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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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北文學風格之别
文人相輕，故班固則短傅毅(1)，鄉曲相私，故齊人僅知管晏(2)。
合斯二者，而談藝有南北之見。
雖在普天率土大一統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為己長彼短之本。
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義之評量(3)，更類七國五胡之争長(4)，亦風雅之相斫書矣(5)。
《三國志·吳志·張纮傳》裴注引陳琳書曰(6)：“自仆在河北，與天下隔。
此間率少于文章，易為雄伯(7)，故使仆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8)，足下與子布在披(9)，所謂小巫見大巫(10)，神氣盡矣。
”已為北文不如南文張本(11)。
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略謂(12)：“洛陽江左，文雅尤甚。
江左貴乎清绮(13)，河朔重乎氣質(14)。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绮則文過其意。
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
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按但言“質勝”，即是文輸(15)。
是以北朝文士，邢邵、魏收實為冠冕(16)，而《北齊書·魏收傳》載邵譏收“于任昉(17)，非宜模拟，亦大偷竊”，收斥邵“于沈約集中作賊”(18)；則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機杼(19)。
張《朝野佥載》記庾信入北(20)，謂北中文事，“惟韓陵溫子昇碑堪共語(21)，馀皆驢鳴犬吠聒耳”。
南人輕北，其來舊矣。
宋自靖康南渡(22)，殘山剩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雞犬聲相聞(23)，竟成南海北海之馬牛風不及(24)。
元遺山以騷怨弘衍之才(25)，崛起金季，苞桑之懼，滄桑之痛(26)，發為聲詩，情并七哀，變窮百态。
北方之強，蓋宋人江湖末派(27)，無足與抗衡者，亦南風之不競也(28)。
雖以方虛谷之自居南宋遺老、西江後勁(29)，《桐江續集》卷二十四《次韻高子明投贈》七律論北方詞章，亦不得不曰：“尚有文才與古班，詩律規随元好問。
”汪堯峰好挦撦南宋作家(30)，而《鈍翁類稿》卷八《讀宋人詩》第四首亦曰：“後村傲睨四靈間(31)，尚與前賢隔一關。
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讓遺山。
”遺山論詩，《中州》名集，實寓南宋偏安之意；故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十八所載宋流人家铉翁《題中州詩集後》(32)，即雲：“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
雖在萬裡外，皆中州也。
而況于在中州者乎”，《則堂集》失收(33)。
可謂義正而詞婉者。
(150—15l頁) 這一則講詩文有南北風格的區别，這是由于南北地域不同，文化風俗不同，學風不同，詩文風格也就有所不同。
特别是中國曆史上由于政治原因，有過兩次南北分治，先是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後是南宋與金的對峙，造成了南北的隔閡，文學上出現南北不同的風格，評論上也有南北之見。
(一)南北朝時期，文評者的南北之見，多表現在南人輕北。
比如陳琳因去河北投袁紹，處在文人較少的環境中，成了出類拔萃的文學家，但是，在他給江蘇廣陵同鄉張纮的信中，表示與張纮、張昭相比，還自慚不如，為北文不如南文之說先造了輿論。
溫子昇、邢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學的佼佼者，但從《北齊書·魏收傳》看，邢魏所以成名，因為邢邵師法沈約，魏收師法任昉，然“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機杼”，所以，邢魏互相譏笑為“偷竊”、“作賊”。
《朝野佥載》也記載了南人庾信到了北方，瞧不起北文，以為隻有寫《韓陵山寺碑》的溫子昇才配與他共語。
可見，“南人輕北，其來舊矣”。
這裡指出，所以有南人輕北的原因，主要是與中國長期以來積澱的文化心理因素有關，一是文人相輕，二是鄉曲相私。
南北的文學風格，究竟不同在哪裡，據李延壽在《北史·文苑傳》裡說，南方文風文雅，貴清绮，重形式，文辭華美，以詩擅勝，宜于詠歌；北方文風質樸，貴剛直，重内容，氣質高昂，以文見長，便于實用。
概括地說，就是北文理勝其辭，南文辭過其意。
因為南人北人的自然環境、生活習慣不同，造成性情氣質上的差異，已帶有傳統性，反映到詩文上自然有不同風格。
先說民歌的風格，南北就明顯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詩，如“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
語笑向誰道，腹中陰憶汝”(《子夜歌》)。
對戀人的思念深沉含蓄。
