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文體論
關燈
小
中
大
化，發表了深有識見的議論，說明詩的體制本身可以有種種發展變化，但詩并沒有亡。
清人陳廷焯看到李杜在文體和内容上的交化，卻沒有說清是怎麼回事。
錢先生指出兩點：(一)詩情和詩體“本非一事”，不能混為一談。
《文中子》雲：“詩者，民之性情也。
性情能亡乎？”性情與人同在，性情不亡，詩也不能亡。
非但不亡，詩情和詩體還都會有各自的發展和變化。
(二)文分朝代，卻不限于某朝。
王國維于文體前冠以朝代，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若是說賦至漢代始盛，詩至唐代始盛，詞至宋代始盛，曲至元代始盛，是可以的；但如果像焦循所說，賦隻限于漢代，詩隻限于唐，詞隻限于宋，曲隻限于元，便成了謬誤。
一部文學史證明，一代有一代盛行的文體，如元曲勝于元詩，不等于說元無詩；漢賦勝于漢文，也不能說漢賦勝于司馬遷的《史記》：詩至唐始盛，詞至宋始盛，也很難說唐詩勝于唐文，宋詞勝于宋詩、宋文，具體到某位文學家也是如此，不能說司馬相如的賦寫得好，就說司馬遷的文寫得不好，實際上他們“各擅其絕”，“各放光明”，并峙文壇。
但有的文體，它的高低有定，像八股文的排偶，稱為俳體，正說明它體制的低下。
(三)詩文的侵入與擴充 林謙之光朝《艾軒集》(63)卷五《讀韓柳蘇黃集》一篇，比喻尤确。
其言曰：“韓柳之别猶作室(64)。
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
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隻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别人也。
”即餘前所謂侵入擴充之說。
子厚與退之以古文齊名，而柳詩婉約琢斂，不使虛字，不肆筆舌，未嘗如退之以文為詩。
艾軒真語妙天下者。
《池北偶談》卷十八引林艾軒論蘇黃之别(65)，猶丈夫女子之接客，亦見此篇。
(34頁) 關于詩文侵入擴充的文學現象，焦循指為“詩文相亂”，确是浮淺之見。
把一向認為不宜入文的事物，取作為文的材料；把一向認為不雅的字句，組織成文彩斐然可觀的篇章，錢先生認為說是“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
金趙秉文深為“少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而遺憾，贊賞韓愈“以古文渾灏，溢而為詩”(《滏水集·與李孟英書》)，确是高見。
這一則舉林光朝的一段韓柳比較的說法，頗為形象。
他說韓愈與柳宗元的不同猶如造屋子，柳宗元先丈量自家應占的面積，不敢有絲毫出圈，而韓愈則先想好自己需要如何安排，依自己的心願，不管是否會侵占到他人的地盤。
以詩而論，柳詩是按詩的意境來寫，韓詩是以文為詩，打破詩文的局限。
這個比喻很形象，将造屋的丈量面積，比作恪守文體的限制，與韓愈的開拓境界自然不同了。
這一則還引了林光朝論蘇黃之别的比喻，亦十分形象、精彩。
他說：蘇轼與黃庭堅，“譬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妝裹，此坡谷之别也”。
蘇轼如丈夫，大踏步出去，黃庭堅如女子，還要修飾一番，也可以說一個暢達豪放，“從心所欲，不逾矩”；一個深奧莫測，猶如“隔簾聽琵琶”(黃庭堅《跋翟公巽所藏石刻》)，風格迥然不同。
韓愈“以文入詩”，他的《南山詩》、《陸渾山火》、《月蝕詩》等，都寫得認真而灑脫，想怎樣寫便怎樣寫，本來古體詩在句數、對仗、平仄、押韻方面就沒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他更不束縛自己的筆，《南山》中連用“或”字五十一句，全是散文，描述山石草木全用鋪張的排比句，确是一種打破常規的大膽嘗試。
韓愈力求标新立異，别創一體與他的侵入擴充之舉直接相關，他的“以文入詩”對詩的發展究竟值不值得稱道，曆來衆說紛纭，毀譽參半。
比如司空圖在《題柳柳州集後》說：“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電挾雷，撐挾于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柳宗元也很看重韓愈的詩，每“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後發讀”，并稱贊韓詩為“大雅之文”(馮贽《雲仙雜記》)。
