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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嘗雲：“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
……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
彼四人者，獨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薛簡肅公文集序》）這段議論，直到今天還能引起人們的悵惋之情。
平心而論，以柳宗元的卓識雄才，未必不能成爲姚崇、宋璟那樣的勛業之臣，不過被剝奪了施展才能的機會而已。
而他政治才能的被壓抑和文學才能的得以發揮，又都出於同一原因，就是參與了永貞革新。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唐河東（今山西永濟）人，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
他出生前十九年，爆發了使唐朝由盛而衰急遽變化的安史之亂，歷時八年，以招降河北叛將而表面上結束。
此後的河北，實際上爲成德、魏博、幽州三鎮節度使所瓜分，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
德宗即位之初，有平藩之志，卻無制藩之能，剛愎自用，造成了“建中之亂”，使藩鎮之禍，由河北而河南，由河南而京師，愈演愈烈。
宦官擅權，是德宗朝另一大弊政，關係到唐朝的命運。
皇帝猜忌功臣宿將，是重用宦官的原因；宦官掌握兵權，是宦官權重的標誌。
玄宗始用宦官監軍，肅宗以宦官爲觀軍容使，行統帥之權。
德宗時發展爲任宦官以武職。
貞元十二年（七九六），以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爲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領禁軍達十五萬人。
這就爲唐後期宦官挾兵權操持皇帝生死廢立大權局面的開端。
其他弊政，還有排斥忠良、任用姦佞、索取進奉、大興宮市等。
永貞革新就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産生的。
這是由順宗李誦支持，以王叔文、王伾爲首，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知名之士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骨幹的政治革新。
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朝政大權實歸“二王”，三十三歲的柳宗元自監察禦史裏行晉升爲禮部員外郎，爲實現他“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負而鬬争。
“二王”等迅速實行一系列政治革新措施，如貶黜貪官，起復賢能，減免賦稅，停止進奉，取締宮市，釋放教坊女樂，並企圖奪回宦官的兵權（行而未果）等。
這些利國利民的革新措施，遭到了俱文珍等宦官、強藩韋臯以及保守朝官的聯合進攻，迫使順宗退位，傳位給太子李純。
李純即位後，便對革新派橫加迫害，王叔文、王伾首先貶黜，接着，柳宗元等八人盡貶爲遠州司馬，僅六個月的永貞革新歸於失敗，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柳宗元被貶爲永州司馬，十年後召回，又出爲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病逝。
永貞革新的失敗是歷史的悲劇，這個悲劇斷送了柳宗元的政治前途，卻使他躋身於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行列。
柳宗元的唯物論哲學思想自成體系。
他在著名的《天對》中，探索自然現象，認爲天是一團混沌元氣，不是誰造出來的，表現了唯物主義宇宙觀。
進而指出人事與天無關。
他義正辭嚴地宣佈：“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
”認爲在天與人之間，應“謀之人心”，“順人順道”（《斷刑論下》），徹底揭露了“天人感應論”的荒謬和“受命於天”的虛僞。
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天命論是愚弄百姓的騙局：“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同上）他把自己無神論歷史觀的戰鬬性，在《時令論上》、《非國語》、《天爵論》、《天説》、《貞符》等論文中作了系統地發揮。
在永貞革新失敗後，他爲施行“輔時及物”之道，以此繼續與腐朽勢力進行鬬争。
他的進步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樸素唯物論有密切聯繫的。
他的政治思想屬於儒家的民本思想。
他認爲官吏是人民的僕役，並非人民是官吏的奴僕。
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僱傭官吏來爲他們服務，而有些官吏卻不僅“受其直而怠其事”，甚至還盜取人民的財富。
他認爲人民對他們所以不敢怒而黜罰，隻是因爲勢力不敵而已（《送薛存義序》）。
這種官吏爲民服務的光輝思想在當時是絶無僅有的，影響深遠，達到了時代的最高峰。
