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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說山訓》)。
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變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戀着于象，舍象也可。
到岸舍筏，見月忽指，獲魚兔而棄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謂也。
詞章之拟象比喻則異乎是。
詩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無詩矣，變象易言，是别為一詩甚且非詩矣。
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義之符也；詩之比喻不離，體示意義之迹也。
不即者可以取代，不離者勿容更張。
取《車攻》之“馬鳴蕭蕭”，《無羊》之“牛耳濕濕”，易之曰“雞鳴喔喔”，“象耳扇扇”，則牽一發而動全身，著一子而改全局，通篇情景必随以變換，将别開面目，另成篇什。
毫厘之差，乖以千裡，所謂不離者是矣。
(《管錐編》12頁) 這裡明白指出《易》的拟象隻是一種表示意義的符号，可以改變或舍棄；詩的比喻是表示情意的迹象，不能改變，一改變将别成面目或不成為詩了。
錢先生更深刻地指出： 倘視《易》之象如《詩》之喻，未嘗不可摭我春華，拾其芳草……荀反其道，以《詩》之喻視同《易》之象，等不離者于不即，于是持“詩無達诂”之論，作“求女思賢”之箋；忘言覓詞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喪所懷來，而亦無所得返。
以深文周内為深識底蘊，索隐附會，穿鑿羅織，匡鼎之說詩，幾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帳之授經，甚且成烏台之勘案。
(同上14—15頁) 這裡指出把詩喻看作《易》象的禍害，含意更為深刻。
這裡說明詩喻和《易》象在運用詞語上的各具特點，已經由創作而兼及鑒賞了。
* * * 《談藝錄》補訂本中論及前人詩論，錢先生是與其作品對看。
如元好問“渠雖大言‘北人不拾江西唾’(《自題中州集後》第二首)，讀者苟執著此句，忘卻渠亦言‘莫把金針度與人’(《論詩》第三首)，不識其于江西詩亦頗采柏盈掬，便‘大是渠侬被眼謾’(《論詩三十首》之十四)矣。
”(481頁)如元好問“《贈答趙仁甫》：‘君居南海我北海’，用山谷《寄黃幾複》：‘我居北海君南海’。
他如《閻商卿還山中》：‘翰林濕薪爆竹聲’，用山谷《觀伯時畫馬》：‘翰林濕薪爆竹聲’，《下黃榆嶺》：‘直須潮陽老筆回萬牛’，本山谷《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無咎、文潛》：‘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世宗禦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兩都秋色皆喬木’，施注：‘山谷句’；遺山七律《贈答樂丈舜咨》、《存殁》均有此句，蓋三用也。
”(485頁)是元裕之于江西詩，再引三引，所謂“不拾江西唾”者，徒虛語耳。
又錢先生于詩論，将文學史上通常習而不察之概念，既為之樹藩籬，複為之通牆壁。
如稱：“至吾州張氏兄弟(惠言、琦)《詞選》，闡‘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推求寄托，‘比興’之說，至是得大歸宿。
西方文學有‘寓托’之體，與此略同……顧二者均非文章之極緻也。
言在于此，意在于彼，異床而必曰同夢，仍二而強謂之一；非索隐注解，不見作意。
”(231—232頁)錢先生在這裡既指出常州派詞論的寄托說，與西方“寓托”之體略同；又指出這種寄托說不免牽強附會。
錢先生于前人詩論，又作出重新估價，如對《滄浪詩話》，郭紹虞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稱：“滄浪論妙悟而結果卻使人不悟，論識而結果卻使人無識，論興趣而結果卻成為興趣索然，論透徹玲珑、不可湊泊而結果卻成為生吞活剝摹拟剽竊的赝作。
”(下卷一，77頁)對《滄浪詩話》的論點作了否定。
錢先生對《滄浪詩話》作了重新估價，郭先生在《滄浪詩話校釋》裡就改變了看法，稱引錢先生的《談藝錄》所說“最為圓通”，因引“胡應麟《詩薮》雲：‘嚴氏以禅喻詩，旨哉！’”(又21—22頁)錢先生因稱：“撰《談藝錄》時，上庠師宿，囿于馮鈍吟等知解，視滄浪蔑如也。
《談藝錄》問世後，物論稍移，《滄浪詩話》頗遭拂拭，學人于自诩‘單刀直入’之嚴儀卿，不複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
”(596頁)《補訂》更論“詩與禅之異趣分途”。
“《元遺山詩集》卷十《答俊書記學詩》：‘詩為禅客添花錦，禅是詩家切玉刀’；下句正後村所謂‘将鉛椠事作葛藤看’，須一刀斬斷，上句言詩于禅客乃贅疣也。
”(580—581頁)以此論詩禅，較《談藝錄》原本更深入了。
錢先生論文學史，有将曆來文學史上的說法澄清的，如論明末詩派之稱“七子”“竟陵”而輕“公安”。
錢先生說：“餘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争雄，公安無足比數。
聊拈當時談藝語以顯真理感。
