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筠廠論竟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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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輩緣淺也，尚俟之哉。
庚午春正十八日，陶及申式南題于東大池之太乙樓。
”後钤二印，白文曰陶及申印，朱文曰式南，引下朱文印一曰筠廠，又卷末白文印一曰會稽陶氏家傳。
字疑系筠廠手筆，庚午為康熙廿九年，時年五十五，此二引作于同一日，《文選》所收或是晚年改寫本耶。
删詩存文，便于刊刻誦讀，亦是好事，乾隆時紀曉岚曾有一本行于世，唯紀氏妄以己意多所割截，不及筠廠本遠矣。
“天生才必有所以用其才，其用之也必有所以供其用。
往讀劉同人《春秋》制義，驚其下筆妙天下，既讀《帝京景物略》，富豔峭拔，叢書中得未曾有，然後歎同人之才不獨以制義顯也。
蓋帝京自木葉山移都七百年于茲矣，用物取精既弘且碩，設無人焉起而表章之，抑或使小有才者格格不吐一詞，不幾使有明二百四十二年間與契丹蒙古同一（案以上七字原用墨塗過）黯淡無色耶。
至若于奕正者，多其藏，厚其力，則又天生之以供同人之用者也。
今問世者兩刻，詳略不同，章句字法亦多小異，合而訂之，瑕瑜亦各不相掩，獨其所采詩歌無絕佳者，概置不錄。
又聞同人著陪京略，屬稿甫就而節義奪之，不知流落何所也，惜哉。
庚午春正十八日識于東大池之太乙樓，及申式南氏。
”又後引雲： “即此後之公安竟陵，叢诃攢罵，談者齒冷。
竹垞于中郎雖稍平反，而其佳章秀句十不登一，伯敬友夏則全沒其真，此尚成見之未融也。
”我曾說李君論文論學多有客氣，但對于公安竟陵卻是很有理解的，在日記中屢次選錄中郎友夏的詩句，當否且别論，其意總可感。
朱氏則如何呢，豈但成見未融，且看他的說法，可以知道叢诃攢罵之妙了。
《靜志居詩話》卷十七鐘惺條下雲： “先生嘗言少時便喜讀鐘譚詩文，越十年而厭棄之，又越十年而抄其集。
夫鐘譚詩文自若也，讀鐘譚詩文者其厭其喜，其喜而厭，厭而不必不喜者，不可不自知其故，然其中有候焉，亦不可得而強也。
曾不敏，未能讀鐘譚詩文，而心竊有味乎先生之言，因遂錄先生所抄，且志言焉，以驗後日學力何如。
門人丁有曾敬書。
”下钤二印皆白文，一曰丁有曾印，一曰孔宗，文首朱文印一曰畬經。
論理該是丁氏所抄，但字迹與《景物略鈔》仿佛，小引前後亦共钤三印如前述，目錄後有白文方印一曰陶子筠廠，然則似仍是陶氏物也。
這裡很湊巧，兩種抄讀所談的均屬于竟陵派，筠廠的意見又頗高明，尤使我感歎佩服。
論《景物略》的話雖好也還普通，如紀曉岚便也見得到，關于鐘伯敬的末後的一節真是精極，讀了真能令人增進見識。
王介錫的《明文百家萃》的譚友夏小傳末引張宗子《石匮書》的話為定論，曰： “餘嘗集當世詩古時文，名之曰‘耐久’。
”《文選》中有小傳數篇均有緻，忠孫之父鞠陵亦有傳，後附宋長白诔辭，有句曰，爰顧陶許，惟汝允諧。
小注雲： “今人喜鐘譚則诋王李，喜王李則诋鐘譚，亦厭故喜新之習也。
夫王李自成為王李，鐘譚自成為鐘譚，今之作者自成為今之作者，何必诋，何必不诋。
”陶庵的話固然說得很好，但還不及筠廠的深切著明，我正不禁如丁孔宗那樣心竊有味乎先生之言了。
