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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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昨天。
前天我還好好的，如在那天前的許多年、整個一輩子那樣。
而從昨天開始，我死了。
鬼才知道如今我該怎麼活好。
況且，我還能活嗎？ 在昨天以前，一切的一切，多少還算得上合情合理，盡管不能說稱心如意。
我曾是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在一個溫暖的、組織嚴密的志同道合者集體中工作，掙的錢如果不能說多的話，至少也還算得上體面。
我娶的女人曾經被我狂熱地愛過，之後又被我溫柔地愛過，到後來，我終于明白，自己已被牢牢地拴在她身上了，以緻愛也好不愛也罷，欲也好無欲也罷，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我和她已經共同生活了十二年，我真誠相信，我還會跟她一塊兒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終點。
我有過诤友和膩友，還有過許多泛泛之交，也有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熟人。
總之，一個有着正常需求的正常男人所需具備的一切，其中包括雖非最貴但卻好用的汽車和舒适的兩人用的足夠寬敞的住房，我都具有。
當然，我的工作并非一切順利而簡單，尤其是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居然會有人不喜歡我們做節目的方式。
他們竭力向我們施加壓力。
這壓力越來越大，結果在一周前，悲劇發生了：我們這個節目的編導維佳-安德烈耶夫和記者奧克桑娜-邦達連科死了。
他們同坐的那輛車爆炸了。
當然，我們這個節目的全體同事，受到長久審訊，被折磨得要死，上百次地反複詢問同一類問題。
對警察，我們大家說的全都是一套話，因為比那更多的我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可在那時，我還曾活着。
即便難受、受苦，但畢竟還活着。
可從昨天起，我的生命中斷了。
因為發生了一件事，它讓我懂得：留給我活着的時光已經不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般說我根本就無法哪怕是大緻弄清，留給我的時間究竟有多少。
我還能苟延也不知是兩小時、兩天還是一個月。
一切的一切，都随時可能終結。
而我的妻子與此有着最直接的關系。
從奧克桑娜死時起，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在這一個禮拜裡，她臨死前準備的節目，全都播放完了。
我們這兒暫時還沒有别的記者來取代她，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得采用直播方式了。
活着的電波中的一個活死人……可笑吧？但願沒有人會發現這一點。
娜斯佳每次走進局長辦公室時，都會有一種十分喜悅的感覺。
對這種感覺，她無論如何也無法習慣。
“這可真是的，”她心裡竊笑着想，“當你擁有時毫不珍惜，一旦失去才哭泣不已。
幾乎有十年之久，我來這裡，每次都能見到科洛布克，便以為一切就該是這樣，事情根本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
可後來科洛布克走了，來了位新局長，而我的生活也變成了一連串的考驗。
如今科洛布克又回來了，又在這裡和我們、和我一起工作了，而我直到此刻才明白，假如你有一位好局長，那該多麼幸運啊。
” 她本不願接手電視工作者謀殺案。
