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康熙帝玄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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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這場公開掠奪民地的暴行，延續多年之後，終于被永久禁止。
康熙帝這一措施頗得民心，社會也得到安定。
就實際而言，廢止京畿“圈田令”，還僅是個局部問題。
對全國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康熙帝提倡和獎勵墾荒。
且不說關内各省經濟殘破，即如關外清的“龍興之地”，也同樣是“荒城廢堡，沃野千裡，有土無人”，無法耕種③。
順治時，曾規定鼓勵墾荒的政策，由于戰争還在進行，此項政策收效不大。
到康熙帝即位，才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上。
康熙元年，下了一道嚴令：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墾完。
六年秋，請旨遣官嚴查。
各省墾過地畝，如荒蕪尚多，督撫以下分别議處”④。
這以後，康熙帝又規定了具體條例，把墾荒和人口增加與否，作為考核各級官員升降獎罰的基本依據。
康熙帝說得好：“自古國家久安長治之谟，莫不以足民為首務，必使田野開辟，蓋藏①王慶雲：《熙朝紀政》卷3，頁42。
②王先謙：《東華錄》康熙朝，卷1。
③王先謙：《東華錄》康熙朝，卷1。
①蔣良骐：《東華錄》卷9，頁147。
②蔣良骐：《東華錄》卷9，頁152。
③《東華錄》卷8。
④《大清會典》卷2《戶部·田土·開墾》。
有餘，而又取之不盡其力，然後民氣和樂，聿成豐亨豫犬之休。
”①康熙帝着力于“勸墾”，正是為國家的長治久安積蓄豐厚的物質财富。
為了調動農民歸鄉、墾荒的積極性，康熙帝一再放寬起科的年限。
開始，一般都定為墾荒三年起科，至康熙十年，又延至四年，再改為六年。
十二年十一月，康熙帝又指示：“嗣後各省開墾荒地，俱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
”②以後，随着經濟狀況的好轉，起科年限又有所縮短，各省規定不盡相同，三、五年不等。
到康熙帝後期，“國用已足”，對一些新墾荒田仍“不事加征”③。
墾荒政策貫徹康熙帝執政的始終。
廣大農民受到鼓勵，并得到墾荒的實惠，生産的積極性随之而提高了。
康熙十三年，“定招民開墾酌量試用之例”：凡貢、監生員、民人墾地三十頃以上至百頃以上者，奏送吏兵二部，試其文化程度，授與知縣，縣丞、守備、百總等官④。
條例還特别鼓勵殷實之家即地主鄉紳墾田。
他們家給富足，有條件多墾荒，所以，所得利益最多。
通過墾荒，其土地即歸開墾者所有，“不許原主複問”。
還有一部分土地，即明朝皇室勳戚的莊田，均并入所在州縣土地，“與民田一體給民為業”，此一田地稱為“更名地”。
願認領“更名地”者，需向當地州縣官府繳納“易價銀兩”，實際是變價出售給農民。
康熙九年（1670），規定“更名地”與民田一例輸銀，免其納租，取消易價銀，已征收的，可抵下年正賦。
這項改革，使農民增加獲得土地的機會，也減輕了負擔。
康熙帝在位時期，墾荒與耕地穩步增長。
以康熙二十四年為例，該年土地為五百八十九萬一千六百餘頃，比順治十八年增加了五十多萬頃。
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說：“今天下戶口甚繁，地無棄土。
”①至康熙六十一年，達到八百五十一萬九百九十餘頃。
②康熙帝一直很重視興修水利。
他認識到水利與發展農業生産息息相關，把它看成是自己為政的一件大事，一直到逝世，他始終沒有放松對水利的整治。
自順治以來，為害最大的是黃河、淮河、連年決口。
據統計，在康熙帝執政的最初十五年内，黃河決口達六十九次，平均每年決口四點六次。
黃、淮每次決口都給中原産糧區和江南蘇、松等富庶之區造成慘重的經濟損失，直接危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影響到局勢的穩定。
順治時，每年為治黃投資百數十萬兩，役丁夫數萬，迄無成效。
到康熙十五年，已更換五任河道總督，也無濟于事。
康熙帝決心治黃，務求“一勞永逸之計”③。
康熙十六年，康熙帝選中才能卓著的治河專家安徽巡撫靳輔繼任河道總督。