柳宗元更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他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中指出：“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
”著述者流，“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
……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
彼四人者，獨不能兩得，況其下者乎？”（《薛簡肅公文集序》）這段議論，直到今天還能引起人們的悵惋之情。
平心而論，以柳宗元的卓識雄才，未必不能成爲姚崇、宋璟那樣的勛業之臣，不過被剝奪了施展才能的機會而已。
而他政治才能的被壓抑和文學才能的得以發揮，又都出於同一原因，就是參與了永貞革新。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唐河東（今山西永濟）人，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
他出生前十九年，爆發了使唐朝由盛而衰急遽變化的安史之亂，歷時八年，以招降河北叛將而表面上結束。
此後的河北，實際上爲成德、魏博、幽州三鎮節度使所瓜分，形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
德宗即位之初，有平藩之志，卻無制藩之能，剛愎自用，造成了“建中之亂”，使藩鎮之禍，由河北而河南，由河南而京師，愈演愈烈。
宦官擅權，是德宗朝另一大弊政，關係到唐朝的命運。
皇帝猜忌功臣宿將，是重用宦官的原因；宦官掌握兵權，是宦官權重的標誌。
玄宗始用宦官監軍，肅宗以宦官爲觀軍容使，行統帥之權。
德宗時發展爲任宦官以武職。
貞元十二年（七九六），以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爲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領禁軍達十五萬人。
這就爲唐後期宦官挾兵權操持皇帝生死廢立大權局面的開端。
其他弊政，還有排斥忠良、任用姦佞、索取進奉、大興宮市等。
永貞革新就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産生的。
這是由順宗李誦支持，以王叔文、王伾爲首，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知名之士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骨幹的政治革新。
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朝政大權實歸“二王”，三十三歲的柳宗元自監察禦史裏行晉升爲禮部員外郎，爲實現他“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負而鬬争。
“二王”等迅速實行一系列政治革新措施，如貶黜貪官，起復賢能，減免賦稅，停止進奉，取締宮市，釋放教坊女樂，並企圖奪回宦官的兵權（行而未果）等。
這些利國利民的革新措施，遭到了俱文珍等宦官、強藩韋臯以及保守朝官的聯合進攻，迫使順宗退位，傳位給太子李純。
李純即位後，便對革新派橫加迫害，王叔文、王伾首先貶黜，接着，柳宗元等八人盡貶爲遠州司馬，僅六個月的永貞革新歸於失敗，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柳宗元被貶爲永州司馬，十年後召回，又出爲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病逝。
永貞革新的失敗是歷史的悲劇，這個悲劇斷送了柳宗元的政治前途，卻使他躋身於思想家和文學家的行列。
柳宗元的唯物論哲學思想自成體系。
他在著名的《天對》中，探索自然現象，認爲天是一團混沌元氣，不是誰造出來的，表現了唯物主義宇宙觀。
進而指出人事與天無關。
他義正辭嚴地宣佈：“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
”認爲在天與人之間，應“謀之人心”，“順人順道”（《斷刑論下》），徹底揭露了“天人感應論”的荒謬和“受命於天”的虛僞。
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天命論是愚弄百姓的騙局：“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同上）他把自己無神論歷史觀的戰鬬性，在《時令論上》、《非國語》、《天爵論》、《天説》、《貞符》等論文中作了系統地發揮。
在永貞革新失敗後，他爲施行“輔時及物”之道，以此繼續與腐朽勢力進行鬬争。
他的進步的政治思想是和他的樸素唯物論有密切聯繫的。
他的政治思想屬於儒家的民本思想。
他認爲官吏是人民的僕役，並非人民是官吏的奴僕。
他指出人民“出其十一”僱傭官吏來爲他們服務，而有些官吏卻不僅“受其直而怠其事”，甚至還盜取人民的財富。
他認爲人民對他們所以不敢怒而黜罰，隻是因爲勢力不敵而已（《送薛存義序》）。
這種官吏爲民服務的光輝思想在當時是絶無僅有的，影響深遠，達到了時代的最高峰。
柳宗元更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崇高的地位。
他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中指出：“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
”著述者流，“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