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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舜之“完廪，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言未必無因，然其初事斷不如此，特傳之者遞加稱述，欲極力形容，遂不覺其過當耳。
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而以為其囿方七十裡，管叔監殷，乃武王使之，而屬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緻辨，或記者失其詞，均不可知，不得盡以為實事也。
蓋《孟子》七篇，皆門人所記，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當日之言；既流俗傳為如此，遂率筆記為如此。
正如蔡氏《書傳》言《史記》稱朱虎、熊、罴為伯益之佐，其實《史記》但稱為益，從未稱為伯益，蔡氏習於世俗所稱，不覺其失，遂誤以伯益入於《史記》文中耳。
然則學者於古人之書，雖固經傳之文，賢哲之語，猶當平心靜氣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詞而害其意，況於雜家小說之言，安得遽信以為實哉！ △傳記不可合於經 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純雜之辨然也。
《曲台雜記》，戰國、秦、漢諸儒之所著也，得聖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會失實者正複不少。
大小兩戴疊加删削，然尚多未盡者。
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謬累累，固已不可為訓。
至《月令》乃陰陽家之說，《明堂位》乃誣聖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諸其中，謂之《禮記》，此何以說焉！《周官》一書，尤為雜駁，蓋當戰國之時，周禮籍去之後，記所傳聞而傅以己意者。
乃鄭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學者群焉奉之，與《古禮經》号為《三禮》。
魏、晉以後，遂并列於學官。
迨唐，複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淺說遂與《詩》、《書》并重。
尤可異者，孔氏穎達作《正義》，竟以《戴記》備《五經》之數，而先儒所傅之《禮經》反不得與焉。
由是，學者遂廢《經》而崇《記》；以緻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雜亂不可考。
本末颠倒，於斯極矣！朱子之學最為精純，乃亦以《大學》、《中庸》跻於《論》、《孟》，号為《四書》。
其後學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詩》、《書》、《春秋》諸經之上。
然則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之誤 朱子《易本義》、《詩集傳》，及《論語》、《孟子集注》，大抵多沿前人舊說。
其偶有特見者，乃改用己說耳。
何以言之？《孟子》“古公父”句，《趙注》以為太王之名；《朱注》亦雲：“父，太王名也。
”《大雅》“古公父”句，《毛傳》以字與名兩釋之；《朱傳》亦雲：“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
”是其沿用舊說，顯然可見。
《豳風鸱篇》，《傳》采《僞孔傳》之說，以“居東”為“東征”，遂以此詩為作於東征之後。
及後與蔡九峰書，則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書傳》改用新說。
然則朱子雖采舊說，初未嘗執一成之見矣。
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漢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誤沿於漢人者正不少也。
拘謹者則又尊朱大過，動曰“朱子安得有誤！”而不知朱子未嘗自以為必無誤也。
即朱子所自為說，亦間有一二誤者。
衛文公以魯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莊子猶見於經，則武子固未嘗逮事文公矣。
而《論語甯武子章》注雲，“武子在位，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誤矣。
蓋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數，朱子仕為朝官，又教授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書又不下數百馀卷，則其沿前人之誤而未及正者，勢也；一時偶未詳考而緻誤者，亦勢也。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惟其不執一成之見，乃朱子所以過人之處。
學者不得因一二說之未當而輕議朱子，亦不必為朱子諱其誤也。
△世益晚則采擇益雜（以下二章，泛論務博而不詳考之失。
） 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
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
然猶删其不雅馴者。
近世以來，所作《綱目前編》、《綱鑒捷錄》等書，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之初盤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
故曰，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也。
管仲子卒也，預知豎刁、易牙之亂政，而曆诋鮑叔牙、賓須無之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蘇洵知之，故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賜”，而蘇氏責管仲之不能薦賢也。
之禮，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趙匡知之，故《三傳》皆以未三年而吉祭為譏，而趙氏獨以為當於文王，不當於莊公也。
漢李陵有《重答蘇武書》，陵與武有相贈之詩，班婕妤有《團扇詩》，揚雄有《劇秦美新》之作，司馬遷、班固不知也，而梁蕭統知之，故《史記》、《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文皆見於《昭明文選》中也。
由是言之，後人之學遠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見者經而已，其次乃有傳記，且猶不敢深信，後人則自諸子百家，漢、唐小說，演義，傳奇，無不覽者。
自《莊》、《列》、《管》、《韓》、《呂覽》、《說苑》諸書出，而經之漏者多矣。
自《三國》、《隋唐》、《東西漢》、《晉》演義，及傳奇、小說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
無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勝於古人也！近世小說有載孔子與采桑女聯句詩者，雲，“南枝窈窕北枝長，夫子行陳必絕糧。
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采桑娘。
”謂七言詩始此，非《柏梁》也。
夫《柏梁》之詩，識者已駁其僞，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數百年，而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不考虛實而論得失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