在全力平吳叛亂、國家經濟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康熙帝不為廷臣議論所左右，全力支持靳輔整治黃河的大修計劃，撥給治河經費二百五十餘萬兩④，①《清聖祖實錄》卷44。
②同上。
③《清聖祖實錄》卷256。
④《清朝通典》卷一，《食貨》一。
①《清聖祖實錄》卷256。
②《清世宗實錄》卷3。
③《清聖祖實錄》卷63。
④《清聖祖實錄》卷63。
此後，每年撥三百餘萬兩。
在康熙帝的嚴督下，靳輔盡心主持河務，曆六年之艱辛，使黃河、淮河盡複故道，水患頓消。
康熙帝高興地說：“河道關系國計民生，最為緊要。
今聞河流得歸故道，深為可喜。
以後益宜嚴毖，勿緻疏防。
”①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帝南巡，首次閱河工，并召見靳輔，高度評價他治河的功績，即興賦詩一首，賜給他，還囑他大功告成時，将治河事寫成書，賜書名《治河書》，以“垂之永久”②。
自這年始，至四十六年，康熙帝曾六次親自視察河工，實地考察，指授治河方略，對治河起到了領導與指導的重大作用。
康熙帝重用水利專家靳輔治河十一年，不僅全面整治了黃、淮，變水害為水利，并疏理了運河，使之暢通無阻，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
治黃淮，興水利，是康熙帝的一項重大成就。
他去世後，官修《聖祖實錄》贊揚他“治淮黃，築六壩，修太行堤，障沁河諸水之下流；疏永定、子牙兩河之潴洩，捍民之患，而仁被于澤。
”③又說：“巡閱河工，指授方略，淮黃底定，世賴平成。
”④這些頌揚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上反映了曆史的真實。
康熙帝身為帝王，時時“轸念民生”，他不隻是說說而已，而是身體力行的。
在他執政五十一年時，他總結自己的治績說：“朕宵盱孜孜，勤求民瘼，永惟惠下實政，無如除賦蠲租。
”蠲免錢糧，是他“轸念民生”的具體體現，也是他對自己頗為滿意的一大“實政”。
實在說，康熙帝一朝蠲免的次數之多，範圍之廣，堅持時間之久，數量之巨，都是在此之前任何一代所無法比拟的。
在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凡遇國家慶典、戰争及他巡幸所經之地，即行局部的或全國性的蠲免。
而災荒蠲免則是經常而無間斷的。
災荒如水、旱、蟲、霜雹、地震、火及風所造成的破壞，康熙帝即據災情，給予蠲賦，或減征，或赈濟，務使災民存活。
康熙帝做到了無年不蠲免，無地不蠲免。
一年之中，有蠲免一省至數省的，有一省連蠲數年的，至于一城、一縣、一鄉受蠲免的就更多了。
如，康熙帝決定從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先後将河南、直隸、湖北等九省地租額免征，“三載之内，布惠一周。
”其後，“普免之典，實肇于此”①。
康熙四十四年，據大學士統計，自康熙元年以來四十四年間，全國所免錢糧總數共九千餘萬兩②。
至四十九年，據戶部奏，蠲除之數“已逾萬萬”③。
特别是，就在這一年，康熙帝宣布：從明年即康熙五十年始，在三年以内，将全國各省錢糧“通免一周”。
決定先蠲免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九省錢糧。
至于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④。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已統計三年之内，“總蠲免天下地畝人才新征舊欠，共銀三千二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①《清聖祖實錄》卷77。
②靳輔：《治河方略》卷首，《進書表一道》。
③《清聖祖實錄》卷300。
④《清聖祖實錄》卷1。
①王慶雲：《熙朝紀政》卷1，《紀災蠲》。
②《清聖祖實錄》卷223。
③《清聖祖實錄》卷244。
④同上。
兩有奇”⑤。
康熙帝在執政五十年時說過：“每思民為邦本，勤恤為先，政在養民，蠲租為急。
”⑥他把蠲免看成是“古今第一仁政”⑦。
數十年來，他躬身實踐，收效明顯。
民困得到纾解，民力得到培植，國家儲積充盈。
