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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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既非經傳，複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
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
而一舉于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
于是在州裡則無人非勢豪，适四方則無地非遊客，而欲求天下之安甯，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大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
第二場論一道。
第三場策一道。
中式者，後十日，複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于六義，算通于九法，律觀其決斷。
诏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
其中選者，朕将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
’”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上者矣。
至十六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诏浩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诏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間之，以觀其學識也。
《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
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賞之對止于一篇已足。
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為難，而有并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幀七年之顔茂猷者，亦何稗于經術，何施于國用哉。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诏于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
命之博極群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
累賜羅绮襲衣中靴，禮遇甚厚。
”是則聖祖所望于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
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籲俊之典但止于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谕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
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托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三場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
乃士子之精力多專于一經，略于考古。
主司閱卷，複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
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
今則務于捷得，不過于《四書》、一經之中拟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幸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
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
宋嘉中，知谏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
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颠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迹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
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
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
于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
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
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
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
”今之有天下者，不能複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
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暗劣之徒無所僥幸，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拟題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拟題。
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
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于家塾，将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
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檐結構，難易遇殊，《四書》亦然。
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
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删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
《書》則删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勘黎》、《微子》、《金胺》、《顧命》、《康王之浩》、《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删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删去《訟》、《否》、《剝》、《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
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
因陋就寡，赴速邀時。
成者，以一年畢之。
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
成于剿襲，得于假倩，卒而間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為何書者，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于鹹陽之郊所坑者，們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于《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
《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其對者必如朱子所雲：“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
”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
又不然，
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
而一舉于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
于是在州裡則無人非勢豪，适四方則無地非遊客，而欲求天下之安甯，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大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
第二場論一道。
第三場策一道。
中式者，後十日，複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于六義，算通于九法，律觀其決斷。
诏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
其中選者，朕将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
’”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上者矣。
至十六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诏浩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诏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間之，以觀其學識也。
《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
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賞之對止于一篇已足。
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為難，而有并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幀七年之顔茂猷者，亦何稗于經術，何施于國用哉。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诏于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
命之博極群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
累賜羅绮襲衣中靴，禮遇甚厚。
”是則聖祖所望于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
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籲俊之典但止于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谕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
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托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三場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
乃士子之精力多專于一經，略于考古。
主司閱卷，複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
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
今則務于捷得，不過于《四書》、一經之中拟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幸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
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
宋嘉中，知谏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
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颠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迹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
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
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
于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
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
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
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
”今之有天下者，不能複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
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暗劣之徒無所僥幸，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拟題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拟題。
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
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于家塾，将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
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檐結構，難易遇殊，《四書》亦然。
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
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删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
《書》則删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勘黎》、《微子》、《金胺》、《顧命》、《康王之浩》、《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删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删去《訟》、《否》、《剝》、《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
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
因陋就寡，赴速邀時。
成者，以一年畢之。
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
成于剿襲，得于假倩，卒而間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為何書者，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于鹹陽之郊所坑者，們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于《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
《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其對者必如朱子所雲：“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
”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
又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