村中富人将以明日懸匾於門，乃約於次日同至其門，讀匾上字以驗之。
然皆自恐弗見，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
暨至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
乙亦用手指門上曰，“小字某某”。
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誤否？”主人曰：“誤則不誤，但匾尚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數尺之匾，有無不能知也，況於數分之字，安能知之！聞人言為雲雲而遂雲雲，乃其所以為大誤也。
《史記樂毅傳》雲：“毅留犭旬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即墨未服。
”是毅自燕王歸國以後，日攻齊城，積漸克之，五載之中共下七十餘城，唯此兩城尚未下也。
此本常事，無足異者。
而夏侯太初乃謂毅下七十餘城之後，辍兵五年不攻，欲以仁義服之：以此為毅之賢。
蘇子瞻則又謂毅不當以仁義服齊，辍兵五年不攻，以緻前功盡棄：以此為毅之罪。
至方正學則又以二子所論皆非是，毅初未嘗欲以仁義服齊，乃下七十馀城之後，恃勝而驕，是以頓兵兩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
凡其所論，皆似有理，然而毅初無此事也！是何異門上并無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
餘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
故今為《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讀書者與考古界（此章自述作《考信錄》之故。
） 嗟夫！古今之讀書者不乏人矣。
其事帖括以求富貴者無論已。
聰明之士，意氣高邁，然亦率随時俗為轉移：重詞賦則五字詩成，數莖須斷；貴宏博則雪兒銀筆，悅服締交。
蓋時之所尚，能之則可以見重於人，是以敝精勞神而不辭也。
重實學者惟有宋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為道學，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
降及有明，其學益雜，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禅門，架上必雜置以佛書，乃為高雅絕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門之事，雖沿訛踵謬，無有笑其孤陋者。
人之讀書，為人而已，亦誰肯敝精勞神，窮年，為無用之學者！況論高人駭，語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謗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為之！雖然，近世以來亦未嘗無究心於古者也。
吾嘗觀洪景盧所跋趙明誠《金石錄》及黃長睿《東觀馀論》，未嘗不歎古人之學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
一盤盂之微，一杯勺之細，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漢也。
亭之序，羲之之書，亦何關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為真本，孰為赝本。
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獨於古帝王聖賢之行事之關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與聽之而不别其真赝，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遺，補前人之缺，則《考信錄》一書其亦有不容盡廢者與！
若舜之“完廪，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言未必無因，然其初事斷不如此，特傳之者遞加稱述，欲極力形容，遂不覺其過當耳。
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而以為其囿方七十裡，管叔監殷，乃武王使之，而屬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緻辨，或記者失其詞，均不可知，不得盡以為實事也。
蓋《孟子》七篇，皆門人所記，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當日之言；既流俗傳為如此，遂率筆記為如此。
正如蔡氏《書傳》言《史記》稱朱虎、熊、罴為伯益之佐，其實《史記》但稱為益，從未稱為伯益，蔡氏習於世俗所稱，不覺其失，遂誤以伯益入於《史記》文中耳。
然則學者於古人之書，雖固經傳之文，賢哲之語，猶當平心靜氣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詞而害其意，況於雜家小說之言，安得遽信以為實哉！ △傳記不可合於經 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純雜之辨然也。
《曲台雜記》，戰國、秦、漢諸儒之所著也，得聖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會失實者正複不少。
大小兩戴疊加删削，然尚多未盡者。
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謬累累，固已不可為訓。
至《月令》乃陰陽家之說，《明堂位》乃誣聖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諸其中，謂之《禮記》，此何以說焉！《周官》一書，尤為雜駁，蓋當戰國之時，周禮籍去之後，記所傳聞而傅以己意者。
乃鄭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學者群焉奉之，與《古禮經》号為《三禮》。
魏、晉以後，遂并列於學官。
迨唐，複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淺說遂與《詩》、《書》并重。
尤可異者，孔氏穎達作《正義》，竟以《戴記》備《五經》之數，而先儒所傅之《禮經》反不得與焉。
由是，學者遂廢《經》而崇《記》；以緻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雜亂不可考。
本末颠倒，於斯極矣！朱子之學最為精純，乃亦以《大學》、《中庸》跻於《論》、《孟》，号為《四書》。
其後學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詩》、《書》、《春秋》諸經之上。
然則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之誤 朱子《易本義》、《詩集傳》，及《論語》、《孟子集注》，大抵多沿前人舊說。
其偶有特見者，乃改用己說耳。
何以言之？《孟子》“古公父”句，《趙注》以為太王之名；《朱注》亦雲：“父，太王名也。
”《大雅》“古公父”句，《毛傳》以字與名兩釋之；《朱傳》亦雲：“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
”是其沿用舊說，顯然可見。
《豳風鸱篇》，《傳》采《僞孔傳》之說，以“居東”為“東征”，遂以此詩為作於東征之後。
及後與蔡九峰書，則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書傳》改用新說。
然則朱子雖采舊說，初未嘗執一成之見矣。
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漢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誤沿於漢人者正不少也。
