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婚前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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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的陽光和首都其實沒什麼兩樣。
在早春乍暖還寒的日子裡，外省的陽光和首都的一樣，都讓人覺得珍貴。
這個季節寫字樓、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氣已經停了，白天，室内比戶外要明涼許多。
這個季節尹小跳的骨頭和肉常常有些酸疼，當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肉會突然一下子發酸；左腳域者右腳）的小腳趾，裡邊那些纖細的小關節也會一陣陣曲裡拐彎兒針刺樣地疼。
這有點兒難受，卻是一種好受的難受。
那疼也是小打小鬧，咿咿呀呀撒嬌似的，像被太陽曬開了的一種半醉的呻吟。
在她的頭頂，路邊的小葉楊也綠了，綠得還嫩，輕煙一般在淺色樓群的腰間缭繞。
一座城市就顯出了它的柔軟，還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出租車上，搖下車窗玻璃把頭探出去，像要試試外面的溫度，又仿佛要讓普天下的陽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顆剪着短發的腦袋上。
她這種探頭車外的姿态看上去有點兒野，再過分一點兒就是粗魯了。
可是尹小跳并不過分，從小她對各種姿态的把握就有一種無師自通的分寸感。
所以此刻她的探頭車外僅僅是有一點兒野和一點兒優雅。
那時落下的玻璃正擠住她的下巴颏兒，宛若雪亮的刀鋒正要抹她的脖子，還使她有種頭在鍘刀下的感覺。
這是一幅血淋淋的過瘾景象，帶點兒凜然不屈的自虐性質，是童年時代劉胡蘭的故事留給尹小跳水遠的紀念。
每當她想起國民黨匪幫用鍘刀把十五歲的劉胡蘭給鍘了，她的喉嚨就會”咕噜咕噜“響個不停那是一種難以言說的驚懼，又是一種莫可名狀的快感。
那時她就總問自己：為什麼最吓人的東西也會是最誘人的東西呢？那時她分辨不清她是因為渴望成為英雄而幻想去躺在鍘刀下還是越怕躺在鍘刀下就越想躺在鍘刀蔔。
她分辨不清。
出租車在灑滿陽光的大街上跑着，外省的陽光和首都其實真沒什麼兩樣。
尹小跳想。
不過，外省的陽光和首都到底是兩樣的，尹小跳又想。
此時此刻，就在外省省會福安市，就在這個距北京僅二百公裡的城市，陽光裡的塵埃和纖維，陽光下人的表情和物體的形狀，不知怎麼和首都總有那麼點兒不一樣。
遇到紅燈時，尹小跳便開始打量那些被紅燈攔住靜止下來的騎自行車的人。
一個穿着黑色松糕鞋和一身窄瘦黑衣服的女孩子體态勻稱、面容姣好，染着金黃的發梢兒，使她想起她在特拉維夫、紐約和漢城看見的那些喜歡穿黑衣服的少女。
世界流行什麼，這裡也在流行什麼。
這個外省黑衣少女，她叉腿坐在白色跑個車座上，一邊焦急地揚起手腕看表，一邊吐痰。
她看一看表，吐一口痰；吐一口痰，又看一看表。
尹小跳猜測她肯定有急事，時間對她是多麼重要。
不過她為什麼要吐痰呢？既然她有手表。
既然她有手表，就用不着吐痰。
既然她吐痰，就用不着有手表。
既然她已經學會了讓時間控制她的生活，她就應該學會控制痰。
既然她有手表，就不應該有痰。
既然她吐了痰，就不應該有手表。
既然她有表，就萬不該有痰。
既然她有痰，就萬不該有表。
既然表……既然痰……既然痰……既然表……既然、既然……紅燈早已變了綠燈，黑衣女孩子早把自己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尹小跳還糾纏在手表和痰裡沒完沒了。
