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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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見焉；纣果文王之君，不應《詩》、《書》反無一言及之。
況裡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賜乃周王業之所自始，較之虞、芮之質，崇、密之伐，其事尤钜，尤當鄭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與纣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無所容於諱，豈非文王原未嘗立於纣之朝哉！纣囚文王之事，始見於《春秋傳》。
《傳》雲：“纣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纣於是乎懼而歸之。
”（在襄三十一年）固已失於誕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纣之朝也。
其後《戰國策》衍之，始以文王為纣三公而有竊歎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馬之獻也。
《尚書大傳》再衍之，始謂散宜生、闳夭等取美馬怪獸美女大貝以賂纣而後得歸；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钺之賜也。
逮至《史記》，遂合《國策》、《大傳》之文而兼載之，複益之以“為西伯，專征伐”之語。
豈非去聖益遠則其誣亦益多，其說愈傳則其真亦愈失乎！學者奈何不取信於《詩》、《書》、《孟子》而獨世俗傳聞之是信哉！且《春秋傳》以為囚之七年，《戰國策》以為拘之百日，其久暫固已懸殊矣。
《尚書大傳》以為在西伯<令戈>耆之後，《史記》以為在虞、芮質成之前，其先後亦複抵捂矣。
《春秋傳》以為諸侯從之而纣歸之，《尚書大傳》以為散宜生賂之而纣釋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說矣。
學者将何所取信乎？尤可異者，《殷本紀》以為竊歎九侯而被囚，《周本紀》則以為積善累德而見谮；《殷本紀》以為獻洛西而後賜斧钺，《周本紀》則以為賜斧钺而後獻洛西；此一人之書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為實耶！曰：纣，天子也，文王，其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懸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縣之法然耳。
古者天子有德則諸侯皆歸之，無則諸侯去之。
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然則武丁以前，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
故《商頌》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然則成湯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來享來王者也。
周介戎、狄之間，去商尤遠，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聞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币珠玉，不聞有責之者也；去而遷於歧山，亦不聞有安集之者也。
蓋當是時，商之号令已不行於河、關以西；周自立國於岐，與商固無涉也。
自憑辛至纣六世，商日以衰而纣又暴，故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諸侯或服屬之耳。
是以文王滅密則取之，滅崇則取之，商不問，文王亦不讓也；三分有二之國相率歸周，商不以為罪，文王亦不以為嫌也。
何者？諸侯久已非商之諸侯也。
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與焉！由是言之，文王蓋未嘗立商之朝，纣焉得囚之裡而錫之斧钺也哉！曰：然則《論語》之“以服事殷”，《傳》之“帥叛國以事纣”，其皆不足信與？曰：孟子曰：“湯事葛，大王事獯鬻。
”湯與大王豈嘗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馬卑詞厚币以奉之耳，非必委質而立於其朝也。
《春秋傳》韓厥之言，以喻晉、楚也；晉、楚，敵國也，而以為喻，則亦非謂文王為纣臣也。
其後晉司馬侯之谏平公，亦以文王喻晉而纣喻楚。
假令文王果嘗委質於纣，則二子之取義為不倫矣。
蓋自滅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漸近於商，不能不為纣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讓，不肯與抗；其實纣無如文王何也。
故今不載裡之事，及賜斧钺征伐等語。
說并見前《成湯》、《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辨裡演《易》之說 曰：文王未嘗囚於裡，則《易》何為演也？曰：此亦《史記》言耳。
《易傳》但言其作於文王時，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憂患，不言憂患為何事也。
《史記》因《傳》此文，遂以文王裡之事當之，非果有所據也。
且其《自序》文雲：“西伯拘裡，演《周易》。
孔子厄陳、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離騷》。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膑腳，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所引者凡七事。
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歸魯以後，非厄陳、蔡之時。
《呂覽》之成，懸諸國門，是時不韋方為秦相，亦未遷蜀。
《屈原傳》，作《離騷》在懷王之世，至頃襄王乃遷之江南，非放逐而賦《離騷》也。
《韓非傳》，作《弧憤》、《說難》皆在居韓時，秦王見其書而好之，韓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說難》、《孤憤》也。
