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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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於爾躬有戮！’”（《書牧誓》） △《牧誓》與《僞泰誓》之相反 吾讀《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斬纣頭懸諸太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
吾讀《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斬纣頭而懸諸太白也。
何者？《牧誓》數纣之罪，不過曰“惟婦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奸宄商邑，雖纣主之而實大夫卿士之成之也。
玩其詞，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将此暴虐奸宄者盡誅之以快人心；至於纣，即使不死，亦不過廢而遷之，使不得一有所為，不得複用此暴虐奸宄之人，如越句踐之居吳王於甬東者而已，非惟不肯滅其社稷，亦必不肯殘其身，況於已死而尚毀其屍乎！而《泰誓》數纣之罪，則曰“淫酗肆虐”，曰“罪浮於桀”，曰“殘害萬姓”，曰“毒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曰“朝涉之胫，剖賢人之心”；甚至斥為“獨夫”名為“世雠”，念除惡之務本，必殄殲之乃止。
玩其詞，揆其意，克商之後必生執纣而甘心焉，然後始洩其忿；至於武庚，不殺亦已幸矣，亦必竄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與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與懸纣頭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懸纣頭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懸纣頭於太白也。
然則此二篇必有一真一僞，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顯然而可見也。
猶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廣不肯舍一豬之必不舍身命也。
《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國壁中，而先行於兩漢；《泰誓》三篇，出於齊、梁之際，而晚行於隋、唐。
武庚之封，與《詩鸱》、《東山》合，與《書》、《金》、《大诰》合；纣頭之懸，則經傳從未有一言及之者。
此果孰是孰非，孰真孰僞，學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難辨也。
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則《僞孔氏古文》與《逸周書》所記不可信也明矣。
吾與作《僞書》者無怨，顧傷古聖人之事見誣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
說并見前《孟津之誓》及後條下。
△高定論《牧誓》之謬 《唐國史補》雲，“高定讀《牧誓》，問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
’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餘按：武王與纣原非君臣；但商纣世為天子，周乃一侯國耳。
故晉韓厥及司馬侯皆以周喻晉，以纣喻楚，《孟子齊人伐燕章》中亦嘗以周喻齊，以纣喻燕，皆若敵國然者，至以“賞于祖，戮于社”為非順人，語尤乖謬。
行軍必有賞罰，豈無賞罰始為順人乎！《費誓》雲“汝則有大刑”，“汝則有常刑”，魯公之征徐戎亦不得謂之順人乎！且此乃《甘誓》語，何得用之以譏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書者又何以載之為美談也？說并見前《文王篇》中及後條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詩大雅》） 【補】“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孟子》） 【備覽】“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帝纣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纣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
武王馳之，纣兵皆崩畔纣。
纣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
”（《史記周本紀》） 【存疑】“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鹹劉商王纣。
”（《逸書武成》） △《武成》“鹹劉”之可疑 按：武王之伐纣，據《孟子》以民為“崩角稽首”，據《史記》以纣為“自燔於火”；而此文乃雲“鹹劉商王纣”，若大行誅殺者，語殊可疑。
蓋《武成》一篇本多言過其實，故孟子止取二三策，而謂“血流漂杵’之事無之。
況此篇乃安國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讀之者可此；蝌蚪之文本不易識，亦豈能保無文字之偶誤，故漢儒稱為殘缺不全，絕無師說，固未可盡執為實也。
惟其出師月日可與他書互證，有不容盡廢者。
故列之於存疑。
【附錄】“阙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左傳》昭公十五年）” 【附論】“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辨蘇轼、孔子罪湯、武之說 蘇氏雲，“孔子蓋罪湯武，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明矣。
使文王在，必不伐纣。
纣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豈不兩全！而以兵取之，而殺之，可乎！”由是世之論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為非是。
餘獨以為不然。
聖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文王之不伐纣與武王之不得不伐纣，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
”蓋文王之時，諸侯新服，周化猶未大行，而纣賢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賢臣已盡，而纣暴虐滋甚，民困而無所告，為武王者安能晏然聽其骈首而就死乎！當商之末，諸侯相吞并，西方則崇為大，東方則奄為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則殷之王畿也。
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與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
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為聖人之優劣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夫禹與文王之樂未必即無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則武與文之優劣亦不在於伐商與不伐商，王與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誅與不征誅也。
如以其迹斷之，是以追蠡而論樂耳。
《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
”皆以文、武并稱，從未有歧而二之者。
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無以異也。
且《論語》者，後人之所記，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論堯、舜、禹亦僅一見，則聖言之遺者尚多。
今也據孔子之贊舜、禹而遂誣孔子之罪湯、武，則孔子嘗稱稷，即可謂之罪契，嘗稱周公，即可謂之罪召公矣：欲誣聖人，亦何患於無辭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嘗斥湯、武也，則曲為之說曰，孔子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也；然則孟子不必諱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蘇氏不複能曲為說，則直曰“孟子之言不可為訓”而已。
孔子既未嘗言，孟子之言又不可為訓，則雖欲不入於楊、墨，不可得矣！至所稱兩全之術，尤為纰缪。
何者？武王之伐纣，不過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纣之死，是以伐之，非貪其地而滅之也。
若殷别立賢君，武王又何必強之事己。
