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知識的實證論的曆史哲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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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衛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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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自《舍勒全集》卷六。
&mdash&mdash編注 知識社會學和認識社會學問題，無論就數量還是分類而言，或是就它們相互之間的内在依附關系而言，迄今為止都還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和正确對待，更不用說解決了。
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早就在諸如系統的藝術學和藝術史[1]等學科中站穩了腳跟；相對而言，宗教的信仰共同體（religiöseGlaubensgemeinschaften）的社會學亦還得到特洛爾奇（E.Troeltsch）、韋伯（M.Weber）、狄爾泰（W.Dilthey）及其他人的充分闡述。
可是，德國的飽學之士對社會協作、社會分工、統治集團的精神品質與哲學和科學的結構，它們各自的對象、目的、方法，以及它們的學派組織和知識團體（諸如柏拉圖的學園、亞裡士多德學派，研究者和學者階層的現代機構和中世紀機構等）之間的聯系，嚴格說來僅有些零散的意見。
諸如西美爾（G.Simmel）、[2]托尼斯（F.Tönnis）、[3]桑巴特（W.Sombart）、[4]狄爾泰、[5]柏格森（H.Bergson）[6]等人對以傷害肉體為代價，有關自然和心靈的定量考察，特别是機械研究的主導地位，同工業和技術的不斷增長的宰制之間的聯系做了不少有價值的論述；有關自然和心靈的定量考察和機械研究的代表人物一般在社會上身居要位，他們對自然奇迹不願做反複思考（大體類似于印度社會結構中的第一等級婆羅門教徒），也不帶着幾分驚奇去凝視自然，并運用理性思維深究自然的本質（像以奴隸經濟為社會基礎的希臘思想家和自由民那樣），而是想出于人的目的去支配和控制自然（如培根所說的，&ldquo知識就是權力&rdquo）。
此外，西美爾等人就這種有關世界的量化考察同使貨物淪為&ldquo商品&rdquo的商業經濟和貨币經濟之間的聯系也提出了諸多有識之見。
桑巴特非常誇張地寫道：&ldquo現代自然研究的精神（伽利略、烏巴爾迪斯、胡根斯、牛頓）是從複式簿記和總賬結算精神當中産生出來的。
&rdquo 西美爾等人的觀點倒是不乏獨到的先見之明。
但對諸如此類的聯系卻根本未做進一步的刨根問底。
要想追根究底，非得把機械自然學說的深層認識理論同人類群體的精神品質學說（EthoslehrederMenschengruppen）（因為宰制的精神品質規定科學研究的&ldquo目的&rdquo，反之，科學研究的思維方式取決于這種精神品質），以及同那種把自然理解為形式活動的等級王國的世界觀産生和發展的曆史之間獨有成效地統一起來不可。
這種世界觀已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它同中世紀把社會看作是秩序井然的等級王國的經院哲學思維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杜海姆（P.Duhem）曾對數學和理論物理學中反映出來的法蘭西、英格蘭、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做過細緻的探讨。
[7]他十分留心把這些科學與同期的藝術（戲劇、小說）、國家和經濟的結構、當地的道德和價值觀念細加參照，以緻我們隻需從法、英、德等國的精密科學中就能把它們各自所特有的民族天賦辨識得一清二楚。
随後，施本格勒又把科學還原成各自的&ldquo文化靈魂&rdquo以及他所謂的文化在每個特定階段所發揮的宿命功效。
施本格勒的這種做法淺薄之極，把［杜海姆的］方法強化到了荒謬的地步，結果導緻無從把握知識進步的合理的曆史語境，盡管該語境的确是國際化的，從未因民族文化（或者通過語言、宗教、國家思想、種族等的一體化而形成各自範圍的文化圈）的繁榮、成熟和衰敗而受到任何幹擾。
由此便産生了一些原則性問題。
這些問題隻有在純粹的認識社會學（作為哲學認識論的一個部分）這一最為緊湊的語境中才有望得到解決，諸如1.不同的科學在何種程度上受制于各自的文化靈魂（比如民族）？&mdash&mdash［在這點上，］哲學和形而上學肯定要比實證科學嚴重得多；精神科學要比數學和自然科學嚴重得多；生物學[8]要比物理嚴重得多。