她這種看上去特别極端的非此即彼的糾纏，讓人覺得她簡直就要對着大街放聲喝斥了，可她這種極端的非此即彼的糾纏卻又似乎不是真的義憤。
假設她強令自己把剛才那”既然有表就不該有痰“的句于颠來倒去再默念15遍，她一定會覺得結果是茫然不知其意義。
那麼，她這種糾纏的确不足真的義憤，一點與己無關的喋喋不休的尖刻罷了，這原本就是一個手表和痰并存的時代，尤其在外省。
尹小跳從車窗外收回了她的腦袋。
車内收音機裡正播放着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
多麼溫暖多麼慈祥把我們農奴的心兒照亮，找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哎，巴紮嘿！”這是當地音樂台的一個有獎競猜節目，主持人請聽衆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演員，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寶牌SOD護膚品。
不斷有聽衆打進電話，操着福安味兒的普通話把歌名和歌唱者猜來猜去，卻沒有一個人猜得對。
畢竟，這歌和唱這歌的老演員對于現在的聽衆是太陌生了。
陌生到連音樂台的主持人都覺出了尴尬。
尹小跳知道這首老歌的名字，也聽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誰，這使她無形中似乎也加人了這個有獎競猜，雖然她壓根兒就沒打算給這條熱線打過去一個電話。
她隻是下意識地在心裡把這首老歌唱了許多遍——單唱那最後一句：“巴紮嘿！巴紮嘿！巴紮嘿！巴紮嘿……”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學一起唱這首歌時，就最愛唱最後那個“巴紮嘿！”這是一首西藏翻身農奴歌頌毛澤東的歌兒，顯然那“巴紮嘿”不是一句漢語。
就為了它不是漢語，當年的尹小跳才會那麼起勁兒地重複它吧，帶着那麼點兒不明根由的解放感，像念經，又像耍貧。
因為想到了耍貧，尹小跳才強迫自己在心裡停止對“巴紮嘿”的重複。
她回到了現在，回到了外省省會福安市的出租車上。
音樂台的節目已經停上，安靜的出租車座位上鋪着一塊不太幹淨的棉線割花墊子，像從前北方農村姑娘手繡的鞋墊。
這使尹小跳每逢坐進這樣的出租車，總有一種坐在炕上的感覺。
這就是外省了，她感歎着。
雖然她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還是習慣性地把這裡的一切和首都相比。
無論從心理距離還是從地理距離，北京離她都是那麼近，一直那麼近。
這似乎和她生在首都她是北京人有關，不過在多數時間裡，她并不覺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覺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
她覺得她哪裡的人也不是，她經常有點兒賭氣又有點興災樂禍地這麼想。
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無所歸屬，仿佛隻有無所歸屬才可能讓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于眼前的城市，讓她鎮靜地、不事矯情地面對所有的城巾和生活。
而當她想到鎮靜這個詞的時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車裡的她也許不是那麼鎮靜的，她大概要結婚了。