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亂，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脫己之惡名，此豈聖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詳蘇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於爾躬有戮！’”（《書牧誓》） △《牧誓》與《僞泰誓》之相反 吾讀《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斬纣頭懸諸太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
吾讀《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斬纣頭而懸諸太白也。
何者？《牧誓》數纣之罪，不過曰“惟婦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奸宄商邑，雖纣主之而實大夫卿士之成之也。
玩其詞，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将此暴虐奸宄者盡誅之以快人心；至於纣，即使不死，亦不過廢而遷之，使不得一有所為，不得複用此暴虐奸宄之人，如越句踐之居吳王於甬東者而已，非惟不肯滅其社稷，亦必不肯殘其身，況於已死而尚毀其屍乎！而《泰誓》數纣之罪，則曰“淫酗肆虐”，曰“罪浮於桀”，曰“殘害萬姓”，曰“毒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曰“朝涉之胫，剖賢人之心”；甚至斥為“獨夫”名為“世雠”，念除惡之務本，必殄殲之乃止。
玩其詞，揆其意，克商之後必生執纣而甘心焉，然後始洩其忿；至於武庚，不殺亦已幸矣，亦必竄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與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與懸纣頭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懸纣頭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懸纣頭於太白也。
然則此二篇必有一真一僞，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顯然而可見也。
猶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廣不肯舍一豬之必不舍身命也。
《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國壁中，而先行於兩漢；《泰誓》三篇，出於齊、梁之際，而晚行於隋、唐。
武庚之封，與《詩鸱》、《東山》合，與《書》、《金》、《大诰》合；纣頭之懸，則經傳從未有一言及之者。
此果孰是孰非，孰真孰僞，學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難辨也。
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則《僞孔氏古文》與《逸周書》所記不可信也明矣。
吾與作《僞書》者無怨，顧傷古聖人之事見誣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
說并見前《孟津之誓》及後條下。
△高定論《牧誓》之謬 《唐國史補》雲，“高定讀《牧誓》，問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
’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餘按：武王與纣原非君臣；但商纣世為天子，周乃一侯國耳。
故晉韓厥及司馬侯皆以周喻晉，以纣喻楚，《孟子齊人伐燕章》中亦嘗以周喻齊，以纣喻燕，皆若敵國然者，至以“賞于祖，戮于社”為非順人，語尤乖謬。
行軍必有賞罰，豈無賞罰始為順人乎！《費誓》雲“汝則有大刑”，“汝則有常刑”，魯公之征徐戎亦不得謂之順人乎！且此乃《甘誓》語，何得用之以譏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書者又何以載之為美談也？說并見前《文王篇》中及後條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詩大雅》） 【補】“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孟子》） 【備覽】“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帝纣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纣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
武王馳之，纣兵皆崩畔纣。
纣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
”（《史記周本紀》） 【存疑】“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鹹劉商王纣。
”（《逸書武成》） △《武成》“鹹劉”之可疑 按：武王之伐纣，據《孟子》以民為“崩角稽首”，據《史記》以纣為“自燔於火”；而此文乃雲“鹹劉商王纣”，若大行誅殺者，語殊可疑。
蓋《武成》一篇本多言過其實，故孟子止取二三策，而謂“血流漂杵’之事無之。
況此篇乃安國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讀之者可此；蝌蚪之文本不易識，亦豈能保無文字之偶誤，故漢儒稱為殘缺不全，絕無師說，固未可盡執為實也。
惟其出師月日可與他書互證，有不容盡廢者。
故列之於存疑。
【附錄】“阙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左傳》昭公十五年）” 【附論】“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辨蘇轼、孔子罪湯、武之說 蘇氏雲，“孔子蓋罪湯武，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明矣。
使文王在，必不伐纣。
纣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豈不兩全！而以兵取之，而殺之，可乎！”由是世之論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為非是。
餘獨以為不然。
聖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文王之不伐纣與武王之不得不伐纣，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
”蓋文王之時，諸侯新服，周化猶未大行，而纣賢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賢臣已盡，而纣暴虐滋甚，民困而無所告，為武王者安能晏然聽其骈首而就死乎！當商之末，諸侯相吞并，西方則崇為大，東方則奄為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則殷之王畿也。
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與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
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為聖人之優劣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夫禹與文王之樂未必即無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則武與文之優劣亦不在於伐商與不伐商，王與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誅與不征誅也。
如以其迹斷之，是以追蠡而論樂耳。
《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
”皆以文、武并稱，從未有歧而二之者。
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無以異也。
且《論語》者，後人之所記，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論堯、舜、禹亦僅一見，則聖言之遺者尚多。
今也據孔子之贊舜、禹而遂誣孔子之罪湯、武，則孔子嘗稱稷，即可謂之罪契，嘗稱周公，即可謂之罪召公矣：欲誣聖人，亦何患於無辭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嘗斥湯、武也，則曲為之說曰，孔子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也；然則孟子不必諱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蘇氏不複能曲為說，則直曰“孟子之言不可為訓”而已。
孔子既未嘗言，孟子之言又不可為訓，則雖欲不入於楊、墨，不可得矣！至所稱兩全之術，尤為纰缪。
何者？武王之伐纣，不過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纣之死，是以伐之，非貪其地而滅之也。
若殷别立賢君，武王又何必強之事己。
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亂，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脫己之惡名，此豈聖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詳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