而宋人陳師道卻持不同意見，他說韓愈“于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以文入詩，故不工爾”(《後山詩話》)。
沈括也說韓詩隻是押韻之文，格不近詩(《苕溪漁隐叢話》引)。
清王夫之更譏諷說：“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誠巧矣，而于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适可為酒令而已。
”(《薑齋詩話》)但是，不論怎麼說，韓愈對後來産生的影響不容忽視，清葉燮《原詩》說：“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蘇(轼)、王(安石)、黃(庭堅)，皆愈之發其端，可謂極盛。
”說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又是宋詩若幹大家詩風的鼻祖，這個看法很有見地。
詩文侵入擴充之說，對評價古代作家和今日文學的發展，有理論上的啟發意義，它将引導打破一些形式上的框框，去評價古代作家的貢獻，去正視今日作家對于新的文學樣式的大膽嘗試。
(四)以文為詩與以詩為詞 劉會孟論詞(66)，與其論詩一揆(67)，若一反《後山詩話》評韓“以文為詩”、蘇“以詩為詞”之“非本色”(68)者。
《須溪集》卷六《辛稼軒詞序》雲：“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較工拙。
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率雅頌入鄭衛也(69)。
自辛稼軒前(70)，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
乃稼軒橫豎爛漫。
乃知禅家棒喝(71)，頭頭皆是。
”(362頁) 這一則從宋代詩人劉辰翁論詞與論詩采用同一個準則說起，劉辰翁《須溪集》卷六《趙仲仁詩序》雲：“文人兼詩，詩不兼文。
杜雖詩翁，散語可見，惟韓蘇傾竭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必無複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
”(見《談藝錄》34頁)這是說文人如韓愈、蘇轼可以以文為詩，詩人杜甫，詩不兼文，他的文不出名。
這裡贊美韓蘇的以文為詩，突破詩文的界限。
宋代另一位詩人陳師道在《後山詩話》裡說：“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評韓愈“以文為詩”，蘇轼“以詩為詞”，說明他反對“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主張保持詩和詞的本色。
劉辰翁贊美韓蘇對各自采用的文體都有所突破，也就是前面講到的侵入擴充之說。
韓詩蘇詞均“非本色”，都不是詩和詞本來所要求的樣子，說韓愈以文侵入了詩，或是說他的詩擴充到文句亦可；說蘇轼以詩侵入了詞，或是說他的詞擴充到詩句亦可，總之，他們都不恪守詩詞本色的束縛，都有所突破。
詩與文的體制不同，詩有字句韻律的限制，散文就沒有這些限制。
比如韓愈的《晚春》： 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
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便是一首嚴守字句韻律的七言律絕。
再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流遙遙千裡不能休。
淝水出其側，不能千裡百裡入淮流。
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隐居行義于其中。
…… 光看這幾句，就打破了四言、五言、七言詩的句式，猶如散文，有九字句、十三字句，除了押韻，幾乎是散文了。
再說詞和詩的區别，詞多寫兒女私情，詩可以寫風雲之氣，詞媚，詩嚴正，看《花間集》就可知道。