她從來也沒結過婚——這句話聽上去有點兒毛病，好像其他準備結婚的人都結過許多次婚似的。
但是，她從來也沒結過婚——她仍然這麼想。
她這樣想自己，談不上褒意，也談不上貶義，有時候顯得自傲，有時候又有幾分哀怨。
她知道自己不像一個接近四十歲的人，她的眼神兒裡常有一種突然不知所向的濕潤的蒙胧；她的體态呈現出一種沒有婚姻、沒有生育過的女性的成熟的矯捷、利落而又警醒。
她辦公室的抽屜裡總是塞着一些零食：話梅、鳗魚幹、果仁巧克力；她是福安一家兒童出版社的副社長，不過她的同事沒有叫她尹社長的，他們直呼其名：尹小跳。
很多時候她顯得春風得意，她知道，最受不了她春風得意的就是她的妹妹尹小帆了，特别是在尹小帆遠走美國之後，這一切變得更加清晰明朗。
長期以來她總是害怕把自己的戀愛告訴尹小帆，可越是害怕，她越是非要把每一次戀愛告訴尹小帆不可。
就好像以此證明她不怕尹小帆，她經得起尹小帆在她的戀愛中所做的一切。
眼下她仍然有點兒鬼祟、又有點兒逞能似的這麼想着，她仿佛已經拿起了電話，已經看見越洋電話的那一頭，芝加哥的尹小帆聽到這消息之後那張略帶懊惱的審視的臉。
還有她那攙着鼻音的一串串語言。
她們，尹小跳和尹小帆，她們曾經共過患難她們同心同德，是什麼讓尹小帆如此激烈地蔑視尹小跳的生活——那的确是一種蔑視，連同她的服裝，她的發式，她生活中的男人，無一不遭到尹小帆的諷刺和抨擊，以至于尹小跳衛生間的淋浴器也使尹小帆産生過不滿。
那年她回國探親，在引小跳家裡住了幾天，她抱怨姐姐家熱水器噴頭的出水量小，弄得她洗頭之後沖不幹淨頭發——她那一頭寶貴的長發。
她繃着臉抱怨着，一點兒也沒有開玩笑的意思，而尹小跳隻能壓抑着心中的不快，不自然地笑着，她永遠記住了自己那不自然的笑。
沒準兒她不應該告訴她。
出租車把尹小跳送到億客隆超市，她采購了足夠一星期吃的東西，然後乘車回家。
家裡停了暖氣，房間裡有些陰涼，但這陰涼顯然不同于冬天的寒冷，它不是充滿空間的密集的生硬，它是不确定的，帶着幾絲幽幽的落寞之氣。
在這樣的季節，在這樣的晚上，尹小跳喜歡打開所有的燈，從走廊開始，到廚房，到書房，到客廳，到卧室，到衛生間，所有的燈，頂燈，壁燈，台燈，落地燈，鏡前燈，床頭燈……她的手依次“啪啪”地按着這些開關，隻有房子的主人才可能這麼熟絡而又準确。
尹小跳是這房子的主人，她用開燈的方式和她的房子打着招呼，她的這些燈照亮了她的房子，又仿佛是燈們自己點亮自己歡迎着尹小跳的回家。
于是，燈光照亮的每一件家具，燈影裡每一片柔暗的朦胧，都使她覺得可靠、踏實。
她就這樣把每一個房問行走完畢，最後将自己逼進一個小小的角落： 客廳裡那張灰藍色的織貢緞面料的單人沙發，那似乎是她在人睡覺時最喜歡的一個角落。
每當她從外邊回來，下班或是出差，她都要在這張小沙發上坐着愣那麼一會兒，喝一杯白開水，緩緩神兒，直到身心安生下來，松弛下來。
她從來不坐那張三人沙發，即使當陳在把她抱在懷裡，要求更舒适地躺在那張三人沙發上時，她也表示了堅決的不配合。
情急之中她幹脆對他說：“咱們上床吧！” 這是一句讓陳在難忘的話，因為在那之前他們從未上過床，盡管他們認識了幾十年，他們深明彼此。
後來，有時候當他們有些燒包地打着嘴仗，嚼清是誰先“勾引了”誰時，陳在就會舉出尹小跳的這句話：“咱們上床吧！”這話是如此的坦蕩，率真，如此令人猝不及防，以至于缺少了它固有的色情成分，使陳在一萬遍地想着，此時此刻被他捧在手中的這個柔若無骨的女人，真是他一生的至愛，從來就是。
也似乎正因為那句話，那個晚上他們什麼也沒做成。
今晚陳在不在，他到南方出差。
尹小跳吃過晚飯，又坐回到小沙發上看了一部書稿，就洗澡上床。
她願意早點兒鑽被窩兒，她願意鑽在被窩兒裡等陳在的電話。
她尤其喜歡“鑽被窩兒”這幾個字，有點兒土，窮窮氣氣的不開眼，可她就是喜歡那“鑽”和那“被窩兒”。
