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的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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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句雲‘聞佩環’，則協律矣”。
為了一個字的平聲去聲之異，改動全首的韻腳，他無疑是十分重視字聲的。
但是我們細檢他的自度各曲，又不完全如此，舉《秋宵吟》、《疏影》、《翠樓吟》三首為例： 《秋宵吟》是“雙拽頭”體，全詞三段，前面兩小段的字句完全相對（現存的白石歌曲各刻本，都誤合前面兩小段為一段），旁譜工尺也完全相對；但按其四聲，除兩結“箭壺催曉”、“暮帆煙草”二句外，其馀不盡相同。
《疏影》和《翠樓吟》，在自度曲中是上下片相對句子最多的兩首（《疏影》一首，上片“枝上”以下，和下片“飛近”以下，字句全同；《翠樓吟》一首，上片“漢酺”以下，和下片“與君”以下，也完全相同），而四聲相同的隻有少數字句。
《疏影》上片“無言自倚”是平平仄仄，對下片“早與安排”，是仄仄平平，平仄且不相同。
由此可見白石詞的字聲，有守有不守，因為他深明樂律，所以能辨識其必須守的和可守可不守的地方（元人說曲裡的“務頭”，一支曲裡須嚴守陰陽四聲的，隻有少數的字句；宋詞音律大抵也是如此）。
有人也許認為他是詞樂專家，必定很重視格律聲調，因之把他和一般盲填死腔的作家等量齊觀，而忽略他一部分詞以情感為主“先率意為長短句”的做法。
所以我在這裡特為舉例指出。
總之，姜白石是一個沒落官僚地主階級的文人，他大半生生活在南宋小朝廷向敵人委曲求全的時代，他依人過活的身世，使他不敢表示鮮明的愛憎。
狹小的生活圈子，又使他不可能深透地認識社會現實，于是“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白石《翠樓吟》句），就成為他排遣精神苦悶的唯一方法。
表現在文學上的努力，也隻會有藝術技巧的追求。
江西派已不能滿足于時代要求，但他對它卻是積習難忘。
陸龜蒙的生活态度又恰和他的心情相契合，于是江西和晚唐的詩風便間雜出現在他的作品裡。
由于階級意識和實際生活的局限，他的文學在當時不可能屬于代表社會反抗勢力的一面。
南宋末年，民族矛盾更趨激烈，宋詞在那時放射了它最後一次的光芒。
那時的作家像文天祥、劉辰翁、劉将孫諸人是屬于辛棄疾一派的，王沂孫、張炎諸人是屬于白石一派的。
就它的思想内容論，足以代表那個時期進步傾向的宋詞，無可懷疑是屬于辛派而不是姜派的了。
不過，在南宋詞壇上，白石詞的影響，還是不應忽視的。
白石在婉約和豪放兩派之外，另樹“清剛”一幟，以江西詩瘦硬之筆，救溫庭筠、韋莊、周邦彥一派的軟媚；又以晚唐詩綿邈風神救蘇辛派粗犷的流弊，這樣就吸引了一部分作家。
我們看宋末柴望自序《涼州鼓吹》（即《秋堂詩馀》）有雲：“……詞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間，美成、伯可各自堂奧，俱号稱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别家數也。
大抵詞以隽永委婉為尚，組織塗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也。
惟白石詞登高眺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緻，視青樓歌《紅窗曲》萬萬矣。
故餘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缽或仿佛焉。
故以鼓吹名，亦以自況雲爾。
……”柴氏于“組織塗澤”、“呼嗥叫嘯”之外，特别拈出白石的“隽永委婉”，雖然以“隽永委婉”四字概括白石詞風，未盡确切，但可見宋季詞壇确有此一派。
後來朱彜尊作《黑蝶齋詩馀序》說：“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并可見這派聲氣不小（吳文英不應屬姜派，由朱氏誤以吳詞中之姜石帚當白石，故有此說）。
所以我說白石在蘇、辛與周、吳兩派之外，是自成一宗的。
宋末詞家承周與承姜，各有分屬。
如吳文英是周的嫡派，張炎屬于白石，而周密則在白石、吳文英之間（他選《絕妙好詞》，錄白石、文英兩家作品都多至十馀首可見）。
我們論周、姜兩家的影響利弊，也不能混同。
注重研辭練句，過分講究技巧，是兩家共同的傾向。
但因重視音律而犧牲内容，因塗飾辭藻而隐晦了作品的意義，則周派的流弊大于姜派。
南宋黃昇作《花庵詞選》說“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
這評論是對的。
