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牯嶺到東京
關燈
小
中
大
品）主張是無可非議的，但表現于作品上時，卻亦不免未能适如所期許。
就過去半年的所有此方向的作品而言，雖然有一部分人歡迎，但也有更多的人搖頭。
為什麼搖頭？因為他們是小資産階級麼？如果有人一定要拿這句話來閉塞一切自己檢查自己的路，那我亦不反對。
但假如還覺得這麼辦是類乎掩耳盜鈴的自欺，那麼，虛心的自己批評是必要的。
我敢嚴正的說，許多對于目下的“新作品”搖頭的人們，實在是誠意地贊成革命文藝的，他們并沒有你們所想象的小資産階級的惰性或執拗，他們最初對于那些“新作品”是抱有熱烈的期望的，然而他們終于搖頭，就因為“新作品”終于自己暴露了不能擺脫“标語口号文學”的拘囿。
這裡就來了一個問題：“标語口号文學”——注意，這裡所謂“文學”二字是文義的，猶之socialistliterature一語内之literature—－是否有文藝的價值。
我們空口議論，不如引一個外國來為例。
一九一八年至二二年頃，俄國的未來派制造了大批的“标語口号文學”，他們向蘇俄的無産階級說是為了他們而創造的，然而無産階級不領這個情，農民是更不客氣的不睬他們；反歡迎那在未來派看來是多少有些腐朽氣味的倍特尼和皮爾涅克。
不但蘇俄的群衆，莫斯科的領袖們如布哈林，盧那卻爾斯基，托洛茨基，也覺得“标語口号文學”已經使人讨厭到不能忍耐了。
為什麼呢？難道未來派的“标語口号文學”還缺少着革命的熱情麼？當然不是的。
要點是在人家來看文學的時候所希望的，并非僅僅是“革命情緒”。
我們的“新作品”即使不是有意的走入了“标語口号文學”的絕路，至少也是無意的撞了上去了。
有革命熱情而忽略于文藝的本質，或把文藝也視為宣傳工具——狹義的——或雖無此忽略與成見而缺乏了文藝素養的人們，是會不知不覺走上了這條路的。
然而我們的革命文藝批評家似乎始終不曾預防到一着。
因而也就發生了可痛心的現象：被許為最有革命性的作品卻正是并不反對革命文藝的人們所歎息搖頭了。
“新作品”之最初尚受人注意而其後竟受到搖頭，這便是一個解釋，不能專怪别人不革命。
這是一個真實，我們應該有勇氣來承認這真實，承認這失敗的原因，承認改進的必要！這都是關于革命文藝本身上的話，其次有一個客觀問題，即今後革命文藝的讀者的對象。
或者覺得我這問題太奇怪。
但實在這不是奇怪的問題，而是需要用心研究的問題。
一種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藝而如果沒有相對的讀者界，則此文藝非萎枯便隻能成為曆史上的奇迹，不能成為推動時代的精神産物。
什麼是我們革命文藝的讀者對象？或許有人要說：被壓迫的勞苦群衆。
是的，我很願意我很希望，被壓迫的勞苦群衆“能夠”做革命文藝的讀者對象。
但是事實上怎樣？請恕我又要說不中聽的話了。
事實上是你對勞苦群衆呼籲說“這是為你們而作”的作品，勞苦群衆并不能讀，不但不能讀，即使你朗誦給他們聽，他們還是不了解。
他們有他們真心欣賞的“文藝讀物”，便是灘簧小調花鼓戲等一類你所視為含有毒質的東西。
說是因此須得更努力作些新東西來給他們麼？理由何嘗不正确，但事實總是事實，他們還是不能懂得你的話，你的太歐化或是太文言化的白話。
如果先要使他們聽不懂，惟有用方言來做小說，編戲曲，但不幸“方言文學”是極難的工作，目下尚未有人嘗試。
所以結果你的“為勞苦群衆而作”的新文學是隻有“不勞苦”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來閱讀了。
你的作品的對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現象！也許有人說，“這也好，比沒有人看好些。
”但這樣的自解嘲是不應該有的罷！你所要喚醒而提高他們革命情緒的，明明是甲，而你的為此目的而作的作起卻又明明不能到達甲的面前，這至少也該說是能力的誤費罷？自然我不說竟可不作此類的文學，但我總覺得我們也該有些作品是為了我們現在事實上的讀者對象而作的。
如果說小資産階級都是不革命，所以對他們說話是徒勞，那便是很大的武斷。
中國革命是否竟可抛開小資産階級，也還是一個費人研究的問題。
我就覺得中國革命的前途還不能全然抛開小資産階級。
說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願多辯；将來的曆史會有公道的證明。
也是基于這一點，我以為現在的“新作品”在題材方面太不顧到小資産階級了。
現在差不多有這麼一種傾向：你做一篇小說為勞苦群衆的工農訴苦，那就不問如何大家齊聲稱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為小資産階級訴苦，便幾乎罪同反革命。
這是一種很不合理的事！現在的小資産階級沒有痛苦麼？他們不被壓迫麼？如果他們确是有痛苦，被壓迫，為什麼革命文藝者要将他們視同化外之民，不屑污你們的神聖的筆尖呢？或者有人要說，“革命文藝”也描寫小資産階級青年的各種痛苦；但是我要反問：曾有什麼作品描寫小商人，中小農，破落的書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麼？沒有呢，絕對沒有！幾乎全國十分之六，是屬于小資産階級的中國，然而它的文壇上沒有表現小資産階級的作品，這不能不說是怪現象罷！這仿佛證明了我們的作家一向隻忙于追逐世界文藝的新潮，幾乎成為東施效颦，而對于自己
