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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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求終歸是弱者的表現吧？
如果那把寶刀真要輕用其鋒，實行碎首，屠腸，與鼠輩相見于戰場，效果如何當可想見。
對“拳腰弭耳”的武士輕視，到頭來卻難免折了鋒芒把刀的神威露了底子，反而成為歌頌者失望的悲歎了。
文人的口頭報複任管是誅，是伐，是義正，詞嚴；——向空中樓閣去催開意象中的花朵，其實那些花朵很容易墜落下來。
“聊以快意”是文人的傳統的思想，而且也是他們的空虛的權威。
自然不能說毫無效果，然而刀雖是寶，實際上鼠仍橫行，大有“……我自為之，不能著物的刀鋒于我何幹”之概！ 于是千古一例的手無寸鐵的文人們，隻好從文字的變化上洩氣，然而這也并非容易的事，例禁恒多，“腹诽，口語”，都犯忌諱，何況要比物興感，用筆為鋒！就是東坡的一生潦倒，文字的風頭也給他不少的打擊。
所以雖在勸人的函劄中還有“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與李方叔書》）的惴惴話，以及“好詩沖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重寄一首》）的左右為難的悒郁心情。
他一生的曠達蕭散，也正是他的“憂讒畏譏”的另一面吧？無可如何中借文字的自由使情感上痛快一下，我們讀過《卻鼠刀銘》，雖然歎息文人的技倆終屬文人，而一段深感卻不能不與之共鳴。
由東坡的書信記序中可以窺見這位好多言又忐忑不安的詩人的心理。
蒙示谕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畏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為掩諱之也。
（《答王幼安三首之一》） ……自念明于處己，暗于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随之。
抑足恤乎？将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将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元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将為陶乎，将為矢乎？……（《送張道士序》） 餘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辄抒寫腑髒，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由這幾段擇錄的文字上看，他不但惴惴于宦途的憂畏，連語言的不慎也感到招惹是非。
小資産階級的心理沖突又是千古一例。
那麼，他有許多憎恨的事不能直說，委曲而言，又不爽快，便借物抒感，《卻鼠刀銘》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除卻東坡的個人惡鼠，從别種詩文集中，我們也可得到類此的例句。
說是詩人善于比物，善于諷刺，固然不錯，其實不敢直說，不能直說的言論不自由的苦衷可也在這類文章上浮現着。
蘇氏這篇文與袁子才的“不輕用其鋒”的話似乎相去很遠，但仔細想想何嘗沒有一點想象上的連鎖。
刀雖磨快，隻是擺擺架子，用不到它去上戰場，不用之用，便能奏“治平”之效，使作惡多端的人望影而逃。
到頭還是用不到它去效力。
這與不輕用其鋒的道理是一，是二？自然，實用起來準是不如搖須走霧的狸貓可以立見功勞。
……由此，使深心的讀者覺到文人無一點實力，隻能在想象上求慰安，隻能文字上擺陣勢；雖然有時也可用“一支毛錐勝過十萬毛瑟”的大話“聊以自娛”，但文人筆下的勇敢卻含有他的永恒的悲哀。
不過我對于這種文字也有同情的贊美，由于真感的誇大，與近乎虛妄的乞求，即使是過分；即使在事實上是無效果，然而作者的态度還正經，他的愛與憎都有火熱的真情。
不模棱，不隔岸觀火，不輕薄，也不是敷衍，就在讀者能直接感到他的内在深藏的悲哀這一點上，他的文字便有一點功效，雖然是不免于浮誇。
“沒有惡我們能有善的觀念麼？沒有恨能有愛麼？沒有醜能有美麼？我們應該感謝罪惡和悲愁，有了它們地球才是可以居住的，生命才有活的價值的。
”（法朗士語從顧譯）極度的憎恨正是熱誠噴發的源泉。
因憎恨之至，不得已在文字上獲得痛快的慰安，誇大與不切事實又何妨呢。
文學作品自有其“假象”在。
原不是一定的尺寸去做一個适合的匣子把作品裝得下的。
即有刀不能卻鼠，而它的空想中的利鋒卻也永遠不曾在有真誠的愛與憎的人心中缺折，生鏽。
理想中的正義無論在何種時代還是一樣的光明閃耀。
口誅，筆伐，自然不關痛癢，而貪猥無已的鼠類也許有點自警吧？其重要的功效是在得到多數讀者的同情。
不過東坡也何嘗不緻慨于徒自快意的無可奈何的心境？“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正是“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古老詩人的矛盾心理與其感傷，自己說得這樣的清晰，這又何待我們的解釋與評論。