“予少好讀劉同人文，久而不能忘也。
當時于奕正遣搜帝京遺聞，俾就熔鑄，雖巷議街談，悉化為玉屑矣，遂使有明三百年來氣象直與鎬京辟雍争輝，不至為西樓木葉山所掩也。
或者疑其工于筆而不核于事，未免為博洽者所譏，是則不然。
太史公好奇，少所割愛，紀傳世家時相剌謬，然讀者不以《漢書》之雅雅而棄《史記》之爽爽也，予亦安敢因近日駁正諸書而辍抄《景物略》哉。
獨惜其陪京一著甫絕筆而身殉虞淵，忠魂不昧，即使修文天上，能無抱恨于廣陵散之歇響耶。
”抄本前引雲： “《越殉義傳》者，蘋野陶亦魯得之尊公筠廠丈口授也，甫成三十有二傳，以瘵卒，丈發函恸哭，造耐園屬為卒業。
”宣統中紹興公報社印行越中文獻輯存書，其第六種曰“筠廠文選”，共文九十五篇，雖是用有光紙鉛印，多錯字，文卻頗可讀，蓋大都是所謂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的一派，深為桐城派人所不喜者也。
《文選》中《王載溪詩論序》末署雲辛醜九月下浣裡門八十六拙髦陶及申拭目拜手序，同年有《祭婦江氏文》，亦稱八十六歲筠廠髦翁，又有《江氏婦小祥祭文》，可知其次年尚健在，時為康熙六十一年。
筠廠有諸書抄讀，自《春秋》四傳以至《帝京景物略》，各有小引，名隽可喜，《文選》共錄二十篇。
寒齋藏有兩種，一即《景物略鈔讀》，一為《鐘伯敬集鈔讀》，《文選》中未著錄。
《景物略》抄本第一葉首行曰“菊徑傳書”，下曰“筠廠手錄”，次行低一格曰“帝京景物略”，小注雲百三十三葉，計原序目錄及本文适如其數，前後各有引言一葉，與文選本又不同。
文選本《帝京景物略鈔引》雲： “陶筠廠及申，許釀川尚質，暨予為耐園四友。
”即此可見其交情關系。
俞鞠陵是王白嶽的女婿，白嶽亦是張宗子的好友，《琅嬛文集》及《夢尋》皆有序，其詩集名“碩薖集”，手稿本曾藏馬隅卿先生處，後歸北平圖書館，近聞已裝箱南渡矣。
廿五年二月十七日記于北平。
庚午春正十八日，陶及申式南題于東大池之太乙樓。
”後钤二印，白文曰陶及申印，朱文曰式南，引下朱文印一曰筠廠，又卷末白文印一曰會稽陶氏家傳。
字疑系筠廠手筆，庚午為康熙廿九年，時年五十五，此二引作于同一日，《文選》所收或是晚年改寫本耶。
删詩存文，便于刊刻誦讀，亦是好事，乾隆時紀曉岚曾有一本行于世，唯紀氏妄以己意多所割截，不及筠廠本遠矣。
“天生才必有所以用其才，其用之也必有所以供其用。
往讀劉同人《春秋》制義，驚其下筆妙天下，既讀《帝京景物略》，富豔峭拔，叢書中得未曾有，然後歎同人之才不獨以制義顯也。
蓋帝京自木葉山移都七百年于茲矣，用物取精既弘且碩，設無人焉起而表章之，抑或使小有才者格格不吐一詞，不幾使有明二百四十二年間與契丹蒙古同一（案以上七字原用墨塗過）黯淡無色耶。
至若于奕正者，多其藏，厚其力，則又天生之以供同人之用者也。
今問世者兩刻，詳略不同，章句字法亦多小異，合而訂之，瑕瑜亦各不相掩，獨其所采詩歌無絕佳者，概置不錄。
又聞同人著陪京略，屬稿甫就而節義奪之，不知流落何所也，惜哉。
庚午春正十八日識于東大池之太乙樓，及申式南氏。
”又後引雲： “即此後之公安竟陵，叢诃攢罵，談者齒冷。
竹垞于中郎雖稍平反，而其佳章秀句十不登一，伯敬友夏則全沒其真，此尚成見之未融也。
”我曾說李君論文論學多有客氣，但對于公安竟陵卻是很有理解的，在日記中屢次選錄中郎友夏的詩句，當否且别論，其意總可感。
朱氏則如何呢，豈但成見未融，且看他的說法，可以知道叢诃攢罵之妙了。
