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有三種政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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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舉出那些修道士，他們把内心壓抑的特殊激情中的全部熱忱，都轉移到了所屬秩序的普遍性方面。
[36]因而，和榮譽一樣，德性也有自己的規範和法（lois）。
或者不如說，它有自己的法則（loi），唯一的一項法則：愛祖國。
這種對普遍事物的激情（passiondel'universel）[37]，需要一所普遍的學校，即全部的生活這所學校。
對于那個古老的蘇格拉底問題&mdash&mdash德性是否可教，孟德斯鸠的回答是，它應當是可教的，德性的全部命運就在于被教授。
維持着專制政體的那種激情卻不懂得這個應當。
恐懼[38]&mdash&mdash既然需要直呼其名&mdash&mdash不需要教育，專制政體中的教育&ldquo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等于零的&rdquo（《論法的精神》，第四章，第三節）。
恐懼既不是一種經過合成或教育的激情，也不是一種社會的激情。
它不懂得什麼規範和法。
這是一種前無經曆後無名分的激情：一種處于初生态，而且從它出生時起就永遠不會改變任何事情的激情。
一種瞬間的、隻是自我重複的激情。
它是在各種政治的激情當中，唯一不是政治的、而是&ldquo心理的&rdquo激情，因為它是直接的。
然而正是它，構成了這種奇怪體制的生活。
如果暴君由于懶惰和厭倦而放棄了執政，那是因為他拒絕做公共的人。
那是因為他不願意追求可以造就政治家的那種權力抗衡的非個人性的秩序。
由于意氣用事或者心生倦怠&mdash&mdash盡管被他用一本正經的樣子掩蓋着&mdash&mdash他脫去了公衆人物的外衣，把它交給第三者，就像一位國王把他的外套交給侍從，然後投身于私人激情的樂趣。
專制者無非是一些欲望。
所以就有了後宮。
專制者對權力的放棄，便是這種體制的一般形象：這種體制拒絕了政治秩序，任憑隻受激情支配的命運的擺布。
于是，如果我們看到同一些動力在組成帝國的所有人當中無休止地重複出現，就沒有什麼好驚訝的了。
最末位的臣民也是專制者，至少對他的妻妾們是如此；但他也是她們的囚徒：他的激情的囚徒。
而當他離家在外的時候，也還是他的欲望在驅動着他。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在專制政體中，唯一幸存的欲望是對于&ldquo生活上的好處&rdquo（commoditésdelavie）[39]的欲望。
但這并不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欲望：它沒有時間為自己編織未來。
所以專制政體的各種激情彼此傾軋。
我們可以說，專制政體的動力是恐懼也是欲望。
因為它們自己構成了的自己的反面，沒有未來，就像兩個背靠背綁着、被鎖鍊死死固定的人那樣沒有空隙。
而正是這種激情的模型塑造了專制政體的風格。
這綿延的缺失，這突發而無可挽回的運動，正是瞬間的、直接的激情的屬性，這些激情，就像小孩子想要扔向天空的石頭那樣，落回到那些人自己頭上。
如果真像馬克思在青年時代的一個比喻中所說的那樣，政治是私人的天空[40]，那我們就可以說：專制政體是一個沒有天空的世界。
清楚不過的是，孟德斯鸠在專制政體的這個形象裡想要表現的東西&mdash&mdash對政治本身的權力的放棄&mdash&mdash與各種東方體制的國家完全是兩回事。
這個價值判斷表明了它自身的悖論。
實際上，人們總是想要把專制政體視為某種并不存在的體制，是其他體制出現腐化的誘惑和風險，然而同時又想把它視為一種存在着的、甚至可以自己腐化的體制&mdash&mdash盡管原本就是腐化的，但除了這個腐化之外，它也不會再落到别的下場。