蘇轼以詩入詞，如《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
左牽黃，右擎蒼。
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
為報傾城随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隻看這上片，就有風雲之氣。
所以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
”到辛棄疾之前，發展到用經用史，率雅頌入鄭衛，“橫豎爛漫”，屢屢用典，表現出更多的擴充與自由。
辛棄疾的詞或激昂慷慨，或溫柔傷感，或議論暢達，或吊古傷今，正如劉克莊所說：“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铿，橫絕六合，掃空萬古。
”(《辛稼軒集序》)辛棄疾自閩中罷歸，隐居瓢泉時寫的一首《賀新郎》便很典型。
甚矣，吾衰矣。
怅平生、交遊零落，隻今馀幾！白發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
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裡，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
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
回首叫、雲飛風起。
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知我者，二三子。
這類散文化的詞出現，對當時的文壇，無異是一記當頭棒喝，足以引起對文體變革的注意。
(五)柏梁體 堆垛物名，仿“柏梁體”之句(72)，唐宋以下，作者偶為之，不複縷(73)。
所見莫如諸襄七錦《绛跗閣詩集》之樂此不疲者(74)，茲舉五七言古近體各一例。
卷一《述懷》第三首：“蓑笠铚耨(75)，弓廬陶旊段。
砗磲瑪瑙珠(76)，魚菽鹽豉蒜”；卷八《又賦玉甕詩》：“卣罍敦醫甗鬲，觚盉角洗槃盂彜”(77)；《七蟲篇》：“鼃黾蛾螳鼠雀蟬(78)，飛鳴跳伏階庭前”；卷十《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經》：“沈賀錢陳董，虞洪宋李韓。
隸真行狎草，長短瘠肥寬(79)”。
先于徐文靖所為者(80)，南宋鄭青山清之《安晚堂詩集》(81)卷七《病後再和前韻》第二首：“事業镂冰何所有，之乎者也已焉哉。
”《随園詩話》卷四載張璨《戲題》(82)：“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
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張南山《花地集》(83)卷二《曾樸園》：“煙霞泉石風花月，柴米油鹽茶醋糖”；《兩般秋雨庵随筆》卷四引郭臣堯《捧腹集·村學詩》(84)：“趙錢孫李周吳鄭(85)，天地玄黃宇宙洪(86)”；又柏梁體之打诨也(87)。
(523—524頁) 《明詩綜》(88)卷八範嵩《過太平府有感》：“昨夜月明鄉夢醒，杜鵑啼上杜鵑花。
” 清人惟金和能于叙事長篇中着堆垛物名句，爽利貫注，不滞不佻，遠非諸錦、張維屏所能及。
《秋蟪吟館詩鈔》卷二《原盜》之八(89)：“井竈庖廥廁，楣檻屏柱牆；一一搰之爛(90)，惟恐屋不傷。
盆缽鼎豆壺，幾匮櫥椸床(91)；一一撞之碎，惟恐物不”；又《六月初二日紀事》：“先期大飨聊止啼，軍帖火急一卷批；牛羊豬魚鵝鴨雞，茄瓠蔥韭菰菔藜，桃杏栌芍菱藕梨，酒鹽粉餌油醬醯(92)。
”運用柏梁體可謂能手矣。
(《談藝錄》增訂本補正，《錢锺書研究》22頁) 提到柏梁台詩，最早的是《東方朔别傳》、《漢武帝集》，稍晚的是《藝文類聚》、《古文苑》。
清人顧炎武認為是僞作，遊國恩據顔延之《庭诰》雲“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柏梁》以來，繼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進而考證這首托于古人以文為戲之作，似乎在摯虞的《文章流别集》裡已經錄入，則其作不能早于魏晉。