北方民歌抒情的氣勢豪宕，境界宏闊，情感粗犷，如“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敕勒歌》)。
再說文人的風格，南方重形式和音調，如梁沈約的《登北固樓》： 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
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阗。
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
傷時為懷古，垂淚國門前。
又吳均《發湘江贈親故别》之三： 君留朱門裡，我至廣江。
城高望猶見，風多聽不聞。
流蘋方繞繞，落葉尚紛紛。
無由得共賞，山川間白雲。
雖是不同題材的詩，卻都寫得委婉含蓄，自然流暢，給人一種格調清新之感，在音律上已有了律句的格調。
北方文人作品的風格，不像民歌的特色鮮明，可能是由于模仿南風，反而缺少北方豪放的氣概。
如魏收《挾琴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
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下成行。
又，邢邵《思公子》： 绮羅日減帶，桃李無顔色。
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這兩位都是北朝著名的文學家，可是詩作流傳下來的不多，就從這幾首明白如話的詩來看，他們确實受到南方香豔詩的影響不小，其中雖也不乏清遠敦厚之趣，卻不給人格調剛健之感。
抛開文暫且不談，單以詩相比，南北朝時期，北方确實遜于南方，直到南方的庾信到北周，王褒也留在北方以後，他們以清新绮豔的風格吸引了北方文士競相模仿，才出現了南北風格互為影響的新局面。
(二)北宋滅亡，南宋偏安臨安(今杭州)以後，使文壇起了變化。
淮南淮北雖如往常雞犬之聲相聞，但已成為南宋與金不同的兩個社會。
太原的元好問，具有漢民族良好的文化教養和他本人過人的天賦，身處金國，國破家亡之痛，使他在多方面顯露出才華，成為金朝文壇上的大家。
他文師韓歐，詩師杜甫，詞學周邦彥，多方面豐富自己，“發為聲詩”，“變窮百态”，不是南方的江湖末派可以相比的。
清汪琬好摘取南宋作家詩，但他在評論宋人詩時，把元好問推作中原的代表，這個評價并不過分。
讓我們看一看無好問詩的風格，如： 南朝辭臣北朝客，栖遲零落無顔色。
陽平城邊握君手，不似銅駝洛陽陌。
去年春風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風來。
春風秋風雁聲裡，行人日暮心悠哉。
長江大浪金山下，吳兒舟船疾如馬。
西湖十月賞風煙，想得新詩更潇灑。
(《送張君美往南中》) 又，《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
十年舊隐抛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
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照故分明。
洛陽見說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兩詩沉摯悲涼，讀來可歌可泣，創造出自己的聲調，自己的風格。
最後錢先生舉引元蘇天爵的話作這一則的小結：地域有南北之分，人無南北之分，因為南北繼承的文化傳統是共同的，無論南北相距多麼遙遠，也都是中州文化。
元代以後的詩文發展更證實了蘇氏的論斷。
可見蘇天爵的見解是“義正而詞婉”。
(二)唐宋詩風格之别 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别，乃體格性分之殊。
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
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34)，《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雲雲。
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
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
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35)，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36)，則宋人之有唐音者。
《楊誠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詩序》曰(37)：“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
”《劉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仍以後山、陵陽、子勉、均父、二林(38)等皆非江西人為疑，似未聞誠齋此論。
詩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楊序之恉。
(2頁) 後見吳雨僧先生宓《艮齋詩草序》(39)，亦持是說。
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故自宋以來，曆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40)。
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