這大概也是一切受到永罰的極端狀态的命運吧：把它逼真地表現出來，以激起人們對它的厭惡，這樣做沒什麼不對。
為了維護德性，就要畫出撒旦的各種圖像。
但同樣重要的是，要給這種極端狀态賦予一切不可能之物的和虛無的特點；要指出它并不是它聲稱的那樣；還要打破在那裡出現的善的表象&mdash&mdash這些善是人們一旦落到這個下場就必然失去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專制政體的形象，在其作為觀念被接受和被反駁的時代，要以東方體制的例證為依據的原因。
所以還是讓土耳其人和中國人清靜點吧，以便确定其真實的形象，它的那種危害是用來吓唬人的幌子[41]。
從孟德斯鸠和他的同時代人那裡，我們掌握了足夠數量和足夠明确的文本，可以指出：隻是因為專制政體是一個曆史上的影射（allusion），它才是一個地理上的幻象（illusion）。
孟德斯鸠怨恨的對象是絕對君主政體，即便不是絕對君主政體的某個化身，至少也是期待着這種政體降臨的那些誘惑[42]。
我們知道，孟德斯鸠在信念上屬于封建世族中不甘于其階級在政治上沒落的那種右翼反對黨，對于從14世紀開始取代舊的政治形式而建立的一些新形式發洩不滿。
費内龍[43]、布蘭維裡耶[44]、聖西蒙[45]，都是這個黨派；直到勃艮第公爵[46]去世前，這個黨派都将其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孟德斯鸠也把他當成了英雄[47]。
正因為有了這個黨派，才有了關于路易十四苛政的那些最聞名于世的抱怨。
農民的窮困、戰争的殘酷、大臣和地方長官的濫授、宮廷密謀和篡逆，凡此種種都是它控訴的主題。
所有這些著名的文本都從它們的反對立場中獲得了某種&ldquo自由主義的&rdquo共鳴，而且我也擔心它們會與孟德斯鸠的文本一道，經常出現在關于&ldquo自由&rdquo的一類文選中，同時不乏某種從理性中獲得充分依據的表象，因為這個反對立場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了反對真正的封建權力的鬥争&mdash&mdash無論這些文本的說法如何，那種權力都化身為絕對君主政體。
但是，激發了這些文本的各種議題與自由之間的關系，差不多相當于複辟[48]和七月王朝[49]時期極端保皇黨人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喧嚣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
孟德斯鸠通過控訴&ldquo專制政體&rdquo來反對絕對主義政治，與其說是為了捍衛自由一般（lalibertéengénéral）[50]，還不如說是為了捍衛封建階級的種種特殊自由（leslibertésparticulières），捍衛它的人身安全、它的永久存在的條件，以及它想&mdash&mdash在新的權力機關中&mdash&mdash重新獲得已被曆史剝奪了的地位的奢望。
&ldquo專制政體&rdquo多半是一幅漫畫。
但它的目的是要用自身的可怕來進行威吓和感化。
這是一種獨自一人執政的體制，這個人從不離開深宮，任憑婦人激情和宮廷密謀的擺布&mdash&mdash一幅關于凡爾賽和王宮的漫畫。
這是一個通過他的宰相來執政的暴君&mdash&mdash一幅關于大臣[51]的漫畫：除了君主的恩寵，沒有任何東西（即便是他的出身）能讓他獲得這個職位。
直至那些被緊急派往外省、擁有無限權力的總督，從他們身上，我們怎能不辨認出在其地盤上肩負國王無限權力的地方長官的滑稽可笑的面具？我們怎能不猜測，在那種任性的體制中，有着&ldquo尊意&rdquo體制[52]的誇張的漫畫？在成為&ldquo整個國家（toutl'État）&rdquo卻沒有說出這句話的暴君那裡，有着已然說出這句話（即便他還沒有完全成為&ldquo整個國家&rdquo）的那位君主的扭曲的回聲？不過我們要根據後果來判斷其原因。
隻要想象一下專制政體中大人物和人民各自的處境，就足以了解它應當預防的危險。
