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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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了李商隐的遠大抱負，是雄闊高渾的。
全詩的風格是剛健的，恩想是深刻的。
錢先生又指出宋人如黃庭堅、陳師道、曾幾，元人如元好問，明人如陳子龍等，都有悲壯蒼涼之詩，明胡應麟《詩薮》雲“師道得杜骨”亦指此。
現在讀一讀陳師道的《舟中》： 惡風橫江江卷浪，黃流湍猛風用壯。
疾如萬騎千裡來，氣壓三江五湖上。
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坐起待殘更。
少年行路今頭白，不盡還家去國情。
“惡風卷浪”，“湍猛風壯”是寫江上景象的雄闊，從中可以看出那股蒼堅瘦勁和剛健的風格，隻能得法于杜詩。
黃庭堅《寄黃幾複》：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見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起筆從不經意處寫來，由兩人相隔路途之遙，“傳書不能”，寫到他們少時的友情和今日的遭際，在章法上如此沉着頓挫的詩并不多見，也不能不得益于杜詩。
元好問《眼中》： 眼中時事益紛然，擁被寒窗夜不眠。
骨肉他鄉各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
枯槐聚蟻無多地，秋水鳴蛙自一天。
何處青山隔塵土，一庵吾欲送華颠。
從眼中所見之紛然、“寒夜不眠”寫起，寫到骨肉他鄉，各在一方，極寫亡國之痛，沉郁悲涼，不止章法學杜，氣色蒼渾亦似杜。
錢先生對元好問學杜律指出兩點，均是前人所未道及者：一是“大體揚而能抑，剛中帶柔，家國感深，情文有自”，“聲調茂越，氣色蒼渾”；二是“往往慢膚松肌，大而無當，似打官話，似作台步；粉本英雄，斯類衣冠優孟”。
将元好問學杜的長處和不足都說到了。
其長處多是屬于思想感情方面的表達，而短處似在藝術形式上有裝腔作勢之嫌，亦即尚未達到純熟自然的地步。
陳與義的家世與杜甫相類，他學杜詩與元好問相同的是“學杜之肥，不學杜之瘦”，喜仿杜甫宏闊之體，引為高調，胡應麟又将其與師道相比，說“與義得杜肉”，于雄偉蒼楚之外，注意到聲律和煉句，如《登嶽陽樓》： 洞庭之東江水西，簾旌不動夕陽遲。
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
萬裡來遊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
白頭吊古風霜裡，老木蒼波無限悲。
從嶽陽樓的處地空闊寫起，登臨可望吳蜀，萬裡來遊遠望，不禁吊古傷情，寫得自然流暢，聲調響亮，不用奇字，不作奇想，無限悲涼之意，讀來抑揚頓挫，句句感人。
明陳子龍學陳與義和元好問，實則是學杜。
他的《遼事雜詩》之一： 盧龍雄塞倚天開，十載三逢敵騎來。
碛裡角聲搖日月，回中烽色動樓台。
陵園白露年年滿，城郭青磷夜夜哀。
共道安危任樽俎，即今誰是出群才。
憂國傷時，風格悲壯蒼涼，但這類詩在其集中并不多見。
(四)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 竟陵出于公安。
《列朝詩集》丁十二《譚元春傳》引金陵張文寺雲：“伯敬入中郎之室(121)，而思别出奇”；袁小修《珂雪齋近集》(122)卷三《花雪賦引》亦謂：“伯敬論詩，極推中郎。
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衆。
”翁覃溪《複初齋詩集》(123)卷七十《俪笙和予白齋之作、因論白詩、兼寄玉亭協揆》：“白蘇齋漸啟锺譚”(124)，則誤伯修為中郎，欲與“初白庵”、“白庵”湊合耶(125)，抑于公安、竟陵家法道聽途說也(126)。
觀譚友夏《合集》卷八《東坡詩選序》、《袁中郎先生續集序》，則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127)；小修《珂雪齋近集》卷二《答須水部日華書》、卷三《蔡不瑕詩序》、《花雪賦引》皆于乃兄幾如陽明于朱子之作“晚年定論”(128)，亦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矣。
中郎甚推湯若士(129)，餘見陳伯玑《詩慰》選若士子季雲詩一卷(130)，赫然竟陵體也，附錄傅占衡序，果言其“酷嗜锺譚”。