葉橫山《原詩》(41)内篇卷二雲：“譬之地之生木，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
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謝而複開。
”蔣心馀《忠雅堂詩集》(42)卷十三《辯詩》雲：“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
宋人生唐後，開辟真難為。
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
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
”可見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極之有兩儀，本乎人質之判“玄慮”、“明白”，見劉邵《人物志·九征》篇。
按即Jung：psychologisohsTypen所分之Introvert與Extravert(43)。
非徒朝代時期之謂矣。
乃尚有老宿(44)，或則虐今榮古，謂宋詩時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則謂唐詩太古，宜學旬卿之法後王(45)。
均堪絕倒。
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46)，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47)。
若木之明，崦嵫之景(48)，心光既異，心聲亦以先後不侔(49)。
明之王弇州(50)，即可作證。
弇州于嘉靖七子，實為冠冕；言文必西漢，言詩必盛唐。
《四部稿》中(51)，莫非實大聲弘之體。
然弇州《續稿》一變矜氣高腔，幾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
屢和東坡詩韻。
《續稿》卷四十一《宋詩選序》自言，嘗抑宋詩者，“為惜格故”，此則“非申宋”，乃欲“用宋”。
卷四十二《蘇長公外紀序》于東坡才情，贊不容口，且曰：“當吾之少壯時，與于鱗習為古文詞(52)，于四家殊不能相入(53)，晚而稍安之。
毋論蘇公文，即其詩最号為雅變雜糅者，雖不能為吾式，而亦足為吾用。
”《讀書後》(54)卷四《書蘇詩》後曰：“長公詩在當時，天下争趣之，如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
其後則若垓下之戰(55)，正統離而不再屬。
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
其厄亦甚矣。
餘晚而頗不以為然。
”下文詳言東坡神明乎少陵詩法之處，可與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藝苑卮言》論東坡語參觀。
然《卮言》以東坡配香山、劍南為正宗而外之廣大教化主(56)，又曰：“蘇之于白，塵矣”；此則徑以蘇接杜，識見大不同。
《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後放言》雲：“死亦不須埋我，教他蟻樂鸢愁”，全本東坡“聞遭劉伶死便埋”一絕，則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蘇詩矣。
雖詞氣尚負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則已悅服。
故錢牧齋《列朝詩集》丁集(57)、周栎園《因樹屋書影》卷一皆記弇州臨殁(58)，手坡集不釋。
要可征祖祧唐宋，有關年事氣禀矣。
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詩學之不同，非謂弇州晚年詩勝早年也。
吳梅村《家藏稿》(59)卷三十《太倉十子詩序》有“拯晚近詩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詞雄響，而表晚歲頹然自放之言，诎申颠倒”雲雲，議論極公。
弇州《續稿》中篇什，有意無韻，木強率直，實不如前稿之聲情并茂；蓋變未至道，況而愈下者也。
近來湖外詩家(60)，若陳抱碧、程十髮輩(61)，由唐轉宋，适堪例類。
唐宋詩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與施蘭垞書》，《随園詩話》卷十六引徐朗齋語等調停之說(62)，當時亦早有。
如戴昺《東野農歌集》(63)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雲：“不用雕锼嘔肺腸，詞能達意即文章。
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
不知格調之别，正本性情；性情雖主故常，亦能變運。
豈曰強生區别，劃水難分；直恐自有異同，抟沙不聚。
《莊子·德充符》肝膽之論(64)，東坡《赤壁賦》水月之問(65)，可以破東野之惑矣。
(3—5頁) 這裡兩則講唐詩、宋詩之别，主要不在朝代的區别，而是由于兩種不同的風格，譬如天下有兩種人，便有兩種性情，也就分出兩種詩來。
(一)風格是人的性情決定的，相同的朝代裡，也會出現不同風格的作品。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稱唐詩、宋詞，是以朝代區分盛行的文體，唐以詩勝，宋以詞勝。
錢先生稱唐詩、宋詩是以風格區别的，他在《宋詩選注序》裡講得很透徹，這裡襲用序中舉引唐釋皎然和宋姜夔的話來說明。
皎氏雲：“反古曰複，不滞曰變。
若惟複不變，則陷于相似之格，其狀如驽骥同廄，非造父不能辨”，“複忌太過”，“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若乏天機，強效複古，反令思擾神沮”(《詩式·複古通變體》)，這是唐人作詩，評詩的标準，把“通變”看得比“複古”重要，寫作上重在表現自我。