她一直不能習慣賓館、飯店和外國人的睡法：把被腳（或毯子腳）連同被單緊緊繃在床墊上，腿腳伸進去，一種四邊不靠、沒着沒落的感覺。
她也不喜歡羽絨被和蓬松棉、透氣棉之類，輕飄飄地浮在身上反倒讓人累得慌。
她一直蓋真正棉花絮成的被子，她喜歡棉被疊
在早春乍暖還寒的日子裡，外省的陽光和首都的一樣，都讓人覺得珍貴。
這個季節寫字樓、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氣已經停了，白天，室内比戶外要明涼許多。
這個季節尹小跳的骨頭和肉常常有些酸疼，當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肉會突然一下子發酸；左腳域者右腳）的小腳趾，裡邊那些纖細的小關節也會一陣陣曲裡拐彎兒針刺樣地疼。
這有點兒難受，卻是一種好受的難受。
那疼也是小打小鬧，咿咿呀呀撒嬌似的，像被太陽曬開了的一種半醉的呻吟。
在她的頭頂，路邊的小葉楊也綠了，綠得還嫩，輕煙一般在淺色樓群的腰間缭繞。
一座城市就顯出了它的柔軟，還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出租車上，搖下車窗玻璃把頭探出去，像要試試外面的溫度，又仿佛要讓普天下的陽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顆剪着短發的腦袋上。
她這種探頭車外的姿态看上去有點兒野，再過分一點兒就是粗魯了。
可是尹小跳并不過分，從小她對各種姿态的把握就有一種無師自通的分寸感。
所以此刻她的探頭車外僅僅是有一點兒野和一點兒優雅。
那時落下的玻璃正擠住她的下巴颏兒，宛若雪亮的刀鋒正要抹她的脖子，還使她有種頭在鍘刀下的感覺。
這是一幅血淋淋的過瘾景象，帶點兒凜然不屈的自虐性質，是童年時代劉胡蘭的故事留給尹小跳水遠的紀念。
每當她想起國民黨匪幫用鍘刀把十五歲的劉胡蘭給鍘了，她的喉嚨就會”咕噜咕噜“響個不停那是一種難以言說的驚懼，又是一種莫可名狀的快感。
那時她就總問自己：為什麼最吓人的東西也會是最誘人的東西呢？那時她分辨不清她是因為渴望成為英雄而幻想去躺在鍘刀下還是越怕躺在鍘刀下就越想躺在鍘刀蔔。
她分辨不清。
出租車在灑滿陽光的大街上跑着，外省的陽光和首都其實真沒什麼兩樣。
尹小跳想。
不過，外省的陽光和首都到底是兩樣的，尹小跳又想。
此時此刻，就在外省省會福安市，就在這個距北京僅二百公裡的城市，陽光裡的塵埃和纖維，陽光下人的表情和物體的形狀，不知怎麼和首都總有那麼點兒不一樣。
遇到紅燈時，尹小跳便開始打量那些被紅燈攔住靜止下來的騎自行車的人。
一個穿着黑色松糕鞋和一身窄瘦黑衣服的女孩子體态勻稱、面容姣好，染着金黃的發梢兒，使她想起她在特拉維夫、紐約和漢城看見的那些喜歡穿黑衣服的少女。
世界流行什麼，這裡也在流行什麼。
這個外省黑衣少女，她叉腿坐在白色跑個車座上，一邊焦急地揚起手腕看表，一邊吐痰。
她看一看表，吐一口痰；吐一口痰，又看一看表。
尹小跳猜測她肯定有急事，時間對她是多麼重要。
不過她為什麼要吐痰呢？既然她有手表。
既然她有手表，就用不着吐痰。
既然她吐痰，就用不着有手表。
既然她已經學會了讓時間控制她的生活，她就應該學會控制痰。
既然她有手表，就不應該有痰。
既然她吐了痰，就不應該有手表。
既然她有表，就萬不該有痰。
既然她有痰，就萬不該有表。
既然表……既然痰……既然痰……既然表……既然、既然……紅燈早已變了綠燈，黑衣女孩子早把自己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尹小跳還糾纏在手表和痰裡沒完沒了。
她這種看上去特别極端的非此即彼的糾纏，讓人覺得她簡直就要對着大街放聲喝斥了，可她這種極端的非此即彼的糾纏卻又似乎不是真的義憤。
假設她強令自己把剛才那”既然有表就不該有痰“的句于颠來倒去再默念15遍，她一定會覺得結果是茫然不知其意義。
