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家作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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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吟鋪辭,莫先于骨”,“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

    骨法指用辭說,有庾信、李商隐、元結。

    用辭有庾信、李商隐,當指清新、绮麗說的;有元結,當指勁健說的。

    绮麗當指張戒說的:“冶容太甚”。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元好問為什麼說“論詩甯下涪翁拜”,即甯可拜黃庭堅呢?錢先生在《宋詩選注·黃庭堅》裡又說:“他(黃庭堅)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

    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在他的許多關于詩文的議論裡,這一段話最起影響,最足以解釋他自己的風格。

    ”這段話裡提出“真能陶冶萬物”,這是創造,在創造出意象後再用陳言來表達。

    元好問的甯可拜涪翁,當由于他的“真能陶冶萬物”的緣故吧。

     (一六)論楊萬裡、陸遊詩 嘗試論之。

    以入畫之景作畫,宜詩之事賦詩,如鋪錦增華,事半而功則倍,雖然非拓境宇、啟山林手也。

    誠齋放翁,正當以此軒轾之。

    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與古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誠齋之化生為熟也。

    放翁善寫景,而誠齋擅寫生。

    放翁如畫圖之工筆;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兔起鹘落,鸢飛魚躍,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眼明手捷,矢蹑風,此誠齋之所獨也。

    放翁萬首,傳誦人間,而誠齋諸集孤行天壤數百年,幾乎索解人不得。

    放翁《謝王子林》曰:“我不如誠齋,此論天下同”;又《理夢中作意》曰:“詩到無人愛處工。

    ”放翁之不如誠齋,正以太工巧耳。

    放翁為曾文清弟子,趙仲自《題茶山集》所謂“燈傳”者;見《江湖後集》八(110)。

    顧茶山詩槎枒清快,實與誠齋為近,七言律絕尤往往可亂楮葉,視劍南工饬溫潤之體,大勿類。

    豈師法之淵源,固不若土風之鼓蕩耶。

    《後村詩話》(111)謂“古人好對仗,被放翁使盡”。

    放翁比偶組運之妙,冠冕兩宋。

    《四六話》論隸事(112),有“伐山語、伐材語”之别;放翁詩中,美具難并,然亦不無蹈襲之嫌者。

    《困學紀聞》卷十八即舉其本朱新仲、葉少蘊兩聯(113),殆翁《九月一日夜讀詩稿走筆作歌》所謂“殘馀未免從人乞”者欤。

    譬如《寓驿舍》雲:“九萬裡中鲲自化,一千年外鶴仍歸”;而按《東軒筆錄》卷三載丁晉公移道州詩曰(114):“九萬裡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皇朝類苑》載晉公自崖召還寄友人詩,“容”作“重”,“遼”作“巢”。

    《五燈會元》卷十六載佛印比語亦曰(115):“九萬裡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

    ”《望永阜陵》雲:“甯知齒豁頭童後,更遇天崩地陷時”;而按陳簡齋《雨中對酒》曰(116):“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

    ”《春近山中即事》雲:“人事自殊平日樂,梅花甯減故時香”;而按陳後山《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曰(117):“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隻作去年香。

    ”(118—119頁) 這一則講陸遊的詩,主要講他的七律。

    這裡把他跟楊萬裡比。

    陸遊“鋪錦增華”,在錦上添華,把别人已寫過的景物再加以美化,所以事半功倍。

    楊萬裡從生活中去捕捉詩料,是開拓新的題材意境,善于寫生。

    從生活中體會到詩意,立刻抓住,寫入詩中,像拍快鏡,一放松就失落了。

    就這一點說,陸遊不如楊萬裡,錢先生又提到陸遊的老師曾幾。

    錢先生在《宋詩選注》裡談到曾幾時說:“尤其是一部分近體詩,活潑不費力,已經做了楊萬裡的先聲。

    ”錢先生選了曾幾的《三衢道中》:“梅子黃時日日晴,小溪泛盡卻山行。

    綠陰不減來時路,添得黃鹂四五聲。

    ”這樣的詩就成了楊萬裡的先聲。

     這裡又講到陸遊七律中的對仗,認為有“伐山語、伐材語”之别。

    顧炎武《日知錄》裡講到鑄錢,一種是融冶銅器來鑄錢,一種是開山采銅來鑄錢,前者近伐材語,後者近伐山語。

    這裡又引了陸遊摹仿丁謂、陳與義、陳師道的三聯詩句。

    這三聯,孤立起來看是好的,但跟他摹仿的原來聯句對照起來看,終不免“殘馀未免從人乞”了。

     (一七)論趙孟詩 松雪詩浏亮雅适,惜肌理太松,時作枵響(118)。

    七古略學東坡,乃堅緻可誦。

    若世所傳稱,則其七律,刻意為雄渾健拔之體,上不足繼陳簡齋、元遺山,下已開明之前後七子(119)。

    而筆性本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覺,強繞指柔作百煉剛,每令人見其矜情作态,有如駱駝無角,奮迅兩耳,亦如龍女參禅(120),欲證男果。

    規摹痕迹,宛在未除,多襲成語,似兒童摹帖。

    如《見章得一詩因次其韻》一首,起語生吞賈至《春思》絕句,“草色青青柳色黃”雲雲。

    結語活剝李商隐春光絕句,“日日春光鬥日光”雲雲。

    倘亦有會于二作之神味相通,遂為撮合耶。

    一題之中,一首之内,字多複出,至有兩字于一首中三見者。

    此王敬美《藝圃撷馀》所謂“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為病”,正不可借口沈雲卿、王摩诘輩以自文(121)。

    《雲溪友議》(122)卷中記唐宣宗與李藩等論考試進士詩,已以一字重用為言,是唐人未嘗不認此為近體詩忌也。

    宋元間名家惟張文潛《柯山集》中七律最多此病(123),且有韻腳複出。

    松雪相較,稍善于彼。

    然唱歎開阖,是一作手。

    前則米颠《寶晉英光集》詩(124),舉止生硬;後則董香光《容台集》詩(125),庸蕪無足觀。

    惟松雪畫書詩三絕,真如骖之靳矣。

    元人之畫,最重遺貌求神,以簡逸為主;元人之詩,卻多描頭畫角,惟細潤是歸,轉類畫中之工筆。

    松雪常雲:“今人作畫,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豔,吾所畫似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佩文齋書畫譜》卷十六引(126)。