中郎又亟稱王百穀(131)，《詩慰》選百子亦房詩一卷，至有“非友夏莫辨”之目。
蓋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衆”。
後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為鼎立骖靳(132)；餘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争雄，公安無足比數。
聊拈當時談藝語以顯真理惑。
(417—418頁) 竟陵、公安，共事争鋒，議論之異同，識見之高下，乃如列眉指掌(133)。
凡袁所賞浮滑膚淺之什，譚皆擯棄；袁見搬弄禅語，辄歎為超妙，譚則不為口頭禅所謾，病其類偈子。
蓋三袁議論隽快，而矜氣粗心，故規模不弘，條貫不具，難成氣候。
锺譚操選枋，示範樹鹄(134)，因末見本，據事說法，不疲津梁(135)。
驚四筵而複适獨坐，遂能開宗立教矣。
(425頁) 賀子翼《詩筏》頗左袒竟陵(136)，一則雲：“《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137)，锺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138)。
二書皆足長人慧根。
”即謂滄浪、竟陵冥契同功。
徐電發《南州草堂集》(139)卷十九《雲門廠公響雪詩序》雲：“自嚴滄浪以禅理論詩，有聲聞、辟支之說(140)，遂開锺譚幽僻險怪之徑，謂冥心靜寄，似從參悟而入。
一若詩之中，真有禅者。
”尤為發微之論。
焦廣期以漁洋比锺譚(141)，竊疑鄧孝威已隐示斯意(142)，《尺牍新鈔》(143)二集載孝威《與孫豹人》：“竟陵詩派誠為亂雅(144)，所不必言。
然近日宗華亭者(145)，流于膚殻，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146)，習為輕靡，無一字樸落。
矯之者陽奪兩家之幟，而陰堅竟陵之壘；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锺譚之嫡派真傳也。
”“華亭”、陳卧子也，“婁上”、吳梅村也，皆七子體而智過其師者也；“奪兩家幟”者，豈非王阮亭耶。
計子發《魚計軒詩話》載淩緘亭《偶作》第二首亦雲(147)：“新城重代曆城興，清秀赢将牧老稱(148)(自注：時謂王阮亭為‘清秀李于鱗’，錢牧齋亟稱之，何耶)。
細讀羼提軒裡句(149)，又疑分得竟陵镫(自注：新城有絕似锺譚者)。
”然漁洋作詩，講究聲調，自負盜古人不傳之秘；竟陵于此事卻了無解會，故《尺牍新鈔》二集卷十五雷士俊《與孫豹人》雲：“大抵锺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于音調，甚失詩意。
詩以言志，聲即依之。
锺譚《詩歸》，譬之于人，猶瘖啞也。
(150)”則漁洋說詩堪被“蘊藉锺伯敬”之稱，而作詩又可當“響亮譚友夏”之目矣。
(425—426頁) 前後七子、公安、竟陵，是明代文壇上的幾個詩歌流派。
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反對楊士奇、楊榮、楊溥追求形式典雅、内容粉飾的台閣體，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複古拟古。
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更把複古拟古推向高潮，嚴守古格古律。
公安派三袁，不滿意七子的複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某種意義上說，解放了文體，但又陷入俚俗。
竟陵派既反對機械摹拟，又反對俚俗文風，自認為是在矯正七子之偏，補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險怪的途徑。
這裡三則明确指出的有以下幾點： (一)“竟陵出于公安”，竟陵派在時間上後于公安。
錢謙益選輯《列朝詩集》，撰《譚元春傳》引張文寺的話說锺惺“入中郎室”，中郎的弟弟中道亦說锺惺論詩極推中郎，這說明锺惺的詩論是從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那裡來的，清代文學家翁方綱也認為袁家“漸啟锺譚”。
再看三袁的後代和追随者，如“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袁中道晚年亦未能堅守公安派的主張；倍受袁宏道推崇的戲曲家湯顯祖，其子季雲“酷嗜锺譚”，詩亦“赫然竟陵體”；王稚登之子亦房詩，亦與譚詩難分難辨。
