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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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援兵均聽兵部尚書、薊遼督師袁崇煥調度。
袁崇煥聞警，千裡疾馳，趕到京師，部署防禦。
皇太極見袁來到，知難力取，便設下反間計，指令副将高鴻中、參将鮑承先巧妙地讓被俘太監楊春“偷聽”到袁與金汗有密約，欲為内應的談話，再放跑楊春。
楊春回京後，密告崇祯帝朱由檢。
崇祯帝早就因袁曾與金有過吊喪議和之事及擅殺東江鎮總兵毛文龍，而頗為惱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誣袁召來金兵，遂相信楊春之話，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獄，八個月後并以“通虜謀叛”等罪，将袁崇煥處以磔刑，籍沒家産，兄弟、妻子流放三千裡，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
皇太極知悉妙計成功，明帝自毀長城，大喜，統軍猛攻明軍，先後擊殺明勇将武經略滿桂、副将孫祖壽等人，擒獲總兵黑雲龍等将，縱掠畿内，連下遷安、灤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縣，屢敗明兵，留兵駐守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于天聰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沈陽。
此戰被明人稱為“己巳之役”（己巳為金天聰三年、明崇祯二年的幹支年号），曆時五月餘，金兵第一次突破長城，進入明境，勢如破竹，席卷長驅，千裡奔襲，直抵北京城下，讨斬殺、擒獲、逼死明督師、經略、總兵、副将、巡撫多人，“每戰必勝，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從此開始了金國掌握主動權、明朝步步敗退的新階段。
統一漠南為了彌補女真&mdash&mdash滿洲人數太少的根本弱點，為了清除北方、東北方向來的威脅，為了斬斷明國右臂，皇太極加緊進行統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撫工作。
一方面屢派使者，招誘巴林等部歸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對付察哈爾部林丹汗。
天聰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極率軍離沈陽，西征林丹汗，适值遼河水漲，人馬浮水而過，兩晝夜始渡完。
沿途蒙古各部貝勒紛紛遵奉率兵從征谕旨前來相會，到十二日，來會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車裡克、伊蘇忒、紮魯特、敖漢、奈曼、阿祿、巴林、科爾沁等部及北邊蒙古諸部奧巴等數十位貝勒，均獻酒獻馬，汗設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貝勒，嘉獎踴躍遵命之貝勒，訓斥怠緩之人。
皇太極谕：“朕以察哈爾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爾等率本部兵來會。
今爾等所領之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科爾沁部土謝圖額驸奧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馬匹，散給部衆，疾馳來會”，“足見立心誠悫，憂樂相同，朕甚嘉之”。
至于舅舅吳克善的行動，則使“朕心不甚歡樂”。
紮魯特部諸貝勒，“尚屬實心效力”，敖漢、奈曼諸貝勒，亦“較優，然也未為盡善”。
巴林諸貝勒似尚畏懼察哈爾，且“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祿諸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淩，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複仇，而不多發兵馬”，“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應俟班師日議罪”。
各貝勒皆叩首受命。
這次訓谕，對激勵和鞭策蒙古踴躍從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極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舉蕩平察哈爾。
四月二十二日，大軍過興安嶺，行軍已達一千三百多裡（從沈陽算起）。
但是，連一個察哈爾人也未看到，原來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哈家的兩名舊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間潛盜良馬六匹，飛奔察哈爾，通知金兵大舉來攻。
“林丹汗聞之大懼，遍谕部衆，棄本土而奔，遣人赴歸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驅富民及牲畜盡渡黃河。
察哈爾國人倉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
”①皇太極知悉此情，谕領兵諸貝勒大臣：“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交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軍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住”。