她知道得很清楚，電視如果不是危險易爆的信息，就是大錢，再不就是兩者的相加。
況且，即便問題涉及到信息，那一般說，這信息反正也是與金錢有關的。
有人拿了某人的錢，他把錢給偷走了，或轉到瑞士銀行自己的賬戶上了，或幹脆以體面而又尋常的受賄方式拿走了。
一說到“錢”這個詞，娜斯佳就感到臉紅。
“素面朝天”既不是信息節目，也不是專以揭露醜聞為目的的節目，它的記者奧克桑娜從不追趕“熱點”，也不“即時”采訪那些剛剛散會的國家杜馬議員。
這些議員們往往還在為辯論而激動不已、憤憤不平，所以對自己所說的話控制不嚴，因此，嗣後從這類話裡，往往不難膨脹出一個招人喜愛的小玩鬧來，從而打破有關政治家的幻想，促使他與周圍的人發生争吵。
總的說來，這個節目是非常平靜安詳而又充滿善意的：在節目編導和記者被暗殺後，娜斯佳特意看了幾集這個節目，以便能對它形成一個總體印象。
此節目的特邀嘉賓看上去也都既嚴肅又體面，主持人看來也并不想用一些刁鑽古怪的難題從四面八方把他們給“包圍”起來，甚至與此相反，他似乎總是竭力為嘉賓們能從最好的方面來展示自我、表達其觀點的非規範性和深度、道出出乎意料而又有趣的觀點創造機會和可能。
這裡的問題不一定出在某種威脅性信息上。
這麼說，是與金錢有關喽。
可娜斯佳對于與金錢有關的犯罪讨厭到了病态的地步。
早在大學時代，經濟學就是她極不喜歡的一門功課。
她更感興趣的是複仇、嫉妒和妒恨——總之，是人的情欲，而非經濟上的貪欲。
可遺憾的是，在刑事偵查這一行當裡，當劃分任務時，個人的趣味和嗜好從未被當做一種充足理由。
唉，沒辦法呀，還是得搞電視案。
米沙-多岑科在娜斯佳的請求下，從家裡拎來一大摞《電視園地》雜志，她母親一份不拉地買了一大堆。
這種雜志整整有一個欄目是讨論電視節目收視率的，娜斯佳指望能從這裡面找到哪怕一個足以成為推理之出發點的線索。
而線索居然真的給她找到了。
原來，“素面朝天”這一節目，居然從未進入“收視率最多”的數十個節目榜裡。
“有意思，那他們的錢究竟是從哪兒來的呢？”娜斯佳若有所思地問多岑科道，“如果說這并不是一個最普及的節目，那也就是說，它在播出時的廣告費用不會很高。
況且，要求插播廣告的需求量也不會很大，根據意圖，它至少應當存在三到四個月，而後就關閉，可它們已經存在了兩年多了。
” “說不定它們是靠預算支持的呢。
”多岑科道。
“怎麼會呢？如果這是，比方說，政府觀點的傳聲筒，或公然支持總統的話，我倒還能理解。
而這……這節目不賴、很好、很專業，不刺激觀衆，可就是——該怎麼說好呢——也許，該說沒勁兒吧。
它缺乏一種特殊風味，為了這種風味一個人會一下班就往家跑，為的是一定能來得及觀看它。
況且，這節目播放的時間也不太好，15點40到18點。
上班族還沒回到家呢。
” “或許，這場兇殺案完全出于個人動機？” “要那樣就好了，”娜斯佳歎口氣道，“我就喜歡個人動機。
至少，我能理解和分析這類動機。
至于為了金錢，那可就無聊透頂，叫人頭疼了。
米沙，咱倆分下工好嗎？” “以老實人方式還是以哥們兒方式分？”黑眼睛的大尉笑着說，“如果以老實人方式，那您接金錢案，我接情殺案。
因為您比我大，也比我更有經驗。
我太小，還沒長到能調查金錢案的地步。
” “不不，我的小朋友，”娜斯佳撲哧一笑說，“讓我們以紳士方式分好了。
女士應與情感打交道，而男士當然是和錢啦。
這是您我有幸生于其間的社會主義的法則。
您敢說我年齡偏大，我比您可大不了幾歲。
您也别指望您，米尤卡，頑固地不願與我以‘你’相稱這一點會把任何人搞迷糊了。
” 的确如此，而且，任何人，其中包括米哈伊爾本人，也無法解釋這一事實，在嚴重暴力犯罪科的所有同事中，娜斯佳是多岑科對之以“您”和本名父稱相稱的惟一一位除了局領導以外的同事，他的這種做法迫使娜斯佳本人也不得不對局領導表示應有的禮貌。
而此二人在年齡上的差異并不很大，大約相差六歲吧，娜斯佳警銜也隻比多岑科高一級罷了，喏，你就瞧着吧…… 工作日将近結束時，娜斯佳桌上的内部電話發出了蜂鳴音。
“寂寞了吧？”話筒裡響起了伊戈爾-列斯尼科夫打趣的聲音。