    與其詩境絕不侔。

    匹似《松雪齋集》卷五《東城》絕句雲:“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綠煙絲。

    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卻春光總不知。

    ”機杼全同貢性之《湧金門外見柳》詩(127):“湧金門外柳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

    折取一枝入城去,使人知道已春深。

    ”而趙詩設彩纖秾,貢詩着語簡逸,皎然可辨,幾見松雪之放筆直幹耶。

    東坡所謂“詩畫一律”,其然豈然。

    按詳見拙作《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

    吾鄉倪雲林自言(128):“作畫逸筆草草”,而《清秘閣集》中詩皆秀細,亦其一例。

    陶宗儀《辍耕錄》卷九記松雪言(129):“作詩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戚輔之《佩楚軒客談》、陸友仁《硯北雜志》亦著是說(130),并皆載松雪言:“使唐以下事便不古。

    ”明七子議論肇端于此。

    與方虛谷之論七律貴用虛字(131),适相反背。

    是以《桐江續集》中道子昂,無慮二十馀次,皆隻以書畫推之,隻字不及其詩篇。

    蓋一則沿宋之波,一則缵唐之緒,家法本徑庭耳。

    (95—96頁) 這一則講元趙孟的詩,說他的七古略學蘇轼,乃堅緻可誦。

    如《題錢舜舉素色梨花》:“東風吹日花冥冥,繁枝壓雪淩風塵。

    素羅衣裳照青春,眼中若有梨園人。

    攀條弄芳畏日夕,隻今紙上空顔色。

    顔色好,愁轉多,與君沽酒歌前歌。

    ”這是略學蘇轼,比較可誦的詩。

    再講他的七律,傳誦的有《嶽鄂王(飛)墓》:“鄂王墓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

    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這就刻意為雄渾健拔之體。

    再像《紀舊遊》:“二月江南莺亂飛,百花滿樹柳依依。

    落紅無數迷歌扇,嫩綠多情妒舞衣。

    金鴨焚香川上暝,畫船撾鼓月中歸。

    如今寂寞東風裡,把酒無言對夕晖。

    ”這是寫今昔盛衰之感,含有南宋滅亡後的感慨。

    但所謂“筆性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覺”。

    他的《見章得一詩因次其韻》:“水色清漣月色黃,梨花淡白柳花香。

    即看時節催人事,更覺春愁惱客腸。

    無酒難供陶令飲,從人皆笑郦生狂。

    城南風暖遊人少,自在晴絲百尺長。

    ”錢先生指出首句仿賈至“草色青青柳色黃”,即用兩“色”字。

    末句仿“日日春光鬥日光”,當因晴絲裡含有春光在内。

     錢先生又指出一首中有重複字,即上引一首律詩裡,有“催人”“從人”“遊人”重出三個“人”字。

    王世懋《藝圃撷馀》裡說:“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為病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摩诘尤多,若‘暮雲空碛’,‘玉靶雕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複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檢點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

    ”按沈雲卿(佺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岑》:“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

    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聞。

    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群。

    兩地江山萬馀裡,何時重谒聖明君。

    ”這首詩裡有“何所”“何處”“何時”三個“何”字。

    王摩诘(維)《出塞作》:“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

    暮雲空碛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

    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将軍夜度遼。

    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将賜霍嫖姚。

    ”這首詩有“驅馬”“勒馬”兩“馬”字。

    又如張文潛(耒)《夜》:“木落風高砧杵傷,孤城更漏入秋長。

    寒生疏牖人無夢,月過中庭樹有霜。

    報落梧桐猶隕葉,知時蟋蟀解親床。

    年年多病渾無寐,靜對楞嚴一炷香。

    ”這裡“木落”“報落”兩“落”字,“無夢”“無寐”兩“無”字。

    這是指七律中以字的重出為病。

     再講趙孟的詩書畫三絕,勝過米芾的詩書畫,米芾的詩生硬,但勝過董其昌的詩書畫,董其昌的詩庸蕪。

    隻有趙孟的詩書畫都是好的,可以相配。

    又元人的畫簡逸,即趙孟說得簡率,不求工細,但他們的詩卻設彩纖濃,與他們的畫不一緻。

    錢先生對蘇轼說的“詩畫一律”提出疑問。

    錢先生在《中國詩與中國畫》裡稱:“蘇轼《東坡題跋》卷五《書摩诘〈藍田煙雨圖〉》說:‘味摩诘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诘之畫,畫中有詩’”《鳳翔八觀·王維吳道子畫》說得更清楚:“摩诘本詩老,佩芷襲芳荪,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