專制政體的悖論，在于它如此熱衷于打擊大人物，無論他們是什麼出身（我們怎能不想到貴族，大人物中最不容易被廢黜的部分呢？）[53]，以至于人民幾乎可以從中忽略不計。
專制者需要竭盡全力去打敗大人物，粉碎他們卷土重來的威脅，結果是，對此一無所知的人民正好可以躲避這場在他們頭頂上的發生的激烈鬥争。
在某種意義上，專制政體，就是大人物被打倒在地，而人民卻可以在他們的激情或瑣事裡平靜度日。
孟德斯鸠說，有時我們看到，因暴雨而泛濫的洪水從山間奔騰而下，沿途沖決一切。
然而周圍卻隻是翠綠的草原和吃草的畜群。
同樣，專制者掃蕩了大人物，而人民呢，盡管悲慘可憐，卻得到某種和平。
[54]我同意，這種和平隻是平靜，是在被敵人圍困的城市中支配一切的那種平靜，既然孟德斯鸠就用這些字眼糾正了它（《論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四節），但誰又不是甯願如此，也不想要大人物的恐怖呢？大人物一直生活在等待打擊的&ldquo灰暗&rdquo中，即便等來的不是死亡。
當我們讀到這些段落時&mdash&mdash它們給人的印象，仿佛是孟德斯鸠說漏了嘴（第十三章，第十二、十五和十九節；第三章，第九節）&mdash&mdash會明白這根本不是漫不經心的問題。
這完全是警告，同時還有提示的意味。
教訓是明顯的：大人物從專制政體中得到的一切都讓他恐懼，從恐怖到毀滅。
而人民，他們雖說是悲慘可憐，卻可以躲避。
可以躲避。
但也以其自身的方式充滿危險。
因為專制政體顯示了第二種特權，就是成為人民革命的體制[55]。
沒有任何别的政體會讓人民隻受激情的支配，而且老天爺知道，人民是多麼容易對激情俯首稱臣！人民的這一類激情需要反思的缰繩：在共和政體下要選出顯要人物，在君主政體下要找到中間實體。
但在專制政體中，激情支配一切，沒有任何法律的或社會的秩序使人民敬服，又怎麼來束縛他們的本能呢？當激情占統治地位時，人民，本身就是激情的人民，總會以勝利告終。
即使這勝利隻有一天。
但這一天足以摧毀一切。
無論如何也足以在革命的動蕩中推翻暴君。
我們可以在《論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一節裡非常清楚地讀到這一切。
[56]而且我們很難不從中看到第二條教訓，這一次不再是針對大人物提出的，而是針對暴君，或者推而廣之，是針對那些受到專制政體誘惑的現代君主（monarquesmodernes）。
這第二條教訓明确指出：專制政體是通向人民革命的必由之路。
君主們（Princes），如果你們想保住王位不被人民的暴力推翻，就要防止專制政體！ 這兩條教訓合起來構成了第三條：如果君主熱衷于打擊大人物，大人物會因此丢掉他們的地位或生命。
但是，在這麼做的時候，君主也會為人民開辟道路，人民會轉而反對他，那時沒有什麼能保護他免于人民的暴動：他會因此丢掉王冠和生命。
因此，要讓君主明白，他需要大人物提供的堡壘，來抵禦人民，保衛他的王冠和生命！這就是完全出自理性、出自利益交換的、好的聯盟的基礎。
最終隻有承認貴族，才能保全王位。
這就是專制政體。
一種現存的體制，當然，同時也首先是這個時代的另一體制&mdash&mdash君主政體&mdash&mdash時刻面臨着的一種現存的威脅。
一種現存的體制，當然，同時也首先是一種政治上的教訓，一種對于受絕對權力誘惑的國王的明确警告。
我們看到，在其互不關聯的表象下，原先的列舉掩蓋了一個隐秘的選擇。
當然，的确有三種類型的政體。
但其中之一&mdash&mdash共和政體&mdash&mdash隻不過存在于曆史的記憶中。
剩下的是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
但專制政體無非是被濫用的、變質的君主政體。
因而剩下的就隻有君主政體了，而且必須防止它進入險境。
現時代就是這樣。
但我們會問，未來又如何？在大名鼎鼎的第十一章第六節裡，孟德斯鸠作為理想提出的那種英格蘭政制[57]又是怎麼回事？這難道不是推翻了之前所有教訓的一種新模型嗎？我想表明，事實絕非如此，而且，對于那個關于分權的著名論辯來說，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的理論邏輯即便不是構成了其全部意義，至少也是構成了其重要意義之一。