姜氏雲：“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白石道人詩集序》)，這是宋人的話，隻能在“合”中求“異”，甚至從古人作品中尋求作詩的靈感和榜樣，再以說理、議論、故實入詩，形成了一種與唐詩不同的風格。
宋代詩論家嚴羽第一個提倡斷代論詩，便是為了研究詩歌發展到各個時期所表現的帶有總體性的特征，他說宋人“尚理”，唐人“尚意興”，是一個大緻的概括，于詩前冠以唐、宋，也是為了稱謂的方便，并不是說唐詩必出自唐人之手，宋詩必出自宋人之手，而是說詩“尚理”者近宋，“尚意興”者近唐。
袁枚《随園詩話》卷八亦雲：“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
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固号。
人之性情，豈因國号而轉移哉？” 這裡說“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也是一個大緻的概括，在于指出所謂唐體、宋調的不同特征。
比如杜甫、韓愈，都是唐代大詩人，而他們的作品卻為宋調開了路。
像杜甫的《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甯有此，隻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這首詩中間兩聯在發議論，在說理，不在寫意興，不正是開宋詩的說理嗎？再像韓愈的《龊龊》： 龊龊當世士，所憂在饑寒。
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
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
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瀾…… 不也是在說理嗎？ 宋人詩作而有唐音者，這裡列舉張耒、趙師秀的詩作，可以看到他們的風格。
如張耒《初見嵩山》： 年來鞍馬困塵埃，賴有青山豁我懷。
日暮北風吹雨去，數峰清瘦出雲來。
真是潇灑自如，情景交融，豐神情韻均類唐詩。
又如趙師秀《約客》：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
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
其詩清新圓潤。
寫景抒情之親切，宛如出自唐人之手。
說唐詩、宋詩主要是指詩的風格，正如楊萬裡說江西詩派，“詩江西，非人皆江西”，都是指詩的風格而言。
江西詩派的首領黃庭堅是江西人，他以“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曆代體制之變”的主張，團結了一批詩人，共同取法于各
合斯二者，而談藝有南北之見。
雖在普天率土大一統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為己長彼短之本。
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義之評量(3)，更類七國五胡之争長(4)，亦風雅之相斫書矣(5)。
《三國志·吳志·張纮傳》裴注引陳琳書曰(6)：“自仆在河北，與天下隔。
此間率少于文章，易為雄伯(7)，故使仆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8)，足下與子布在披(9)，所謂小巫見大巫(10)，神氣盡矣。
”已為北文不如南文張本(11)。
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略謂(12)：“洛陽江左，文雅尤甚。
江左貴乎清绮(13)，河朔重乎氣質(14)。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绮則文過其意。
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
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按但言“質勝”，即是文輸(15)。
是以北朝文士，邢邵、魏收實為冠冕(16)，而《北齊書·魏收傳》載邵譏收“于任昉(17)，非宜模拟，亦大偷竊”，收斥邵“于沈約集中作賊”(18)；則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機杼(19)。
張《朝野佥載》記庾信入北(20)，謂北中文事，“惟韓陵溫子昇碑堪共語(21)，馀皆驢鳴犬吠聒耳”。
南人輕北，其來舊矣。
宋自靖康南渡(22)，殘山剩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雞犬聲相聞(23)，竟成南海北海之馬牛風不及(24)。
元遺山以騷怨弘衍之才(25)，崛起金季，苞桑之懼，滄桑之痛(26)，發為聲詩，情并七哀，變窮百态。
北方之強，蓋宋人江湖末派(27)，無足與抗衡者，亦南風之不競也(28)。
雖以方虛谷之自居南宋遺老、西江後勁(29)，《桐江續集》卷二十四《次韻高子明投贈》七律論北方詞章，亦不得不曰：“尚有文才與古班，詩律規随元好問。
”汪堯峰好挦撦南宋作家(30)，而《鈍翁類稿》卷八《讀宋人詩》第四首亦曰：“後村傲睨四靈間(31)，尚與前賢隔一關。
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讓遺山。