    ”這是說“詩畫一律”,即詩畫的風格一緻。

    錢先生據趙孟的畫簡率,詩濃纖,說明詩畫的風格不一緻。

    舉他的《東城》作例:“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綠煙絲。

    ”這裡用了色彩字,又用了兩個比喻,顯得設彩纖濃了。

    最後談到方回不稱趙孟的詩,因他的設彩纖濃與方回的主張不合,所以不談他的詩了。

     (一八)論竟陵派詩 竟陵派锺譚輩自作詩(132),多不能成語,才情詞氣,蓋遠在公安三袁之下(133)。

    友夏《嶽歸堂稿》以前詩,與伯敬同格,佳者庶幾清秀簡隽,劣者不過酸寒貧薄。

    《嶽歸堂稿》乃欲自出手眼,别開門戶,由險澀以求深厚,遂至于悠晦不通矣。

    牧齋《曆朝詩》(134)丁集卷十二力斥友夏“無字不啞,無句不謎,無篇不破碎斷落”,惜未分别《嶽歸》前後言之。

    友夏以“簡遠”名堂,伯敬以“隐秀”名軒,宜易地以處,換名相呼。

    伯敬欲為簡遠,每成促窘,友夏頗希隐秀,隻得扞格。

    伯敬而有才,五律可為浪仙之寒(135);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東野之瘦。

    如《籴米》詩之“獨飽看人饑,腹充神不完”,絕似東野。

    《拜伯敬墓過其五弟家》之“磐聲知世短,墨迹引心遐”,《齋堂秋宿》之“蟲響如成世”,又酷肖陳散原(136)。

    然唐人律詩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137),而為劉得仁、喻凫。

    (102頁) 這一則講竟陵派锺惺、譚元春的詩。

    錢先生先講譚元春的《嶽歸堂稿》,認為早期的詩,佳者近于清秀簡俊。

    如《譚友夏合集》卷一《馬仲良邀餞同茅老若賦·亭臯木葉下》: 秋風帶早寒,吹君鄰家樹。

    葉葉望遠吹,在君階下遇。

    本與葉相别,飄焉牆瓦赴。

    飒沓散秋回,非為霜所誤。

    如何故人影,看作霜天路。

    是夕燈外菊,同心照遲暮。

     這詩賦“亭臯木葉下”,是寫秋景,又是餞别,從木葉下寫到将與友人分别的“如何故人影,看作霜天路”,再結到“同心照遲暮”上去。

    是寫得比較清秀的。

    再看他後來所作,如《譚友夏合集》卷二十一《德山》: 維舟無所住,深入亂雲間。

    江水高僧性,梨花古佛顔。

    塔靈抽寸寸,碑晦想班班。

    秘密聞幽鳥,威儀見别山。

    穿筠不願盡,烹蕨有時還。

    移步孤峰下,如同樹影閑。

     這首詩寫停船登山入寺,用“江水”來比“高僧性”,意義不明。

    用“梨花”來比“古佛顔”,當比白。

    “塔靈抽寸寸”,自注:“周金剛自言,塔長三寸,我當再來。

    今一寸矣。

    ”這個注不可解,塔高有一定,怎麼會長高一寸?“碑晦”意義不明,“晦”是“晦明陰雨”的“晦”,如日暮的陰晦,碑怎麼晦,倘碑字剝落不明,又怎麼“想班班”?“鳥鳴山更幽”,是山幽而非鳥幽,何以稱“幽鳥”?聽鳥鳴并不“秘密”,何以稱“秘密”?廟裡有高僧,怎麼稱“烹蕨有時還”?這就“幽晦不通矣”。

    不過譚元春後來的詩,也有明通的,如《譚友夏合集》卷二十一《懷楊修齡先生》: 一詩曾寄到園林,三載懷中未報音。

    聞議沙場徒氣塞,若歸原野本情深。

    德山風雨吹秋舫,穿石雲濤漲?¤琴。

    閑卻此人邊事急,明君何可但無心。

     這首詩寫得清新,說對方有詩寄來,藏在懷中三年未報。

    對方有将才,所以他議論邊疆戰事,徒然氣塞,感歎朝廷不用他去守邊疆,倘然歸隐原野本有報國深情。

    歸隐到德山是坐船歸來的,隻剩風雨吹秋舫。

    彈奏古琴的聲音與穿石雲濤相應。

    閑卻此人不用,使邊報緊急,君王怎麼可以無心抛棄他呢?從這裡看,他後期的詩也有清新的。

    因此,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的《譚解元元春》,評譚元春詩:“以俚率為清真,以僻澀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語,以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彌淺;寫可解不解之景,以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轉陳。

    無字不啞,無句不謎,無一篇章不破碎斷落。

    一言之内,意義違反,如隔燕吳;數行之中,詞旨蒙晦,莫辨阡陌。

    ”這樣的批評,指譚詩中有些詩或句是可以的,指所有的詩是不确的。

     再看锺惺的詩,如《隐秀軒詩·地集》的《六月初五夜月》: 長夏不肯晚,既晚亦蒼涼。

    涼色已堪悅,況此纖月光。

    初生如新水,清淺半東牆。

    尋常如乍見,悲喜觸中腸。

    對月本佳況,鄉思亦無方,且複共明月,無為念故鄉。

     這首詩寫得清真,并不晦澀。

    他的詩也确有晦澀的,如《隐秀軒詩·黃集》的《夜》(十月十五夜,舟已過德州,泊柿林作)。

     天寒無不深,不獨夜沉沉。

    難道潮非水,何因風過林。

    戲拈生滅候,靜閱寂喧音。

    到眼沙邊月,幽人忽會心。

     這裡的“夜沉沉”指夜深,但說“天寒無不深”,即不僅夜深,别的一切都深,這話不好理解。

    “難道”一聯費解,難道潮不是水,為什麼風吹過林。

    “風過林”指起風了,有風就有浪,這跟“難道”句無關。

    有風起浪,這是浪,不是潮,潮的來去有定時,與風無關。

    這一聯不可解。

    下聯的“生滅候”“寂喧音”,從“風過林”來,這是風生,風生則林喧。

    松風定即風“滅”,風定即音寂,這和“風過林”結合。

    但上兩聯有不可解處。

    锺惺後期的詩也有清真的,如《隐秀軒詩·宇集》的《春暮看桃花宿王氏山莊作》: 春遍郊原恐易終,人情争向數朝紅。

    曾經詠賞心尤戀,未接香光魂早通。

    山月一更風雨後,園花半日霁陰中。

    忍看歸路飛飛處,較昨來時已不同。

     這首詩寫得明白,“數朝紅”,即數朝的紅桃花,說明紅桃容易謝落。

    “未接香光”的“香光”指桃花,如《詩經·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用灼灼來形容桃花,即指它的光。

    桃花是花,所以連帶提個“香”字。

    經過一更風雨,“飛飛”正指花謝花飛了。

    這首比較清真。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锺提學惺》說:“餘嘗論近代之詩,抉摘洗削,以凄聲寒魄為緻,此鬼趣也。

    尖新割剝,以噍音促節為能,此兵象也。

    ”又稱:“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山中怪物)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