*** [1]語出《論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一節：&ldquo有三種政體：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
&rdquo&mdash&mdash譯注 [2]médiocrité（&ldquo中庸&rdquo）的原意是指&ldquo中間狀态&rdquo。
&mdash&mdash譯注 [3]黎塞留公爵（DucdeRichelieu，1585&mdash1642），路易十三時代的首相，紅衣主教。
&mdash&mdash譯注 [4]&ldquo紅衣主教黎塞留，可能覺得自己過分貶損了國家的各個階層，所以他求助于君主及其臣子的德性來維持國家。
但是他對他們所要求的東西太多了，所以實際上隻有天使才可能具備他所要求的那種謹慎、開明、果斷和知識。
&rdquo（見《論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一節）&mdash&mdash譯注 [5]注意這個形容詞和名詞constitution的關系，後者既有&ldquo構成&rdquo的意思，也有&ldquo政制&rdquo&ldquo憲法&rdquo（一般首字母大寫）的意思。
當然，形容詞&ldquo憲法的&rdquo是用constitutionnel。
&mdash&mdash譯注 [6]économie在這裡有&ldquo結構&rdquo的意思，尤指其中量的合理分配或和諧比例。
&mdash&mdash譯注 [7]前者中的délits指輕罪，後者中的crimes指重罪。
&mdash&mdash譯注 [8]這裡和後面一段譯為&ldquo職責&rdquo的devoir在前文中也譯為&ldquo應當&rdquo，并且也和下文緊接着的&ldquo應當&rdquo相呼應。
&mdash&mdash譯注 [9]原文作第二卷，當為誤植。
引文見《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25頁，譯文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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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因而，和榮譽一樣，德性也有自己的規範和法（lois）。
或者不如說，它有自己的法則（loi），唯一的一項法則：愛祖國。
這種對普遍事物的激情（passiondel'universel）[37]，需要一所普遍的學校，即全部的生活這所學校。
對于那個古老的蘇格拉底問題&mdash&mdash德性是否可教，孟德斯鸠的回答是，它應當是可教的，德性的全部命運就在于被教授。
維持着專制政體的那種激情卻不懂得這個應當。
恐懼[38]&mdash&mdash既然需要直呼其名&mdash&mdash不需要教育，專制政體中的教育&ldquo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等于零的&rdquo（《論法的精神》，第四章，第三節）。
恐懼既不是一種經過合成或教育的激情，也不是一種社會的激情。
它不懂得什麼規範和法。
這是一種前無經曆後無名分的激情：一種處于初生态，而且從它出生時起就永遠不會改變任何事情的激情。
一種瞬間的、隻是自我重複的激情。
它是在各種政治的激情當中，唯一不是政治的、而是&ldquo心理的&rdquo激情，因為它是直接的。
然而正是它，構成了這種奇怪體制的生活。
如果暴君由于懶惰和厭倦而放棄了執政，那是因為他拒絕做公共的人。
那是因為他不願意追求可以造就政治家的那種權力抗衡的非個人性的秩序。
由于意氣用事或者心生倦怠&mdash&mdash盡管被他用一本正經的樣子掩蓋着&mdash&mdash他脫去了公衆人物的外衣，把它交給第三者，就像一位國王把他的外套交給侍從，然後投身于私人激情的樂趣。
