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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政是明朝一項重要的經濟制度，"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率由大江至。
洪武三十年（1398），惟海運遼東以供軍饷。
太宗肇北京，江南漕船一由江入海，出直沽，泝白河至通州；一由江入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至通州。
〔明〕楊宏、謝純：《漕運通志》卷一《漕渠表》，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1528）楊宏刻本。
"永樂初年河、海兼運，永樂十三年（1415）會通河開通後罷海運，南方漕糧主要由運河北上。
永樂遷都北京後，"百官衛士仰需江南"，〔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三十七《國用考·漕運上》，現代出版社1986年據北京師範大學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每年要通過大運河調運數百萬石糧食到北京等地，因而修造漕船成為明朝的軍國大計。
對于明代漕船的修造和管理，《漕船志》保存了豐富翔實的資料。
一、《漕船志》的四次編修 《漕船志》是記載明代漕船的一部專志，因所記以清江船廠為主，所以又名《清江漕船志》。
《漕船志》明代有四修，弘治十四年（1501）席書創編，《明史》卷九十七《藝文二》題為"席書《漕船志》一卷"；嘉靖二年（1523）丁瓒《重修清江船廠志》，嘉靖十一年（1532）邵經濟《濟漕志補略》，嘉靖二十三年（1544）朱家相《增修清江船廠志》。
今流傳下來的版本，僅有民國三十年（1941）上海玄覽居士輯《玄覽堂叢書》，據明嘉靖甲辰（二十三年）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刊本影印。
席書，字文同，遂甯（今四川遂甯）人。
弘治三年（1490）進士。
"授郯城知縣。
入為工部主事，移戶部，進員外郎......武宗時，曆河南佥事、貴州提學副使......屢遷福建左布政使......尋以右副都禦史巡撫湖廣......嘉靖元年（1522）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席書傳》，中華書局點校本。
另見〔明〕焦竑《國朝獻征錄》卷十五《内閣四·席書》，上海書店1986年10月版。
以"議大禮"遷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著有《漕船志》、《春秋論》、《大禮集議》、《救荒策文集》、《元山文集》等。
弘治十一年（1498）至十四年，席書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分司清江船廠，其間編次《漕船志》。
丁瓒，字敬夫，直隸丹徒（今江蘇丹徒）人，進士，曆官按察司副使。
正德十五年（1520）至嘉靖元年，任工部都水司主事，"來視廠事，以志迄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而近事或阙如也，乃重加修訂"。
〔明〕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蔡昂《重修清江漕船志序》，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正中書局據《玄覽堂叢書》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邵經濟，字仲才，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進士，曆官知府，嘉靖九年（1530）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分司清江船廠，嘉靖十一年作志補。
朱家相，字伯鄰，号南川子，歸德（今河南商丘）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嘉靖二十二年（1543）任工部都水司主事，"來莅廠事，複增修焉"。
〔明〕潘埙：《增修清江漕船志叙》。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正中書局據《玄覽堂叢書》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席書、丁瓒、邵經濟編撰的《漕船志》其版本今雖已不存，但從增修本及流傳下來的序和凡例，仍能窺知《漕船志》四修體例内容以及明代漕政的變化。