而魏晉時代尚清談，一些士大夫遇事互相調笑時，有用聯句語、聯句詩、聯句賦者，如《世說新語·言語篇》記謝太傅寒雪日集兒女講論文義事，雪下大了，公曰：“大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曰：“撒鹽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便可以看作是韻同義貫的詠雪聯句詩。
相傳的柏梁台詩，首句是“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
”接着是“梁王曰：骖駕驷馬從梁來。
”各述各自職位需要說的意思，“皇帝曰”“梁王曰”的内容都與他們的身份相稱。
又如“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哉。
大司農曰：陳粟萬石揚以箕”等等，亦複如是。
全篇共二十六句，都用某某曰以下七字句的形式，句末皆諧聲用韻，形成聯句體的格式，同時帶有遊戲諧谑的意味，人稱這種詩體為“柏梁體”。
發展到後來，仿此體堆垛物名，也不限于七言聯句，更極盡俳諧之能事。
這裡講唐宋以後的作者很少有人再寫這類詩作，但清代的諸錦喜用此體，舉了他的四首作品，使讀者可以從中看到“柏梁體”的特點及其流變。
《述懷》每句五字，連用二十字，從日常用品到貴重物品，從海産到調味品，内容全不搭界，卻包括了生活的全部，讀起來句句有韻，無一虛字，仿佛是在遊戲。
《七蟲篇》寫七種小蟲，有飛的，有叫的，有爬的，有跳的，聚在門前，好不熱鬧，這可能是天氣變化前後的某種景象，除“前”字外，一句全是名詞：“鼃黾蛾螳鼠雀蟬”；一句四個動詞：“飛鳴跳伏”，兩個名詞“階庭”，堆垛成詩，還頗有味道。
清經史學家徐文靖是講求實學的人，也嘗有柏梁體戲作。
南宋的鄭清之，在《病後再和前韻》中，一連堆垛七個虛字，再生動不過地反映了他病後對畢生事業無限感慨、痛苦無奈的心情，真是“之乎者也已焉哉”，一言難盡。
張璨的《戲題》，也是自己生活的寫照。
頭兩句寫他家境尚好時的生活；“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自在潇灑，後來他的父親跛了，家道敗落，需要他日日親自侍奉，生活起了變化，一天七件事成了“柴米油鹽醬醋茶”，前後兩樣的生活内容，都是實實在在的實物名詞堆垛于詩中。
清梁紹壬所引的郭臣堯的《村學詩》，雖不能令人捧腹大笑，但也把村學讀書的内容，默寫出來了。
清金和很善于寫長篇叙事詩，其中也有堆垛物名的詩句，向不為人注意，《清詩紀事》所引到的若幹詩評中，也未有道及這個特點的，錢先生指了出來。
《原盜》是一首百六七十韻的長詩，這裡引出堆垛的二十個字的器物名稱，囊括了家中的動産和不動産，在強人手下，統統“捐之爛”，“撞之碎”，把太平天國軍隊進攻時的猛烈形象，勾勒得維妙維肖。
《六月初二日記事》，堆垛了二十八個物名，這是太平天國軍的一張軍帖征用的物名，其中沒有山珍海味，都是平常的葷素菜蔬和果品調料，也隻有當他們造了統治階級的反之後才能得到。
一首長詩中連用四句品物的堆垛，既烘托出當時十萬火急的氣氛，又有着一定的史料價值。
讀過錢先生舉引的柏梁體詩，與最初此類詩作比較，可以看到它的發展和變化，形式上仍保持句句押韻，表面上也保持了遊戲取樂的特色，實際内容則有了很大拓展，它既能表達詩人的情感，又能反映現實生活，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六)章咒氣與偈頌氣 紀曉岚《點論李義山詩集》(93)卷下評《戊辰會靜中出贻同志二十韻》雲：“終恨有章咒氣”(94)；《點論蘇文忠詩集》卷四評《讀道藏》雲：“作僧家詩(95)，不可有偈頌氣(96)；作道家詩(97)，不可有章咒氣。
此固未免于章咒。
”(546頁) 李商隐《戊辰會靜中出贻同志二十韻》這首詩講的“會靜”，指道家凝神養靜修煉說，在這時候，作者想象飛騰，就會想到許多神仙故事，如說： 大道諒無外，會越自登真。
丹元子何索？在己莫問鄰。
蒨璨玉琳華，翺翔九真君…… 這是說，修煉神仙的方法，想來隻有一種，沒有别的。
合于這種方法，可以超越人世，自然“登仙”。
“丹元子”指道家修心養神的一種方法，怎樣求得這種方法，在于自己的修煉，不必去問别人。
修煉得道後就可以會見神仙，像會見仙人上元夫人，看到她穿着非常美麗的玉帶，看到仙人九真君，在天上飛翔。
這樣寫，就同道士寫的章咒講到神仙的話相似了。
清紀昀評點李商隐此詩說：“詩無風旨可采”，“雜之通明(陶弘景)《真诰》中，殆不可辨。
然終恨有章咒氣。