專制者無非是一些欲望。
所以就有了後宮。
專制者對權力的放棄，便是這種體制的一般形象：這種體制拒絕了政治秩序，任憑隻受激情支配的命運的擺布。
于是，如果我們看到同一些動力在組成帝國的所有人當中無休止地重複出現，就沒有什麼好驚訝的了。
最末位的臣民也是專制者，至少對他的妻妾們是如此；但他也是她們的囚徒：他的激情的囚徒。
而當他離家在外的時候，也還是他的欲望在驅動着他。
這樣我們就明白了，在專制政體中，唯一幸存的欲望是對于&ldquo生活上的好處&rdquo（commoditésdelavie）[39]的欲望。
但這并不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欲望：它沒有時間為自己編織未來。
所以專制政體的各種激情彼此傾軋。
我們可以說，專制政體的動力是恐懼也是欲望。
因為它們自己構成了的自己的反面，沒有未來，就像兩個背靠背綁着、被鎖鍊死死固定的人那樣沒有空隙。
而正是這種激情的模型塑造了專制政體的風格。
這綿延的缺失，這突發而無可挽回的運動，正是瞬間的、直接的激情的屬性，這些激情，就像小孩子想要扔向天空的石頭那樣，落回到那些人自己頭上。
如果真像馬克思在青年時代的一個比喻中所說的那樣，政治是私人的天空[40]，那我們就可以說：專制政體是一個沒有天空的世界。
清楚不過的是，孟德斯鸠在專制政體的這個形象裡想要表現的東西&mdash&mdash對政治本身的權力的放棄&mdash&mdash與各種東方體制的國家完全是兩回事。
這個價值判斷表明了它自身的悖論。
實際上，人們總是想要把專制政體視為某種并不存在的體制，是其他體制出現腐化的誘惑和風險，然而同時又想把它視為一種存在着的、甚至可以自己腐化的體制&mdash&mdash盡管原本就是腐化的，但除了這個腐化之外，它也不會再落到别的下場。
這大概也是一切受到永罰的極端狀态的命運吧：把它逼真地表現出來，以激起人們對它的厭惡，這樣做沒什麼不對。
為了維護德性，就要畫出撒旦的各種圖像。
但同樣重要的是，要給這種極端狀态賦予一切不可能之物的和虛無的特點；要指出它并不是它聲稱的那樣；還要打破在那裡出現的善的表象&mdash&mdash這些善是人們一旦落到這個下場就必然失去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專制政體的形象，在其作為觀念被接受和被反駁的時代，要以東方體制的例證為依據的原因。
所以還是讓土耳其人和中國人清靜點吧，以便确定其真實的形象，它的那種危害是用來吓唬人的幌子[41]。
從孟德斯鸠和他的同時代人那裡，我們掌握了足夠數量和足夠明确的文本，可以指出：隻是因為專制政體是一個曆史上的影射（allusion），它才是一個地理上的幻象（illusion）。
孟德斯鸠怨恨的對象是絕對君主政體，即便不是絕對君主政體的某個化身，至少也是期待着這種政體降臨的那些誘惑[42]。
我們知道，孟德斯鸠在信念上屬于封建世族中不甘于其階級在政治上沒落的那種右翼反對黨，對于從14世紀開始取代舊的政治形式而建立的一些新形式發洩不滿。
費内龍[43]、布蘭維裡耶[44]、聖西蒙[45]，都是這個黨派；直到勃艮第公爵[46]去世前，這個黨派都将其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孟德斯鸠也把他當成了英雄[47]。
正因為有了這個黨派，才有了關于路易十四苛政的那些最聞名于世的抱怨。
農民的窮困、戰争的殘酷、大臣和地方長官的濫授、宮廷密謀和篡逆，凡此種種都是它控訴的主題。
所有這些著名的文本都從它們的反對立場中獲得了某種&ldquo自由主義的&rdquo共鳴，而且我也擔心它們會與孟德斯鸠的文本一道，經常出現在關于&ldquo自由&rdquo的一類文選中，同時不乏某種從理性中獲得充分依據的表象，因為這個反對立場以獨特的方式參與了反對真正的封建權力的鬥争&mdash&mdash無論這些文本的說法如何，那種權力都化身為絕對君主政體。