這些例證說明竟陵詩論是從公安來的。
公安的俚俗，公安後人也不滿意，所以多化于竟陵。
因此，袁中道稱锺惺論詩極推宏道的話：“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衆”，不盡符合上述例證的事實，應當注意後來的發展變化，已是愈來愈轉向竟陵。
(二)以往論明詩，總是說公安、竟陵與七子三足鼎立，論其貢獻，弊端和影響不相上下，這個說法似也不準确。
因為竟陵詩論出自公安，後來超越公安，便成了與七子兩派“中分詩壇，對壘樹幟”(《談藝錄補訂》)，而“公安無足比數”。
清鄧顯鶴在《嶽歸堂全集序》裡雲：“有明之詩凡三變”，“以茶陵倡于前，以竟陵殿其後”，而其中一變是七子的拟古體，而非公安；清方以智亦雲：“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
”(《通雅》卷首)王霖也雲：“聚訟紛紛堪一笑，謾推王李折锺譚”(《讀唐宋元明人詩》)，将王世貞、李攀龍與锺惺、譚元春對舉；賀贻孫《詩筏》也是将竟陵與七子相提并論，“度長诘短”，參之以公安者極少。
這是就詩論說的。
這些清人的言論，反映了竟陵的影響确實比公安深遠。
(三)為什麼公安派反對七子最為猛烈，反而沒能成為七子的對手，而讓位于竟陵派，這裡指出有幾種原因：第一，锺譚合作編選過風行一時的《古詩歸》、《唐詩歸》，凡是公安派欣賞的“浮滑膚淺”之作和搬弄禅語的超妙之作，锺譚一概擯棄不選，通過選詩和評詩，亮出自己的主張和識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公安派多是發議論，沒有樹鹄示範，後人又多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所以“規模不弘”，“難成氣候”。
第二，在文學觀點上，清人賀贻孫極推竟陵，将其與宋代詩論家嚴羽的詩論相比；在創作實踐上，世稱雅頌領袖的鄧漢儀稱“竟陵詩派誠為亂雅”，指出其詩風的特點；晚明陳子龍、吳偉業，于七子與竟陵之中，期望能矯其偏，補其失，實則仍是未離竟陵，陳吳的詩不過是“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锺譚之嫡派真傳”，這也就是說竟陵詩風後不乏人。
到了清代，能兼七子與竟陵之美者，是王士禛，他在詩壇上有一代宗匠之稱，善為古文，兼工詩詞，著述豐富，詩論與詩作均可“奪兩家幟”，還有選本《古詩選》、《十種唐詩選》、《二家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等，是兼學士與文人于一身的大家。
實際上，他隻是“清秀李于鱗”，“響亮譚友夏”罷了。
(五)王士禛論專名助遠神 王漁洋《池北偶談》卷十八取徐祯卿《在武昌作》雲(151)：“洞庭葉未下，潇湘秋欲生。
高齋今夜雨，獨卧武昌城。
重以桑梓念(152)，凄其江漢情。
不知天外雁，何事樂長征”；稱為“千古絕調，非太白不能作”。
而李莼客《越缦堂日記》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雲(153)：“祯卿此詩，格固高而乏真詣。
既雲洞庭，又雲潇湘，又雲江漢，地名錯出，尤為詩病。
”然漁洋聞莼客語，必以為大殺風景；蓋漁洋所賞，正在地名之曆落有緻。
故《古夫于亭雜錄》稱溫飛卿“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以為有初唐氣格，高出“雞聲茅店月，人迹闆橋霜”一聯之上。
《池北偶談》嘗賞梅宛陵(154)，而所标者，不過“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
《香祖筆記》卷二所舉七律佳聯，“神韻湊泊”，如高季迪之“自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155)，曹能始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程松圓之“瓜步江空微有雨，秣陵天遠不宜秋”，自作之“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作吳天章詩集序(156)，最稱其“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等句。
皆借專名以助遠神者。
《池北偶談》卷八又雲：“世謂王右丞雪裡芭蕉(157)，其詩亦然。