他是娜斯佳的同事，今天在行動小組值班。
“你不在總這樣呗，”娜斯佳反應很快，“正等你用什麼讓我開心呢。
” “那好，既然這樣，我問你一個問題：在一個心理分析醫師那裡，究竟什麼東
前天我還好好的，如在那天前的許多年、整個一輩子那樣。
而從昨天開始，我死了。
鬼才知道如今我該怎麼活好。
況且，我還能活嗎？ 在昨天以前，一切的一切，多少還算得上合情合理，盡管不能說稱心如意。
我曾是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在一個溫暖的、組織嚴密的志同道合者集體中工作，掙的錢如果不能說多的話，至少也還算得上體面。
我娶的女人曾經被我狂熱地愛過，之後又被我溫柔地愛過，到後來，我終于明白，自己已被牢牢地拴在她身上了，以緻愛也好不愛也罷，欲也好無欲也罷，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我和她已經共同生活了十二年，我真誠相信，我還會跟她一塊兒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終點。
我有過诤友和膩友，還有過許多泛泛之交，也有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熟人。
總之，一個有着正常需求的正常男人所需具備的一切，其中包括雖非最貴但卻好用的汽車和舒适的兩人用的足夠寬敞的住房，我都具有。
當然，我的工作并非一切順利而簡單，尤其是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居然會有人不喜歡我們做節目的方式。
他們竭力向我們施加壓力。
這壓力越來越大，結果在一周前，悲劇發生了：我們這個節目的編導維佳-安德烈耶夫和記者奧克桑娜-邦達連科死了。
他們同坐的那輛車爆炸了。
當然，我們這個節目的全體同事，受到長久審訊，被折磨得要死，上百次地反複詢問同一類問題。
對警察，我們大家說的全都是一套話，因為比那更多的我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可在那時，我還曾活着。
即便難受、受苦，但畢竟還活着。
可從昨天起，我的生命中斷了。
因為發生了一件事，它讓我懂得：留給我活着的時光已經不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般說我根本就無法哪怕是大緻弄清，留給我的時間究竟有多少。
我還能苟延也不知是兩小時、兩天還是一個月。
一切的一切，都随時可能終結。
而我的妻子與此有着最直接的關系。
從奧克桑娜死時起，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在這一個禮拜裡，她臨死前準備的節目，全都播放完了。
我們這兒暫時還沒有别的記者來取代她，所以，從今天開始，我得采用直播方式了。
活着的電波中的一個活死人……可笑吧？但願沒有人會發現這一點。
娜斯佳每次走進局長辦公室時，都會有一種十分喜悅的感覺。
對這種感覺，她無論如何也無法習慣。
“這可真是的，”她心裡竊笑着想，“當你擁有時毫不珍惜，一旦失去才哭泣不已。
幾乎有十年之久，我來這裡，每次都能見到科洛布克，便以為一切就該是這樣，事情根本不可能是另一種樣子。
可後來科洛布克走了，來了位新局長，而我的生活也變成了一連串的考驗。
如今科洛布克又回來了，又在這裡和我們、和我一起工作了，而我直到此刻才明白，假如你有一位好局長，那該多麼幸運啊。
” 她本不願接手電視工作者謀殺案。
她知道得很清楚，電視如果不是危險易爆的信息，就是大錢，再不就是兩者的相加。
況且，即便問題涉及到信息，那一般說，這信息反正也是與金錢有關的。
有人拿了某人的錢，他把錢給偷走了，或轉到瑞士銀行自己的賬戶上了，或幹脆以體面而又尋常的受賄方式拿走了。
一說到“錢”這個詞，娜斯佳就感到臉紅。