對“拳腰弭耳”的武士輕視，到頭來卻難免折了鋒芒把刀的神威露了底子，反而成為歌頌者失望的悲歎了。
文人的口頭報複任管是誅，是伐，是義正，詞嚴；——向空中樓閣去催開意象中的花朵，其實那些花朵很容易墜落下來。
“聊以快意”是文人的傳統的思想，而且也是他們的空虛的權威。
自然不能說毫無效果，然而刀雖是寶，實際上鼠仍橫行，大有“……我自為之，不能著物的刀鋒于我何幹”之概！ 于是千古一例的手無寸鐵的文人們，隻好從文字的變化上洩氣，然而這也并非容易的事，例禁恒多，“腹诽，口語”，都犯忌諱，何況要比物興感，用筆為鋒！就是東坡的一生潦倒，文字的風頭也給他不少的打擊。
所以雖在勸人的函劄中還有“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與李方叔書》）的惴惴話，以及“好詩沖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重寄一首》）的左右為難的悒郁心情。
他一生的曠達蕭散，也正是他的“憂讒畏譏”的另一面吧？無可如何中借文字的自由使情感上痛快一下，我們讀過《卻鼠刀銘》，雖然歎息文人的技倆終屬文人，而一段深感卻不能不與之共鳴。
由東坡的書信記序中可以窺見這位好多言又忐忑不安的詩人的心理。
蒙示谕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畏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為掩諱之也。
（《答王幼安三首之一》） ……自念明于處己，暗于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随之。
抑足恤乎？将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将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元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将為陶乎，将為矢乎？……（《送張道士序》） 餘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辄抒寫腑髒，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由這幾段擇錄的文字上看，他不但惴惴于宦途的憂畏，連語言的不慎也感到招惹是非。
小資産階級的心理沖突又是千古一例。
那麼，他有許多憎恨的事不能直說，委曲而言，又不爽快，便借物抒感，《卻鼠刀銘》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除卻東坡的個人惡鼠，從别種詩文集中，我們也可得到類此的例句。
說是詩人善于比物，善于諷刺，固然不錯，其實不敢直說，不能直說的言論不自由的苦衷可也在這類文章上浮現着。
蘇氏這篇文與袁子才的“不輕用其鋒”的話似乎相去很遠，但仔細想想何嘗沒有一點想象上的連鎖。
刀雖磨快，隻是擺擺架子，用不到它去上戰場，不用之用，便能奏“治平”之效，使作惡多端的人望影而逃。
到頭還是用不到它去效力。
這與不輕用其鋒的道理是一，是二？自然，實用起來準是不如搖須走霧的狸貓可以立見功勞。
……由此，使深心的讀者覺到文人無一點實力，隻能在想象上求慰安，隻能文字上擺陣勢；雖然有時也可用“一支毛錐勝過十萬毛瑟”的大話“聊以自娛”，但文人筆下的勇敢卻含有他的永恒的悲哀。
不過我對于這種文字也有同情的贊美，由于真感的誇大，與近乎虛妄的乞求，即使是過分；即使在事實上是無效果，然而作者的态度還正經，他的愛與憎都有火熱的真情。
不模棱，不隔岸觀火，不輕薄，也不是敷衍，就在讀者能直接感到他的内在深藏的悲哀這一點上，他的文字便有一點功效，雖然是不免于浮誇。
“沒有惡我們能有善的觀念麼？沒有恨能有愛麼？沒有醜能有美麼？我們應該感謝罪惡和悲愁，有了它們地球才是可以居住的，生命才有活的價值的。
”（法朗士語從顧譯）極度的憎恨正是熱誠噴發的源泉。
因憎恨之至，不得已在文字上獲得痛快的慰安，誇大與不切事實又何妨呢。
文學作品自有其“假象”在。
原不是一定的尺寸去做一個适合的匣子把作品裝得下的。
即有刀不能卻鼠，而它的空想中的利鋒卻也永遠不曾在有真誠的愛與憎的人心中缺折，生鏽。
理想中的正義無論在何種時代還是一樣的光明閃耀。
口誅，筆伐，自然不關痛癢，而貪猥無已的鼠類也許有點自警吧？其重要的功效是在得到多數讀者的同情。
不過東坡也何嘗不緻慨于徒自快意的無可奈何的心境？“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正是“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古老詩人的矛盾心理與其感傷，自己說得這樣的清晰，這又何待我們的解釋與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