    ”這就說得過分了。

    錢先生指出:“伯敬欲為簡遠,每成促窘;友夏頗希隐秀,隻得扞格’,就跟錢謙益的攻擊大不同了。

    錢先生又用孟郊的寒、賈島的瘦來比锺譚兩人的詩,是有所肯定的。

     錢先生又指出劉得仁、喻凫的詩似锺、譚。

    如劉得仁的《宿僧院》: 禅地無塵夜,焚香話所歸。

    樹搖幽鳥夢,螢入空僧衣。

    破月斜天半,高河下露微。

    翻令嫌白日,動即與心違。

     喻凫的《題翠微寺》: 沿溪又涉巅,始喜入前軒。

    鐘度鳥沉壑,殿扃雲濕幡。

    涼泉堕衆石,古木徹疏猿。

    月上僧階近,斯遊豈易言。

     這兩首詩,中間四聯寫景,寫得深細有特色,不同一般的泛泛而談,頗近竟陵派詩。

     (一九)竟陵派詩論 锺譚論詩皆主“靈”字,實與滄浪、漁洋之主張貌異心同(138)。

    《隐秀軒文》往集《與高孩之觀察書》曰(139):“詩至于厚,無馀事矣。

    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者。

    厚出于靈,而靈者不能即厚。

    古人詩有以平而厚者,以險而厚者,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

    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雲雲。

    參觀譚友夏《自題簡遠堂詩》雲(140):“詩文之道,樸者無味,靈者有痕。

    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樸者七八年”;又《與舍弟五人書》引蔡敬夫稱其“筆慧人樸,心靈性厚”雲雲。

    議論甚佳。

    即滄浪所謂“别才非學,而必學以極其至也”。

    亦即桴亭所謂“承艾添膏,以養火種”也(141)。

    以“厚”為詩學,以“靈”為詩心,賢于漁洋之徒言妙悟,以空為靈矣。

    範仲曾選《锺李合刻》(142),周氏《尺牍新鈔》卷七載範《與友人書》雲(143):“伯敬好裁,而下筆不簡,緣胸中不厚耳。

    内薄則外窘,故言裁不如言養。

    ”按伯敬《詩歸》評語反複于“厚”字(144),《與高孩之書》又言“養以緻厚”,而自運乃貧薄寒乞,此正伯敬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見”者也。

    仲之譏,伯敬固早得失寸心知矣。

    《鈍吟雜錄》卷三曰(145):“杜陵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锺譚之藥石也。

    元微之雲:‘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

    (146)”又曰:“锺伯敬創革弘正嘉隆之體,自以為得真性情也。

    人皆病其不學。

    餘以為此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媟之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

    ”按“鄙夫鄙婦”一語,或可譏公安派所言性靈,于竟陵殊不切當。

    必有靈心,然後可以讀書,此伯敬所自言;與鈍吟所以譏呵伯敬者,正複相同。

    此又予所謂锺譚才若學不能副識之證也。

    《雜錄》卷五謂王李詩法本于滄浪(147)。

    鈍吟不知锺譚詩法,正亦滄浪之流裔别子。

    伯敬《感歸詩》第十首自注雲:“譚友夏謂餘以聰明妨禅,語多影響。

    ”《文·往集·答尹孔昭》雲:“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

    我輩文字到極無煙火處,便是機鋒。

    ”譚友夏《奏記蔡清憲》亦有“以詩作佛”之論。

    詩禅心法,分明道破。

    其評選《詩歸》,每不深而強視為深,可解而故說為不可解,皆以詩句作禅家接引話頭參也。

    納蘭容若《渌水亭雜識》卷四稱伯敬“妙解《楞嚴》(148),知有根性,在錢蒙叟上(149)”。

    餘竊以為談藝者之于禅學,猶如先王之于仁義,可以一宿蘧廬,未宜久戀桑下。

    伯敬引彼合此,看朱成碧。

    禅亦生縛,忘維摩之誡(150);學不知止,昧荀子之言(151)。

    于是鹦鹉喚人,盡為啞子吃蜜。

    語本《續傳燈錄》卷十八慈受禅師答僧問(152)。

    其病痛在此。

    至以禅說詩,則與滄浪、漁洋,正複相視莫逆。

    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卷五雲(153):“锺退谷《史懷》多獨得之見(154)。

    其評左氏,亦多可喜。

    《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正嫌其細碎耳。

    至表章陳昂、陳治安兩人詩,尤有特識。

    ”漁洋師友如牧齋、竹垞(155),裁别明詩,皆矢口切齒,發聲征色,以诟竟陵。

    漁洋非别有會心,豈敢毅然作爾許語乎。

    《何義門集》卷六《複董讷夫》雲(156):“新城《三昧集》乃锺譚之唾馀(157)。

    ”楊聖遺《雪橋詩話》續集卷三記焦袁熹斥新城神韻之說(158),謂“毒比竟陵更甚”。

    皆不被眼謾者。

    世人僅知漁洋作詩,為“清秀李于鱗”(159),吳喬《答萬季野詩問》中語,趙執信《談龍錄》引之(160)。

    不知漁洋說詩,乃蘊借锺伯敬也。

    (103—105頁) 這一則講明锺惺、譚元春的竟陵派詩論。

    竟陵派詩論皆主“靈”字,如譚元春《詩歸序》:“有教春者曰:公等所為,創調也,夫變化盡在古矣。

    其言似可聽。

    但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删》之類,锺嵘、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雕飾而不暇求于靈迥樸潤。

    抑其心目中,别有宿物,而與其所謂靈迥樸潤者,不能相關相對欤?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于紙上,決不與衆言伍。

    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于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已。

    ”這裡講當時的所謂“變化盡在古矣”,講的“變化”,指锺嵘嚴滄浪之語。

    锺嵘在《詩品序》裡說:“至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渠出經史。

    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這是說寫詩隻寫所見景物,不貴用事,不用經史中故實,這裡講寫景詩是對的,但要在寫景中表達深層的思想感情,反映複雜的生活感受,要在很短的詩句中表達豐富的内容,這樣說就不夠了。

    在這裡,竟陵派當在批評公安派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這派詩,寫即目所見,不講用事,不講表達深層的情思,以鄙俚輕率為趨新,這是改變明代前後七子摹拟漢魏盛唐的做法,但這種變并不正确。