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遼遠不相屬。
大抵古人詩畫，隻取興會神到”雲雲。
由是觀之，明七子用地名而不講地理(158)，實遙承右丞。
右丞詩如送《崔五太守》七古，十六句中用地名十二。
漁洋自作詩，亦好搬弄地名。
故吳西穀《笏庵詩》卷八《讀漁洋集戲題》雲(159)：“秦祠漢冢知多少，動費先生雪涕零”；張南山《聽松廬詩·讀漁洋集》雲(160)：“一代正宗兼典雅，開編惟覺地名多。
”豈知“典雅正宗”，多賴“地名”乎。
(293—294頁) 這一則講詩之“典雅正宗”，多賴地名。
唐人詩中好用地名，宋江西詩派偏不好用地名，這也是唐宋詩的一個區别。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十四引金觀察便說“唐人詩中用地名者多氣象”；遂認為明人深得此法，于詩中湊以地名或人名，使“句句填實”，“氣象輝煌”。
錢先生認為：明人學盛唐，雖以此為捷徑，但唐人作詩用人名地名，“尚有用意，非徒點綴”，“明人學唐，純取氣象之大，腔調之闊，以專名取巧。
”(《談藝錄·詩中用人地名》)可見明人學唐多注重皮毛。
王士禛《池北偶談》舉引徐祯卿《在武昌作》五言詩八句，前四句“洞庭葉未下，潇湘秋欲生。
高齋今夜雨，獨卧武昌城”，其中三句用地名：“洞庭”、“潇湘”、“武昌”，後四句“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漢情。
不知天外雁，何事樂長征”，一句用地名“江漢”，所以王士禛稱之為“千古絕調”。
李慈銘頗不以為然，認為“既雲洞庭，又雲潇湘，又雲江漢，地名錯出”，指為詩病。
王士禛所以稱賞，正是在于地名的錯落有緻。
他還稱晚唐溫庭筠《送人東遊》詩中的“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一聯，兩句連用地名，是“初唐氣格”。
王士禛贊賞梅堯臣詩，所舉詩例亦是有“洞庭”、“松江”地名者，他認為以地名入詩，“神韻湊泊”，如高啟：“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用“白下”地名，亦能助以遠神。
王維詩善用地名，如《同崔傅答賢弟》：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
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
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
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
周郎陸弟為俦侶，對舞前溪歌白苧。
曲幾書留小史家，草堂棋賭山陰墅。
衣冠若話外台臣，先數夫君席上珍。
更聞台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
其中“洛陽”、“姑蘇”、“九江”、“揚州”、“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等，皆遐遠不接，錯落有緻，“興會神到”。
錢先生指出：明代七子用地名不講地理，實是承襲王維作詩好用專名的特點。
再如王維的《送崔五太守》： 長安廄吏來到門，朱文露網動行軒。
黃花縣西九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
褒斜谷中不容，惟有白雲當露冕。
子午山裡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
劍門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
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巴字回。
使君年紀三十馀，少年白暫專城居。
欲持畫省郎官筆，回與臨邛父老書。
十六句中用地名有“長安”、“黃花縣”、“九折坂”、“五丈原”、“嘉陵”、“劍門”、“蜀川”、“雙流”、“刀州”(即益州)、“澄江”、“臨邛”十一個。
王士禛極稱唐詩的這一特點，自己作詩也好搬弄地名，故吳清鵬以詩相戲，張維屏也評王士禛詩是“一代正宗兼典雅，開編惟覺地名多”，這是因為吳、張兩位不知“典雅正宗”，正有賴于“地名”的映襯，以造成一種氣象輝煌的氣勢和風格。
其實王士禛的話也不确。
王維前一首詩，是寫給朋友的，朋友是洛陽人在姑蘇作客，所以提“洛陽才子姑蘇客”。
