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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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武王曰：‘尚未也。
’又往；反報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選車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為禽。
”餘按：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當行當止惟義所在，初無利天下之心也。
藉令纣惡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樂也；烏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觀釁，冀纣之不道以蕲得志者哉！此與湯阻貢職一事，皆戰國之人習於權謀術數之俗而妄意聖人之亦如是，遂從而造為此言耳。
後世文學之士好博覽而不知所擇，乃以雜家小說之言與經傳齊觀，遂以為聖人果如是，於是非湯、武者接踵而起；其所關於世道人心非小也。
故今并不錄而仍為之辨。
說并見《商錄成湯篇》中。
【備覽】“武王伐殷，歲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鬥柄；星在天鼋。
”（《周語》） △伐殷歲在鹑火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遠，此言當有所據。
武王以十一年伐殷，歲在鹑火，則武王之元年歲當在壽星也。
其謂十三年伐殷者，亦謂歲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先二年耳（元年，歲亦在鹑火）；其謂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謂伐殷歲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遲數年耳（元年，歲在大梁），其伐殷之年無異也。
故采此文以表其年。
至《漢志》所推，雖未必盡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參，說并見後《革車三百》及前《觀兵條》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
”（《書序》，見《漢書律曆志》） 【存參】“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鬥前一度。
明日壬辰，晨星始見。
癸巳，武王始發。
”（《漢書律曆志》） △辨迎太歲及折天雨之說 《荀子》雲：武王之誅纣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
”《韓詩外傳》雲：“武王伐纣，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
太公曰：‘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
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
’”餘按：聖人舉事，惟義所在；異端術數之學，世俗忌諱之說，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無此等言也。
況武王奉天罰罪，會朝清明，當緻休祥，安得反緻災異！《國語》記武王伐纣事，亦無此等一語。
則此皆戰國人之所附會無疑也。
《說苑》亦述此事而文稍異，要之皆不足信。
故并不采；但載《漢志》之文以為參考之助雲爾。
【補】“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贲三千人。
”（《孟子》） 【備覽】“居二年，聞纣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幹，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纣。
”（《史記周本紀》） △伐纣在十一年 《書序》雲：“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漢書》“殷”作“纣”）；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是以武王伐商為在十一年也。
《史記》雲：“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居二年，聞纣昏亂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諸侯以東伐纣。
”是亦以伐商為在十一年也。
東晉以後，《僞泰誓經傳》出，乃以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語為兩年事，雲：“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并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序》之“十一年”），觀兵孟津，以蔔諸侯伐纣之心，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謂《序》之“一月戊午”），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纣。
”《正義》雲：“《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
”餘按：史之記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容有有年無月，有月無日，及有月日而無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系於此年之下者。
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系之於十一年下明矣。
蓋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則一日可畢，故系伐殷以年，系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書“夏，公會某某伐鄭”，而後書“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戲之盟，先書“冬，公會某某代鄭”，而後書“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也。
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屬之後年，則《顧命》之首雲“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ぽ水”，亦可謂甲子為六月之甲子乎！《蔡傳》雲（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
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纣之時。
上文則年無所系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系之年。
”其論當矣。
顧吾獨異蔡氏既知《僞孔傳》為說之不通，乃不取所謂十三年之事（謂“渡孟津”）而還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内）盡屬之十三年，而謂《序》文之“十一年”為十三年之誤，欲正前人之誤而反更甚其誤，為可惜也！蔡氏以為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書耶？姑勿論其誓中所言淺陋剿襲，即以篇首紀事一語言之：《尚書》之事有系於年者，有系於月與日者，從未有系於四時之名者。
何者？古固不以時紀事也。
《金》之“大熟”言“秋”也，猶之乎言“禾”也；猶《盤庚篇》之雲“乃亦有秋”，不可謂“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
惟《春秋》一書專以時紀事，──或有時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時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書與他書不同者在此也。
若他書皆有春秋，則此書不得獨名《春秋》明矣。
今《僞泰誓》上篇之首乃雲“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不書月而反書時，《尚書》有是文體乎！中篇之首又雲“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但《尚書》無此文體，即《春秋》亦無此文體也。
《序》也者，本《經》而作者也，其文雖不能無誤，然誤亦依傍《經》文，故《康诰篇》首有錯簡，而《序》遂誤以為成王之書，其明驗也。
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則《序》何得取《經》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系之十一年；而司馬遷親見《古文》，又親從安國問故，若此《泰誓經傳》果出安國，則遷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載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載之九年乎！且《序》與《經》異者，當從《經》，謂義理也，事實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審耳。
若文字之誤，則非作《經》作《序》者之事也，傳《經》與《序》者誤之也。
苟誤在於傳者，則《序》文可誤，《經》文亦可誤。
然則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見夫“一”之必誤而“三”之必非誤也。
蓋《僞泰誓》文之稱十三年，實本於《漢書律曆志》所采《三統曆》之文；而《三統》之為是說，乃劉歆因《洪範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無的據，而相沿既久，撰《僞泰誓》者因亦靡然從之。
蔡氏以其名為《經》也，遂不敢議，而反變易西漢以前之說而從之，嘻，亦已過矣！《書序》、《史記》之文雖不必悉合於《經》，然較劉歆以後之書則為近古，而所謂十一年者於事無所剌謬，亦無以見其必不然，故今備列其文以正《漢志二傳》之失。