值得稱道的一件盛事，是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向全國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即以五十年全國人丁數為準，“勿增勿減，永為定額。
其後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錢糧，編審時止将增出實數察明，另造清冊題報。
”①康熙帝大膽取消新增人丁的人頭稅，這是曆代所未曾有過的一樁帶有根本性的大事。
這一宣布，标志着當時的經濟已達到高度繁榮的程度！康熙帝的這一重大政策的轉變，還預示着解放生産力，促進人口與經濟的迅速增長。
至康熙帝晚年，全國耕地面積大幅度上升，人口也由數千萬驟增至一億數千萬！因此，康熙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實際上，也就是宣告“盛世”的開始！ ⑤《清聖祖實錄》卷251。
⑥《清聖祖實錄》卷244。
⑦《熙朝紀政》卷1，《紀蠲免》。
①《清聖祖實錄》卷249。
第八節 重文化 康熙帝是清入關後的第二代皇帝，剛剛從武力取天下轉入和平建國時期。
他順應這一形勢，大力倡導漢族的傳統文化，并率先示範，把自己所學與為政緊密地結合起來，孜孜求治，取得了先輩們所不曾有過的業績；同時，又把自己造就成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才，這在中國曆代皇帝中确屬罕見。
康熙帝重視文化，倡導并率先學習各種知識。
康熙五十年（1711），有一次，他談到自己的學習情況：“朕禦極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鑒、性理等書，俱經研究。
每儒臣逐日進講，朕則先為講解一過，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之處，亦即與諸臣反複讨論，期于義理貫通而後已。
”②這段話是他對自己數十年如一日刻苦學習的生動概括和總結。
除了學習中國典籍，他還以“極大的熱情”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如幾何學、靜力學、天文學以及哲學、醫學，無所不學。
他在西方學者如南懷仁、徐日升等人的指導下，很快掌握了這些知識。
他還有興趣地學習西方樂理，學會使用樂器。
西方傳教士引入的科學儀器，他都熱衷于操作，親自應用儀器測量高度、距離。
①在當時，他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
當然，在他所學的知識中，他最重視的是儒學，他推崇程氏兄弟和朱熹的理學。
他深入研究，不斷闡發其微言大義，自成一家之言，成為理學的權威。
他組織編纂如《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等書，親自為序，闡明他的見解。
來中國傳教的法國耶稣會士白晉，在細心地觀察康熙帝言行之後，認為“他長期研究中國古籍，完全領會了儒教的精神”，稱他是中國“儒教的教祖”。
康熙帝崇儒重道，孜孜于聖賢之學，朝野上下，乃至思想文化界紛紛仿效，一時成為風氣。
深有造詣的經學家、理學家、思想家、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不斷湧現出來，他們一系列的成就，标志着封建文化開始攀登上一個新的高峰，顯示了空前昌盛的景象。
但是，正如作為一個西方人的白晉所指出：“現今中國，人們把道德、哲學視為主要學問，卻極端忽視了哲學以外的其它學問。
”這就是說，中國曆代統治者包括康熙帝這樣傑出的封建帝王在内，從來都把儒學倫理放在第一位，用封建綱常一套思想來維護鞏固統治，至于科學技術在他們看來是無關緊要的，甚至把它視為“淫巧”而加以排斥。
康熙帝熱心學習各種知識，包括西方科學知識，是他從一個帝王的立場出發，要使自己成為萬民景仰的絕對權威，以駕馭群臣和人民，俯首聽命。
因此，他在這一點上與曆代帝王并無根本不同。
他把學到的西方新知識，自己壟斷起來，沒有指示更沒有倡導把它推廣到生産實踐中去，因而西方傳入的科學技術并沒有給中國的生産發展帶來益處。
康熙帝把自己精心學到的儒家倫理應用于治道，卻是取得了完全成功。
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實行，不徒空談耳。
”①他學習愈深透，求治之心愈切。
同他的學習态度一樣，他六十餘年如一日，為政毫無懈怠之時，可概括為一是勤，二是實，即勤于政事，講實際，求實效，不尚空話，飾虛文。