當時揚州有戰事，這個戰事牽涉到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
又詩中稱揚州用古地名，這樣，詩中所講的地名，都在揚州以内。
又“九江楓樹
全詩的風格是剛健的，恩想是深刻的。
錢先生又指出宋人如黃庭堅、陳師道、曾幾，元人如元好問，明人如陳子龍等，都有悲壯蒼涼之詩，明胡應麟《詩薮》雲“師道得杜骨”亦指此。
現在讀一讀陳師道的《舟中》： 惡風橫江江卷浪，黃流湍猛風用壯。
疾如萬騎千裡來，氣壓三江五湖上。
岸上空荒火夜明，舟中坐起待殘更。
少年行路今頭白，不盡還家去國情。
“惡風卷浪”，“湍猛風壯”是寫江上景象的雄闊，從中可以看出那股蒼堅瘦勁和剛健的風格，隻能得法于杜詩。
黃庭堅《寄黃幾複》：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見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起筆從不經意處寫來，由兩人相隔路途之遙，“傳書不能”，寫到他們少時的友情和今日的遭際，在章法上如此沉着頓挫的詩并不多見，也不能不得益于杜詩。
元好問《眼中》： 眼中時事益紛然，擁被寒窗夜不眠。
骨肉他鄉各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
枯槐聚蟻無多地，秋水鳴蛙自一天。
何處青山隔塵土，一庵吾欲送華颠。
從眼中所見之紛然、“寒夜不眠”寫起，寫到骨肉他鄉，各在一方，極寫亡國之痛，沉郁悲涼，不止章法學杜，氣色蒼渾亦似杜。
錢先生對元好問學杜律指出兩點，均是前人所未道及者：一是“大體揚而能抑，剛中帶柔，家國感深，情文有自”，“聲調茂越，氣色蒼渾”；二是“往往慢膚松肌，大而無當，似打官話，似作台步；粉本英雄，斯類衣冠優孟”。
将元好問學杜的長處和不足都說到了。
其長處多是屬于思想感情方面的表達，而短處似在藝術形式上有裝腔作勢之嫌，亦即尚未達到純熟自然的地步。
陳與義的家世與杜甫相類，他學杜詩與元好問相同的是“學杜之肥，不學杜之瘦”，喜仿杜甫宏闊之體，引為高調，胡應麟又将其與師道相比，說“與義得杜肉”，于雄偉蒼楚之外，注意到聲律和煉句，如《登嶽陽樓》： 洞庭之東江水西，簾旌不動夕陽遲。
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
萬裡來遊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
白頭吊古風霜裡，老木蒼波無限悲。
從嶽陽樓的處地空闊寫起，登臨可望吳蜀，萬裡來遊遠望，不禁吊古傷情，寫得自然流暢，聲調響亮，不用奇字，不作奇想，無限悲涼之意，讀來抑揚頓挫，句句感人。
明陳子龍學陳與義和元好問，實則是學杜。
他的《遼事雜詩》之一： 盧龍雄塞倚天開，十載三逢敵騎來。
碛裡角聲搖日月，回中烽色動樓台。
陵園白露年年滿，城郭青磷夜夜哀。
共道安危任樽俎，即今誰是出群才。
憂國傷時，風格悲壯蒼涼，但這類詩在其集中并不多見。
(四)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 竟陵出于公安。
《列朝詩集》丁十二《譚元春傳》引金陵張文寺雲：“伯敬入中郎之室(121)，而思别出奇”；袁小修《珂雪齋近集》(122)卷三《花雪賦引》亦謂：“伯敬論詩，極推中郎。
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衆。
”翁覃溪《複初齋詩集》(123)卷七十《俪笙和予白齋之作、因論白詩、兼寄玉亭協揆》：“白蘇齋漸啟锺譚”(124)，則誤伯修為中郎，欲與“初白庵”、“白庵”湊合耶(125)，抑于公安、竟陵家法道聽途說也(126)。
觀譚友夏《合集》卷八《東坡詩選序》、《袁中郎先生續集序》，則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127)；小修《珂雪齋近集》卷二《答須水部日華書》、卷三《蔡不瑕詩序》、《花雪賦引》皆于乃兄幾如陽明于朱子之作“晚年定論”(128)，亦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矣。
中郎甚推湯若士(129)，餘見陳伯玑《詩慰》選若士子季雲詩一卷(130)，赫然竟陵體也，附錄傅占衡序，果言其“酷嗜锺譚”。
中郎又亟稱王百穀(131)，《詩慰》選百子亦房詩一卷，至有“非友夏莫辨”之目。
蓋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衆”。