據席書《漕船志叙》雲："皇明舟楫挽運，南北會通......國家既遷河朔以控天下之大勢，而江南之粟不可廢也。
首覽群議，一浚真楚諸湖，引江舟以入淮，再浚徐呂二洪，引淮舟以入濟，最後疏汶河達清衛漳禦，而濟舟長抵于直沽。
因罷海運，改從内河，而濟利之具，場廠之設，實先務也。
乃于淮安南清河、山東北清河設二廠，以提舉舟事，百年于茲。
長江大河一氣流通，漕舟南來，遠自嶺北，輻辏于都下，君子占人國家之盛，于此可見其大者。
故昔有遠人入貢者，見吾舳舻千裡，謂醜類曰：'中國之樯橹多［于］小夷之甲兵，吾曹敢異志乎？'由是觀之，漕舟所系，匪惟控禦南北，所以跨四海而肅百蠻者，亦尚倚壯于斯"。
因此"承朝命來領淮廠，暇，于建始之由，兌運之次，造作之地，計艘之數，歲運之額，财計之所用，運道之所經，與夫漕卒之利病，積年之事宜，凡關于舟事者，考尋故典，采拾大要，編次一帙，名曰《漕船志》"。
〔明〕席書：《漕船志叙》，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正中書局據《玄覽堂叢書》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說明《漕船志》編修的意義和記述的主要内容。
蔡昂在丁瓒《重修清江漕船志序》中談到："清江漕船廠故有志，作于弘治間，正德庚辰（十五年，1520），冬官郎丁君敬夫來視廠事，以志迄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而近事阙如也，乃重加修訂。
又比郡史例，以地産、文獻附焉......國家設專官以理運舟，處之上遊，比其材美，又分郎署以監之......予竊悲夫兵民交困，而骫法者之百出也。
議者謂造舟之害，成化以前民當之，其後漕卒當之，至不得已始征稅于商。
夫商與漕猶夫民也，以民所不堪而移之漕，又以漕所不堪而移之商，豈得已哉！今商征不減，而漕困未纾，當事者有憂焉。
而于是書也，三緻其意矣。
予意漕卒可用也，不可困也；商可征也，不可益也，是在去其所以為蠹者而已。
天下之事坐視其弊而不為之所，則其後漸不可為，或遺智者之憂，且啟好事者更張之過，以其狃于積習也。
一旦從而爬梳之剔抉之，則衆必不樂而怨謗乘之，以起守不足者，或怵于利害而沮于中道。
夫不為以益其弊，與能為而不克終，斯二者皆過也。
乃若深知其故而慎為之圖，施為本末，具有定論，不亟始而亦不怠于終，惟自信不惑者能之，然此又可多得也哉！敬夫為清江三年，蓋用此道。
雖間有沮撓，而自信不惑。
其為斯志，皆身所已試，而意所獨得者。
承其後講而行之，未必無補也。
"〔明〕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正中書局據《玄覽堂叢書》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分析了重修漕船志的時代背景和記述的變化。
邵經濟"役于淮三年，昧于事，事弗足以身茲役，而歲深焉。
疲神殚慮，或摅一得于興革者，一遵昔賢元山公建置。
《漕船志》之紀陳，不敢執一私見，生一厲階。
雖然能必其弗眚，載師梗後役不耶？于時代矣、事往矣，委諸，或曰心之郛也，存于政，政之緒也，昭于紀，紀斯載，載可考焉，曷委諸？且二三君子夙董茲役......盍彙諸以俟後考"。
〔明〕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邵經濟《濟漕志補略序》，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正中書局據《玄覽堂叢書》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在前志基礎上，作《濟漕志補略》。
又據胡琏《濟漕志補略序》："淮安清江廠督理漕艦，榷征商貨，帑藏出納，歲計不赀。
而綜理防檢之大，凡所謂漕船志者，蓋彜與也。
比數年來宏綱式昭，而遺奸日起。
工曹郎浙杭邵君仲才繼司廠事，且三年矣。
清才遠猷，雅不自用。
考諸志，蓋席元山其主盟，有師承之道。
參諸時，蓋張、呂二君子其同志，有友輔之益，調停潤色，增美前休，事陳義意，物立章程，法斯備矣。
屢變而終歸不紊，小異而無妨大同，《志補》所以作也。
防民為遠，明志為潔，取善為公，覺人為厚，有君子之道四。
"〔明〕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刊本同上。
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叙》雲："漕船舊有志，元山公實創之。