    這裡又講嚴滄浪,指《滄浪詩話·詩辨》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

    ”明代前後七子聽了嚴滄浪的話,作詩摹仿漢魏晉與盛唐之詩,也不行。

    竟陵派要糾正這兩種缺點,所以提出“靈迥樸潤”,“真有性靈之言”,“自出眼光”,這是糾正明代前後七子的摹仿說的。

     譚元春在《詩歸序》裡又說:“人鹹以其所愛之格,所便之調,所易就之字句,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曰我學之古人,自以為理長味深,而傳習之久,反指為大家,為正務。

    ……夫滞、熟、木、陋,古人以此數者,收渾沌之氣;今人以此數者,喪精神之原。

    古人不廢此數者,為藏神奇藏靈幻之區;今人專借此數者,為仇神奇仇靈幻之物。

    ”這裡講有真性靈的話,自出眼光,與人雲亦雲的話不同。

    這些話可以保留在滞熟本陋的話裡,用來藏神奇靈幻的話。

    今人沒有真性靈的話,不能自出眼光,那他的滞熟木陋的話,沒有藏神奇靈幻的話,就全無可取了。

     锺惺《與高孩之書》裡又提出“厚”字:“向捧讀回示,辱論以惺所評《詩歸》,反複于‘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

    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

    夫所謂反複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

    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

    何以言之?詩至于厚,而無馀事矣。

    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為詩者。

    厚出于靈,而靈者不即能厚。

    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以平而厚者也。

    《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

    有如高岩峻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饒歌、魏武帝樂府是也。

    非不靈也,厚乏極,靈不足以言之也。

    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

    ”這裡談到“厚出于靈”。

    厚指什麼呢?譚元春《與舍弟五人書》:“舟中無事,間發其(蔡公)回陳志寰先生與伯敬二書,說我人愈樸,性愈厚,是進德之驗。

    又說我筆慧而人樸,心靈而性厚。

    不知公從何處窺我如此也。

    ”那麼厚指為人厚道,誠樸,厚與進德有關,這又是仁厚了。

    靈指筆慧心靈。

    锺惺指出有兩種厚,一種是“平而厚”,指性情真率和平,詩從肺腑中流出,自然真誠,這就是靈。

    一種是險而厚,品格高峻,有原則性,不可侵犯,語言卓絕,其鋒不可犯,這也是一種靈。

    靈即有真性靈,自出眼光。

    “厚出于靈”,即有了自出眼光的見解,才顯出人的仁厚或險厚來。

    答則人雲亦雲,就顯不出仁厚或險厚來了。

     錢先生認為:“以說詩論,則锺譚識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嚣淺鹵。

    蓋锺譚于詩,乃所謂有志未遂,并非望道未見,故未可一概抹殺言之。

    ”(102頁)即認為竟陵派的锺譚詩論,勝過公安派的三袁。

    試看袁宏道的《叙小修詩》:“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

    有時情與境合,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

    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

    然餘則極喜其疵處。

    ”又《靈濤閣集序》:“或曰:‘(江)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為一代才人無疑。

    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有一二語近俚近俳,何也?’餘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為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闊時人之目也。

    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睫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诘曲幾窮哉’之類是也。

    古今文人,為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為脫其粘而釋其縛。

    ”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這是好的。

    但喜其疵處,贊成“近俚近俳”,認為可以“脫其粘而釋其縛”,這就不對了。

    因此,朱彜尊《明詩綜》卷五十七《袁宏道》說:“《詩話》,隆(治)萬(曆)間,王(世貞)李(攀龍)之遺派充塞,公安昆弟(三袁)起而非之,以為唐自有古詩,不必選(《文選》)體;中晚(唐)皆有詩,不必祖盛(唐);歐(陽修)蘇(轼)陳(師道)黃(庭堅)各有詩,不必唐人。

    唐時色澤鮮妍,如旦晚脫筆硯者,今詩才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拟所從事異乎!一時聞者渙然神寤,若良藥之解散,而沉疴之去體也。

    乃不善學者取其集中俳諧調笑之語,如《西湖》雲:‘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

    ’《偶見白發》雲:‘無端見白發,欲哭翻成笑。

    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

    ’”按公安派講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自胸臆流出”,即竟陵派說的“有性靈之言”,“自出眼光”的意思。

    但竟陵派反對公安派的疵處,反對公安派的俳諧調笑之作,要求“冥心放懷,期在必厚”,要求有“平而厚”,“險而厚”;要求“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于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獲,入者之欣于一至。

    不敢謂吾之說,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說,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锺惺《詩歸序》)。

    這樣孤懷靜寄、虛懷定力來探索詩的真精神,反對公安派的“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就勝過公安派的詩論了。

     錢先生又指出竟陵派的詩論勝過王士禛的神韻派,稱竟陵派“以‘厚’為詩學,以‘靈’為詩心,賢于漁洋之徒言妙悟,以空為靈矣”。

    王士禛的神韻說:“‘白雲抱幽石,綠筿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與傳’,遠也。

    ‘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

    總其妙在神韻矣。

    ”“朦胧萌坼,情之來也;明隽清圓,詞之藻也。

    ”(《帶經堂詩話》卷三)這些話講神韻,寫景要選取有詩意的景物,像雲水竹石,山水鳴禽,情意即含蓄在景物之中,像“自雲抱幽石”的“抱”,“綠筿媚清漣”的“媚”,用拟人化手法,即有情味。