後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為鼎立骖靳(132)；餘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争雄，公安無足比數。
聊拈當時談藝語以顯真理惑。
(417—418頁) 竟陵、公安，共事争鋒，議論之異同，識見之高下，乃如列眉指掌(133)。
凡袁所賞浮滑膚淺之什，譚皆擯棄；袁見搬弄禅語，辄歎為超妙，譚則不為口頭禅所謾，病其類偈子。
蓋三袁議論隽快，而矜氣粗心，故規模不弘，條貫不具，難成氣候。
锺譚操選枋，示範樹鹄(134)，因末見本，據事說法，不疲津梁(135)。
驚四筵而複适獨坐，遂能開宗立教矣。
(425頁) 賀子翼《詩筏》頗左袒竟陵(136)，一則雲：“《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137)，锺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138)。
二書皆足長人慧根。
”即謂滄浪、竟陵冥契同功。
徐電發《南州草堂集》(139)卷十九《雲門廠公響雪詩序》雲：“自嚴滄浪以禅理論詩，有聲聞、辟支之說(140)，遂開锺譚幽僻險怪之徑，謂冥心靜寄，似從參悟而入。
一若詩之中，真有禅者。
”尤為發微之論。
焦廣期以漁洋比锺譚(141)，竊疑鄧孝威已隐示斯意(142)，《尺牍新鈔》(143)二集載孝威《與孫豹人》：“竟陵詩派誠為亂雅(144)，所不必言。
然近日宗華亭者(145)，流于膚殻，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146)，習為輕靡，無一字樸落。
矯之者陽奪兩家之幟，而陰堅竟陵之壘；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锺譚之嫡派真傳也。
”“華亭”、陳卧子也，“婁上”、吳梅村也，皆七子體而智過其師者也；“奪兩家幟”者，豈非王阮亭耶。
計子發《魚計軒詩話》載淩緘亭《偶作》第二首亦雲(147)：“新城重代曆城興，清秀赢将牧老稱(148)(自注：時謂王阮亭為‘清秀李于鱗’，錢牧齋亟稱之，何耶)。
細讀羼提軒裡句(149)，又疑分得竟陵镫(自注：新城有絕似锺譚者)。
”然漁洋作詩，講究聲調，自負盜古人不傳之秘；竟陵于此事卻了無解會，故《尺牍新鈔》二集卷十五雷士俊《與孫豹人》雲：“大抵锺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于音調，甚失詩意。
詩以言志，聲即依之。
锺譚《詩歸》，譬之于人，猶瘖啞也。
(150)”則漁洋說詩堪被“蘊藉锺伯敬”之稱，而作詩又可當“響亮譚友夏”之目矣。
(425—426頁) 前後七子、公安、竟陵，是明代文壇上的幾個詩歌流派。
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反對楊士奇、楊榮、楊溥追求形式典雅、内容粉飾的台閣體，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複古拟古。
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更把複古拟古推向高潮，嚴守古格古律。
公安派三袁，不滿意七子的複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某種意義上說，解放了文體，但又陷入俚俗。
竟陵派既反對機械摹拟，又反對俚俗文風，自認為是在矯正七子之偏，補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險怪的途徑。
這裡三則明确指出的有以下幾點： (一)“竟陵出于公安”，竟陵派在時間上後于公安。
錢謙益選輯《列朝詩集》，撰《譚元春傳》引張文寺的話說锺惺“入中郎室”，中郎的弟弟中道亦說锺惺論詩極推中郎，這說明锺惺的詩論是從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那裡來的，清代文學家翁方綱也認為袁家“漸啟锺譚”。
再看三袁的後代和追随者，如“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袁中道晚年亦未能堅守公安派的主張；倍受袁宏道推崇的戲曲家湯顯祖，其子季雲“酷嗜锺譚”，詩亦“赫然竟陵體”；王稚登之子亦房詩，亦與譚詩難分難辨。
這些例證說明竟陵詩論是從公安來的。
公安的俚俗，公安後人也不滿意，所以多化于竟陵。