此三傳及《孔子世家》皆遷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烏在其可信乎！至《國語》與《左傳》事多抵捂，文亦不類，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說恐亦以其名明而緻誤耳。
《孫武傳》既以十三篇為武書矣，而於膑又雲“世傳其兵法”，然《贊》但稱“孫武、吳起兵法”，又似膑無書者。
七事之中，其謬之顯然易見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
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況已舉三隅而猶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斷不在裡時矣。
說并詳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興也條》下。
△辨《拘幽操》 曰：《琴錄》何以載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錄》之文，詞意淺近，不惟非聖人之言，亦不類三代時語，乃後人聞相傳有此事而拟作者耳。
唐韓子亦嘗有《拟拘幽操》，近世琴譜亦有稱為文王所自作者。
但此幸而有韓詩存，少知讀書者猶得辨其非實；若傳之日久，不幸而韓詩亡，則雖大儒亦必以為實矣。
彼《琴錄》所載，亦如是而已矣！竊謂周、秦以前，事難詳考，不宜輕為拟作；倘失其實，贻誤後人不淺。
然宋人且有以韓子此詩為能得文王之心者。
茫茫天下，吾将與誰言之！悠悠後世，當必有人知之！ 【存疑】“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易彖下傳》） 【存參】“纣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
”（《大戴記》） △《易傳》“大難”語可疑 按：孔子之在厄，《論語》言之，《孟子》言之。
文王之在厄，《詩》不言，《書》不言，《論語》、《孟子》亦無有言之者；至《易》、《春秋傳》始言之；《戰國策》、《尚書大傳》、《史記》以降，言之者更多。
何邪？謂實無是事邪，何以傳記言之者累累。
謂果有是事邪，《六經》、《孟子》不當皆諱之而不言。
且隻此一事耳，何以傳記言之者紛紛而各異乎？蓋嘗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論語》不過雲“絕糧”，於孟子不過雲“無交”；而傳記增而衍之，遂有陳、蔡大夫合謀以兵圍之之說，與夫顔淵埃墨之堕，子貢乞師之行。
由是言之，傳記之好因端附會，乃其常事。
竊疑文王固嘗見忌於纣，纣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舉兵相抗，委曲退讓以承順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勾踐之事吳然者；而後之人遞加附會，各以其意而為之說，是以紛紛不一。
孔子之去戰國僅二百馀年，猶如彼，況文王之下迄戰國至八百年乎！餘甯從《經》而缺之，不敢從《傳》而妄言也。
《易傳》本非孔子所作，乃戰國時所撰，是以汲冢《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其明驗也。
而所雲“大難”者，亦未言為何難。
《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難解；然上雲“不說諸侯之聽於周
況裡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賜乃周王業之所自始，較之虞、芮之質，崇、密之伐，其事尤钜，尤當鄭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與纣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無所容於諱，豈非文王原未嘗立於纣之朝哉！纣囚文王之事，始見於《春秋傳》。
《傳》雲：“纣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纣於是乎懼而歸之。
”（在襄三十一年）固已失於誕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纣之朝也。
其後《戰國策》衍之，始以文王為纣三公而有竊歎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馬之獻也。
《尚書大傳》再衍之，始謂散宜生、闳夭等取美馬怪獸美女大貝以賂纣而後得歸；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钺之賜也。
逮至《史記》，遂合《國策》、《大傳》之文而兼載之，複益之以“為西伯，專征伐”之語。
豈非去聖益遠則其誣亦益多，其說愈傳則其真亦愈失乎！學者奈何不取信於《詩》、《書》、《孟子》而獨世俗傳聞之是信哉！且《春秋傳》以為囚之七年，《戰國策》以為拘之百日，其久暫固已懸殊矣。
《尚書大傳》以為在西伯<令戈>耆之後，《史記》以為在虞、芮質成之前，其先後亦複抵捂矣。
《春秋傳》以為諸侯從之而纣歸之，《尚書大傳》以為散宜生賂之而纣釋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說矣。
學者将何所取信乎？尤可異者，《殷本紀》以為竊歎九侯而被囚，《周本紀》則以為積善累德而見谮；《殷本紀》以為獻洛西而後賜斧钺，《周本紀》則以為賜斧钺而後獻洛西；此一人之書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為實耶！曰：纣，天子也，文王，其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懸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縣之法然耳。
古者天子有德則諸侯皆歸之，無則諸侯去之。
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然則武丁以前，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
故《商頌》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然則成湯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來享來王者也。
周介戎、狄之間，去商尤遠，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聞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币珠玉，不聞有責之者也；去而遷於歧山，亦不聞有安集之者也。