②《清聖祖實錄》卷245。
①白晉：《康熙皇帝》。
①《清聖祖實錄》卷43。
康熙帝去世前，留下遺诏，曾說到他一生的辛苦：“自禦極以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
數十年來，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lsquo勞苦&rsquo二字所能該（概）括耶！”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深感“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之日”②。
短短幾句話，是他六十一年勤政的寫照。
從登基之日始，特别是他親政後，每日“昧爽視事，惟恐有怠政務”③。
即使有病，“亦勉出聽政”，有時半夜來了緊急奏報，必“披衣而起”④。
每次出巡，不論在何地，也是日日處理政務，他堅持當天的事當天處理完。
據白晉親見，康熙帝“日夜為國操勞”。
康熙帝曾對心腹之臣高士奇表露他的苦衷：“朕于政事無論大小，從未草率。
每在宮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經營籌畫于胸中。
”①這又反映他勤于思考，處事深思熟慮的嚴謹作風。
康熙帝為政，主張“見諸實行，不徒空談”②。
他自己這樣做，要求大小臣屬也這樣做。
他認為，凡事皆在人為，取決于人的主觀努力，反對用“天命”一類的“虛文”來掩飾自己的庸碌無為。
他承認自己也是一個普通的人，如其所說：“朕之生也，并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惟有“實心行實政而已”。
所以，他一生從不許談論什麼“景星”、“慶雲”、“芝草”等祯符祥瑞，他說，這都是“虛文”，“朕所不取”③。
臣屬每逢國家慶典對他稱頌、上尊号，祝壽，這些都為康熙帝所拒絕。
群臣準備為他慶七十壽辰，這最後一次請求也被他拒絕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旅程，壽六十有九。
葬景陵。
廟号“聖祖”，尊谥為“仁皇帝”。
②《清聖祖實錄》卷300。
③《康熙起居注》第二冊，頁850。
④《清聖祖實錄》卷99。
①《康熙起居注》第二冊，頁1250。
②《清聖祖實錄》卷43。
③《清聖祖實錄》卷275。
”②這場公開掠奪民地的暴行，延續多年之後，終于被永久禁止。
康熙帝這一措施頗得民心，社會也得到安定。
就實際而言，廢止京畿“圈田令”，還僅是個局部問題。
對全國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康熙帝提倡和獎勵墾荒。
且不說關内各省經濟殘破，即如關外清的“龍興之地”，也同樣是“荒城廢堡，沃野千裡，有土無人”，無法耕種③。
順治時，曾規定鼓勵墾荒的政策，由于戰争還在進行，此項政策收效不大。
到康熙帝即位，才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上。
康熙元年，下了一道嚴令：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墾完。
六年秋，請旨遣官嚴查。
各省墾過地畝，如荒蕪尚多，督撫以下分别議處”④。
這以後，康熙帝又規定了具體條例，把墾荒和人口增加與否，作為考核各級官員升降獎罰的基本依據。
康熙帝說得好：“自古國家久安長治之谟，莫不以足民為首務，必使田野開辟，蓋藏①王慶雲：《熙朝紀政》卷3，頁42。
②王先謙：《東華錄》康熙朝，卷1。
③王先謙：《東華錄》康熙朝，卷1。
①蔣良骐：《東華錄》卷9，頁147。
②蔣良骐：《東華錄》卷9，頁152。
③《東華錄》卷8。
④《大清會典》卷2《戶部·田土·開墾》。
有餘，而又取之不盡其力，然後民氣和樂，聿成豐亨豫犬之休。
”①康熙帝着力于“勸墾”，正是為國家的長治久安積蓄豐厚的物質财富。
為了調動農民歸鄉、墾荒的積極性，康熙帝一再放寬起科的年限。
開始，一般都定為墾荒三年起科，至康熙十年，又延至四年，再改為六年。
十二年十一月，康熙帝又指示：“嗣後各省開墾荒地，俱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
”②以後，随着經濟狀況的好轉，起科年限又有所縮短，各省規定不盡相同，三、五年不等。
到康熙帝後期，“國用已足”，對一些新墾荒田仍“不事加征”③。