至于白石在音樂史、書藝史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以及他的樂學書藝等等與其詞風之影響，都還需要有專著研究，本文戋戋，不複旁涉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初稿，一九六○年一月重改于杭州西溪
為了一個字的平聲去聲之異，改動全首的韻腳，他無疑是十分重視字聲的。
但是我們細檢他的自度各曲，又不完全如此，舉《秋宵吟》、《疏影》、《翠樓吟》三首為例： 《秋宵吟》是“雙拽頭”體，全詞三段，前面兩小段的字句完全相對（現存的白石歌曲各刻本，都誤合前面兩小段為一段），旁譜工尺也完全相對；但按其四聲，除兩結“箭壺催曉”、“暮帆煙草”二句外，其馀不盡相同。
《疏影》和《翠樓吟》，在自度曲中是上下片相對句子最多的兩首（《疏影》一首，上片“枝上”以下，和下片“飛近”以下，字句全同；《翠樓吟》一首，上片“漢酺”以下，和下片“與君”以下，也完全相同），而四聲相同的隻有少數字句。
《疏影》上片“無言自倚”是平平仄仄，對下片“早與安排”，是仄仄平平，平仄且不相同。
由此可見白石詞的字聲，有守有不守，因為他深明樂律，所以能辨識其必須守的和可守可不守的地方（元人說曲裡的“務頭”，一支曲裡須嚴守陰陽四聲的，隻有少數的字句；宋詞音律大抵也是如此）。
有人也許認為他是詞樂專家，必定很重視格律聲調，因之把他和一般盲填死腔的作家等量齊觀，而忽略他一部分詞以情感為主“先率意為長短句”的做法。
所以我在這裡特為舉例指出。
總之，姜白石是一個沒落官僚地主階級的文人，他大半生生活在南宋小朝廷向敵人委曲求全的時代，他依人過活的身世，使他不敢表示鮮明的愛憎。
狹小的生活圈子，又使他不可能深透地認識社會現實，于是“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白石《翠樓吟》句），就成為他排遣精神苦悶的唯一方法。
表現在文學上的努力，也隻會有藝術技巧的追求。
江西派已不能滿足于時代要求，但他對它卻是積習難忘。
陸龜蒙的生活态度又恰和他的心情相契合，于是江西和晚唐的詩風便間雜出現在他的作品裡。
由于階級意識和實際生活的局限，他的文學在當時不可能屬于代表社會反抗勢力的一面。
南宋末年，民族矛盾更趨激烈，宋詞在那時放射了它最後一次的光芒。
那時的作家像文天祥、劉辰翁、劉将孫諸人是屬于辛棄疾一派的，王沂孫、張炎諸人是屬于白石一派的。
就它的思想内容論，足以代表那個時期進步傾向的宋詞，無可懷疑是屬于辛派而不是姜派的了。
不過，在南宋詞壇上，白石詞的影響，還是不應忽視的。
白石在婉約和豪放兩派之外，另樹“清剛”一幟，以江西詩瘦硬之筆，救溫庭筠、韋莊、周邦彥一派的軟媚；又以晚唐詩綿邈風神救蘇辛派粗犷的流弊，這樣就吸引了一部分作家。
我們看宋末柴望自序《涼州鼓吹》（即《秋堂詩馀》）有雲：“……詞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間，美成、伯可各自堂奧，俱号稱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當别家數也。
大抵詞以隽永委婉為尚，組織塗澤次之，呼嗥叫嘯抑末也。
惟白石詞登高眺遠，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興之思，殆與古《西河》、《桂枝香》同風緻，視青樓歌《紅窗曲》萬萬矣。
故餘不敢望靖康家數，白石衣缽或仿佛焉。
故以鼓吹名，亦以自況雲爾。
……”柴氏于“組織塗澤”、“呼嗥叫嘯”之外，特别拈出白石的“隽永委婉”，雖然以“隽永委婉”四字概括白石詞風，未盡确切，但可見宋季詞壇确有此一派。
後來朱彜尊作《黑蝶齋詩馀序》說：“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并可見這派聲氣不小（吳文英不應屬姜派，由朱氏誤以吳詞中之姜石帚當白石，故有此說）。
所以我說白石在蘇、辛與周、吳兩派之外，是自成一宗的。
宋末詞家承周與承姜，各有分屬。
如吳文英是周的嫡派，張炎屬于白石，而周密則在白石、吳文英之間（他選《絕妙好詞》，錄白石、文英兩家作品都多至十馀首可見）。
我們論周、姜兩家的影響利弊，也不能混同。
注重研辭練句，過分講究技巧，是兩家共同的傾向。
但因重視音律而犧牲内容，因塗飾辭藻而隐晦了作品的意義，則周派的流弊大于姜派。
南宋黃昇作《花庵詞選》說“白石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
這評論是對的。
至于白石在音樂史、書藝史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以及他的樂學書藝等等與其詞風之影響，都還需要有專著研究，本文戋戋，不複旁涉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初稿，一九六○年一月重改于杭州西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