”《真诰》所記皆神仙授受真訣的事，叙述典雅，像給上級寫的公文，恭敬
清人陳廷焯看到李杜在文體和内容上的交化，卻沒有說清是怎麼回事。
錢先生指出兩點：(一)詩情和詩體“本非一事”，不能混為一談。
《文中子》雲：“詩者，民之性情也。
性情能亡乎？”性情與人同在，性情不亡，詩也不能亡。
非但不亡，詩情和詩體還都會有各自的發展和變化。
(二)文分朝代，卻不限于某朝。
王國維于文體前冠以朝代，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若是說賦至漢代始盛，詩至唐代始盛，詞至宋代始盛，曲至元代始盛，是可以的；但如果像焦循所說，賦隻限于漢代，詩隻限于唐，詞隻限于宋，曲隻限于元，便成了謬誤。
一部文學史證明，一代有一代盛行的文體，如元曲勝于元詩，不等于說元無詩；漢賦勝于漢文，也不能說漢賦勝于司馬遷的《史記》：詩至唐始盛，詞至宋始盛，也很難說唐詩勝于唐文，宋詞勝于宋詩、宋文，具體到某位文學家也是如此，不能說司馬相如的賦寫得好，就說司馬遷的文寫得不好，實際上他們“各擅其絕”，“各放光明”，并峙文壇。
但有的文體，它的高低有定，像八股文的排偶，稱為俳體，正說明它體制的低下。
(三)詩文的侵入與擴充 林謙之光朝《艾軒集》(63)卷五《讀韓柳蘇黃集》一篇，比喻尤确。
其言曰：“韓柳之别猶作室(64)。
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
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隻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别人也。
”即餘前所謂侵入擴充之說。
子厚與退之以古文齊名，而柳詩婉約琢斂，不使虛字，不肆筆舌，未嘗如退之以文為詩。
艾軒真語妙天下者。
《池北偶談》卷十八引林艾軒論蘇黃之别(65)，猶丈夫女子之接客，亦見此篇。
(34頁) 關于詩文侵入擴充的文學現象，焦循指為“詩文相亂”，确是浮淺之見。
把一向認為不宜入文的事物，取作為文的材料；把一向認為不雅的字句，組織成文彩斐然可觀的篇章，錢先生認為說是“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
金趙秉文深為“少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而遺憾，贊賞韓愈“以古文渾灏，溢而為詩”(《滏水集·與李孟英書》)，确是高見。
這一則舉林光朝的一段韓柳比較的說法，頗為形象。
他說韓愈與柳宗元的不同猶如造屋子，柳宗元先丈量自家應占的面積，不敢有絲毫出圈，而韓愈則先想好自己需要如何安排，依自己的心願，不管是否會侵占到他人的地盤。
以詩而論，柳詩是按詩的意境來寫，韓詩是以文為詩，打破詩文的局限。
這個比喻很形象，将造屋的丈量面積，比作恪守文體的限制，與韓愈的開拓境界自然不同了。
這一則還引了林光朝論蘇黃之别的比喻，亦十分形象、精彩。
他說：蘇轼與黃庭堅，“譬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妝裹，此坡谷之别也”。
蘇轼如丈夫，大踏步出去，黃庭堅如女子，還要修飾一番，也可以說一個暢達豪放，“從心所欲，不逾矩”；一個深奧莫測，猶如“隔簾聽琵琶”(黃庭堅《跋翟公巽所藏石刻》)，風格迥然不同。
韓愈“以文入詩”，他的《南山詩》、《陸渾山火》、《月蝕詩》等，都寫得認真而灑脫，想怎樣寫便怎樣寫，本來古體詩在句數、對仗、平仄、押韻方面就沒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他更不束縛自己的筆，《南山》中連用“或”字五十一句，全是散文，描述山石草木全用鋪張的排比句，确是一種打破常規的大膽嘗試。
韓愈力求标新立異，别創一體與他的侵入擴充之舉直接相關，他的“以文入詩”對詩的發展究竟值不值得稱道，曆來衆說紛纭，毀譽參半。
比如司空圖在《題柳柳州集後》說：“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電挾雷，撐挾于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柳宗元也很看重韓愈的詩，每“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後發讀”，并稱贊韓詩為“大雅之文”(馮贽《雲仙雜記》)。