墾荒政策貫徹康熙帝執政的始終。
廣大農民受到鼓勵，并得到墾荒的實惠，生産的積極性随之而提高了。
康熙十三年，“定招民開墾酌量試用之例”：凡貢、監生員、民人墾地三十頃以上至百頃以上者，奏送吏兵二部，試其文化程度，授與知縣，縣丞、守備、百總等官④。
條例還特别鼓勵殷實之家即地主鄉紳墾田。
他們家給富足，有條件多墾荒，所以，所得利益最多。
通過墾荒，其土地即歸開墾者所有，“不許原主複問”。
還有一部分土地，即明朝皇室勳戚的莊田，均并入所在州縣土地，“與民田一體給民為業”，此一田地稱為“更名地”。
願認領“更名地”者，需向當地州縣官府繳納“易價銀兩”，實際是變價出售給農民。
康熙九年（1670），規定“更名地”與民田一例輸銀，免其納租，取消易價銀，已征收的，可抵下年正賦。
這項改革，使農民增加獲得土地的機會，也減輕了負擔。
康熙帝在位時期，墾荒與耕地穩步增長。
以康熙二十四年為例，該年土地為五百八十九萬一千六百餘頃，比順治十八年增加了五十多萬頃。
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說：“今天下戶口甚繁，地無棄土。
”①至康熙六十一年，達到八百五十一萬九百九十餘頃。
②康熙帝一直很重視興修水利。
他認識到水利與發展農業生産息息相關，把它看成是自己為政的一件大事，一直到逝世，他始終沒有放松對水利的整治。
自順治以來，為害最大的是黃河、淮河、連年決口。
據統計，在康熙帝執政的最初十五年内，黃河決口達六十九次，平均每年決口四點六次。
黃、淮每次決口都給中原産糧區和江南蘇、松等富庶之區造成慘重的經濟損失，直接危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影響到局勢的穩定。
順治時，每年為治黃投資百數十萬兩，役丁夫數萬，迄無成效。
到康熙十五年，已更換五任河道總督，也無濟于事。
康熙帝決心治黃，務求“一勞永逸之計”③。
康熙十六年，康熙帝選中才能卓著的治河專家安徽巡撫靳輔繼任河道總督。
在全力平吳叛亂、國家經濟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康熙帝不為廷臣議論所左右，全力支持靳輔整治黃河的大修計劃，撥給治河經費二百五十餘萬兩④，①《清聖祖實錄》卷44。
②同上。
③《清聖祖實錄》卷256。
④《清朝通典》卷一，《食貨》一。
①《清聖祖實錄》卷256。
②《清世宗實錄》卷3。
③《清聖祖實錄》卷63。
④《清聖祖實錄》卷63。
此後，每年撥三百餘萬兩。
在康熙帝的嚴督下，靳輔盡心主持河務，曆六年之艱辛，使黃河、淮河盡複故道，水患頓消。
康熙帝高興地說：“河道關系國計民生，最為緊要。
今聞河流得歸故道，深為可喜。
以後益宜嚴毖，勿緻疏防。
”①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帝南巡，首次閱河工，并召見靳輔，高度評價他治河的功績，即興賦詩一首，賜給他，還囑他大功告成時，将治河事寫成書，賜書名《治河書》，以“垂之永久”②。
自這年始，至四十六年，康熙帝曾六次親自視察河工，實地考察，指授治河方略，對治河起到了領導與指導的重大作用。
康熙帝重用水利專家靳輔治河十一年，不僅全面整治了黃、淮，變水害為水利，并疏理了運河，使之暢通無阻，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
治黃淮，興水利，是康熙帝的一項重大成就。
他去世後，官修《聖祖實錄》贊揚他“治淮黃，築六壩，修太行堤，障沁河諸水之下流；疏永定、子牙兩河之潴洩，捍民之患，而仁被于澤。
”③又說：“巡閱河工，指授方略，淮黃底定，世賴平成。
”④這些頌揚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上反映了曆史的真實。
康熙帝身為帝王，時時“轸念民生”，他不隻是說說而已，而是身體力行的。
在他執政五十一年時，他總結自己的治績說：“朕宵盱孜孜，勤求民瘼，永惟惠下實政，無如除賦蠲租。
”蠲免錢糧，是他“轸念民生”的具體體現，也是他對自己頗為滿意的一大“實政”。
實在說，康熙帝一朝蠲免的次數之多，範圍之廣，堅持時間之久，數量之巨，都是在此之前任何一代所無法比拟的。
在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凡遇國家慶典、戰争及他巡幸所經之地，即行局部的或全國性的蠲免。
而災荒蠲免則是經常而無間斷的。
災荒如水、旱、蟲、霜雹、地震、火及風所造成的破壞，康熙帝即據災情，給予蠲賦，或減征，或赈濟，務使災民存活。