但是，激發了這些文本的各種議題與自由之間的關系，差不多相當于複辟[48]和七月王朝[49]時期極端保皇黨人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喧嚣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
孟德斯鸠通過控訴&ldquo專制政體&rdquo來反對絕對主義政治，與其說是為了捍衛自由一般（lalibertéengénéral）[50]，還不如說是為了捍衛封建階級的種種特殊自由（leslibertésparticulières），捍衛它的人身安全、它的永久存在的條件，以及它想&mdash&mdash在新的權力機關中&mdash&mdash重新獲得已被曆史剝奪了的地位的奢望。
&ldquo專制政體&rdquo多半是一幅漫畫。
但它的目的是要用自身的可怕來進行威吓和感化。
這是一種獨自一人執政的體制，這個人從不離開深宮，任憑婦人激情和宮廷密謀的擺布&mdash&mdash一幅關于凡爾賽和王宮的漫畫。
這是一個通過他的宰相來執政的暴君&mdash&mdash一幅關于大臣[51]的漫畫：除了君主的恩寵，沒有任何東西（即便是他的出身）能讓他獲得這個職位。
直至那些被緊急派往外省、擁有無限權力的總督，從他們身上，我們怎能不辨認出在其地盤上肩負國王無限權力的地方長官的滑稽可笑的面具？我們怎能不猜測，在那種任性的體制中，有着&ldquo尊意&rdquo體制[52]的誇張的漫畫？在成為&ldquo整個國家（toutl'État）&rdquo卻沒有說出這句話的暴君那裡，有着已然說出這句話（即便他還沒有完全成為&ldquo整個國家&rdquo）的那位君主的扭曲的回聲？不過我們要根據後果來判斷其原因。
隻要想象一下專制政體中大人物和人民各自的處境，就足以了解它應當預防的危險。
專制政體的悖論，在于它如此熱衷于打擊大人物，無論他們是什麼出身（我們怎能不想到貴族，大人物中最不容易被廢黜的部分呢？）[53]，以至于人民幾乎可以從中忽略不計。
專制者需要竭盡全力去打敗大人物，粉碎他們卷土重來的威脅，結果是，對此一無所知的人民正好可以躲避這場在他們頭頂上的發生的激烈鬥争。
在某種意義上，專制政體，就是大人物被打倒在地，而人民卻可以在他們的激情或瑣事裡平靜度日。
孟德斯鸠說，有時我們看到，因暴雨而泛濫的洪水從山間奔騰而下，沿途沖決一切。
然而周圍卻隻是翠綠的草原和吃草的畜群。
同樣，專制者掃蕩了大人物，而人民呢，盡管悲慘可憐，卻得到某種和平。
[54]我同意，這種和平隻是平靜，是在被敵人圍困的城市中支配一切的那種平靜，既然孟德斯鸠就用這些字眼糾正了它（《論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四節），但誰又不是甯願如此，也不想要大人物的恐怖呢？大人物一直生活在等待打擊的&ldquo灰暗&rdquo中，即便等來的不是死亡。
當我們讀到這些段落時&mdash&mdash它們給人的印象，仿佛是孟德斯鸠說漏了嘴（第十三章，第十二、十五和十九節；第三章，第九節）&mdash&mdash會明白這根本不是漫不經心的問題。
這完全是警告，同時還有提示的意味。
教訓是明顯的：大人物從專制政體中得到的一切都讓他恐懼，從恐怖到毀滅。
而人民，他們雖說是悲慘可憐，卻可以躲避。
可以躲避。
但也以其自身的方式充滿危險。
因為專制政體顯示了第二種特權，就是成為人民革命的體制[55]。
沒有任何别的政體會讓人民隻受激情的支配，而且老天爺知道，人民是多麼容易對激情俯首稱臣！人民的這一類激情需要反思的缰繩：在共和政體下要選出顯要人物，在君主政體下要找到中間實體。
但在專制政體中，激情支配一切，沒有任何法律的或社會的秩序使人民敬服，又怎麼來束縛他們的本能呢？當激情占統治地位時，人民，本身就是激情的人民，總會以勝利告終。
即使這勝利隻有一天。
但這一天足以摧毀一切。
無論如何也足以在革命的動蕩中推翻暴君。
我們可以在《論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一節裡非常清楚地讀到這一切。
[56]而且我們很難不從中看到第二條教訓，這一次不再是針對大人物提出的，而是針對暴君，或者推而廣之，是針對那些受到專制政體誘惑的現代君主（monarquesmodernes）。