于是大軍向歸化城前進。
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魯哈喇克沁，分兵兩翼，左翼以貝勒阿濟格為帥，率科爾沁土謝圖額驸奧巴及巴林、紮魯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祿等部兵一萬，往掠大同、宣府邊外一帶察哈爾部民；右翼命濟爾哈朗、嶽托、德格類、薩哈廉、多爾衮、多铎、豪格等貝勒領兵二萬，往掠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汗與大貝勒代善、貝勒莽古爾泰統大軍繼進。
二十七日獲悉，林丹汗聞金兵入境，驚慌失措，“盡攜部民、牲畜、财物，渡黃河以遁，所遺止窮民耳”。
這一天，大軍行馳七百裡，西至黃河木納漢山，東至宣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歸附者，編為戶口”②。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極緻書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稱：“我北征察哈爾，窮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訊之，雲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還兵克歸化城”，“近聞察哈爾所遺人畜财物，為爾等收留，當一一歸還于我。
否則，自取禍患。
”明将大驚，立即送還逃入蒙古及欲賞與林丹汗之财物，計有男婦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餘及所賞緞布帛六千餘匹。
宣府守将亦将犒賞察哈爾汗所财物存在張家口者，全部獻出，計緞布及虎豹狐獺等皮共一萬二千五百匹（張）。
明宣府巡撫、總兵又遵金汗谕旨，議和通市，贈獻黃金、白銀、蟒緞、布匹、茶葉數千（匹、兩、包）。
六月二十四日，大軍紮營于張家口外喀喇把爾噶孫，“列三十營，聯絡四十裡”。
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廬舍，棄其糧糗，各籍所俘獲，以聞于上，共計人口牲畜十萬有餘”①。
皇太極認為此戰目的基本達到，遂統軍東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陽。
此行往返萬餘裡，曆時三個月零二十六天，雖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給其以緻命打擊，逼其丢棄本土遠逃，察哈爾部分崩瓦解。
林丹汗率殘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違不行”，原有三十餘萬部衆，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
到天聰八年，無處安身東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灘，餘部紛紛回歸，投順于金汗。
天聰九年二月，多爾衮等貝勒奉谕統兵一萬，①《清太宗實錄》卷11，頁27。
②《清太宗實錄》卷11，頁27、34、35、36。
①《清太宗實錄》卷12，頁5、6。
往尋林丹汗之子額哲，于四月降額哲及其母蘇泰太後，并獲元朝曆代傳國玉玺。
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後，窦土門福晉，以及其他貝勒、寨桑，紛率所部來歸。
漠南蒙古各部悉隸金汗之下。
皇太極深知，隻靠一二次征剿和随從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長期歸順于己，也不能僅僅依靠盟誓，而須以武力作後盾，用制度、法令來約束各部，使他們聽從金汗統轄和指揮。
天聰三年正月，他頒敕谕于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
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歸順各部蒙古諸貝勒，申定軍令”，規定凡遇出師之時，宜踴躍争赴，協力同心，不得遲期。
若征察哈爾，凡管旗之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須從征，違者，罰馬一百匹駝十頭。
遲三日不至約會之地，罰馬十匹。
若征明國，每旗大貝勒一員、台吉二員，率精兵百人從征，違者，罰馬一千匹、駝百頭。
于相約會集之地擄掠者，罰馬百匹、駝十頭。
①天聰八年正月，皇太極借外藩蒙古科爾沁、敖漢、阿祿、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貝勒來朝的機會，具體定其法例。
他谕告諸貝勒：“爾蒙古諸部落，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今與諸貝勒約定：凡貝勒奪有夫之婦配與他人者，罰馬五十匹、駝五隻，其納婦之人，罰七九之數，給與原夫。
奸有夫之婦，拐投别貝勒者，男婦俱論死，取其妻子牲畜，盡給原夫，如貝勒不執送，罰貝勒馬五十匹、駝五隻。
盔甲、綿甲、馬鬃尾無牌印，以及盔纓、纛纓、纛幅不遵金國制度者，俱罪之。
②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達爾漢前往蒙古，在碩翁科爾大會敖漢、奈曼、巴林、紮魯特、翁牛特、四子、吳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賴各部管事大小諸貝勒，分定各部地界，嚴禁各部互相侵越③。