康熙帝做到了無年不蠲免，無地不蠲免。
一年之中，有蠲免一省至數省的，有一省連蠲數年的，至于一城、一縣、一鄉受蠲免的就更多了。
如，康熙帝決定從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先後将河南、直隸、湖北等九省地租額免征，“三載之内，布惠一周。
”其後，“普免之典，實肇于此”①。
康熙四十四年，據大學士統計，自康熙元年以來四十四年間，全國所免錢糧總數共九千餘萬兩②。
至四十九年，據戶部奏，蠲除之數“已逾萬萬”③。
特别是，就在這一年，康熙帝宣布：從明年即康熙五十年始，在三年以内，将全國各省錢糧“通免一周”。
決定先蠲免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九省錢糧。
至于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④。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已統計三年之内，“總蠲免天下地畝人才新征舊欠，共銀三千二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①《清聖祖實錄》卷77。
②靳輔：《治河方略》卷首，《進書表一道》。
③《清聖祖實錄》卷300。
④《清聖祖實錄》卷1。
①王慶雲：《熙朝紀政》卷1，《紀災蠲》。
②《清聖祖實錄》卷223。
③《清聖祖實錄》卷244。
④同上。
兩有奇”⑤。
康熙帝在執政五十年時說過：“每思民為邦本，勤恤為先，政在養民，蠲租為急。
”⑥他把蠲免看成是“古今第一仁政”⑦。
數十年來，他躬身實踐，收效明顯。
民困得到纾解，民力得到培植，國家儲積充盈。
值得稱道的一件盛事，是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向全國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即以五十年全國人丁數為準，“勿增勿減，永為定額。
其後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錢糧，編審時止将增出實數察明，另造清冊題報。
”①康熙帝大膽取消新增人丁的人頭稅，這是曆代所未曾有過的一樁帶有根本性的大事。
這一宣布，标志着當時的經濟已達到高度繁榮的程度！康熙帝的這一重大政策的轉變，還預示着解放生産力，促進人口與經濟的迅速增長。
至康熙帝晚年，全國耕地面積大幅度上升，人口也由數千萬驟增至一億數千萬！因此，康熙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實際上，也就是宣告“盛世”的開始！ ⑤《清聖祖實錄》卷251。
⑥《清聖祖實錄》卷244。
⑦《熙朝紀政》卷1，《紀蠲免》。
①《清聖祖實錄》卷249。
第八節 重文化 康熙帝是清入關後的第二代皇帝，剛剛從武力取天下轉入和平建國時期。
他順應這一形勢，大力倡導漢族的傳統文化，并率先示範，把自己所學與為政緊密地結合起來，孜孜求治，取得了先輩們所不曾有過的業績；同時，又把自己造就成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才，這在中國曆代皇帝中确屬罕見。
康熙帝重視文化，倡導并率先學習各種知識。
康熙五十年（1711），有一次，他談到自己的學習情況：“朕禦極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鑒、性理等書，俱經研究。
每儒臣逐日進講，朕則先為講解一過，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之處，亦即與諸臣反複讨論，期于義理貫通而後已。
”②這段話是他對自己數十年如一日刻苦學習的生動概括和總結。
除了學習中國典籍，他還以“極大的熱情”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如幾何學、靜力學、天文學以及哲學、醫學，無所不學。
他在西方學者如南懷仁、徐日升等人的指導下，很快掌握了這些知識。
他還有興趣地學習西方樂理，學會使用樂器。
西方傳教士引入的科學儀器，他都熱衷于操作，親自應用儀器測量高度、距離。
①在當時，他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