2.什麼又以同樣的方式受制于科學，諸如印度數學、希臘數學、現代數學；反之，什麼作為&ldquo真實的結果&rdquo卻又能同有關對象世界的特殊的直觀形式相分離，進而言之，還能跟立足于民族或文化曆史基礎之上的&ldquo方法&rdquo和&ldquo思維方式&rdquo
&mdash&mdash編注 知識社會學和認識社會學問題，無論就數量還是分類而言，或是就它們相互之間的内在依附關系而言，迄今為止都還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和正确對待，更不用說解決了。
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早就在諸如系統的藝術學和藝術史[1]等學科中站穩了腳跟；相對而言，宗教的信仰共同體（religiöseGlaubensgemeinschaften）的社會學亦還得到特洛爾奇（E.Troeltsch）、韋伯（M.Weber）、狄爾泰（W.Dilthey）及其他人的充分闡述。
可是，德國的飽學之士對社會協作、社會分工、統治集團的精神品質與哲學和科學的結構，它們各自的對象、目的、方法，以及它們的學派組織和知識團體（諸如柏拉圖的學園、亞裡士多德學派，研究者和學者階層的現代機構和中世紀機構等）之間的聯系，嚴格說來僅有些零散的意見。
諸如西美爾（G.Simmel）、[2]托尼斯（F.Tönnis）、[3]桑巴特（W.Sombart）、[4]狄爾泰、[5]柏格森（H.Bergson）[6]等人對以傷害肉體為代價，有關自然和心靈的定量考察，特别是機械研究的主導地位，同工業和技術的不斷增長的宰制之間的聯系做了不少有價值的論述；有關自然和心靈的定量考察和機械研究的代表人物一般在社會上身居要位，他們對自然奇迹不願做反複思考（大體類似于印度社會結構中的第一等級婆羅門教徒），也不帶着幾分驚奇去凝視自然，并運用理性思維深究自然的本質（像以奴隸經濟為社會基礎的希臘思想家和自由民那樣），而是想出于人的目的去支配和控制自然（如培根所說的，&ldquo知識就是權力&rdquo）。
此外，西美爾等人就這種有關世界的量化考察同使貨物淪為&ldquo商品&rdquo的商業經濟和貨币經濟之間的聯系也提出了諸多有識之見。
桑巴特非常誇張地寫道：&ldquo現代自然研究的精神（伽利略、烏巴爾迪斯、胡根斯、牛頓）是從複式簿記和總賬結算精神當中産生出來的。
&rdquo 西美爾等人的觀點倒是不乏獨到的先見之明。
但對諸如此類的聯系卻根本未做進一步的刨根問底。
要想追根究底，非得把機械自然學說的深層認識理論同人類群體的精神品質學說（EthoslehrederMenschengruppen）（因為宰制的精神品質規定科學研究的&ldquo目的&rdquo，反之，科學研究的思維方式取決于這種精神品質），以及同那種把自然理解為形式活動的等級王國的世界觀産生和發展的曆史之間獨有成效地統一起來不可。
這種世界觀已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它同中世紀把社會看作是秩序井然的等級王國的經院哲學思維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杜海姆（P.Duhem）曾對數學和理論物理學中反映出來的法蘭西、英格蘭、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做過細緻的探讨。
[7]他十分留心把這些科學與同期的藝術（戲劇、小說）、國家和經濟的結構、當地的道德和價值觀念細加參照，以緻我們隻需從法、英、德等國的精密科學中就能把它們各自所特有的民族天賦辨識得一清二楚。
随後，施本格勒又把科學還原成各自的&ldquo文化靈魂&rdquo以及他所謂的文化在每個特定階段所發揮的宿命功效。
施本格勒的這種做法淺薄之極，把［杜海姆的］方法強化到了荒謬的地步，結果導緻無從把握知識進步的合理的曆史語境，盡管該語境的确是國際化的，從未因民族文化（或者通過語言、宗教、國家思想、種族等的一體化而形成各自範圍的文化圈）的繁榮、成熟和衰敗而受到任何幹擾。
由此便産生了一些原則性問題。
這些問題隻有在純粹的認識社會學（作為哲學認識論的一個部分）這一最為緊湊的語境中才有望得到解決，諸如1.不同的科學在何種程度上受制于各自的文化靈魂（比如民族）？&mdash&mdash［在這點上，］哲學和形而上學肯定要比實證科學嚴重得多；精神科學要比數學和自然科學嚴重得多；生物學[8]要比物理嚴重得多。
2.什麼又以同樣的方式受制于科學，諸如印度數學、希臘數學、現代數學；反之，什麼作為&ldquo真實的結果&rdquo卻又能同有關對象世界的特殊的直觀形式相分離，進而言之，還能跟立足于民族或文化曆史基礎之上的&ldquo方法&rdquo和&ldquo思維方式&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