那麼，她這種糾纏的确不足真的義憤，一點與己無關的喋喋不休的尖刻罷了，這原本就是一個手表和痰并存的時代，尤其在外省。
尹小跳從車窗外收回了她的腦袋。
車内收音機裡正播放着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
多麼溫暖多麼慈祥把我們農奴的心兒照亮，找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哎，巴紮嘿！”這是當地音樂台的一個有獎競猜節目，主持人請聽衆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演員，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寶牌SOD護膚品。
不斷有聽衆打進電話，操着福安味兒的普通話把歌名和歌唱者猜來猜去，卻沒有一個人猜得對。
畢竟，這歌和唱這歌的老演員對于現在的聽衆是太陌生了。
陌生到連音樂台的主持人都覺出了尴尬。
尹小跳知道這首老歌的名字，也聽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誰，這使她無形中似乎也加人了這個有獎競猜，雖然她壓根兒就沒打算給這條熱線打過去一個電話。
她隻是下意識地在心裡把這首老歌唱了許多遍——單唱那最後一句：“巴紮嘿！巴紮嘿！巴紮嘿！巴紮嘿……”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學一起唱這首歌時，就最愛唱最後那個“巴紮嘿！”這是一首西藏翻身農奴歌頌毛澤東的歌兒，顯然那“巴紮嘿”不是一句漢語。
就為了它不是漢語，當年的尹小跳才會那麼起勁兒地重複它吧，帶着那麼點兒不明根由的解放感，像念經，又像耍貧。
因為想到了耍貧，尹小跳才強迫自己在心裡停止對“巴紮嘿”的重複。
她回到了現在，回到了外省省會福安市的出租車上。
音樂台的節目已經停上，安靜的出租車座位上鋪着一塊不太幹淨的棉線割花墊子，像從前北方農村姑娘手繡的鞋墊。
這使尹小跳每逢坐進這樣的出租車，總有一種坐在炕上的感覺。
這就是外省了，她感歎着。
雖然她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還是習慣性地把這裡的一切和首都相比。
無論從心理距離還是從地理距離，北京離她都是那麼近，一直那麼近。
這似乎和她生在首都她是北京人有關，不過在多數時間裡，她并不覺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覺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
她覺得她哪裡的人也不是，她經常有點兒賭氣又有點興災樂禍地這麼想。
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無所歸屬，仿佛隻有無所歸屬才可能讓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于眼前的城市，讓她鎮靜地、不事矯情地面對所有的城巾和生活。
而當她想到鎮靜這個詞的時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車裡的她也許不是那麼鎮靜的，她大概要結婚了。
她從來也沒結過婚——這句話聽上去有點兒毛病，好像其他準備結婚的人都結過許多次婚似的。
但是，她從來也沒結過婚——她仍然這麼想。
她這樣想自己，談不上褒意，也談不上貶義，有時候顯得自傲，有時候又有幾分哀怨。
她知道自己不像一個接近四十歲的人，她的眼神兒裡常有一種突然不知所向的濕潤的蒙胧；她的體态呈現出一種沒有婚姻、沒有生育過的女性的成熟的矯捷、利落而又警醒。