”遺山論詩，《中州》名集，實寓南宋偏安之意；故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十八所載宋流人家铉翁《題中州詩集後》(32)，即雲：“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
雖在萬裡外，皆中州也。
而況于在中州者乎”，《則堂集》失收(33)。
可謂義正而詞婉者。
(150—15l頁) 這一則講詩文有南北風格的區别，這是由于南北地域不同，文化風俗不同，學風不同，詩文風格也就有所不同。
特别是中國曆史上由于政治原因，有過兩次南北分治，先是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後是南宋與金的對峙，造成了南北的隔閡，文學上出現南北不同的風格，評論上也有南北之見。
(一)南北朝時期，文評者的南北之見，多表現在南人輕北。
比如陳琳因去河北投袁紹，處在文人較少的環境中，成了出類拔萃的文學家，但是，在他給江蘇廣陵同鄉張纮的信中，表示與張纮、張昭相比，還自慚不如，為北文不如南文之說先造了輿論。
溫子昇、邢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學的佼佼者，但從《北齊書·魏收傳》看，邢魏所以成名，因為邢邵師法沈約，魏收師法任昉，然“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機杼”，所以，邢魏互相譏笑為“偷竊”、“作賊”。
《朝野佥載》也記載了南人庾信到了北方，瞧不起北文，以為隻有寫《韓陵山寺碑》的溫子昇才配與他共語。
可見，“南人輕北，其來舊矣”。
這裡指出，所以有南人輕北的原因，主要是與中國長期以來積澱的文化心理因素有關，一是文人相輕，二是鄉曲相私。
南北的文學風格，究竟不同在哪裡，據李延壽在《北史·文苑傳》裡說，南方文風文雅，貴清绮，重形式，文辭華美，以詩擅勝，宜于詠歌；北方文風質樸，貴剛直，重内容，氣質高昂，以文見長，便于實用。
概括地說，就是北文理勝其辭，南文辭過其意。
因為南人北人的自然環境、生活習慣不同，造成性情氣質上的差異，已帶有傳統性，反映到詩文上自然有不同風格。
先說民歌的風格，南北就明顯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詩，如“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
語笑向誰道，腹中陰憶汝”(《子夜歌》)。
對戀人的思念深沉含蓄。
北方民歌抒情的氣勢豪宕，境界宏闊，情感粗犷，如“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敕勒歌》)。
再說文人的風格，南方重形式和音調，如梁沈約的《登北固樓》： 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
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阗。
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
傷時為懷古，垂淚國門前。
又吳均《發湘江贈親故别》之三： 君留朱門裡，我至廣江。
城高望猶見，風多聽不聞。
流蘋方繞繞，落葉尚紛紛。
無由得共賞，山川間白雲。
雖是不同題材的詩，卻都寫得委婉含蓄，自然流暢，給人一種格調清新之感，在音律上已有了律句的格調。
北方文人作品的風格，不像民歌的特色鮮明，可能是由于模仿南風，反而缺少北方豪放的氣概。
如魏收《挾琴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
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下成行。
又，邢邵《思公子》： 绮羅日減帶，桃李無顔色。
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這兩位都是北朝著名的文學家，可是詩作流傳下來的不多，就從這幾首明白如話的詩來看，他們确實受到南方香豔詩的影響不小，其中雖也不乏清遠敦厚之趣，卻不給人格調剛健之感。
抛開文暫且不談，單以詩相比，南北朝時期，北方确實遜于南方，直到南方的庾信到北周，王褒也留在北方以後，他們以清新绮豔的風格吸引了北方文士競相模仿，才出現了南北風格互為影響的新局面。
(二)北宋滅亡，南宋偏安臨安(今杭州)以後，使文壇起了變化。
淮南淮北雖如往常雞犬之聲相聞，但已成為南宋與金不同的兩個社會。
太原的元好問，具有漢民族良好的文化教養和他本人過人的天賦，身處金國，國破家亡之痛，使他在多方面顯露出才華，成為金朝文壇上的大家。
他文師韓歐，詩師杜甫，詞學周邦彥，多方面豐富自己，“發為聲詩”，“變窮百态”，不是南方的江湖末派可以相比的。
清汪琬好摘取南宋作家詩，但他在評論宋人詩時，把元好問推作中原的代表，這個評價并不過分。
讓我們看一看無好問詩的風格，如： 南朝辭臣北朝客，栖遲零落無顔色。
陽平城邊握君手，不似銅駝洛陽陌。
去年春風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風來。
春風秋風雁聲裡，行人日暮心悠哉。
長江大浪金山下，吳兒舟船疾如馬。
西湖十月賞風煙，想得新詩更潇灑。
(《送張君美往南中》) 又，《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
十年舊隐抛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
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照故分明。
