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牯嶺到東京
關燈
小
中
大
家内有什麼主要材料這問題，好象是從未有過一度的考量。
我們應該承認：六七年來的“新文藝”運動雖然産生了若幹作品，然而并未走進群衆裡去，還隻是青年學生的讀物；因為“新文藝”沒有廣大的群衆基礎為地盤，所以六七年來不能長成為推動社會的勢力。
現在的“革命文藝”則地盤更小，隻成為一部分青年學生的讀物，離群衆更遠。
所以然的緣故，即在新文藝忘記了描寫它的天然的讀者對象。
你所描寫的都和他們（小資産階級）的實際生活相隔太遠，你的用語也不是他們的用語，他們不能懂得你，而你卻怪他們為什麼專看《施公案》、《雙珠鳳》等等無聊東西，硬說他們是思想太舊，沒有辦法；你這主觀的錯誤，不也太厲害了一點兒麼？如果你能夠走進他們的生活裡，懂得他們的情感思想，将他們的痛苦愉樂用比較不歐化的白話寫出來，那即使你的事實中包孕着絕多的新思想，也許受他們罵，然而他們會喜歡看你，不會象現在那樣掉頭不顧了。
所以現在為“新文藝”——或是勇敢點說，“革命文藝”，的前途計，第一要務在使它從青年學生中間出來走入小資産階級群衆，在這小資産階級群衆中植立了腳跟。
而要達到此點，應該先把題材轉移到小商人、中小農等等的生活。
不要太多的新名詞，不要歐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說教似的宣傳，隻要質樸有力的抓住了小資産階級生活的核心的描寫！說到這裡，就牽連了另一問題，即文藝描寫的技巧這問題。
關于此點，有人在提倡新寫實主義。
曾在廣告上看見《太陽》七月号上有一篇詳論《到新寫實主義的路》，但未見全文，所以無從知道究屬什麼主張。
我自己有兩年多不曾看西方出版的文藝雜志，不知道新寫實主義近來有怎樣的發展；隻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曾經在《小說月報》上有過一點介紹，大約是一九二四年的《海外文壇消息》，文題名《俄國的新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氣于實際的逼迫；當時俄國承白黨内亂之後，紙張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報紙的文藝欄都隻有極小的地位，又因那時的生活是緊張的疾變的，不宜于馳緩迂回的調子，那就自然而然産生了一種适合于此種精神律奏和實際困難的文體，那就是把文學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簡煉起來，省去不必要的環境描寫和心理描寫，使成為短小精悍，緊張，有刺激性的一種文體，因為用字是愈省愈好，仿佛打電報，所以最初有人戲稱為“電報體”，後來就發展成為新寫實主義。
現在我們已有此類作品的譯本，例如塞門諾夫的《饑餓）。
雖然是轉譯，損失原來神韻不少，然而大概的面目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所以新寫實主義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因為要對無階級說法，所以要簡煉些。
然而是文藝技巧上的一種新型，卻是确定了的。
我們現在移植過來，怎樣呢？這是個待試驗的問題。
但有兩點是可以先來考慮一下的。
第一是文字組織問題。
照現在的白話文，求簡煉是很困難的；求簡便入于文言化。
這大概是許多人自己經驗過來的事。
第二是社會活用語的性質這問題。
那就是說我們所要描寫的那個社會階級口頭活用的語言是屬于繁複拖沓的呢，或是屬于簡潔的。
我覺得小商人說話是習慣于繁複拖沓的。
幾乎可說是小資産階級全屬如此。
所以簡煉了的描寫是否在使他們了解上發生困難，也還是一個疑問。
至于緊張的精神律奏，現在又顯然的沒有。
最為一般小資産階級所了解的中國舊有的民間文學，又大都是繁複緩慢的。
姑以“說書”為例。
你如果到過“書場”，就知道小資産階級市民所最歡迎的“說書人”是能夠把張飛下馬——比方的說——描寫至一二小時之久的那樣繁重細膩的描寫。
所以為要使我們的新文藝走到小資産階級市民的隊伍去，我們的描寫技術不得不有一度改造，而是否即是“向新寫實主義的路”，則尚待多方的試驗。
就我自己的意見說：我們文藝的技術似乎至少須先辦到幾個消極的條件，——不要太歐化，不要多用新術語，不要太多了象征色彩，不要從正面說教似的宣傳新思想。
雖然我是這麼相信，但我自己以前的作品卻就全犯了這些毛病，我的作品，不用說隻有知識分子看看的。
八已經說得很多，現在來一個短短的結束罷。
我相信我們的新文藝需要一個廣大的讀者對象，我們不得不從青年學生推廣到小資産階級的市民，我們要聲訴他們的痛苦，我們要激動他們的情熱。
為要使新文藝走進小資産階級市民的隊伍，代替了《施公案》、《雙珠鳳》等，我們的新文藝在技巧方面不能不有一條新路；新寫實主義也好，新什麼也好，最要的是使他們能夠了解不厭倦。
悲觀頹喪的色彩應該消滅了，一味的狂喊口号也大可不必再繼續下去了，我們要有蘇生的精神，堅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現實，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魯莽暴躁。
我自己是決定要試走這一條路：《追求》中間的悲觀苦悶是被海風吹得幹幹淨淨了，現在是北歐的勇敢的運命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導。
