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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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
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S吟Y也。
雖作，何觀乎？ 《水浒傳》者，發憤之所作也。
蓋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緻夷狄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雀，納币稱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
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
敢間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浒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是故施、羅二公傳《水浒》，而複以“忠義”名其傳焉。
夫“忠義”何以歸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衆，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緻之者可知也。
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理也。
若以小賢役人而以大賢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恥乎？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縛于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浒矣。
則謂水浒之衆，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
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
今觀一百單八人者，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
獨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于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辭。
則忠義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為一百單八人之主。
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
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辭主，二童就計于混江。
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為見機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于君、義于友者所忍屑矣。
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
《傳》，其可無作欤？《傳》，其可不讀欤？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側矣。
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
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浒，而皆為幹城心腹之選矣。
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幹城心腹，嗚呼在？在《水浒》。
此傳之所為發憤矣。
若夫好事者，資其譚柄用兵者，藉其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溫陵卓吾李贽撰。
忠義水浒全傳小引 吾之事卓吾先生也，貌之承而心之委，無非卓吾先生者。
非先生之言弗言，非先生之閱弗閱。
或曰狂，或曰癖，吾忘吾也，知有卓吾先生而己矣。
先生歿而名益尊，道益廣，書益播傳。
即片犢單詞，留向人間者，靡不珍為瑤草，俨然欲傾宇内，猗欤盛哉！不朽可蔔已。
然而奇其文者十七，奇其人者十三，叩爾胸中，則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
自吾遊吳，訪陳無異使君，而得袁無涯氏。
揖未竟，辄首問先生，私椒之誠，溢于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
嗣是數過從語，語辄及卓老，求卓老遺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閱之遺書又甚力，無涯氏豈狂耶？癖耶了吾探吾行筒，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義水浒傳》及《楊升庵集》二書與俱，挈以付之。
無涯欣然如獲至寶，願公諸世。
吾問：“二書孰先？”無涯日：“《水浒》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浒》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
其先《水浒》哉！其先《水浒》哉！”吾笑曰：“唯，唯！非蔔卓老不能發《水浒》之精神，非無涯不能發卓老之精神。
吾之事卓吾先生最久，而無涯之得卓吾先生乃最深，吾愧無涯矣！然無涯一非吾，亦誰能發無涯之精神者？吾不負卓吾先生，無涯亦不負吾茲遊也。
”于是相視而笑，煮茶共啜，取卓吾先生叙《忠義水浒傳》文同聲讀之，胥江怒濤，若或應答。
吾忘無涯矣，無涯忘吾矣，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
楚人鳳裡楊定見書于胥江舟次。
（《出像評點忠義水浒全傳》袁無涯刻本卷首）
其端肇于結繩，而其盛崤而為六經。
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
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
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
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坊之不為惡也；《書》者，縱以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
故《易》之為書，行也；《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
故曰《易》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
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怒而民避，《書》為廟外之幾筵，《詩》為未朝之明堂也。
若有《易》而可以無《書》也者，則不複為《書》也。
有《易》有《書》而可以無《詩》也者，則不複為《詩》也。
有《易》有《書》有《詩》而可以無《禮》也者，則不複為《禮》也。
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廢也。
有聖人之德而又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其權，而後作《易》，之後又欲作《書》，又欲作《詩》，又欲作《禮》，鹹得奮筆而遂為之，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
無聖人之位，則無其權；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
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
顧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學《易》，以事系日學《書》，羅列與國學《詩》，揚善禁惡學《禮》：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經之長，以合為一書，則是未嘗作也。
夫未嘗作者，仲尼之志也。
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後世巧言之徒，無不紛紛以作。
紛紛以作既久，龐言無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于上，民讀之而惑亂于下，勢必至于拉雜燔燒，禍連六經。
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終不已于作，是則仲尼所為引罪自悲者也。
或問曰：然則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無罪也。
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經，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書“春王正月”。
若曰：其舊則諸侯之書也，其新則天子之書也。
取諸侯之書，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
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候，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
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
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
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
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
破道與治，是橫議也。
橫議，則烏得不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 故秦人燒書之舉，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
乃仲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