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樣寫《春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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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知識》的主持人寫信給我，希望我寫一點所謂創作經驗，并出了一個題目：“我怎樣寫《春蠶》”。
老實說，在什麼創作經驗一類的題目上，如果我還有什麼值得記下來的，那就早已寫過了，除此而外，委實别無新的經驗。
可是《青年知識》既然叫到了我，看來是不能夠交白卷的了。
一時之間自己也想不出别的題目，那就來談談“我怎樣寫《春蠶》”罷。
我不敢冒充是農家子。
從我能所會說的時候起，見聞範圍确也相當複雜，但從沒在農村生活過。
我幼時的大家庭是在一個十萬人口的大鎮（據一九三五年廬氏新修鎮志），我家（自曾祖以來）并不務農，也不是地主，我幼年所見的鄉下人不出下列二類：家中的傭人（女的居多）以及“丫姑爺”。
我家有幾代的“丫姑爺”常來走動，直到我們的大家庭告終。
童年時代，一年有一度，我可以到鄉下去一趟：這就是清明上墳。
老實說，我那時并不喜歡鄉下：我覺得鄉下所有的，鎮上都有，——鎮上市街之外就有稻田和桑地，有河有塘；而鎮上所有的，例如各種新奇的洋貨，其中包括留聲機和西洋鏡，乃至走江湖的各樣雜耍，鄉下卻都沒有，鄉下确比鎮上單調得多了。
我的母親也是鎮上長大的，她對于農村生活的情形也不會比幼小的我知道得多些，她也不大講農村的情形。
常和我家來往的親戚世交也沒有來自農村的，當然也不會講到農村了。
我幼年的環境就是這樣與農村無緣的。
十五歲以後，我離開故鄉，進中學，二十以後，為了職業之故，長住上海，那自然和農村更加離開得遠了。
這些生活環境上的限制，使我不敢寫農村，而隻敢試試寫《春蠶》，——這隻是太湖流域農村生活的一部分，隻是農村中一個季節。
而為什麼竟敢寫《春蠶》呢？亦自有故。
童年時代我的大家庭中的角色（我的長輩），隻有一位是和農村有血緣關系的，就是我的祖母。
她是地主的女兒。
祖母常常講起她出閣以前的一個笑話：那時她家有個什麼人故世了，我家送了禮去，禮單上有一項是“楮一千擔”，照我們鎮上的風俗，“楮”是冥紙一類的東西，普通以十擔為單位，約如一包火柴的大小，“一千擔”者亦不過一百包火柴那麼大小一堆而已。
但祖母的家鄉（離我家鄉約五十裡）沒有這風俗，所以當時她家的管家一看禮單上有一千擔楮，就叫道：“那倒要多喊幾個長工去搬呢！”祖母是喜歡講這笑話的。
當她向我講這笑話時，她娘家的侄兒們（我的表叔們）雖然有不少位早已到日本學法政去了，其“洋氣之足”實遠過于我家，可是留在祖母記憶中的，依然是太平軍以前的農村風光。
而對于養蠶，她尤其有興趣。
當我童年之時，接連有兩三年，祖母自家養蠶，隻不過十來斤“出火”而已，當然是玩玩的性質；但因家裡人都不在行，到底也臨時找專門女工來幫忙。
我對于養蠶的知識就是從這裡來的。
我們家對于蠶特别有好感。
我的母親也喜歡養蠶玩兒，大概因為母親的外祖父家是絲商，女人們也常以養蠶為一消遣，母親是從小看慣了的緣故。
直到後來我們住在上海了，母親還象作實驗似的每年養百把條蠶，而我的孩子們則在香煙盒内養十幾條蠶，居然每條都作了繭子。
養蠶離不了桑葉，我對于桑的知識卻由來已久。
上面說過，我的故鄉雖然是十萬人口的大鎮，可是市街之外就有桑地。
我幼年在故鄉進高等小學，那高等小學的圍牆外就有一片桑林；我到外祖父家去，就必須走過一段兩旁全是桑林的街道。
