍馬，常若寇至。
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甚畏之。
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
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
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
”奏凡兩上，皆不服。
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于此。
有國家者，能于閑暇之時而為此寓兵于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祯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
○宦官漢和熹鄧後诏中官、近臣，于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
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
若夫巷伯能詩，列于《小雅》；史遊《急就》，著在藝文。
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
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許識字。
永樂以後，此令不行。
宣德中，乃有内書堂之設。
共隋蔡允恭為起成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恥之，數稱疾。
宋賈昌朝為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為名，而實教授内侍，谏官吳育奏罷之。
以宣廟之納谏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緻秉筆之奄其尊侔于内閣，而大權旁落，不可複收，得非内書堂階之厲乎？《周禮》：“寺人，王之正内五人。
内豎，倍寺人之數。
”當時蟄禦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
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為之長，階第四。
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内掃除，禀食而已。
武後時，稍增其人。
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
玄宗時，宮嫔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
是知宦官之盛，由于宮嫔之多。
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過色為本。
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
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之績。
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劄，久乃稱肺腑矣。
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
西北大将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
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内使李進往山西采天花，詐傳诏旨，擅役軍民，此即弄權之漸。
仁宗即位，凡差出内臣，限十日内盡撤回京。
其見于诏書者，有采寶石、采金珠香貨、采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
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禦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
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
”诏從之。
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
”文天祥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
今宜分境内為四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
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則敵不難卻也。
”嗚呼，世言唐亡于藩鎮。
而中葉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滅于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
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興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于理。
夫弱唐者，諸侯也。
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
然皆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
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
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奸雄或附而起。
德宗世，朱Г、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
憲宗讨蜀平夏，誅蔡夷郓，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歸國也。
武宗将讨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
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
及廣明之後，關東無複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
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内附，王請盟，于是河北之事去矣。
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争，其勢然也。
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後、朱滔據趙、燕，強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爾，安能強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或曰：諸侯強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不獨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
王應麟曰：“郡縣削弱，則戎翟之禍烈矣。
” 《宋史》：劉平為延路副總管。
上言：“五代之末，中國多事，惟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
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俸祿。
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讨；事已，則兵歸宿衛，将還本鎮。
彼邊方世襲，宜異于此，而誤以朔方李彜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内地。
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裡饋糧，兵民并困矣。
宋初之事，折氏襲而府州存，繼捧朝而夏州失。
一得一失，足以為後人之鑒也，擇其族大有勞者為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以為藩籬之固。
” 《路史·封建後論》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矯枉之枉常深。
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
方至和之二年，範蜀公為谏院，建言：‘恩州自皇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
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
’然事勢非昔，今不從其大而徙舉三二州為之，以一篑障江河，猶無益也。
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晖、楊重勳之事言之。
馮晖，節度靈武；而重勳世有新秦，藩屏西北。
他日晖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勳。
于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略。
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
太祖于是俾其世襲，每謂邊寇内入，非世襲不克。
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為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讨；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
況複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固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
厥後議臣遽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
國之與郡，其事固相懸矣。
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将兵權，為封建之不可複。
愚竊以為不然。
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
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
郭進以洛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
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内斌知慶，皆十餘載。
韓令坤鎮常山，馬仁守瀛，王彥升居原，趙贊處延，董遵誨屯環，武守琪戍晉，何繼筠牧棣若張美之守滄、景，鹹累其任。
管榷之得，賈易之權，悉以畀之。
又使得自誘募骁通，以為爪牙，軍中之改俱以便宜從事。
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
深機密策，蓋使人由之而不知爾。
胡為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
故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進搗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
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
嗚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務之下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鄭公，韓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責難其主，而為是尋常苟且之治也。
” 《黃氏日抄》曰：“太祖時，不過用李漢超輩，使自為之守，而邊烽之警不接于廟堂。
三代以來，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
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裡，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
” 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
真宗鹹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
于是知黃州王禹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
太祖、太宗削平僭武備。
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
号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
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
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觊望之心，不得不爾。
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
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
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
望陛下特纡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進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胄，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
”嗚呼！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财，其害至于數百年而未已也。
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祯末年之事乎！ ○輔郡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為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
奉旨嘉納。
下部議覆，事不果行。
《魏書》言：靈太後時，四中郎将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榮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
”靈太後将從之，以議者不同而止。
乃爾朱榮至河陰，遂無一兵拒敵，亦已事之明驗矣。
金都大梁，貞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間。
禦史台言：“兵逾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
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複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分兵攻擊州縣，是亦圍京師之漸也。
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将見于今日。
此臣等所為寒心也。
不攻京師，而縱其别攻州縣，是猶火在腹心，撥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
願陛下察之。
”契丹。
太祖獎攻幽州，其後述律氏指帳前樹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
”後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爾。
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
”夫逾山絕河，深入二三千裡，至于淮、岱之間，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
而謀國之臣竟無一策，以禦其來而擊其去，此則郡縣之守不足恃，而調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
《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後之為國者盍鑒于斯？ ○邊縣宋元八年，知定州蘇轼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
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
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錄事，謂之頭目。
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
私立賞罰，嚴于官府。
分番巡邏，鋪屋相望。
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
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緻千人。
器甲鞍馬，常若寇至。
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甚畏之。
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
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
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
”奏凡兩上，皆不服。
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于此。
有國家者，能于閑暇之時而為此寓兵于農之計，可不至如崇祯之末，課責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
○宦官漢和熹鄧後诏中官、近臣，于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
秦苻堅選奄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授經。
若夫巷伯能詩，列于《小雅》；史遊《急就》，著在藝文。
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
我太祖深懲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許識字。
永樂以後，此令不行。
宣德中，乃有内書堂之設。
共隋蔡允恭為起成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恥之，數稱疾。
宋賈昌朝為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為名，而實教授内侍，谏官吳育奏罷之。
以宣廟之納谏求言，而廷臣未有論及此者，馴緻秉筆之奄其尊侔于内閣，而大權旁落，不可複收，得非内書堂階之厲乎？《周禮》：“寺人，王之正内五人。
内豎，倍寺人之數。
”當時蟄禦之臣皆是士人，而婦寺之權衰矣。
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為之長，階第四。
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内掃除，禀食而已。
武後時，稍增其人。
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
玄宗時，宮嫔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
是知宦官之盛，由于宮嫔之多。
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則當以過色為本。
王元美《筆記》曰：“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
至永樂初，狗兒諸奄稍稍見馬上之績。
後以倦勤朝事，漸寄筆劄，久乃稱肺腑矣。
太監鄭和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
西北大将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參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
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
” 《國史》所載，永樂五年六月，内使李進往山西采天花，詐傳诏旨，擅役軍民，此即弄權之漸。
仁宗即位，凡差出内臣，限十日内盡撤回京。
其見于诏書者，有采寶石、采金珠香貨、采鐵黎木，而《太宗實錄》多諱之不書。
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監察禦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擾，有供應之煩。
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買納。
”诏從之。
乃猶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