正德中，重刻于丁君敬夫，闆久浸已漫漶。
相也不類，拟翻刻以傳，而猶歎夫元山公之意有未竟也。
是故時有今昔，政
洪武三十年（1398），惟海運遼東以供軍饷。
太宗肇北京，江南漕船一由江入海，出直沽，泝白河至通州；一由江入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至通州。
〔明〕楊宏、謝純：《漕運通志》卷一《漕渠表》，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1528）楊宏刻本。
"永樂初年河、海兼運，永樂十三年（1415）會通河開通後罷海運，南方漕糧主要由運河北上。
永樂遷都北京後，"百官衛士仰需江南"，〔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三十七《國用考·漕運上》，現代出版社1986年據北京師範大學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每年要通過大運河調運數百萬石糧食到北京等地，因而修造漕船成為明朝的軍國大計。
對于明代漕船的修造和管理，《漕船志》保存了豐富翔實的資料。
一、《漕船志》的四次編修 《漕船志》是記載明代漕船的一部專志，因所記以清江船廠為主，所以又名《清江漕船志》。
《漕船志》明代有四修，弘治十四年（1501）席書創編，《明史》卷九十七《藝文二》題為"席書《漕船志》一卷"；嘉靖二年（1523）丁瓒《重修清江船廠志》，嘉靖十一年（1532）邵經濟《濟漕志補略》，嘉靖二十三年（1544）朱家相《增修清江船廠志》。
今流傳下來的版本，僅有民國三十年（1941）上海玄覽居士輯《玄覽堂叢書》，據明嘉靖甲辰（二十三年）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刊本影印。
席書，字文同，遂甯（今四川遂甯）人。
弘治三年（1490）進士。
"授郯城知縣。
入為工部主事，移戶部，進員外郎......武宗時，曆河南佥事、貴州提學副使......屢遷福建左布政使......尋以右副都禦史巡撫湖廣......嘉靖元年（1522）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席書傳》，中華書局點校本。
另見〔明〕焦竑《國朝獻征錄》卷十五《内閣四·席書》，上海書店1986年10月版。
以"議大禮"遷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著有《漕船志》、《春秋論》、《大禮集議》、《救荒策文集》、《元山文集》等。
弘治十一年（1498）至十四年，席書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分司清江船廠，其間編次《漕船志》。
丁瓒，字敬夫，直隸丹徒（今江蘇丹徒）人，進士，曆官按察司副使。
正德十五年（1520）至嘉靖元年，任工部都水司主事，"來視廠事，以志迄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而近事或阙如也，乃重加修訂"。
〔明〕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蔡昂《重修清江漕船志序》，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正中書局據《玄覽堂叢書》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邵經濟，字仲才，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進士，曆官知府，嘉靖九年（1530）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分司清江船廠，嘉靖十一年作志補。
朱家相，字伯鄰，号南川子，歸德（今河南商丘）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嘉靖二十二年（1543）任工部都水司主事，"來莅廠事，複增修焉"。
〔明〕潘埙：《增修清江漕船志叙》。
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正中書局據《玄覽堂叢書》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席書、丁瓒、邵經濟編撰的《漕船志》其版本今雖已不存，但從增修本及流傳下來的序和凡例，仍能窺知《漕船志》四修體例内容以及明代漕政的變化。