《靜志居詩話》卷十七鐘惺條下雲： “先生嘗言少時便喜讀鐘譚詩文，越十年而厭棄之，又越十年而抄其集。
夫鐘譚詩文自若也，讀鐘譚詩文者其厭其喜，其喜而厭，厭而不必不喜者，不可不自知其故，然其中有候焉，亦不可得而強也。
曾不敏，未能讀鐘譚詩文，而心竊有味乎先生之言，因遂錄先生所抄，且志言焉，以驗後日學力何如。
門人丁有曾敬書。
”下钤二印皆白文，一曰丁有曾印，一曰孔宗，文首朱文印一曰畬經。
論理該是丁氏所抄，但字迹與《景物略鈔》仿佛，小引前後亦共钤三印如前述，目錄後有白文方印一曰陶子筠廠，然則似仍是陶氏物也。
這裡很湊巧，兩種抄讀所談的均屬于竟陵派，筠廠的意見又頗高明，尤使我感歎佩服。
論《景物略》的話雖好也還普通，如紀曉岚便也見得到，關于鐘伯敬的末後的一節真是精極，讀了真能令人增進見識。
王介錫的《明文百家萃》的譚友夏小傳末引張宗子《石匮書》的話為定論，曰： “餘嘗集當世詩古時文，名之曰‘耐久’。
”《文選》中有小傳數篇均有緻，忠孫之父鞠陵亦有傳，後附宋長白诔辭，有句曰，爰顧陶許，惟汝允諧。
小注雲： “今人喜鐘譚則诋王李，喜王李則诋鐘譚，亦厭故喜新之習也。
夫王李自成為王李，鐘譚自成為鐘譚，今之作者自成為今之作者，何必诋，何必不诋。
”陶庵的話固然說得很好，但還不及筠廠的深切著明，我正不禁如丁孔宗那樣心竊有味乎先生之言了。
“予少好讀劉同人文，久而不能忘也。
當時于奕正遣搜帝京遺聞，俾就熔鑄，雖巷議街談，悉化為玉屑矣，遂使有明三百年來氣象直與鎬京辟雍争輝，不至為西樓木葉山所掩也。
或者疑其工于筆而不核于事，未免為博洽者所譏，是則不然。
太史公好奇，少所割愛，紀傳世家時相剌謬，然讀者不以《漢書》之雅雅而棄《史記》之爽爽也，予亦安敢因近日駁正諸書而辍抄《景物略》哉。
獨惜其陪京一著甫絕筆而身殉虞淵，忠魂不昧，即使修文天上，能無抱恨于廣陵散之歇響耶。
”抄本前引雲： “《越殉義傳》者，蘋野陶亦魯得之尊公筠廠丈口授也，甫成三十有二傳，以瘵卒，丈發函恸哭，造耐園屬為卒業。
”宣統中紹興公報社印行越中文獻輯存書，其第六種曰“筠廠文選”，共文九十五篇，雖是用有光紙鉛印，多錯字，文卻頗可讀，蓋大都是所謂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的一派，深為桐城派人所不喜者也。
《文選》中《王載溪詩論序》末署雲辛醜九月下浣裡門八十六拙髦陶及申拭目拜手序，同年有《祭婦江氏文》，亦稱八十六歲筠廠髦翁，又有《江氏婦小祥祭文》，可知其次年尚健在，時為康熙六十一年。
筠廠有諸書抄讀，自《春秋》四傳以至《帝京景物略》，各有小引，名隽可喜，《文選》共錄二十篇。
寒齋藏有兩種，一即《景物略鈔讀》，一為《鐘伯敬集鈔讀》，《文選》中未著錄。
《景物略》抄本第一葉首行曰“菊徑傳書”，下曰“筠廠手錄”，次行低一格曰“帝京景物略”，小注雲百三十三葉，計原序目錄及本文适如其數，前後各有引言一葉，與文選本又不同。
文選本《帝京景物略鈔引》雲： “陶筠廠及申，許釀川尚質，暨予為耐園四友。
”即此可見其交情關系。
俞鞠陵是王白嶽的女婿，白嶽亦是張宗子的好友，《琅嬛文集》及《夢尋》皆有序，其詩集名“碩薖集”，手稿本曾藏馬隅卿先生處，後歸北平圖書館，近聞已裝箱南渡矣。
廿五年二月十七日記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