而宋人陳師道卻持不同意見，他說韓愈“于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以文入詩，故不工爾”(《後山詩話》)。
沈括也說韓詩隻是押韻之文，格不近詩(《苕溪漁隐叢話》引)。
清王夫之更譏諷說：“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誠巧矣，而于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适可為酒令而已。
”(《薑齋詩話》)但是，不論怎麼說，韓愈對後來産生的影響不容忽視，清葉燮《原詩》說：“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蘇(轼)、王(安石)、黃(庭堅)，皆愈之發其端，可謂極盛。
”說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又是宋詩若幹大家詩風的鼻祖，這個看法很有見地。
詩文侵入擴充之說，對評價古代作家和今日文學的發展，有理論上的啟發意義，它将引導打破一些形式上的框框，去評價古代作家的貢獻，去正視今日作家對于新的文學樣式的大膽嘗試。
(四)以文為詩與以詩為詞 劉會孟論詞(66)，與其論詩一揆(67)，若一反《後山詩話》評韓“以文為詩”、蘇“以詩為詞”之“非本色”(68)者。
《須溪集》卷六《辛稼軒詞序》雲：“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較工拙。
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率雅頌入鄭衛也(69)。
自辛稼軒前(70)，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
乃稼軒橫豎爛漫。
乃知禅家棒喝(71)，頭頭皆是。
”(362頁) 這一則從宋代詩人劉辰翁論詞與論詩采用同一個準則說起，劉辰翁《須溪集》卷六《趙仲仁詩序》雲：“文人兼詩，詩不兼文。
杜雖詩翁，散語可見，惟韓蘇傾竭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必無複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
”(見《談藝錄》34頁)這是說文人如韓愈、蘇轼可以以文為詩，詩人杜甫，詩不兼文，他的文不出名。
這裡贊美韓蘇的以文為詩，突破詩文的界限。
宋代另一位詩人陳師道在《後山詩話》裡說：“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評韓愈“以文為詩”，蘇轼“以詩為詞”，說明他反對“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主張保持詩和詞的本色。
劉辰翁贊美韓蘇對各自采用的文體都有所突破，也就是前面講到的侵入擴充之說。
韓詩蘇詞均“非本色”，都不是詩和詞本來所要求的樣子，說韓愈以文侵入了詩，或是說他的詩擴充到文句亦可；說蘇轼以詩侵入了詞，或是說他的詞擴充到詩句亦可，總之，他們都不恪守詩詞本色的束縛，都有所突破。
詩與文的體制不同，詩有字句韻律的限制，散文就沒有這些限制。
比如韓愈的《晚春》： 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鬥芳菲。
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便是一首嚴守字句韻律的七言律絕。
再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流遙遙千裡不能休。
淝水出其側，不能千裡百裡入淮流。
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隐居行義于其中。
…… 光看這幾句，就打破了四言、五言、七言詩的句式，猶如散文，有九字句、十三字句，除了押韻，幾乎是散文了。
再說詞和詩的區别，詞多寫兒女私情，詩可以寫風雲之氣，詞媚，詩嚴正，看《花間集》就可知道。
蘇轼以詩入詞，如《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
左牽黃，右擎蒼。