”(418頁)此外微言勝義，觸處皆是，如論宗師與開派，錢先生稱：“是故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師，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師。
常言弟子于師‘崇拜傾倒’，竊意可作‘拜倒于’與‘拜之倒’兩解。
弟子倒伏禮拜，一解也；禮拜而緻宗師倒仆，二解也。
”(517頁)此說尤耐尋味。
《談藝錄》内容極為廣博，在一九四八年出版時已經以它的博極群書、學貫中西引起學界的震驚和贊歎。
經過了三十五年，錢先生再寫《補訂稿》，分量跟《談藝錄》相同。
錢先生在《談藝錄》補訂本的《引言》裡說到這次“逐處訂益之，補為下編，上下編冊之相輔，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
通過錢先生的逐處訂益，來研讨錢先生的早晚心力之相形，這還有待于海内外學人作深入的探讨。
在這裡隻能淺嘗辄止。
錢先生在《談藝錄》序裡說：“《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
”那時是抗戰時期。
又稱“麓藏閣置，以待貞元”，已望見抗戰的勝利。
書中也反映當時生活，如引鄭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東川》詩：“逢樹便停村便宿，與牛同寝豕同興。
昨宵蚤會今宵蚤，前路蠅迎後路蠅。
”稱：“軍興而後，餘往返浙、贛、湘、桂、滇、黔間，子尹所曆之境，迄今未改。
形羸乃供蚤饑，腸饑不避蠅馀”(183—184頁)，想見抗戰中的困境。
錢先生的文藝論，就這裡所引的看，已包括了美學、藝術論、詩論、詩的賞析、修辭、創作論等。
除文藝論外，本書還有論文學史的，論作家的，評各家詩論的，論作品的，論詩注和補詩注的，就是錢先生在本書裡講的文藝論，方面也很廣，不限于上面所舉各點，這裡隻能管窺蠡測罷了。
冀勤從一九三七年的《文學雜志》裡讀到了錢先生的《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認為在這篇文章裡，錢先生對于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即“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與西洋的文學批評作了多方面的細緻的比較論述，又是屬于中西比較文學批評論。
不論就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說，或就中西比較文學批評說，這篇文章都可以作為《談藝錄》很好的參考，因此附錄在後。
由于我們水平的限制，這個《讀本》，不論在分類選材上，在簡注上，在說明上，一定有許多不恰當或失誤處，謹向錢先生表示深切歉意。
本書的不恰當和失誤處，謹請讀者多多指教。
周振甫 一九九○年七月
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變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戀着于象，舍象也可。
到岸舍筏，見月忽指，獲魚兔而棄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謂也。
詞章之拟象比喻則異乎是。
詩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無詩矣，變象易言，是别為一詩甚且非詩矣。
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義之符也；詩之比喻不離，體示意義之迹也。
不即者可以取代，不離者勿容更張。
取《車攻》之“馬鳴蕭蕭”，《無羊》之“牛耳濕濕”，易之曰“雞鳴喔喔”，“象耳扇扇”，則牽一發而動全身，著一子而改全局，通篇情景必随以變換，将别開面目，另成篇什。
毫厘之差，乖以千裡，所謂不離者是矣。
(《管錐編》12頁) 這裡明白指出《易》的拟象隻是一種表示意義的符号，可以改變或舍棄；詩的比喻是表示情意的迹象，不能改變，一改變将别成面目或不成為詩了。
錢先生更深刻地指出： 倘視《易》之象如《詩》之喻，未嘗不可摭我春華，拾其芳草……荀反其道，以《詩》之喻視同《易》之象，等不離者于不即，于是持“詩無達诂”之論，作“求女思賢”之箋；忘言覓詞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喪所懷來，而亦無所得返。
以深文周内為深識底蘊，索隐附會，穿鑿羅織，匡鼎之說詩，幾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帳之授經，甚且成烏台之勘案。
(同上14—15頁) 這裡指出把詩喻看作《易》象的禍害，含意更為深刻。
這裡說明詩喻和《易》象在運用詞語上的各具特點，已經由創作而兼及鑒賞了。
* * * 《談藝錄》補訂本中論及前人詩論，錢先生是與其作品對看。
如元好問“渠雖大言‘北人不拾江西唾’(《自題中州集後》第二首)，讀者苟執著此句，忘卻渠亦言‘莫把金針度與人’(《論詩》第三首)，不識其于江西詩亦頗采柏盈掬，便‘大是渠侬被眼謾’(《論詩三十首》之十四)矣。
”(481頁)如元好問“《贈答趙仁甫》：‘君居南海我北海’，用山谷《寄黃幾複》：‘我居北海君南海’。