據席書《漕船志叙》雲："皇明舟楫挽運，南北會通......國家既遷河朔以控天下之大勢，而江南之粟不可廢也。
首覽群議，一浚真楚諸湖，引江舟以入淮，再浚徐呂二洪，引淮舟以入濟，最後疏汶河達清衛漳禦，而濟舟長抵于直沽。
因罷海運，改從内河，而濟利之具，場廠之設，實先務也。
乃于淮安南清河、山東北清河設二廠，以提舉舟事，百年于茲。
長江大河一氣流通，漕舟南來，遠自嶺北，輻辏于都下，君子占人國家之盛，于此可見其大者。
故昔有遠人入貢者，見吾舳舻千裡，謂醜類曰：'中國之樯橹多［于］小夷之甲兵，吾曹敢異志乎？'由是觀之，漕舟所系，匪惟控禦南北，所以跨四海而肅百蠻者，亦尚倚壯于斯"。
因此"承朝命來領淮廠，暇，于建始之由，兌運之次，造作之地，計艘之數，歲運之額，财計之所用，運道之所經，與夫漕卒之利病，積年之事宜，凡關于舟事者，考尋故典，采拾大要，編次一帙，名曰《漕船志》"。
〔明〕席書：《漕船志叙》，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正中書局據《玄覽堂叢書》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說明《漕船志》編修的意義和記述的主要内容。
蔡昂在丁瓒《重修清江漕船志序》中談到："清江漕船廠故有志，作于弘治間，正德庚辰（十五年，1520），冬官郎丁君敬夫來視廠事，以志迄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而近事阙如也，乃重加修訂。
又比郡史例，以地産、文獻附焉......國家設專官以理運舟，處之上遊，比其材美，又分郎署以監之......予竊悲夫兵民交困，而骫法者之百出也。
議者謂造舟之害，成化以前民當之，其後漕卒當之，至不得已始征稅于商。
夫商與漕猶夫民也，以民所不堪而移之漕，又以漕所不堪而移之商，豈得已哉！今商征不減，而漕困未纾，當事者有憂焉。
而于是書也，三緻其意矣。
予意漕卒可用也，不可困也；商可征也，不可益也，是在去其所以為蠹者而已。
天下之事坐視其弊而不為之所，則其後漸不可為，或遺智者之憂，且啟好事者更張之過，以其狃于積習也。
一旦從而爬梳之剔抉之，則衆必不樂而怨謗乘之，以起守不足者，或怵于利害而沮于中道。
夫不為以益其弊，與能為而不克終，斯二者皆過也。
乃若深知其故而慎為之圖，施為本末，具有定論，不亟始而亦不怠于終，惟自信不惑者能之，然此又可多得也哉！敬夫為清江三年，蓋用此道。
雖間有沮撓，而自信不惑。
其為斯志，皆身所已試，而意所獨得者。
承其後講而行之，未必無補也。
"〔明〕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正中書局據《玄覽堂叢書》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分析了重修漕船志的時代背景和記述的變化。
邵經濟"役于淮三年，昧于事，事弗足以身茲役，而歲深焉。
疲神殚慮，或摅一得于興革者，一遵昔賢元山公建置。
《漕船志》之紀陳，不敢執一私見，生一厲階。
雖然能必其弗眚，載師梗後役不耶？于時代矣、事往矣，委諸，或曰心之郛也，存于政，政之緒也，昭于紀，紀斯載，載可考焉，曷委諸？且二三君子夙董茲役......盍彙諸以俟後考"。
〔明〕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邵經濟《濟漕志補略序》，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正中書局據《玄覽堂叢書》明嘉靖甲辰刊本影印。
在前志基礎上，作《濟漕志補略》。
又據胡琏《濟漕志補略序》："淮安清江廠督理漕艦，榷征商貨，帑藏出納，歲計不赀。
而綜理防檢之大，凡所謂漕船志者，蓋彜與也。
比數年來宏綱式昭，而遺奸日起。
工曹郎浙杭邵君仲才繼司廠事，且三年矣。
清才遠猷，雅不自用。
考諸志，蓋席元山其主盟，有師承之道。
參諸時，蓋張、呂二君子其同志，有友輔之益，調停潤色，增美前休，事陳義意，物立章程，法斯備矣。
屢變而終歸不紊，小異而無妨大同，《志補》所以作也。
防民為遠，明志為潔，取善為公，覺人為厚，有君子之道四。
"〔明〕席書編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刊本同上。
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叙》雲："漕船舊有志，元山公實創之。
正德中，重刻于丁君敬夫，闆久浸已漫漶。
相也不類，拟翻刻以傳，而猶歎夫元山公之意有未竟也。
是故時有今昔，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