    “表靈”指景物的靈異。

    “蘊真”指蘊藏仙人,這裡即含有極贊美的意思。

    這樣就寫得景清而意遠。

    再說寫情由境來透露,不明說,所以朦胧,隻露一點苗頭,所以萌坼,是含蓄不露。

    神韻派寫景像一張藝術照相,選取有詩意的景物來寫。

    神韻派寫情,隻透露一點苗頭,讓讀者去體會。

    不論寫景抒情,都力求含蓄。

    這樣的作品,寫得成功的,可備一格。

    神韻說的産生,由于王士禛看到明代前後七子學唐詩,隻學到腔調形式,隻是模仿,沒有真性情真感受。

    因此提出神韻說,寫出自己對景物的藝術美和真感受,這是比模仿腔調形式要高出一籌。

    這是要作者确實有見于景物的藝術美,确實在生活中有真感受才行。

    否則,作者并沒有真的看到景物的藝術美,并沒有從生活中有真感受,那他用神韻說來寫詩,就不免“以空為靈”了。

    那就不如竟陵派的“以‘厚’為詩學,以‘靈’為詩心”了。

     錢先生也指出竟陵派的缺點:“胸中不厚”,“自運乃貧薄寒乞”。

    引《鈍吟雜錄》稱杜甫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為锺譚之藥石,即譏锺譚讀書少,學力不夠。

    又引元稹詩:“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

    ”為王李之藥石,指王世貞、李攀龍的模仿古人。

    即“傍古人”,不是“直道當時語”。

    按朱彜尊《明詩綜》卷六十《锺惺》:“張文寺雲:‘伯敬(锺惺)入中郎(袁宏道)之室,而思别出奇,以其道易天下,多見其不自量也。

    ”又卷六十六《譚元春》:“友夏(譚元春)别出蹊徑,特為雕刻。

    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纖;學問不厚,故失之陋;性情不貴,故失之鬼;風雅不道,故失之鄙。

    一言以蔽之,總之不讀書之病也。

    ”歸結到不讀書,與上文所說一緻。

    錢先生認為锺譚有見識,隻是學力不夠,所以锺惺自言“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見”。

    錢先生又指出锺譚論詩的《詩歸》也有缺點,即對詩“作禅家接引話頭參”,“每不深而強視為深,可解而故說為不可解”。

    如《唐詩歸》卷十四丁仙芝《京中守歲》:“守歲多燃燭,通宵莫掩扉。

    客愁當暗滿,(锺雲:此‘滿’字與‘巷中情思滿’的‘滿’字同妙。

    )春色向明歸。

    (锺雲:‘當暗滿’‘向明歸’,各有實境,解不出。

    )……”這首詩寫在京中作客,除夕守歲,通宵不睡。

    守歲故多燃燭,通夜不睡,到燭燒完了,室内暗了,客愁滿了。

    這時天快亮了,所以說“春色向明歸”。

    這四句本不難解。

    锺惺說“解不出,即可解而“故為不可解”。

    “當暗滿”“向明歸”,講得确切,但并不深,說成“解不出”,似“不深而強作深”。

    在燭暗時指出“客愁”“滿”,在天明時指出“春色”“歸”,這就似“作禅家接引話頭參”,并不通過“當暗滿”“向明歸”來作即景抒情的描寫的探索,停留在“接引話頭參”上,便成為“解不出”了。

    論詩應該沖破參禅,就創作的角度來作解釋。

    停留在“解不出”上就不對了。

    所以說“談藝者之于禅學,猶如先王之于仁義,可以一宿蘧廬,未宜久戀桑下”。

    《莊子·天運》:“仁義,先王之蘧廬(旅舍),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後漢書·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

    ”即指用禅家接引話頭來讀詩,隻有參一下,即當轉入藝術分析。

    否則停留在參禅上,粘着不放,如鹦鹉喚人,隻能說出向人學來的話,不能說出自家的體會;如啞子吃蜜,能辨别蜜的甜味,卻說不出來。

     再像《唐詩歸》卷十二常建《白龍窟泛舟》:“……環回從所泛,夜靜猶不歇。

    淡然意無限,身與波上月。

    ”(锺雲:“‘與’字不可思議,以未了語作結,妙妙。

    若雲:‘身與波上月,淡然意無限。

    ’則于‘與’字有歸着,然膚甚矣。

    ”锺雲:“結句之妙,有似句之下,尚有說者。

    非神化之筆,不足以語此。

    ”)這個結尾,寫在湖上泛舟,到夜不停,因為此身與波上月有無限的情意,即對月與水波有情意,所以入夜還在泛舟。

    這個結尾的好處,隻說“淡然無限意”,究竟是什麼情意沒有說,讓讀者自己去體會。

    聯系上文“應寂中有天,明心外無物”。

    當時“夜靜”,所以說“應寂”,在寂靜中别有天地,是什麼天地呢?是“心外無物”,是心中想的。

    當時詩人心中可以有各種想法,也是“意無限”的。

    這是跳出禅家接引話頭,從詩意的推測說的。

    锺惺認為“‘與’字不可思議”,即“可解而說為不可解”。

    說把結末兩句一颠倒,“膚甚矣”,也說得不可解。

    說結句下尚有說是對的,即馀味不盡,可供體會,說成“神化之筆”,又是“不深而強為深”了。

    這确是锺譚的缺點。

     錢先生又指出王士禛推重锺惺的《史懷》,說他評《左傳》多可喜。

    如論城濮之戰:“善制勝者,審機執權,中有主而外不測,操縱在我,而于天下無所不用;無所不用,而後敵失其所以勝,此制勝之道也。

    晉文公城濮之戰……總以善用曹衛為主。

    曹衛,楚之與國。

    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

    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

    及楚人請複衛侯而封曹,乃私許複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

    曹衛之形反化為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

    ”這裡通過城濮之戰,研究晉國所以制勝之道,是可喜的。

    再稱他表彰陳昂、陳治安兩人詩,按锺惺作《白雲先生傳》,即稱陳昂的詩,稱徐渭詩遜昂。

    王士禛能賞識锺惺,一定看到他的好處。

    何焯稱王士禛《三昧集》乃锺譚的唾馀。

    王士禛的選《唐賢三昧集》,偏向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一邊,采取司空圖《詩品》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說法,專以沖和淡遠為主,不取“掣鲸魚碧海”的李白、杜甫詩。

    這跟锺譚的“察其幽情單緒”有類似處,所以說“乃锺譚之唾馀”。

    至于說神韻說“毒比竟陵更甚”,指神韻說的流弊,流于空洞,入于模糊影響,與明七子的貌為盛唐,同樣是一種空腔,所以吳喬稱王士禛詩為“清秀李于鱗”,即也屬于明七子李攀龍派,隻是清秀些罷了。