洛陽見說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兩詩沉摯悲涼，讀來可歌可泣，創造出自己的聲調，自己的風格。
最後錢先生舉引元蘇天爵的話作這一則的小結：地域有南北之分，人無南北之分，因為南北繼承的文化傳統是共同的，無論南北相距多麼遙遠，也都是中州文化。
元代以後的詩文發展更證實了蘇氏的論斷。
可見蘇天爵的見解是“義正而詞婉”。
(二)唐宋詩風格之别 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别，乃體格性分之殊。
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
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34)，《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雲雲。
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
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
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35)，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36)，則宋人之有唐音者。
《楊誠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詩序》曰(37)：“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
”《劉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仍以後山、陵陽、子勉、均父、二林(38)等皆非江西人為疑，似未聞誠齋此論。
詩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楊序之恉。
(2頁) 後見吳雨僧先生宓《艮齋詩草序》(39)，亦持是說。
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故自宋以來，曆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40)。
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
葉橫山《原詩》(41)内篇卷二雲：“譬之地之生木，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
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謝而複開。
”蔣心馀《忠雅堂詩集》(42)卷十三《辯詩》雲：“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
宋人生唐後，開辟真難為。
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
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
”可見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極之有兩儀，本乎人質之判“玄慮”、“明白”，見劉邵《人物志·九征》篇。
按即Jung：psychologisohsTypen所分之Introvert與Extravert(43)。
非徒朝代時期之謂矣。
乃尚有老宿(44)，或則虐今榮古，謂宋詩時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則謂唐詩太古，宜學旬卿之法後王(45)。
均堪絕倒。
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46)，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47)。
若木之明，崦嵫之景(48)，心光既異，心聲亦以先後不侔(49)。
明之王弇州(50)，即可作證。
弇州于嘉靖七子，實為冠冕；言文必西漢，言詩必盛唐。
《四部稿》中(51)，莫非實大聲弘之體。
然弇州《續稿》一變矜氣高腔，幾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
屢和東坡詩韻。
《續稿》卷四十一《宋詩選序》自言，嘗抑宋詩者，“為惜格故”，此則“非申宋”，乃欲“用宋”。
卷四十二《蘇長公外紀序》于東坡才情，贊不容口，且曰：“當吾之少壯時，與于鱗習為古文詞(52)，于四家殊不能相入(53)，晚而稍安之。
毋論蘇公文，即其詩最号為雅變雜糅者，雖不能為吾式，而亦足為吾用。
”《讀書後》(54)卷四《書蘇詩》後曰：“長公詩在當時，天下争趣之，如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
其後則若垓下之戰(55)，正統離而不再屬。
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
其厄亦甚矣。
餘晚而頗不以為然。
”下文詳言東坡神明乎少陵詩法之處，可與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藝苑卮言》論東坡語參觀。
然《卮言》以東坡配香山、劍南為正宗而外之廣大教化主(56)，又曰：“蘇之于白，塵矣”；此則徑以蘇接杜，識見大不同。