她辦公室的抽屜裡總是塞着一些零食：話梅、鳗魚幹、果仁巧克力；她是福安一家兒童出版社的副社長，不過她的同事沒有叫她尹社長的，他們直呼其名：尹小跳。
很多時候她顯得春風得意，她知道，最受不了她春風得意的就是她的妹妹尹小帆了，特别是在尹小帆遠走美國之後，這一切變得更加清晰明朗。
長期以來她總是害怕把自己的戀愛告訴尹小帆，可越是害怕，她越是非要把每一次戀愛告訴尹小帆不可。
就好像以此證明她不怕尹小帆，她經得起尹小帆在她的戀愛中所做的一切。
眼下她仍然有點兒鬼祟、又有點兒逞能似的這麼想着，她仿佛已經拿起了電話，已經看見越洋電話的那一頭，芝加哥的尹小帆聽到這消息之後那張略帶懊惱的審視的臉。
還有她那攙着鼻音的一串串語言。
她們，尹小跳和尹小帆，她們曾經共過患難她們同心同德，是什麼讓尹小帆如此激烈地蔑視尹小跳的生活——那的确是一種蔑視，連同她的服裝，她的發式，她生活中的男人，無一不遭到尹小帆的諷刺和抨擊，以至于尹小跳衛生間的淋浴器也使尹小帆産生過不滿。
那年她回國探親，在引小跳家裡住了幾天，她抱怨姐姐家熱水器噴頭的出水量小，弄得她洗頭之後沖不幹淨頭發——她那一頭寶貴的長發。
她繃着臉抱怨着，一點兒也沒有開玩笑的意思，而尹小跳隻能壓抑着心中的不快，不自然地笑着，她永遠記住了自己那不自然的笑。
沒準兒她不應該告訴她。
出租車把尹小跳送到億客隆超市，她采購了足夠一星期吃的東西，然後乘車回家。
家裡停了暖氣，房間裡有些陰涼，但這陰涼顯然不同于冬天的寒冷，它不是充滿空間的密集的生硬，它是不确定的，帶着幾絲幽幽的落寞之氣。
在這樣的季節，在這樣的晚上，尹小跳喜歡打開所有的燈，從走廊開始，到廚房，到書房，到客廳，到卧室，到衛生間，所有的燈，頂燈，壁燈，台燈，落地燈，鏡前燈，床頭燈……她的手依次“啪啪”地按着這些開關，隻有房子的主人才可能這麼熟絡而又準确。
尹小跳是這房子的主人，她用開燈的方式和她的房子打着招呼，她的這些燈照亮了她的房子，又仿佛是燈們自己點亮自己歡迎着尹小跳的回家。
于是，燈光照亮的每一件家具，燈影裡每一片柔暗的朦胧，都使她覺得可靠、踏實。
她就這樣把每一個房問行走完畢，最後将自己逼進一個小小的角落： 客廳裡那張灰藍色的織貢緞面料的單人沙發，那似乎是她在人睡覺時最喜歡的一個角落。
每當她從外邊回來，下班或是出差，她都要在這張小沙發上坐着愣那麼一會兒，喝一杯白開水，緩緩神兒，直到身心安生下來，松弛下來。
她從來不坐那張三人沙發，即使當陳在把她抱在懷裡，要求更舒适地躺在那張三人沙發上時，她也表示了堅決的不配合。
情急之中她幹脆對他說：“咱們上床吧！” 這是一句讓陳在難忘的話，因為在那之前他們從未上過床，盡管他們認識了幾十年，他們深明彼此。
後來，有時候當他們有些燒包地打着嘴仗，嚼清是誰先“勾引了”誰時，陳在就會舉出尹小跳的這句話：“咱們上床吧！”這話是如此的坦蕩，率真，如此令人猝不及防，以至于缺少了它固有的色情成分，使陳在一萬遍地想着，此時此刻被他捧在手中的這個柔若無骨的女人，真是他一生的至愛，從來就是。
也似乎正因為那句話，那個晚上他們什麼也沒做成。
今晚陳在不在，他到南方出差。
尹小跳吃過晚飯，又坐回到小沙發上看了一部書稿，就洗澡上床。
她願意早點兒鑽被窩兒，她願意鑽在被窩兒裡等陳在的電話。
她尤其喜歡“鑽被窩兒”這幾個字，有點兒土，窮窮氣氣的不開眼，可她就是喜歡那“鑽”和那“被窩兒”。
她一直不能習慣賓館、飯店和外國人的睡法：把被腳（或毯子腳）連同被單緊緊繃在床墊上，腿腳伸進去，一種四邊不靠、沒着沒落的感覺。
她也不喜歡羽絨被和蓬松棉、透氣棉之類，輕飄飄地浮在身上反倒讓人累得慌。
她一直蓋真正棉花絮成的被子，她喜歡棉被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