    錢先生又指出,王士禛的說詩,跟锺惺提倡的“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有相通處,不過講得蘊藉含蓄罷了。

    這是錢先生對王士禛說詩的評價。

     (二○)論阮大铖詩 (1) 餘嘗病謝客山水詩(161),每以矜持矯揉之語,道蕭散逍遙之緻,詞氣與詞意,苦相乖違。

    圓海況而愈下(162);聽其言則淡泊甯靜,得天機而造自然,觀其态則擠眉弄眼,齲齒折腰,通身不安詳自在。

    《詠懷堂詩》卷二《園居詩》刻意摹陶,第二首雲:“悠然江上峰,無心入恬目”,顯仿陶《飲酒》第五首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悠然”不足,申之以“無心”猶不足,複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懷息慮而峰來獻狀。

    強聒不舍,自炫此中如鏡映水照,有應無情。

    “無心”何太饒舌,著痕迹而落言诠,為者敗之耳。

    《戊寅詩》如《微雨坐循元方丈》雲:“隐幾憺忘心,懼為松雲有”;夫子綦“隐幾”,嗒焉喪我,“心”既“憺忘”,何“懼”之為。

    豈非言坐忘而實坐馳耶。

    又如《晝憩文殊庵》雲:“息機入空翠,夢覺了不分。

    一禽響山窗,亦複嗤為紛。

    ”自诩“息機”泯分别相,卻心嗔發為口“嗤”,一如欲彈去烏臼鳥、打起黃莺兒者,大異乎“鳥鳴山更幽”之與物俱适、相賞莫違矣。

    詩中好用“恬”、“憺”字,連行接葉,大類躁于鳴“恬”、矜于示“憺”。

    又好用“睇”、“骛”字,自以為多多益善,徒見其陳陳相因:竊謂圓海詩品,亦如号“恬目”而流“睇”,名“憺慮”而橫“骛”,縮屋稱貞而“勿惜卷簾通一顧”也。

    又按《戊寅詩》有《緝汝式之見過谷中》亦雲:“坐聽松風響,還嫌谷未幽”,較之白香山《松聲》之“誰知茲檐下,滿耳不為喧”,境界迥異,絕類拗相公之言“一鳥不鳴山更幽”(163),翻案好勝之争心,溢于言表矣。

    (504頁) 這一則論謝靈運和阮大铖的詩,都有矯揉造作之病。

    先看謝靈運的詩,锺嵘《詩品》把他列入上品,稱他的詩“尚巧似,而逸蕩過之”。

    陳延傑注:“如《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晖。

    ’《遊南亭》詩:‘密林含馀清,遠峰隐半規。

    ’并得其巧似者。

    張景陽巧構形似之言,此學其體焉,但超過耳。

    ”即認為謝詩巧于描寫物象。

    《詩品》又說:“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

    ”講他的詩裡有名篇秀句,有麗藻新聲。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這裡的“莊老告退”,指玄言詩隐退了。

    “山水方滋”,指謝靈運的山水詩興起。

    講他講究詞藻,工于摹寫物象,追求新詞,都講他的詩好。

    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五,稱“陶公說不要富貴,是真不要。

    康樂本以憤惋,而詩中故作恬淡,以比陶公,則探其深淺遠近,居然有江湖澗沚之别”。

    這裡指出他的詩本以憤惋,故作恬淡,心情與辭氣不一緻。

    錢先生在這裡指出他的“詞氣與詞意,苦相乖違”,即“以矜持矯揉之語,道蕭散逍遙之緻”,當由于憤惋的心情,故作恬淡所緻。

    如《登江中孤嶼》:“江南倦曆覽,江北曠(久)周旋。

    懷新道轉迥(遠),尋異景(光景)不延。

    亂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表靈物莫賞,蘊真(仙人)誰為傳。

    想象昆山(昆侖山,仙人住處)姿,緬邈區中緣。

    始信安期(仙人名)術,得盡養生年。

    ”這首詩寫景,像“亂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工于寫景,像用一“媚”字,把孤嶼拟人化,表達他對孤嶼在川中的欣賞。

    贊美天空中是雲日輝映,望出去是天水澄鮮。

    也即“蕭散逍遙之緻”。

    但在“表靈物莫賞,蘊真誰與傳”裡,言此山的靈異如此表著而世人不賞,即使蘊藏仙人又有誰能傳說呢?這裡就有憤惋了。

    所以“想象昆山姿,緬邈區中緣”,要想望仙山,就遠離人世了。

    這就是用憤惋不平的心情,來贊美山水景物之美,即用矜持矯揉之語,道蕭散閑适之緻了。

     錢先生再講阮大铖的《詠懷堂集》詩,講他表面上摹仿陶淵明詩,表示他的淡泊甯靜,但看他的辭氣,就透露出他弄虛作假。

    如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在悠然自得中,偶然見南山的美好景物是無心偶會,并非着意追求。

    阮大铖摹仿它,作“悠然江上峰,無心入恬目”。

    陶的無心偶會,是自然流露。

    阮點明“無心”,就是有意這樣說,又怕不夠,再加入“恬目”,所以錢先生批評他“著痕迹而落言诠”,顯出有意作假了。

    再像《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隐幾而坐,嗒焉似喪其偶。

    ”即忘掉自己。

    阮大铖作“隐幾憺(安然)忘心,懼為松雲有”。

    既然已經忘掉自己,怎麼還有懼呢?那麼所謂坐忘實是坐馳。

    再像既說“息機”,機心已經沒有了,那麼聽見一鳥的鳴聲,怎麼“亦複嗤為紛”呢?這就跟“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避人世的塵嚣,愛山林的幽靜,聽蟬噪鳥嗚就聽不到車馬喧聲而感到山林的幽靜完全不同了。