就過去半年的所有此方向的作品而言，雖然有一部分人歡迎，但也有更多的人搖頭。
為什麼搖頭？因為他們是小資産階級麼？如果有人一定要拿這句話來閉塞一切自己檢查自己的路，那我亦不反對。
但假如還覺得這麼辦是類乎掩耳盜鈴的自欺，那麼，虛心的自己批評是必要的。
我敢嚴正的說，許多對于目下的“新作品”搖頭的人們，實在是誠意地贊成革命文藝的，他們并沒有你們所想象的小資産階級的惰性或執拗，他們最初對于那些“新作品”是抱有熱烈的期望的，然而他們終于搖頭，就因為“新作品”終于自己暴露了不能擺脫“标語口号文學”的拘囿。
這裡就來了一個問題：“标語口号文學”——注意，這裡所謂“文學”二字是文義的，猶之socialistliterature一語内之literature—－是否有文藝的價值。
我們空口議論，不如引一個外國來為例。
一九一八年至二二年頃，俄國的未來派制造了大批的“标語口号文學”，他們向蘇俄的無産階級說是為了他們而創造的，然而無産階級不領這個情，農民是更不客氣的不睬他們；反歡迎那在未來派看來是多少有些腐朽氣味的倍特尼和皮爾涅克。
不但蘇俄的群衆，莫斯科的領袖們如布哈林，盧那卻爾斯基，托洛茨基，也覺得“标語口号文學”已經使人讨厭到不能忍耐了。
為什麼呢？難道未來派的“标語口号文學”還缺少着革命的熱情麼？當然不是的。
要點是在人家來看文學的時候所希望的，并非僅僅是“革命情緒”。
我們的“新作品”即使不是有意的走入了“标語口号文學”的絕路，至少也是無意的撞了上去了。
有革命熱情而忽略于文藝的本質，或把文藝也視為宣傳工具——狹義的——或雖無此忽略與成見而缺乏了文藝素養的人們，是會不知不覺走上了這條路的。
然而我們的革命文藝批評家似乎始終不曾預防到一着。
因而也就發生了可痛心的現象：被許為最有革命性的作品卻正是并不反對革命文藝的人們所歎息搖頭了。
“新作品”之最初尚受人注意而其後竟受到搖頭，這便是一個解釋，不能專怪别人不革命。
這是一個真實，我們應該有勇氣來承認這真實，承認這失敗的原因，承認改進的必要！這都是關于革命文藝本身上的話，其次有一個客觀問題，即今後革命文藝的讀者的對象。
或者覺得我這問題太奇怪。
但實在這不是奇怪的問題，而是需要用心研究的問題。
一種新形式新精神的文藝而如果沒有相對的讀者界，則此文藝非萎枯便隻能成為曆史上的奇迹，不能成為推動時代的精神産物。
什麼是我們革命文藝的讀者對象？或許有人要說：被壓迫的勞苦群衆。
是的，我很願意我很希望，被壓迫的勞苦群衆“能夠”做革命文藝的讀者對象。
但是事實上怎樣？請恕我又要說不中聽的話了。
事實上是你對勞苦群衆呼籲說“這是為你們而作”的作品，勞苦群衆并不能讀，不但不能讀，即使你朗誦給他們聽，他們還是不了解。
他們有他們真心欣賞的“文藝讀物”，便是灘簧小調花鼓戲等一類你所視為含有毒質的東西。
說是因此須得更努力作些新東西來給他們麼？理由何嘗不正确，但事實總是事實，他們還是不能懂得你的話，你的太歐化或是太文言化的白話。
如果先要使他們聽不懂，惟有用方言來做小說，編戲曲，但不幸“方言文學”是極難的工作，目下尚未有人嘗試。
所以結果你的“為勞苦群衆而作”的新文學是隻有“不勞苦”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來閱讀了。
你的作品的對象是甲，而接受你的作品的不得不是乙；這便是最可痛心的矛盾現象！也許有人說，“這也好，比沒有人看好些。
”但這樣的自解嘲是不應該有的罷！你所要喚醒而提高他們革命情緒的，明明是甲，而你的為此目的而作的作起卻又明明不能到達甲的面前，這至少也該說是能力的誤費罷？自然我不說竟可不作此類的文學，但我總覺得我們也該有些作品是為了我們現在事實上的讀者對象而作的。
如果說小資産階級都是不革命，所以對他們說話是徒勞，那便是很大的武斷。
中國革命是否竟可抛開小資産階級，也還是一個費人研究的問題。
我就覺得中國革命的前途還不能全然抛開小資産階級。
說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願多辯；将來的曆史會有公道的證明。
也是基于這一點，我以為現在的“新作品”在題材方面太不顧到小資産階級了。
現在差不多有這麼一種傾向：你做一篇小說為勞苦群衆的工農訴苦，那就不問如何大家齊聲稱你是革命的作家；假如你為小資産階級訴苦，便幾乎罪同反革命。
這是一種很不合理的事！現在的小資産階級沒有痛苦麼？他們不被壓迫麼？如果他們确是有痛苦，被壓迫，為什麼革命文藝者要将他們視同化外之民，不屑污你們的神聖的筆尖呢？或者有人要說，“革命文藝”也描寫小資産階級青年的各種痛苦；但是我要反問：曾有什麼作品描寫小商人，中小農，破落的書香人家……所受到的痛苦麼？沒有呢，絕對沒有！幾乎全國十分之六，是屬于小資産階級的中國，然而它的文壇上沒有表現小資産階級的作品，這不能不說是怪現象罷！這仿佛證明了我們的作家一向隻忙于追逐世界文藝的新潮，幾乎成為東施效颦，而對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