但我自然也知道自己能力的薄弱，沒有把文壇推進一個新基礎那樣的巨才，我隻能依我自己的信念，盡我自己的能力去做，我又隻能把我的意見對大家說出來，等候大家的讨論，我希望能夠反省的文學上的同道者能夠一同努力這個目标。
1928年7月16日，東京
我們應該承認：六七年來的“新文藝”運動雖然産生了若幹作品，然而并未走進群衆裡去，還隻是青年學生的讀物；因為“新文藝”沒有廣大的群衆基礎為地盤，所以六七年來不能長成為推動社會的勢力。
現在的“革命文藝”則地盤更小，隻成為一部分青年學生的讀物，離群衆更遠。
所以然的緣故，即在新文藝忘記了描寫它的天然的讀者對象。
你所描寫的都和他們（小資産階級）的實際生活相隔太遠，你的用語也不是他們的用語，他們不能懂得你，而你卻怪他們為什麼專看《施公案》、《雙珠鳳》等等無聊東西，硬說他們是思想太舊，沒有辦法；你這主觀的錯誤，不也太厲害了一點兒麼？如果你能夠走進他們的生活裡，懂得他們的情感思想，将他們的痛苦愉樂用比較不歐化的白話寫出來，那即使你的事實中包孕着絕多的新思想，也許受他們罵，然而他們會喜歡看你，不會象現在那樣掉頭不顧了。
所以現在為“新文藝”——或是勇敢點說，“革命文藝”，的前途計，第一要務在使它從青年學生中間出來走入小資産階級群衆，在這小資産階級群衆中植立了腳跟。
而要達到此點，應該先把題材轉移到小商人、中小農等等的生活。
不要太多的新名詞，不要歐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說教似的宣傳，隻要質樸有力的抓住了小資産階級生活的核心的描寫！說到這裡，就牽連了另一問題，即文藝描寫的技巧這問題。
關于此點，有人在提倡新寫實主義。
曾在廣告上看見《太陽》七月号上有一篇詳論《到新寫實主義的路》，但未見全文，所以無從知道究屬什麼主張。
我自己有兩年多不曾看西方出版的文藝雜志，不知道新寫實主義近來有怎樣的發展；隻就四五年前所知而言，（曾經在《小說月報》上有過一點介紹，大約是一九二四年的《海外文壇消息》，文題名《俄國的新寫實主義》），新寫實主義氣于實際的逼迫；當時俄國承白黨内亂之後，紙張非常缺乏，定期刊物或報紙的文藝欄都隻有極小的地位，又因那時的生活是緊張的疾變的，不宜于馳緩迂回的調子，那就自然而然産生了一種适合于此種精神律奏和實際困難的文體，那就是把文學作品的章段字句都簡煉起來，省去不必要的環境描寫和心理描寫，使成為短小精悍，緊張，有刺激性的一種文體，因為用字是愈省愈好，仿佛打電報，所以最初有人戲稱為“電報體”，後來就發展成為新寫實主義。
現在我們已有此類作品的譯本，例如塞門諾夫的《饑餓）。
雖然是轉譯，損失原來神韻不少，然而大概的面目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所以新寫實主義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因為要對無階級說法，所以要簡煉些。
然而是文藝技巧上的一種新型，卻是确定了的。
我們現在移植過來，怎樣呢？這是個待試驗的問題。
但有兩點是可以先來考慮一下的。
第一是文字組織問題。
照現在的白話文，求簡煉是很困難的；求簡便入于文言化。
這大概是許多人自己經驗過來的事。
第二是社會活用語的性質這問題。
那就是說我們所要描寫的那個社會階級口頭活用的語言是屬于繁複拖沓的呢，或是屬于簡潔的。
我覺得小商人說話是習慣于繁複拖沓的。
幾乎可說是小資産階級全屬如此。
所以簡煉了的描寫是否在使他們了解上發生困難，也還是一個疑問。
至于緊張的精神律奏，現在又顯然的沒有。
最為一般小資産階級所了解的中國舊有的民間文學，又大都是繁複緩慢的。
姑以“說書”為例。
你如果到過“書場”，就知道小資産階級市民所最歡迎的“說書人”是能夠把張飛下馬——比方的說——描寫至一二小時之久的那樣繁重細膩的描寫。
所以為要使我們的新文藝走到小資産階級市民的隊伍去，我們的描寫技術不得不有一度改造，而是否即是“向新寫實主義的路”，則尚待多方的試驗。
就我自己的意見說：我們文藝的技術似乎至少須先辦到幾個消極的條件，——不要太歐化，不要多用新術語，不要太多了象征色彩，不要從正面說教似的宣傳新思想。
雖然我是這麼相信，但我自己以前的作品卻就全犯了這些毛病，我的作品，不用說隻有知識分子看看的。
八已經說得很多，現在來一個短短的結束罷。
我相信我們的新文藝需要一個廣大的讀者對象，我們不得不從青年學生推廣到小資産階級的市民，我們要聲訴他們的痛苦，我們要激動他們的情熱。
為要使新文藝走進小資産階級市民的隊伍，代替了《施公案》、《雙珠鳳》等，我們的新文藝在技巧方面不能不有一條新路；新寫實主義也好，新什麼也好，最要的是使他們能夠了解不厭倦。
悲觀頹喪的色彩應該消滅了，一味的狂喊口号也大可不必再繼續下去了，我們要有蘇生的精神，堅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現實，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魯莽暴躁。
我自己是決定要試走這一條路：《追求》中間的悲觀苦悶是被海風吹得幹幹淨淨了，現在是北歐的勇敢的運命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導。
但我自然也知道自己能力的薄弱，沒有把文壇推進一個新基礎那樣的巨才，我隻能依我自己的信念，盡我自己的能力去做，我又隻能把我的意見對大家說出來，等候大家的讨論，我希望能夠反省的文學上的同道者能夠一同努力這個目标。
1928年7月16日，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