第二年天聰九年二月，又編審内外喀喇沁蒙古壯丁，除盲人及手足殘廢者外，年六十歲以下、十八歲以上，俱照例編審，共編壯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壯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隸于滿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舊蒙古，正式編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達賴、恩格圖、布彥代、伊拜、蘇納、吳賴、扈什布等八人為固山額真，各旗均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員。
①漠南蒙古各部的統一及蒙古八旗的編立，為金國擴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馬，加強了滿蒙聯盟，消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對金國的鞏固和強大，以及對明國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從此以後，金國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改元崇德①《清太宗實錄》卷5，頁2、11。
②《清太宗實錄》卷17，
袁崇煥聞警，千裡疾馳，趕到京師，部署防禦。
皇太極見袁來到，知難力取，便設下反間計，指令副将高鴻中、參将鮑承先巧妙地讓被俘太監楊春“偷聽”到袁與金汗有密約，欲為内應的談話，再放跑楊春。
楊春回京後，密告崇祯帝朱由檢。
崇祯帝早就因袁曾與金有過吊喪議和之事及擅殺東江鎮總兵毛文龍，而頗為惱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誣袁召來金兵，遂相信楊春之話，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獄，八個月後并以“通虜謀叛”等罪，将袁崇煥處以磔刑，籍沒家産，兄弟、妻子流放三千裡，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
皇太極知悉妙計成功，明帝自毀長城，大喜，統軍猛攻明軍，先後擊殺明勇将武經略滿桂、副将孫祖壽等人，擒獲總兵黑雲龍等将，縱掠畿内，連下遷安、灤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縣，屢敗明兵，留兵駐守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于天聰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沈陽。
此戰被明人稱為“己巳之役”（己巳為金天聰三年、明崇祯二年的幹支年号），曆時五月餘，金兵第一次突破長城，進入明境，勢如破竹，席卷長驅，千裡奔襲，直抵北京城下，讨斬殺、擒獲、逼死明督師、經略、總兵、副将、巡撫多人，“每戰必勝，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從此開始了金國掌握主動權、明朝步步敗退的新階段。
統一漠南為了彌補女真&mdash&mdash滿洲人數太少的根本弱點，為了清除北方、東北方向來的威脅，為了斬斷明國右臂，皇太極加緊進行統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撫工作。
一方面屢派使者，招誘巴林等部歸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對付察哈爾部林丹汗。
天聰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極率軍離沈陽，西征林丹汗，适值遼河水漲，人馬浮水而過，兩晝夜始渡完。
沿途蒙古各部貝勒紛紛遵奉率兵從征谕旨前來相會，到十二日，來會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車裡克、伊蘇忒、紮魯特、敖漢、奈曼、阿祿、巴林、科爾沁等部及北邊蒙古諸部奧巴等數十位貝勒，均獻酒獻馬，汗設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貝勒，嘉獎踴躍遵命之貝勒，訓斥怠緩之人。
皇太極谕：“朕以察哈爾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爾等率本部兵來會。
今爾等所領之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科爾沁部土謝圖額驸奧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馬匹，散給部衆，疾馳來會”，“足見立心誠悫，憂樂相同，朕甚嘉之”。
至于舅舅吳克善的行動，則使“朕心不甚歡樂”。
紮魯特部諸貝勒，“尚屬實心效力”，敖漢、奈曼諸貝勒，亦“較優，然也未為盡善”。
巴林諸貝勒似尚畏懼察哈爾，且“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祿諸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淩，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複仇，而不多發兵馬”，“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應俟班師日議罪”。
各貝勒皆叩首受命。
這次訓谕，對激勵和鞭策蒙古踴躍從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極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舉蕩平察哈爾。
四月二十二日，大軍過興安嶺，行軍已達一千三百多裡（從沈陽算起）。
但是，連一個察哈爾人也未看到，原來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哈家的兩名舊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間潛盜良馬六匹，飛奔察哈爾，通知金兵大舉來攻。