當然，在他所學的知識中，他最重視的是儒學，他推崇程氏兄弟和朱熹的理學。
他深入研究，不斷闡發其微言大義，自成一家之言，成為理學的權威。
他組織編纂如《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等書，親自為序，闡明他的見解。
來中國傳教的法國耶稣會士白晉，在細心地觀察康熙帝言行之後，認為“他長期研究中國古籍，完全領會了儒教的精神”，稱他是中國“儒教的教祖”。
康熙帝崇儒重道，孜孜于聖賢之學，朝野上下，乃至思想文化界紛紛仿效，一時成為風氣。
深有造詣的經學家、理學家、思想家、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不斷湧現出來，他們一系列的成就，标志着封建文化開始攀登上一個新的高峰，顯示了空前昌盛的景象。
但是，正如作為一個西方人的白晉所指出：“現今中國，人們把道德、哲學視為主要學問，卻極端忽視了哲學以外的其它學問。
”這就是說，中國曆代統治者包括康熙帝這樣傑出的封建帝王在内，從來都把儒學倫理放在第一位，用封建綱常一套思想來維護鞏固統治，至于科學技術在他們看來是無關緊要的，甚至把它視為“淫巧”而加以排斥。
康熙帝熱心學習各種知識，包括西方科學知識，是他從一個帝王的立場出發，要使自己成為萬民景仰的絕對權威，以駕馭群臣和人民，俯首聽命。
因此，他在這一點上與曆代帝王并無根本不同。
他把學到的西方新知識，自己壟斷起來，沒有指示更沒有倡導把它推廣到生産實踐中去，因而西方傳入的科學技術并沒有給中國的生産發展帶來益處。
康熙帝把自己精心學到的儒家倫理應用于治道，卻是取得了完全成功。
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實行，不徒空談耳。
”①他學習愈深透，求治之心愈切。
同他的學習态度一樣，他六十餘年如一日，為政毫無懈怠之時，可概括為一是勤，二是實，即勤于政事，講實際，求實效，不尚空話，飾虛文。
②《清聖祖實錄》卷245。
①白晉：《康熙皇帝》。
①《清聖祖實錄》卷43。
康熙帝去世前，留下遺诏，曾說到他一生的辛苦：“自禦極以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嘗少懈。
數十年來，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lsquo勞苦&rsquo二字所能該（概）括耶！”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深感“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之日”②。
短短幾句話，是他六十一年勤政的寫照。
從登基之日始，特别是他親政後，每日“昧爽視事，惟恐有怠政務”③。
即使有病，“亦勉出聽政”，有時半夜來了緊急奏報，必“披衣而起”④。
每次出巡，不論在何地，也是日日處理政務，他堅持當天的事當天處理完。
據白晉親見，康熙帝“日夜為國操勞”。
康熙帝曾對心腹之臣高士奇表露他的苦衷：“朕于政事無論大小，從未草率。
每在宮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經營籌畫于胸中。
”①這又反映他勤于思考，處事深思熟慮的嚴謹作風。
康熙帝為政，主張“見諸實行，不徒空談”②。
他自己這樣做，要求大小臣屬也這樣做。
他認為，凡事皆在人為，取決于人的主觀努力，反對用“天命”一類的“虛文”來掩飾自己的庸碌無為。
他承認自己也是一個普通的人，如其所說：“朕之生也，并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惟有“實心行實政而已”。
所以，他一生從不許談論什麼“景星”、“慶雲”、“芝草”等祯符祥瑞，他說，這都是“虛文”，“朕所不取”③。
臣屬每逢國家慶典對他稱頌、上尊号，祝壽，這些都為康熙帝所拒絕。
群臣準備為他慶七十壽辰，這最後一次請求也被他拒絕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旅程，壽六十有九。
葬景陵。
廟号“聖祖”，尊谥為“仁皇帝”。
②《清聖祖實錄》卷300。
③《康熙起居注》第二冊，頁850。
④《清聖祖實錄》卷99。
①《康熙起居注》第二冊，頁1250。
②《清聖祖實錄》卷43。
③《清聖祖實錄》卷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