因此，袁中道稱锺惺論詩極推宏道的話：“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衆”，不盡符合上述例證的事實，應當注意後來的發展變化，已是愈來愈轉向竟陵。
(二)以往論明詩，總是說公安、竟陵與七子三足鼎立，論其貢獻，弊端和影響不相上下，這個說法似也不準确。
因為竟陵詩論出自公安，後來超越公安，便成了與七子兩派“中分詩壇，對壘樹幟”(《談藝錄補訂》)，而“公安無足比數”。
清鄧顯鶴在《嶽歸堂全集序》裡雲：“有明之詩凡三變”，“以茶陵倡于前，以竟陵殿其後”，而其中一變是七子的拟古體，而非公安；清方以智亦雲：“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
”(《通雅》卷首)王霖也雲：“聚訟紛紛堪一笑，謾推王李折锺譚”(《讀唐宋元明人詩》)，将王世貞、李攀龍與锺惺、譚元春對舉；賀贻孫《詩筏》也是将竟陵與七子相提并論，“度長诘短”，參之以公安者極少。
這是就詩論說的。
這些清人的言論，反映了竟陵的影響确實比公安深遠。
(三)為什麼公安派反對七子最為猛烈，反而沒能成為七子的對手，而讓位于竟陵派，這裡指出有幾種原因：第一，锺譚合作編選過風行一時的《古詩歸》、《唐詩歸》，凡是公安派欣賞的“浮滑膚淺”之作和搬弄禅語的超妙之作，锺譚一概擯棄不選，通過選詩和評詩，亮出自己的主張和識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公安派多是發議論，沒有樹鹄示範，後人又多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所以“規模不弘”，“難成氣候”。
第二，在文學觀點上，清人賀贻孫極推竟陵，将其與宋代詩論家嚴羽的詩論相比；在創作實踐上，世稱雅頌領袖的鄧漢儀稱“竟陵詩派誠為亂雅”，指出其詩風的特點；晚明陳子龍、吳偉業，于七子與竟陵之中，期望能矯其偏，補其失，實則仍是未離竟陵，陳吳的詩不過是“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锺譚之嫡派真傳”，這也就是說竟陵詩風後不乏人。
到了清代，能兼七子與竟陵之美者，是王士禛，他在詩壇上有一代宗匠之稱，善為古文，兼工詩詞，著述豐富，詩論與詩作均可“奪兩家幟”，還有選本《古詩選》、《十種唐詩選》、《二家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等，是兼學士與文人于一身的大家。
實際上，他隻是“清秀李于鱗”，“響亮譚友夏”罷了。
(五)王士禛論專名助遠神 王漁洋《池北偶談》卷十八取徐祯卿《在武昌作》雲(151)：“洞庭葉未下，潇湘秋欲生。
高齋今夜雨，獨卧武昌城。
重以桑梓念(152)，凄其江漢情。
不知天外雁，何事樂長征”；稱為“千古絕調，非太白不能作”。
而李莼客《越缦堂日記》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雲(153)：“祯卿此詩，格固高而乏真詣。
既雲洞庭，又雲潇湘，又雲江漢，地名錯出，尤為詩病。
”然漁洋聞莼客語，必以為大殺風景；蓋漁洋所賞，正在地名之曆落有緻。
故《古夫于亭雜錄》稱溫飛卿“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以為有初唐氣格，高出“雞聲茅店月，人迹闆橋霜”一聯之上。
《池北偶談》嘗賞梅宛陵(154)，而所标者，不過“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
《香祖筆記》卷二所舉七律佳聯，“神韻湊泊”，如高季迪之“自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155)，曹能始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程松圓之“瓜步江空微有雨，秣陵天遠不宜秋”，自作之“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作吳天章詩集序(156)，最稱其“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等句。
皆借專名以助遠神者。
《池北偶談》卷八又雲：“世謂王右丞雪裡芭蕉(157)，其詩亦然。
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遼遠不相屬。
大抵古人詩畫，隻取興會神到”雲雲。
由是觀之，明七子用地名而不講地理(158)，實遙承右丞。
右丞詩如送《崔五太守》七古，十六句中用地名十二。
漁洋自作詩，亦好搬弄地名。