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
為報傾城随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隻看這上片，就有風雲之氣。
所以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
”到辛棄疾之前，發展到用經用史，率雅頌入鄭衛，“橫豎爛漫”，屢屢用典，表現出更多的擴充與自由。
辛棄疾的詞或激昂慷慨，或溫柔傷感，或議論暢達，或吊古傷今，正如劉克莊所說：“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铿，橫絕六合，掃空萬古。
”(《辛稼軒集序》)辛棄疾自閩中罷歸，隐居瓢泉時寫的一首《賀新郎》便很典型。
甚矣，吾衰矣。
怅平生、交遊零落，隻今馀幾！白發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
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裡，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
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
回首叫、雲飛風起。
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知我者，二三子。
這類散文化的詞出現，對當時的文壇，無異是一記當頭棒喝，足以引起對文體變革的注意。
(五)柏梁體 堆垛物名，仿“柏梁體”之句(72)，唐宋以下，作者偶為之，不複縷(73)。
所見莫如諸襄七錦《绛跗閣詩集》之樂此不疲者(74)，茲舉五七言古近體各一例。
卷一《述懷》第三首：“蓑笠铚耨(75)，弓廬陶旊段。
砗磲瑪瑙珠(76)，魚菽鹽豉蒜”；卷八《又賦玉甕詩》：“卣罍敦醫甗鬲，觚盉角洗槃盂彜”(77)；《七蟲篇》：“鼃黾蛾螳鼠雀蟬(78)，飛鳴跳伏階庭前”；卷十《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經》：“沈賀錢陳董，虞洪宋李韓。
隸真行狎草，長短瘠肥寬(79)”。
先于徐文靖所為者(80)，南宋鄭青山清之《安晚堂詩集》(81)卷七《病後再和前韻》第二首：“事業镂冰何所有，之乎者也已焉哉。
”《随園詩話》卷四載張璨《戲題》(82)：“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
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張南山《花地集》(83)卷二《曾樸園》：“煙霞泉石風花月，柴米油鹽茶醋糖”；《兩般秋雨庵随筆》卷四引郭臣堯《捧腹集·村學詩》(84)：“趙錢孫李周吳鄭(85)，天地玄黃宇宙洪(86)”；又柏梁體之打诨也(87)。
(523—524頁) 《明詩綜》(88)卷八範嵩《過太平府有感》：“昨夜月明鄉夢醒，杜鵑啼上杜鵑花。
” 清人惟金和能于叙事長篇中着堆垛物名句，爽利貫注，不滞不佻，遠非諸錦、張維屏所能及。
《秋蟪吟館詩鈔》卷二《原盜》之八(89)：“井竈庖廥廁，楣檻屏柱牆；一一搰之爛(90)，惟恐屋不傷。
盆缽鼎豆壺，幾匮櫥椸床(91)；一一撞之碎，惟恐物不”；又《六月初二日紀事》：“先期大飨聊止啼，軍帖火急一卷批；牛羊豬魚鵝鴨雞，茄瓠蔥韭菰菔藜，桃杏栌芍菱藕梨，酒鹽粉餌油醬醯(92)。
”運用柏梁體可謂能手矣。
(《談藝錄》增訂本補正，《錢锺書研究》22頁) 提到柏梁台詩，最早的是《東方朔别傳》、《漢武帝集》，稍晚的是《藝文類聚》、《古文苑》。
清人顧炎武認為是僞作，遊國恩據顔延之《庭诰》雲“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柏梁》以來，繼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進而考證這首托于古人以文為戲之作，似乎在摯虞的《文章流别集》裡已經錄入，則其作不能早于魏晉。
而魏晉時代尚清談，一些士大夫遇事互相調笑時，有用聯句語、聯句詩、聯句賦者，如《世說新語·言語篇》記謝太傅寒雪日集兒女講論文義事，雪下大了，公曰：“大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曰：“撒鹽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便可以看作是韻同義貫的詠雪聯句詩。
