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卷 理查二世早期的統治 1377—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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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農民起義原因及第一次農民起義 愛德華三世的孫子理查二世登基,結束了岡特的約翰一手遮天的統治。

    理查二世雖然隻有十一歲,但前途無量。

    撫養年幼國王成長的威爾士王妃肯特的喬安娜及亡夫的朋友們從未和岡特的約翰拉幫結派,而是謹慎地關注着他的一舉一動,這讓岡特的約翰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打着愛德華三世的旗号為自己謀利了。

    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岡特的約翰居然接受了這樣的現實,不是抓住權力不放,而是頗具風度地與溫徹斯特主教懷克姆的威廉和憲政派其他領袖達成了和解。

    彼得·德拉馬被釋放了,1377年2月發動騷亂的倫敦市民也都被赦免了。

    雙方達成了共識,打算将過去的恩怨一筆勾銷。

    治理國家将由聯合參政會負責,聯合參政會由王權派代表和憲政派代表構成。

    理查二世加冕後的首屆議會通過了兩項重要的立法決議:其一,國王成年之前,執政大臣應由上議院與下議院選出;其二,議會通過的法案隻有在征得議會同意的情況下才能撤銷。

    但三百多年來,第二項決議并未真正生效。

    一直到詹姆斯二世統治時期,英格蘭曆任國王仍然認為自己有淩駕于法律之上的權力。

     盡管國内矛盾引發的危機暫時消除了,但英格蘭的政治環境仍然不容樂觀。

    1377年夏,英法兩國順延一年的休戰協定已經到期,法王查理五世拒絕休戰延期,&ldquo百年戰争&rdquo轉入了艱苦的拉鋸階段。

    英格蘭雖然沒有遭遇過像1373年到1375年那樣的慘敗,但也沒有取得過重大的勝利,整個戰局對英格蘭非常不利。

    阿基坦的内陸地區已經落入法蘭西人手中,雖然英格蘭仍然控制着沿海地區,力保重要城池不失,但已經無力收複其他失地,巨額的戰争開銷正在慢慢拖垮英格蘭。

    1380年,理查二世的叔叔伍德斯托克的托馬斯[1]率領一支英格蘭遠征軍從加來登陸,經皮卡迪、香槟,渡過奧萊諾伊河,攻入了布列塔尼。

    這實際上就是1373年岡特的約翰率軍遠征法蘭西的翻版。

    法蘭西人則故伎重演,選擇了閉門不戰,偶爾會出城殲滅掉隊的英軍士兵。

    伍德斯托克的托馬斯率英軍未遇到太大困難便進至瓦納。

    然而,英軍舟車勞頓,未能收複布列塔尼。

    1345年以來就一直是英格蘭忠實盟友的約翰五世最終歸順了法蘭西。

    法蘭西承認了約翰五世的公爵身份。

    1380年,約翰五世收回了所有領地。

     登上王位的理查二世 遠征布列塔尼不僅未取得任何戰果,而且耗資巨大。

    英格蘭政府不得已再次加稅。

    即便如此,英格蘭的将士們也已經六個月未領到軍饷了。

    因此,總理大臣坎特伯雷大主教薩德伯裡的西蒙向北安普頓議會提出了籌集十六萬英鎊的建議。

    最後,議會同意向英格蘭十五歲以上的臣民征收人頭稅:依據貧富程度分級收取,稅額從一先令到三英鎊不等。

     強征人頭稅給勞動階層帶來了巨大壓力,點燃了黑死病和《勞動者法規》後人們再次對英格蘭政府表達強烈不滿的導火索。

    瓦特·泰勒起義就是征收人頭稅而引發的極端結果。

    但人頭稅問題隻是一個誘因,并非引發這場農民運動的真正根源所在,正如1857年爆發的印度民族大起義一樣,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子彈潤滑油的問題。

    英格蘭爆發動亂的原因衆多,不同地區各不相同。

    造成倫敦和其他城市民衆不滿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

    他們對法蘭西戰争帶來的災難及不斷加重的賦稅深感不滿,認為英格蘭目前的局面都是統治階層造成的。

    不管統治階層分成哪些黨派,岡特的約翰都應該負最主要的責任。

    而在各郡縣,民衆不滿主要與社會原因有關,最突出的是農奴制問題。

    前文提到過,《勞動者法規》出台後,地主和農奴的關系就疏遠了起來。

    地主們想恢複過去的農奴制。

    農奴們則不願再為地主賣命,希望能以合理的價格租到土地,自己經營。

    沖突由此産生。

    哪裡的莊園主堅持實行舊制度,哪裡就會導緻農奴反抗。

    在許多地方,為了反抗地主的剝削,農奴們成立了許多秘密組織。

    農民暴動與這些組織的活動有很大的關系。

    但農奴制不是引發農民暴動的唯一原因。

    肯特郡雖然已經廢除了農奴制,但依然出現了嚴重的暴亂。

    人們強烈反對專制的《森林法》;強烈反對推高糧食價格的市場攤位稅;強烈反對律師組織,認為他們打着法律的幌子,妨礙窮人獲得公平正義的機會。

    在聖奧爾本斯和貝裡聖埃德蒙茲等地,人們對教區的神職人員強烈不滿,于是暴亂發生了。

    佃戶們希望教區修道院院長同意他們享有其他小鎮佃戶早已享有的特許權,但始終未能如願。

    當然,過去十多年,約翰·威克裡夫對神職人員的抨擊盡管有所誇大,但仍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他的言行深深影響了社會底層人民的思想。

    他主張人們不必服從邪惡生活的精神領袖,認為過多的财富正在腐蝕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