《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後放言》雲：“死亦不須埋我，教他蟻樂鸢愁”，全本東坡“聞遭劉伶死便埋”一絕，則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蘇詩矣。
雖詞氣尚負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則已悅服。
故錢牧齋《列朝詩集》丁集(57)、周栎園《因樹屋書影》卷一皆記弇州臨殁(58)，手坡集不釋。
要可征祖祧唐宋，有關年事氣禀矣。
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詩學之不同，非謂弇州晚年詩勝早年也。
吳梅村《家藏稿》(59)卷三十《太倉十子詩序》有“拯晚近詩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詞雄響，而表晚歲頹然自放之言，诎申颠倒”雲雲，議論極公。
弇州《續稿》中篇什，有意無韻，木強率直，實不如前稿之聲情并茂；蓋變未至道，況而愈下者也。
近來湖外詩家(60)，若陳抱碧、程十髮輩(61)，由唐轉宋，适堪例類。
唐宋詩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與施蘭垞書》，《随園詩話》卷十六引徐朗齋語等調停之說(62)，當時亦早有。
如戴昺《東野農歌集》(63)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雲：“不用雕锼嘔肺腸，詞能達意即文章。
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
不知格調之别，正本性情；性情雖主故常，亦能變運。
豈曰強生區别，劃水難分；直恐自有異同，抟沙不聚。
《莊子·德充符》肝膽之論(64)，東坡《赤壁賦》水月之問(65)，可以破東野之惑矣。
(3—5頁) 這裡兩則講唐詩、宋詩之别，主要不在朝代的區别，而是由于兩種不同的風格，譬如天下有兩種人，便有兩種性情，也就分出兩種詩來。
(一)風格是人的性情決定的，相同的朝代裡，也會出現不同風格的作品。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稱唐詩、宋詞，是以朝代區分盛行的文體，唐以詩勝，宋以詞勝。
錢先生稱唐詩、宋詩是以風格區别的，他在《宋詩選注序》裡講得很透徹，這裡襲用序中舉引唐釋皎然和宋姜夔的話來說明。
皎氏雲：“反古曰複，不滞曰變。
若惟複不變，則陷于相似之格，其狀如驽骥同廄，非造父不能辨”，“複忌太過”，“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若乏天機，強效複古，反令思擾神沮”(《詩式·複古通變體》)，這是唐人作詩，評詩的标準，把“通變”看得比“複古”重要，寫作上重在表現自我。
姜氏雲：“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白石道人詩集序》)，這是宋人的話，隻能在“合”中求“異”，甚至從古人作品中尋求作詩的靈感和榜樣，再以說理、議論、故實入詩，形成了一種與唐詩不同的風格。
宋代詩論家嚴羽第一個提倡斷代論詩，便是為了研究詩歌發展到各個時期所表現的帶有總體性的特征，他說宋人“尚理”，唐人“尚意興”，是一個大緻的概括，于詩前冠以唐、宋，也是為了稱謂的方便，并不是說唐詩必出自唐人之手，宋詩必出自宋人之手，而是說詩“尚理”者近宋，“尚意興”者近唐。
袁枚《随園詩話》卷八亦雲：“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
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固号。
人之性情，豈因國号而轉移哉？” 這裡說“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也是一個大緻的概括，在于指出所謂唐體、宋調的不同特征。
比如杜甫、韓愈，都是唐代大詩人，而他們的作品卻為宋調開了路。
像杜甫的《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甯有此，隻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這首詩中間兩聯在發議論，在說理，不在寫意興，不正是開宋詩的說理嗎？再像韓愈的《龊龊》： 龊龊當世士，所憂在饑寒。
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
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
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瀾…… 不也是在說理嗎？ 宋人詩作而有唐音者，這裡列舉張耒、趙師秀的詩作，可以看到他們的風格。
如張耒《初見嵩山》： 年來鞍馬困塵埃，賴有青山豁我懷。
日暮北風吹雨去，數峰清瘦出雲來。
真是潇灑自如，情景交融，豐神情韻均類唐詩。
又如趙師秀《約客》：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
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
其詩清新圓潤。
寫景抒情之親切，宛如出自唐人之手。
說唐詩、宋詩主要是指詩的風格，正如楊萬裡說江西詩派，“詩江西，非人皆江西”，都是指詩的風格而言。
江西詩派的首領黃庭堅是江西人，他以“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曆代體制之變”的主張，團結了一批詩人，共同取法于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