蓋當是時，商之号令已不行於河、關以西；周自立國於岐，與商固無涉也。
自憑辛至纣六世，商日以衰而纣又暴，故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諸侯或服屬之耳。
是以文王滅密則取之，滅崇則取之，商不問，文王亦不讓也；三分有二之國相率歸周，商不以為罪，文王亦不以為嫌也。
何者？諸侯久已非商之諸侯也。
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與焉！由是言之，文王蓋未嘗立商之朝，纣焉得囚之裡而錫之斧钺也哉！曰：然則《論語》之“以服事殷”，《傳》之“帥叛國以事纣”，其皆不足信與？曰：孟子曰：“湯事葛，大王事獯鬻。
”湯與大王豈嘗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馬卑詞厚币以奉之耳，非必委質而立於其朝也。
《春秋傳》韓厥之言，以喻晉、楚也；晉、楚，敵國也，而以為喻，則亦非謂文王為纣臣也。
其後晉司馬侯之谏平公，亦以文王喻晉而纣喻楚。
假令文王果嘗委質於纣，則二子之取義為不倫矣。
蓋自滅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漸近於商，不能不為纣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讓，不肯與抗；其實纣無如文王何也。
故今不載裡之事，及賜斧钺征伐等語。
說并見前《成湯》、《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辨裡演《易》之說 曰：文王未嘗囚於裡，則《易》何為演也？曰：此亦《史記》言耳。
《易傳》但言其作於文王時，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憂患，不言憂患為何事也。
《史記》因《傳》此文，遂以文王裡之事當之，非果有所據也。
且其《自序》文雲：“西伯拘裡，演《周易》。
孔子厄陳、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離騷》。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膑腳，而論《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所引者凡七事。
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歸魯以後，非厄陳、蔡之時。
《呂覽》之成，懸諸國門，是時不韋方為秦相，亦未遷蜀。
《屈原傳》，作《離騷》在懷王之世，至頃襄王乃遷之江南，非放逐而賦《離騷》也。
《韓非傳》，作《弧憤》、《說難》皆在居韓時，秦王見其書而好之，韓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說難》、《孤憤》也。
此三傳及《孔子世家》皆遷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烏在其可信乎！至《國語》與《左傳》事多抵捂，文亦不類，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說恐亦以其名明而緻誤耳。
《孫武傳》既以十三篇為武書矣，而於膑又雲“世傳其兵法”，然《贊》但稱“孫武、吳起兵法”，又似膑無書者。
七事之中，其謬之顯然易見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
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況已舉三隅而猶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斷不在裡時矣。
說并詳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興也條》下。
△辨《拘幽操》 曰：《琴錄》何以載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錄》之文，詞意淺近，不惟非聖人之言，亦不類三代時語，乃後人聞相傳有此事而拟作者耳。
唐韓子亦嘗有《拟拘幽操》，近世琴譜亦有稱為文王所自作者。
但此幸而有韓詩存，少知讀書者猶得辨其非實；若傳之日久，不幸而韓詩亡，則雖大儒亦必以為實矣。
彼《琴錄》所載，亦如是而已矣！竊謂周、秦以前，事難詳考，不宜輕為拟作；倘失其實，贻誤後人不淺。
然宋人且有以韓子此詩為能得文王之心者。
茫茫天下，吾将與誰言之！悠悠後世，當必有人知之！ 【存疑】“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易彖下傳》） 【存參】“纣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
”（《大戴記》） △《易傳》“大難”語可疑 按：孔子之在厄，《論語》言之，《孟子》言之。
文王之在厄，《詩》不言，《書》不言，《論語》、《孟子》亦無有言之者；至《易》、《春秋傳》始言之；《戰國策》、《尚書大傳》、《史記》以降，言之者更多。
何邪？謂實無是事邪，何以傳記言之者累累。
謂果有是事邪，《六經》、《孟子》不當皆諱之而不言。
且隻此一事耳，何以傳記言之者紛紛而各異乎？蓋嘗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論語》不過雲“絕糧”，於孟子不過雲“無交”；而傳記增而衍之，遂有陳、蔡大夫合謀以兵圍之之說，與夫顔淵埃墨之堕，子貢乞師之行。
由是言之，傳記之好因端附會，乃其常事。
竊疑文王固嘗見忌於纣，纣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舉兵相抗，委曲退讓以承順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勾踐之事吳然者；而後之人遞加附會，各以其意而為之說，是以紛紛不一。
孔子之去戰國僅二百馀年，猶如彼，況文王之下迄戰國至八百年乎！餘甯從《經》而缺之，不敢從《傳》而妄言也。
《易傳》本非孔子所作，乃戰國時所撰，是以汲冢《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其明驗也。
而所雲“大難”者，亦未言為何難。
《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難解；然上雲“不說諸侯之聽於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