故吳西穀《笏庵詩》卷八《讀漁洋集戲題》雲(159)：“秦祠漢冢知多少，動費先生雪涕零”；張南山《聽松廬詩·讀漁洋集》雲(160)：“一代正宗兼典雅，開編惟覺地名多。
”豈知“典雅正宗”，多賴“地名”乎。
(293—294頁) 這一則講詩之“典雅正宗”，多賴地名。
唐人詩中好用地名，宋江西詩派偏不好用地名，這也是唐宋詩的一個區别。
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二十四引金觀察便說“唐人詩中用地名者多氣象”；遂認為明人深得此法，于詩中湊以地名或人名，使“句句填實”，“氣象輝煌”。
錢先生認為：明人學盛唐，雖以此為捷徑，但唐人作詩用人名地名，“尚有用意，非徒點綴”，“明人學唐，純取氣象之大，腔調之闊，以專名取巧。
”(《談藝錄·詩中用人地名》)可見明人學唐多注重皮毛。
王士禛《池北偶談》舉引徐祯卿《在武昌作》五言詩八句，前四句“洞庭葉未下，潇湘秋欲生。
高齋今夜雨，獨卧武昌城”，其中三句用地名：“洞庭”、“潇湘”、“武昌”，後四句“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漢情。
不知天外雁，何事樂長征”，一句用地名“江漢”，所以王士禛稱之為“千古絕調”。
李慈銘頗不以為然，認為“既雲洞庭，又雲潇湘，又雲江漢，地名錯出”，指為詩病。
王士禛所以稱賞，正是在于地名的錯落有緻。
他還稱晚唐溫庭筠《送人東遊》詩中的“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一聯，兩句連用地名，是“初唐氣格”。
王士禛贊賞梅堯臣詩，所舉詩例亦是有“洞庭”、“松江”地名者，他認為以地名入詩，“神韻湊泊”，如高啟：“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用“白下”地名，亦能助以遠神。
王維詩善用地名，如《同崔傅答賢弟》：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
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
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
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
周郎陸弟為俦侶，對舞前溪歌白苧。
曲幾書留小史家，草堂棋賭山陰墅。
衣冠若話外台臣，先數夫君席上珍。
更聞台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
其中“洛陽”、“姑蘇”、“九江”、“揚州”、“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等，皆遐遠不接，錯落有緻，“興會神到”。
錢先生指出：明代七子用地名不講地理，實是承襲王維作詩好用專名的特點。
再如王維的《送崔五太守》： 長安廄吏來到門，朱文露網動行軒。
黃花縣西九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
褒斜谷中不容，惟有白雲當露冕。
子午山裡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
劍門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
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巴字回。
使君年紀三十馀，少年白暫專城居。
欲持畫省郎官筆，回與臨邛父老書。
十六句中用地名有“長安”、“黃花縣”、“九折坂”、“五丈原”、“嘉陵”、“劍門”、“蜀川”、“雙流”、“刀州”(即益州)、“澄江”、“臨邛”十一個。
王士禛極稱唐詩的這一特點，自己作詩也好搬弄地名，故吳清鵬以詩相戲，張維屏也評王士禛詩是“一代正宗兼典雅，開編惟覺地名多”，這是因為吳、張兩位不知“典雅正宗”，正有賴于“地名”的映襯，以造成一種氣象輝煌的氣勢和風格。
其實王士禛的話也不确。
王維前一首詩，是寫給朋友的，朋友是洛陽人在姑蘇作客，所以提“洛陽才子姑蘇客”。
當時揚州有戰事，這個戰事牽涉到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
又詩中稱揚州用古地名，這樣，詩中所講的地名，都在揚州以内。
又“九江楓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