拘謹者則又尊朱大過，動曰“朱子安得有誤！”而不知朱子未嘗自以為必無誤也。
即朱子所自為說，亦間有一二誤者。
衛文公以魯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莊子猶見於經，則武子固未嘗逮事文公矣。
而《論語甯武子章》注雲，“武子在位，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誤矣。
蓋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數，朱子仕為朝官，又教授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書又不下數百馀卷，則其沿前人之誤而未及正者，勢也；一時偶未詳考而緻誤者，亦勢也。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惟其不執一成之見，乃朱子所以過人之處。
學者不得因一二說之未當而輕議朱子，亦不必為朱子諱其誤也。
△世益晚則采擇益雜（以下二章，泛論務博而不詳考之失。
） 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
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
然猶删其不雅馴者。
近世以來，所作《綱目前編》、《綱鑒捷錄》等書，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之初盤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
故曰，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也。
管仲子卒也，預知豎刁、易牙之亂政，而曆诋鮑叔牙、賓須無之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蘇洵知之，故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賜”，而蘇氏責管仲之不能薦賢也。
之禮，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趙匡知之，故《三傳》皆以未三年而吉祭為譏，而趙氏獨以為當於文王，不當於莊公也。
漢李陵有《重答蘇武書》，陵與武有相贈之詩，班婕妤有《團扇詩》，揚雄有《劇秦美新》之作，司馬遷、班固不知也，而梁蕭統知之，故《史記》、《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文皆見於《昭明文選》中也。
由是言之，後人之學遠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見者經而已，其次乃有傳記，且猶不敢深信，後人則自諸子百家，漢、唐小說，演義，傳奇，無不覽者。
自《莊》、《列》、《管》、《韓》、《呂覽》、《說苑》諸書出，而經之漏者多矣。
自《三國》、《隋唐》、《東西漢》、《晉》演義，及傳奇、小說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
無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勝於古人也！近世小說有載孔子與采桑女聯句詩者，雲，“南枝窈窕北枝長，夫子行陳必絕糧。
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采桑娘。
”謂七言詩始此，非《柏梁》也。
夫《柏梁》之詩，識者已駁其僞，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數百年，而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不考虛實而論得失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
村中富人将以明日懸匾於門，乃約於次日同至其門，讀匾上字以驗之。
然皆自恐弗見，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
暨至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
乙亦用手指門上曰，“小字某某”。
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誤否？”主人曰：“誤則不誤，但匾尚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數尺之匾，有無不能知也，況於數分之字，安能知之！聞人言為雲雲而遂雲雲，乃其所以為大誤也。
《史記樂毅傳》雲：“毅留犭旬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即墨未服。
”是毅自燕王歸國以後，日攻齊城，積漸克之，五載之中共下七十餘城，唯此兩城尚未下也。
此本常事，無足異者。
而夏侯太初乃謂毅下七十餘城之後，辍兵五年不攻，欲以仁義服之：以此為毅之賢。
蘇子瞻則又謂毅不當以仁義服齊，辍兵五年不攻，以緻前功盡棄：以此為毅之罪。
至方正學則又以二子所論皆非是，毅初未嘗欲以仁義服齊，乃下七十馀城之後，恃勝而驕，是以頓兵兩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
凡其所論，皆似有理，然而毅初無此事也！是何異門上并無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
餘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
故今為《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讀書者與考古界（此章自述作《考信錄》之故。
） 嗟夫！古今之讀書者不乏人矣。
其事帖括以求富貴者無論已。
聰明之士，意氣高邁，然亦率随時俗為轉移：重詞賦則五字詩成，數莖須斷；貴宏博則雪兒銀筆，悅服締交。
蓋時之所尚，能之則可以見重於人，是以敝精勞神而不辭也。
重實學者惟有宋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為道學，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
降及有明，其學益雜，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禅門，架上必雜置以佛書，乃為高雅絕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門之事，雖沿訛踵謬，無有笑其孤陋者。
人之讀書，為人而已，亦誰肯敝精勞神，窮年，為無用之學者！況論高人駭，語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謗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為之！雖然，近世以來亦未嘗無究心於古者也。
吾嘗觀洪景盧所跋趙明誠《金石錄》及黃長睿《東觀馀論》，未嘗不歎古人之學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
一盤盂之微，一杯勺之細，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漢也。
亭之序，羲之之書，亦何關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為真本，孰為赝本。
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獨於古帝王聖賢之行事之關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與聽之而不别其真赝，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遺，補前人之缺，則《考信錄》一書其亦有不容盡廢者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