這第二條教訓明确指出：專制政體是通向人民革命的必由之路。
君主們（Princes），如果你們想保住王位不被人民的暴力推翻，就要防止專制政體！ 這兩條教訓合起來構成了第三條：如果君主熱衷于打擊大人物，大人物會因此丢掉他們的地位或生命。
但是，在這麼做的時候，君主也會為人民開辟道路，人民會轉而反對他，那時沒有什麼能保護他免于人民的暴動：他會因此丢掉王冠和生命。
因此，要讓君主明白，他需要大人物提供的堡壘，來抵禦人民，保衛他的王冠和生命！這就是完全出自理性、出自利益交換的、好的聯盟的基礎。
最終隻有承認貴族，才能保全王位。
這就是專制政體。
一種現存的體制，當然，同時也首先是這個時代的另一體制&mdash&mdash君主政體&mdash&mdash時刻面臨着的一種現存的威脅。
一種現存的體制，當然，同時也首先是一種政治上的教訓，一種對于受絕對權力誘惑的國王的明确警告。
我們看到，在其互不關聯的表象下，原先的列舉掩蓋了一個隐秘的選擇。
當然，的确有三種類型的政體。
但其中之一&mdash&mdash共和政體&mdash&mdash隻不過存在于曆史的記憶中。
剩下的是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
但專制政體無非是被濫用的、變質的君主政體。
因而剩下的就隻有君主政體了，而且必須防止它進入險境。
現時代就是這樣。
但我們會問，未來又如何？在大名鼎鼎的第十一章第六節裡，孟德斯鸠作為理想提出的那種英格蘭政制[57]又是怎麼回事？這難道不是推翻了之前所有教訓的一種新模型嗎？我想表明，事實絕非如此，而且，對于那個關于分權的著名論辯來說，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的理論邏輯即便不是構成了其全部意義，至少也是構成了其重要意義之一。
*** [1]語出《論法的精神》，第二章，第一節：&ldquo有三種政體：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
&rdquo&mdash&mdash譯注 [2]médiocrité（&ldquo中庸&rdquo）的原意是指&ldquo中間狀态&rdquo。
&mdash&mdash譯注 [3]黎塞留公爵（DucdeRichelieu，1585&mdash1642），路易十三時代的首相，紅衣主教。
&mdash&mdash譯注 [4]&ldquo紅衣主教黎塞留，可能覺得自己過分貶損了國家的各個階層，所以他求助于君主及其臣子的德性來維持國家。
但是他對他們所要求的東西太多了，所以實際上隻有天使才可能具備他所要求的那種謹慎、開明、果斷和知識。
&rdquo（見《論法的精神》，第五章，第十一節）&mdash&mdash譯注 [5]注意這個形容詞和名詞constitution的關系，後者既有&ldquo構成&rdquo的意思，也有&ldquo政制&rdquo&ldquo憲法&rdquo（一般首字母大寫）的意思。
當然，形容詞&ldquo憲法的&rdquo是用constitutionnel。
&mdash&mdash譯注 [6]économie在這裡有&ldquo結構&rdquo的意思，尤指其中量的合理分配或和諧比例。
&mdash&mdash譯注 [7]前者中的délits指輕罪，後者中的crimes指重罪。
&mdash&mdash譯注 [8]這裡和後面一段譯為&ldquo職責&rdquo的devoir在前文中也譯為&ldquo應當&rdquo，并且也和下文緊接着的&ldquo應當&rdquo相呼應。
&mdash&mdash譯注 [9]原文作第二卷，當為誤植。
引文見《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25頁，譯文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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