他如《閻商卿還山中》：‘翰林濕薪爆竹聲’，用山谷《觀伯時畫馬》：‘翰林濕薪爆竹聲’，《下黃榆嶺》：‘直須潮陽老筆回萬牛’，本山谷《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無咎、文潛》：‘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世宗禦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兩都秋色皆喬木’，施注：‘山谷句’；遺山七律《贈答樂丈舜咨》、《存殁》均有此句，蓋三用也。
”(485頁)是元裕之于江西詩，再引三引，所謂“不拾江西唾”者，徒虛語耳。
又錢先生于詩論，将文學史上通常習而不察之概念，既為之樹藩籬，複為之通牆壁。
如稱：“至吾州張氏兄弟(惠言、琦)《詞選》，闡‘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推求寄托，‘比興’之說，至是得大歸宿。
西方文學有‘寓托’之體，與此略同……顧二者均非文章之極緻也。
言在于此，意在于彼，異床而必曰同夢，仍二而強謂之一；非索隐注解，不見作意。
”(231—232頁)錢先生在這裡既指出常州派詞論的寄托說，與西方“寓托”之體略同；又指出這種寄托說不免牽強附會。
錢先生于前人詩論，又作出重新估價，如對《滄浪詩話》，郭紹虞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稱：“滄浪論妙悟而結果卻使人不悟，論識而結果卻使人無識，論興趣而結果卻成為興趣索然，論透徹玲珑、不可湊泊而結果卻成為生吞活剝摹拟剽竊的赝作。
”(下卷一，77頁)對《滄浪詩話》的論點作了否定。
錢先生對《滄浪詩話》作了重新估價，郭先生在《滄浪詩話校釋》裡就改變了看法，稱引錢先生的《談藝錄》所說“最為圓通”，因引“胡應麟《詩薮》雲：‘嚴氏以禅喻詩，旨哉！’”(又21—22頁)錢先生因稱：“撰《談藝錄》時，上庠師宿，囿于馮鈍吟等知解，視滄浪蔑如也。
《談藝錄》問世後，物論稍移，《滄浪詩話》頗遭拂拭，學人于自诩‘單刀直入’之嚴儀卿，不複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
”(596頁)《補訂》更論“詩與禅之異趣分途”。
“《元遺山詩集》卷十《答俊書記學詩》：‘詩為禅客添花錦，禅是詩家切玉刀’；下句正後村所謂‘将鉛椠事作葛藤看’，須一刀斬斷，上句言詩于禅客乃贅疣也。
”(580—581頁)以此論詩禅，較《談藝錄》原本更深入了。
錢先生論文學史，有将曆來文學史上的說法澄清的，如論明末詩派之稱“七子”“竟陵”而輕“公安”。
錢先生說：“餘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争雄，公安無足比數。
聊拈當時談藝語以顯真理感。
”(418頁)此外微言勝義，觸處皆是，如論宗師與開派，錢先生稱：“是故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師，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師。
常言弟子于師‘崇拜傾倒’，竊意可作‘拜倒于’與‘拜之倒’兩解。
弟子倒伏禮拜，一解也；禮拜而緻宗師倒仆，二解也。
”(517頁)此說尤耐尋味。
《談藝錄》内容極為廣博，在一九四八年出版時已經以它的博極群書、學貫中西引起學界的震驚和贊歎。
經過了三十五年，錢先生再寫《補訂稿》，分量跟《談藝錄》相同。
錢先生在《談藝錄》補訂本的《引言》裡說到這次“逐處訂益之，補為下編，上下編冊之相輔，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
通過錢先生的逐處訂益，來研讨錢先生的早晚心力之相形，這還有待于海内外學人作深入的探讨。
在這裡隻能淺嘗辄止。
錢先生在《談藝錄》序裡說：“《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
”那時是抗戰時期。
又稱“麓藏閣置，以待貞元”，已望見抗戰的勝利。
書中也反映當時生活，如引鄭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東川》詩：“逢樹便停村便宿，與牛同寝豕同興。
昨宵蚤會今宵蚤，前路蠅迎後路蠅。
”稱：“軍興而後，餘往返浙、贛、湘、桂、滇、黔間，子尹所曆之境，迄今未改。
形羸乃供蚤饑，腸饑不避蠅馀”(183—184頁)，想見抗戰中的困境。
錢先生的文藝論，就這裡所引的看，已包括了美學、藝術論、詩論、詩的賞析、修辭、創作論等。
除文藝論外，本書還有論文學史的，論作家的，評各家詩論的，論作品的，論詩注和補詩注的，就是錢先生在本書裡講的文藝論，方面也很廣，不限于上面所舉各點，這裡隻能管窺蠡測罷了。
冀勤從一九三七年的《文學雜志》裡讀到了錢先生的《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認為在這篇文章裡，錢先生對于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即“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與西洋的文學批評作了多方面的細緻的比較論述，又是屬于中西比較文學批評論。
不論就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說，或就中西比較文學批評說，這篇文章都可以作為《談藝錄》很好的參考，因此附錄在後。
由于我們水平的限制，這個《讀本》，不論在分類選材上，在簡注上，在說明上，一定有許多不恰當或失誤處，謹向錢先生表示深切歉意。
本書的不恰當和失誤處，謹請讀者多多指教。
周振甫 一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