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二三·濮議卷四
關燈
小
中
大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
〉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
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于經史皆無所據。
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
陛下屈意，手诏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
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緻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幹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
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
謹按《儀禮。
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報者，齊衰期也。
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
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雲：“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
”蓋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于所繼，故甯抑而降其服。
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
若所謂稱皇伯者，考于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
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
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
其二曰簡宗廟緻水災者。
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
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阙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
然皆須人事已著于下，則天譴為形于上。
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诏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
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
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緻天災者，厚誣人也。
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
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谥曰悼，置奉邑、寝園而已。
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
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
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
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雲：“親谥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
”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
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
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
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
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系以國，有進幹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
故丹議雲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議，不得複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
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去其國号、立廟京師則不可爾。
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
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号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
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号、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幹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号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
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奸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
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廷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雲雲，遂以為欲加非禮幹亂統紀，信為然矣。
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奸邪之言。
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争辨，而外廷群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
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
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
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
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複歸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
至于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
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
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
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
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
〉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
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于經史皆無所據。
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
陛下屈意，手诏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
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緻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幹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
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
謹按《儀禮。
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報者，齊衰期也。
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
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雲：“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
”蓋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于所繼，故甯抑而降其服。
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
若所謂稱皇伯者，考于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
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
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
其二曰簡宗廟緻水災者。
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
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阙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
然皆須人事已著于下，則天譴為形于上。
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诏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
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
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緻天災者，厚誣人也。
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
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谥曰悼，置奉邑、寝園而已。
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
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
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
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雲：“親谥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
”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
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雲“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
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
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
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系以國，有進幹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
故丹議雲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議，不得複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
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去其國号、立廟京師則不可爾。
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
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号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
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号、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幹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号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
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奸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
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廷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雲雲，遂以為欲加非禮幹亂統紀，信為然矣。
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奸邪之言。
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争辨，而外廷群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
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
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
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
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複歸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
至于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
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
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
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
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