說并見前《觀兵》後《孟津條》下。
《三統》之誤，詳見後《訪箕條》下。
’又往；反報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選車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為禽。
”餘按：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當行當止惟義所在，初無利天下之心也。
藉令纣惡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樂也；烏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觀釁，冀纣之不道以蕲得志者哉！此與湯阻貢職一事，皆戰國之人習於權謀術數之俗而妄意聖人之亦如是，遂從而造為此言耳。
後世文學之士好博覽而不知所擇，乃以雜家小說之言與經傳齊觀，遂以為聖人果如是，於是非湯、武者接踵而起；其所關於世道人心非小也。
故今并不錄而仍為之辨。
說并見《商錄成湯篇》中。
【備覽】“武王伐殷，歲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鬥柄；星在天鼋。
”（《周語》） △伐殷歲在鹑火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遠，此言當有所據。
武王以十一年伐殷，歲在鹑火，則武王之元年歲當在壽星也。
其謂十三年伐殷者，亦謂歲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先二年耳（元年，歲亦在鹑火）；其謂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謂伐殷歲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遲數年耳（元年，歲在大梁），其伐殷之年無異也。
故采此文以表其年。
至《漢志》所推，雖未必盡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參，說并見後《革車三百》及前《觀兵條》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
”（《書序》，見《漢書律曆志》） 【存參】“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鬥前一度。
明日壬辰，晨星始見。
癸巳，武王始發。
”（《漢書律曆志》） △辨迎太歲及折天雨之說 《荀子》雲：武王之誅纣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
”《韓詩外傳》雲：“武王伐纣，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
太公曰：‘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
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
’”餘按：聖人舉事，惟義所在；異端術數之學，世俗忌諱之說，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無此等言也。
況武王奉天罰罪，會朝清明，當緻休祥，安得反緻災異！《國語》記武王伐纣事，亦無此等一語。
則此皆戰國人之所附會無疑也。
《說苑》亦述此事而文稍異，要之皆不足信。
故并不采；但載《漢志》之文以為參考之助雲爾。
【補】“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贲三千人。
”（《孟子》） 【備覽】“居二年，聞纣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幹，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纣。
”（《史記周本紀》） △伐纣在十一年 《書序》雲：“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漢書》“殷”作“纣”）；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是以武王伐商為在十一年也。
《史記》雲：“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居二年，聞纣昏亂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諸侯以東伐纣。
”是亦以伐商為在十一年也。
東晉以後，《僞泰誓經傳》出，乃以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語為兩年事，雲：“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并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序》之“十一年”），觀兵孟津，以蔔諸侯伐纣之心，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謂《序》之“一月戊午”），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纣。
”《正義》雲：“《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
”餘按：史之記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容有有年無月，有月無日，及有月日而無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系於此年之下者。
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系之於十一年下明矣。
蓋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則一日可畢，故系伐殷以年，系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書“夏，公會某某伐鄭”，而後書“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戲之盟，先書“冬，公會某某代鄭”，而後書“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也。
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屬之後年，則《顧命》之首雲“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ぽ水”，亦可謂甲子為六月之甲子乎！《蔡傳》雲（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
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纣之時。
上文則年無所系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系之年。
”其論當矣。
顧吾獨異蔡氏既知《僞孔傳》為說之不通，乃不取所謂十三年之事（謂“渡孟津”）而還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内）盡屬之十三年，而謂《序》文之“十一年”為十三年之誤，欲正前人之誤而反更甚其誤，為可惜也！蔡氏以為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書耶？姑勿論其誓中所言淺陋剿襲，即以篇首紀事一語言之：《尚書》之事有系於年者，有系於月與日者，從未有系於四時之名者。
何者？古固不以時紀事也。
《金》之“大熟”言“秋”也，猶之乎言“禾”也；猶《盤庚篇》之雲“乃亦有秋”，不可謂“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
惟《春秋》一書專以時紀事，──或有時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時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書與他書不同者在此也。
若他書皆有春秋，則此書不得獨名《春秋》明矣。
今《僞泰誓》上篇之首乃雲“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不書月而反書時，《尚書》有是文體乎！中篇之首又雲“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但《尚書》無此文體，即《春秋》亦無此文體也。
《序》也者，本《經》而作者也，其文雖不能無誤，然誤亦依傍《經》文，故《康诰篇》首有錯簡，而《序》遂誤以為成王之書，其明驗也。
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則《序》何得取《經》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系之十一年；而司馬遷親見《古文》，又親從安國問故，若此《泰誓經傳》果出安國，則遷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載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載之九年乎！且《序》與《經》異者，當從《經》，謂義理也，事實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審耳。
若文字之誤，則非作《經》作《序》者之事也，傳《經》與《序》者誤之也。
苟誤在於傳者，則《序》文可誤，《經》文亦可誤。
然則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見夫“一”之必誤而“三”之必非誤也。
蓋《僞泰誓》文之稱十三年，實本於《漢書律曆志》所采《三統曆》之文；而《三統》之為是說，乃劉歆因《洪範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無的據，而相沿既久，撰《僞泰誓》者因亦靡然從之。
蔡氏以其名為《經》也，遂不敢議，而反變易西漢以前之說而從之，嘻，亦已過矣！《書序》、《史記》之文雖不必悉合於《經》，然較劉歆以後之書則為近古，而所謂十一年者於事無所剌謬，亦無以見其必不然，故今備列其文以正《漢志二傳》之失。
說并見前《觀兵》後《孟津條》下。
《三統》之誤，詳見後《訪箕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