“素面朝天”既不是信息節目，也不是專以揭露醜聞為目的的節目，它的記者奧克桑娜從不追趕“熱點”，也不“即時”采訪那些剛剛散會的國家杜馬議員。
這些議員們往往還在為辯論而激動不已、憤憤不平，所以對自己所說的話控制不嚴，因此，嗣後從這類話裡，往往不難膨脹出一個招人喜愛的小玩鬧來，從而打破有關政治家的幻想，促使他與周圍的人發生争吵。
總的說來，這個節目是非常平靜安詳而又充滿善意的：在節目編導和記者被暗殺後，娜斯佳特意看了幾集這個節目，以便能對它形成一個總體印象。
此節目的特邀嘉賓看上去也都既嚴肅又體面，主持人看來也并不想用一些刁鑽古怪的難題從四面八方把他們給“包圍”起來，甚至與此相反，他似乎總是竭力為嘉賓們能從最好的方面來展示自我、表達其觀點的非規範性和深度、道出出乎意料而又有趣的觀點創造機會和可能。
這裡的問題不一定出在某種威脅性信息上。
這麼說，是與金錢有關喽。
可娜斯佳對于與金錢有關的犯罪讨厭到了病态的地步。
早在大學時代，經濟學就是她極不喜歡的一門功課。
她更感興趣的是複仇、嫉妒和妒恨——總之，是人的情欲，而非經濟上的貪欲。
可遺憾的是，在刑事偵查這一行當裡，當劃分任務時，個人的趣味和嗜好從未被當做一種充足理由。
唉，沒辦法呀，還是得搞電視案。
米沙-多岑科在娜斯佳的請求下，從家裡拎來一大摞《電視園地》雜志，她母親一份不拉地買了一大堆。
這種雜志整整有一個欄目是讨論電視節目收視率的，娜斯佳指望能從這裡面找到哪怕一個足以成為推理之出發點的線索。
而線索居然真的給她找到了。
原來，“素面朝天”這一節目，居然從未進入“收視率最多”的數十個節目榜裡。
“有意思，那他們的錢究竟是從哪兒來的呢？”娜斯佳若有所思地問多岑科道，“如果說這并不是一個最普及的節目，那也就是說，它在播出時的廣告費用不會很高。
況且，要求插播廣告的需求量也不會很大，根據意圖，它至少應當存在三到四個月，而後就關閉，可它們已經存在了兩年多了。
” “說不定它們是靠預算支持的呢。
”多岑科道。
“怎麼會呢？如果這是，比方說，政府觀點的傳聲筒，或公然支持總統的話，我倒還能理解。
而這……這節目不賴、很好、很專業，不刺激觀衆，可就是——該怎麼說好呢——也許，該說沒勁兒吧。
它缺乏一種特殊風味，為了這種風味一個人會一下班就往家跑，為的是一定能來得及觀看它。
況且，這節目播放的時間也不太好，15點40到18點。
上班族還沒回到家呢。
” “或許，這場兇殺案完全出于個人動機？” “要那樣就好了，”娜斯佳歎口氣道，“我就喜歡個人動機。
至少，我能理解和分析這類動機。
至于為了金錢，那可就無聊透頂，叫人頭疼了。
米沙，咱倆分下工好嗎？” “以老實人方式還是以哥們兒方式分？”黑眼睛的大尉笑着說，“如果以老實人方式，那您接金錢案，我接情殺案。
因為您比我大，也比我更有經驗。
我太小，還沒長到能調查金錢案的地步。
” “不不，我的小朋友，”娜斯佳撲哧一笑說，“讓我們以紳士方式分好了。
女士應與情感打交道，而男士當然是和錢啦。
這是您我有幸生于其間的社會主義的法則。
您敢說我年齡偏大，我比您可大不了幾歲。
您也别指望您，米尤卡，頑固地不願與我以‘你’相稱這一點會把任何人搞迷糊了。
” 的确如此，而且，任何人，其中包括米哈伊爾本人，也無法解釋這一事實，在嚴重暴力犯罪科的所有同事中，娜斯佳是多岑科對之以“您”和本名父稱相稱的惟一一位除了局領導以外的同事，他的這種做法迫使娜斯佳本人也不得不對局領導表示應有的禮貌。
而此二人在年齡上的差異并不很大，大約相差六歲吧，娜斯佳警銜也隻比多岑科高一級罷了，喏，你就瞧着吧…… 工作日将近結束時，娜斯佳桌上的内部電話發出了蜂鳴音。
“寂寞了吧？”話筒裡響起了伊戈爾-列斯尼科夫打趣的聲音。
他是娜斯佳的同事，今天在行動小組值班。
“你不在總這樣呗，”娜斯佳反應很快，“正等你用什麼讓我開心呢。
” “那好，既然這樣，我問你一個問題：在一個心理分析醫師那裡，究竟什麼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