相傳的柏梁台詩，首句是“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
”接着是“梁王曰：骖駕驷馬從梁來。
”各述各自職位需要說的意思，“皇帝曰”“梁王曰”的内容都與他們的身份相稱。
又如“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哉。
大司農曰：陳粟萬石揚以箕”等等，亦複如是。
全篇共二十六句，都用某某曰以下七字句的形式，句末皆諧聲用韻，形成聯句體的格式，同時帶有遊戲諧谑的意味，人稱這種詩體為“柏梁體”。
發展到後來，仿此體堆垛物名，也不限于七言聯句，更極盡俳諧之能事。
這裡講唐宋以後的作者很少有人再寫這類詩作，但清代的諸錦喜用此體，舉了他的四首作品，使讀者可以從中看到“柏梁體”的特點及其流變。
《述懷》每句五字，連用二十字，從日常用品到貴重物品，從海産到調味品，内容全不搭界，卻包括了生活的全部，讀起來句句有韻，無一虛字，仿佛是在遊戲。
《七蟲篇》寫七種小蟲，有飛的，有叫的，有爬的，有跳的，聚在門前，好不熱鬧，這可能是天氣變化前後的某種景象，除“前”字外，一句全是名詞：“鼃黾蛾螳鼠雀蟬”；一句四個動詞：“飛鳴跳伏”，兩個名詞“階庭”，堆垛成詩，還頗有味道。
清經史學家徐文靖是講求實學的人，也嘗有柏梁體戲作。
南宋的鄭清之，在《病後再和前韻》中，一連堆垛七個虛字，再生動不過地反映了他病後對畢生事業無限感慨、痛苦無奈的心情，真是“之乎者也已焉哉”，一言難盡。
張璨的《戲題》，也是自己生活的寫照。
頭兩句寫他家境尚好時的生活；“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自在潇灑，後來他的父親跛了，家道敗落，需要他日日親自侍奉，生活起了變化，一天七件事成了“柴米油鹽醬醋茶”，前後兩樣的生活内容，都是實實在在的實物名詞堆垛于詩中。
清梁紹壬所引的郭臣堯的《村學詩》，雖不能令人捧腹大笑，但也把村學讀書的内容，默寫出來了。
清金和很善于寫長篇叙事詩，其中也有堆垛物名的詩句，向不為人注意，《清詩紀事》所引到的若幹詩評中，也未有道及這個特點的，錢先生指了出來。
《原盜》是一首百六七十韻的長詩，這裡引出堆垛的二十個字的器物名稱，囊括了家中的動産和不動産，在強人手下，統統“捐之爛”，“撞之碎”，把太平天國軍隊進攻時的猛烈形象，勾勒得維妙維肖。
《六月初二日記事》，堆垛了二十八個物名，這是太平天國軍的一張軍帖征用的物名，其中沒有山珍海味，都是平常的葷素菜蔬和果品調料，也隻有當他們造了統治階級的反之後才能得到。
一首長詩中連用四句品物的堆垛，既烘托出當時十萬火急的氣氛，又有着一定的史料價值。
讀過錢先生舉引的柏梁體詩，與最初此類詩作比較，可以看到它的發展和變化，形式上仍保持句句押韻，表面上也保持了遊戲取樂的特色，實際内容則有了很大拓展，它既能表達詩人的情感，又能反映現實生活，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六)章咒氣與偈頌氣 紀曉岚《點論李義山詩集》(93)卷下評《戊辰會靜中出贻同志二十韻》雲：“終恨有章咒氣”(94)；《點論蘇文忠詩集》卷四評《讀道藏》雲：“作僧家詩(95)，不可有偈頌氣(96)；作道家詩(97)，不可有章咒氣。
此固未免于章咒。
”(546頁) 李商隐《戊辰會靜中出贻同志二十韻》這首詩講的“會靜”，指道家凝神養靜修煉說，在這時候，作者想象飛騰，就會想到許多神仙故事，如說： 大道諒無外，會越自登真。
丹元子何索？在己莫問鄰。
蒨璨玉琳華，翺翔九真君…… 這是說，修煉神仙的方法，想來隻有一種，沒有别的。
合于這種方法，可以超越人世，自然“登仙”。
“丹元子”指道家修心養神的一種方法，怎樣求得這種方法，在于自己的修煉，不必去問别人。
修煉得道後就可以會見神仙，像會見仙人上元夫人，看到她穿着非常美麗的玉帶，看到仙人九真君，在天上飛翔。
這樣寫，就同道士寫的章咒講到神仙的話相似了。
清紀昀評點李商隐此詩說：“詩無風旨可采”，“雜之通明(陶弘景)《真诰》中，殆不可辨。
然終恨有章咒氣。
”《真诰》所記皆神仙授受真訣的事，叙述典雅，像給上級寫的公文，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