    從這裡看到錢先生的論詩,能分别詞氣與詞意,作深入探索了。

     (2) 阮圓海欲作山水清音(164),而其詩格矜澀纖仄,望可知為深心密慮,非真閑适人,寄意于詩者。

    按《詠懷堂詩》,鈎棘其詞,清羸其貌,隐情踬理,鼠入牛角,車走羊腸。

    其法則葉石林所謂“減字換字”(165),其格則皇甫持正所謂“可惋在碎”(166)。

    萬曆後詩有此饾心饤肝、拗嗓刺目之苦趣惡道。

    孤忠奇節如倪鴻寶,亦濡染厥習(167)。

    譬之《列朝詩集》丁十二、十六所摘王季重、王亦房魔道諸聯(168),入諸倪集,可亂楮葉。

    所言之物,實而可征;言之詞氣,虛而難捉。

    世人遂多顧此而忽彼耳。

    作《文中子》者(169),其解此矣。

    故《事君》篇曰:“文士之行可見”,而所引以為證,如:“謝莊、王融,纖人也,其文碎。

    徐陵、庾信,誇人也,其文誕。

    ”餘仿此。

    莫非以風格詞氣為斷,不究議論之是非也。

    吳氏《青箱雜記》(170)卷八雖言文不能觀人,而卷五十一則雲:“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碎。

    朝廷台閣之文,其氣溫缛,晏元獻詩但說梨花院落(171)、柳絮池塘,自有富貴氣象;李慶孫等每言金玉錦繡,仍乞兒相”雲雲。

    豈非亦不據其所言之物,而察其言之詞氣乎。

    是以同一金玉錦繡,而王禹玉之“至寶丹”,與歸處讷所嘲“鍍金牙齒咬銀匙”,見《鑒誡錄》卷十(172)。

    區以别矣。

    且也,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為“心聲失真”。

    常有言出于至誠,而行牽于流俗。

    蓬随風轉,沙與泥黑;執筆尚有夜氣,臨事遂失初心。

    不由衷者,豈惟言哉,行亦有之。

    安知此必真而彼必僞乎。

    (163—164頁) 這一則講從作品的詞氣風格可以觀測人的品性。

    先從明閹黨阮大铖的《詠懷堂詩集》談起,講他欲作山水清音,即欲摹仿陶淵明詩來寫山水。

    如《園居詩》:“悠然江上峰,無心入恬目。

    ”錢先生稱為“‘悠然’不足,申之以‘無心’,猶不足,複益之以‘恬目’,三累以明己之澄懷息慮而峰來獻狀”。

    與陶淵明《飲酒》詩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對比,陶詩真的寫出悠然自得。

    阮大铖雖講“悠然”,是并不真的悠然自得,就怕讀者不相信他的“悠然”,再說個“無心”,再說個“恬目”,這就弄巧成拙,越顯出他的這樣用心,并不“悠然”了。

    這就從語氣裡顯出人品來。

    陶淵明性情真率,吐屬自然。

    阮大铖城府很深,為人陰險,從語氣中也透露出來。

    錢先生稱他的做法,是葉石林所謂“減字換字法”。

    按《石林詩話》卷下:“江淹《拟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古今以為佳句。

    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指月圓),佳人猶未還’,謝玄晖‘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

    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

    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詞,其弊亦然。

    ”這是說,阮大铖的《園居詩》命意就是抄陶淵明的,不過用的換字法罷了。

    又稱皇甫湜“可惋在碎”,即指“三累以明己之澄懷息慮”,有“三累”故“在碎”了。

     錢先生又舉王恩任、王留魔道諸聯。

    《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二:“季重為詩,才情大用,漫無複持擇,入鬼入魔,惡道岔出。

    如《天長道中》雲:‘地懶無文草,天愚多暗雲。

    ’《雨泊》雲:‘春霖篷翕蝶,江浪柁餐豬。

    ’《快雨》雲:‘荷靜香催嚏,樓疏氣破籠。

    ’”這是講王恩任的詩。

    《列朝詩列》丁集卷十六說:王亦房“浸淫于時調,橫縱跌宕,于先人之矩矱遂将緬而去之。

    其詩有曰:‘紗為槐羽翼,衣作扇仇雠。

    ’又曰:‘暑令天不韻,酒作夜常規。

    ’又曰:‘樹将風太,煙與月何仇。

    ’又曰:‘暑退蟲多口,涼多鳥孑身。

    ’則不獨謂之詩魔,已轉入惡道中矣。

    ”這是講王留的詩。

    這兩家詩,都是背理違情,走入魔道的。

     錢先生又引王通《文中子》的話,說明語氣和風格可以看出人的品格來,像謝莊、王融,其文瑣碎,所以稱為纖人;徐陵、庾信,其文誇張,所以稱為誇人。

    吳處厚說:隐士在山林草野,文氣枯槁瑣碎,與朝廷台閣的文詞、雍容華貴的文氣不同。

    宋晏殊詩“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自有富貴人家的氣象。

    因為北宋的富貴人家,有梨花院落,柳絮池塘。

    李慶孫缺乏富貴人家的生活,雖羨慕金玉錦繡,不免露出寒酸相。

    陳師道《後山詩話》稱“王岐公(王珪字禹玉)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為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

    王珪是富貴中人,他講金玉珠璧,反映了他的生活,從中顯出富貴氣象。

    歸處讷缺乏富貴人家的生活,所以他講的“鍍金牙齒咬銀匙”,還不能與“至寶丹”相比。

    作品是反映生活的,忠實地反映生活的作品,才可信。

    缺乏生活而虛構的作品不可信,缺乏真性情的作品,摹仿古人,性情不同,也容易顯出造作的痕迹來。

     (二一)論葉燮詩 葉星期與孟舉同鄉友好,《黃葉村莊詩集》有星期序,星期作《原詩》(173),謂:“宋詩不亞唐人,譬之石中有寶,不穿鑿則寶不出”;“昌黎乃宋詩之祖,與杜蘇并樹千古”;“議論為詩,杜甫最多,李杜皆以文為詩”;又謂:“嚴滄浪、高廷禮為詩道罪人”(174),夫嚴高皆力倡盛唐詩者也。

    自作《己畦詩集》,尖刻瘦仄,顯然宋格,《兩浙軒錄》(175)卷五鄧漢儀曰:“燮詩以險怪為工。

    ”又引錢仁榮曰:“燮詩不驚人不道”,蓋少見多怪,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