每年蠶季，在我們鎮上就有“葉市”；這是一種投機市場，多頭空頭，跟做公債相差無幾。
而我家的親戚世交有不少人是“葉市”的要角。
一年一度的緊張悲樂，我是耳聞目睹的。
這種操縱桑葉價格，剝削農民的“葉市”，到我寫《春蠶
老實說，在什麼創作經驗一類的題目上，如果我還有什麼值得記下來的，那就早已寫過了，除此而外，委實别無新的經驗。
可是《青年知識》既然叫到了我，看來是不能夠交白卷的了。
一時之間自己也想不出别的題目，那就來談談“我怎樣寫《春蠶》”罷。
我不敢冒充是農家子。
從我能所會說的時候起，見聞範圍确也相當複雜，但從沒在農村生活過。
我幼時的大家庭是在一個十萬人口的大鎮（據一九三五年廬氏新修鎮志），我家（自曾祖以來）并不務農，也不是地主，我幼年所見的鄉下人不出下列二類：家中的傭人（女的居多）以及“丫姑爺”。
我家有幾代的“丫姑爺”常來走動，直到我們的大家庭告終。
童年時代，一年有一度，我可以到鄉下去一趟：這就是清明上墳。
老實說，我那時并不喜歡鄉下：我覺得鄉下所有的，鎮上都有，——鎮上市街之外就有稻田和桑地，有河有塘；而鎮上所有的，例如各種新奇的洋貨，其中包括留聲機和西洋鏡，乃至走江湖的各樣雜耍，鄉下卻都沒有，鄉下确比鎮上單調得多了。
我的母親也是鎮上長大的，她對于農村生活的情形也不會比幼小的我知道得多些，她也不大講農村的情形。
常和我家來往的親戚世交也沒有來自農村的，當然也不會講到農村了。
我幼年的環境就是這樣與農村無緣的。
十五歲以後，我離開故鄉，進中學，二十以後，為了職業之故，長住上海，那自然和農村更加離開得遠了。
這些生活環境上的限制，使我不敢寫農村，而隻敢試試寫《春蠶》，——這隻是太湖流域農村生活的一部分，隻是農村中一個季節。
而為什麼竟敢寫《春蠶》呢？亦自有故。
童年時代我的大家庭中的角色（我的長輩），隻有一位是和農村有血緣關系的，就是我的祖母。
她是地主的女兒。
祖母常常講起她出閣以前的一個笑話：那時她家有個什麼人故世了，我家送了禮去，禮單上有一項是“楮一千擔”，照我們鎮上的風俗，“楮”是冥紙一類的東西，普通以十擔為單位，約如一包火柴的大小，“一千擔”者亦不過一百包火柴那麼大小一堆而已。
但祖母的家鄉（離我家鄉約五十裡）沒有這風俗，所以當時她家的管家一看禮單上有一千擔楮，就叫道：“那倒要多喊幾個長工去搬呢！”祖母是喜歡講這笑話的。
當她向我講這笑話時，她娘家的侄兒們（我的表叔們）雖然有不少位早已到日本學法政去了，其“洋氣之足”實遠過于我家，可是留在祖母記憶中的，依然是太平軍以前的農村風光。
而對于養蠶，她尤其有興趣。
當我童年之時，接連有兩三年，祖母自家養蠶，隻不過十來斤“出火”而已，當然是玩玩的性質；但因家裡人都不在行，到底也臨時找專門女工來幫忙。
我對于養蠶的知識就是從這裡來的。
我們家對于蠶特别有好感。
我的母親也喜歡養蠶玩兒，大概因為母親的外祖父家是絲商，女人們也常以養蠶為一消遣，母親是從小看慣了的緣故。
直到後來我們住在上海了，母親還象作實驗似的每年養百把條蠶，而我的孩子們則在香煙盒内養十幾條蠶，居然每條都作了繭子。
養蠶離不了桑葉，我對于桑的知識卻由來已久。
上面說過，我的故鄉雖然是十萬人口的大鎮，可是市街之外就有桑地。
我幼年在故鄉進高等小學，那高等小學的圍牆外就有一片桑林；我到外祖父家去，就必須走過一段兩旁全是桑林的街道。
每年蠶季，在我們鎮上就有“葉市”；這是一種投機市場，多頭空頭，跟做公債相差無幾。
而我家的親戚世交有不少人是“葉市”的要角。
一年一度的緊張悲樂，我是耳聞目睹的。
這種操縱桑葉價格，剝削農民的“葉市”，到我寫《春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