“林丹汗聞之大懼，遍谕部衆，棄本土而奔，遣人赴歸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驅富民及牲畜盡渡黃河。
察哈爾國人倉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
”①皇太極知悉此情，谕領兵諸貝勒大臣：“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交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軍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住”。
于是大軍向歸化城前進。
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魯哈喇克沁，分兵兩翼，左翼以貝勒阿濟格為帥，率科爾沁土謝圖額驸奧巴及巴林、紮魯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祿等部兵一萬，往掠大同、宣府邊外一帶察哈爾部民；右翼命濟爾哈朗、嶽托、德格類、薩哈廉、多爾衮、多铎、豪格等貝勒領兵二萬，往掠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汗與大貝勒代善、貝勒莽古爾泰統大軍繼進。
二十七日獲悉，林丹汗聞金兵入境，驚慌失措，“盡攜部民、牲畜、财物，渡黃河以遁，所遺止窮民耳”。
這一天，大軍行馳七百裡，西至黃河木納漢山，東至宣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歸附者，編為戶口”②。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極緻書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稱：“我北征察哈爾，窮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訊之，雲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還兵克歸化城”，“近聞察哈爾所遺人畜财物，為爾等收留，當一一歸還于我。
否則，自取禍患。
”明将大驚，立即送還逃入蒙古及欲賞與林丹汗之财物，計有男婦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餘及所賞緞布帛六千餘匹。
宣府守将亦将犒賞察哈爾汗所财物存在張家口者，全部獻出，計緞布及虎豹狐獺等皮共一萬二千五百匹（張）。
明宣府巡撫、總兵又遵金汗谕旨，議和通市，贈獻黃金、白銀、蟒緞、布匹、茶葉數千（匹、兩、包）。
六月二十四日，大軍紮營于張家口外喀喇把爾噶孫，“列三十營，聯絡四十裡”。
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廬舍，棄其糧糗，各籍所俘獲，以聞于上，共計人口牲畜十萬有餘”①。
皇太極認為此戰目的基本達到，遂統軍東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陽。
此行往返萬餘裡，曆時三個月零二十六天，雖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給其以緻命打擊，逼其丢棄本土遠逃，察哈爾部分崩瓦解。
林丹汗率殘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違不行”，原有三十餘萬部衆，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
到天聰八年，無處安身東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灘，餘部紛紛回歸，投順于金汗。
天聰九年二月，多爾衮等貝勒奉谕統兵一萬，①《清太宗實錄》卷11，頁27。
②《清太宗實錄》卷11，頁27、34、35、36。
①《清太宗實錄》卷12，頁5、6。
往尋林丹汗之子額哲，于四月降額哲及其母蘇泰太後，并獲元朝曆代傳國玉玺。
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後，窦土門福晉，以及其他貝勒、寨桑，紛率所部來歸。
漠南蒙古各部悉隸金汗之下。
皇太極深知，隻靠一二次征剿和随從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長期歸順于己，也不能僅僅依靠盟誓，而須以武力作後盾，用制度、法令來約束各部，使他們聽從金汗統轄和指揮。
天聰三年正月，他頒敕谕于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
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歸順各部蒙古諸貝勒，申定軍令”，規定凡遇出師之時，宜踴躍争赴，協力同心，不得遲期。
若征察哈爾，凡管旗之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須從征，違者，罰馬一百匹駝十頭。
遲三日不至約會之地，罰馬十匹。
若征明國，每旗大貝勒一員、台吉二員，率精兵百人從征，違者，罰馬一千匹、駝百頭。
于相約會集之地擄掠者，罰馬百匹、駝十頭。
①天聰八年正月，皇太極借外藩蒙古科爾沁、敖漢、阿祿、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貝勒來朝的機會，具體定其法例。
他谕告諸貝勒：“爾蒙古諸部落，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今與諸貝勒約定：凡貝勒奪有夫之婦配與他人者，罰馬五十匹、駝五隻，其納婦之人，罰七九之數，給與原夫。
奸有夫之婦，拐投别貝勒者，男婦俱論死，取其妻子牲畜，盡給原夫，如貝勒不執送，罰貝勒馬五十匹、駝五隻。
盔甲、綿甲、馬鬃尾無牌印，以及盔纓、纛纓、纛幅不遵金國制度者，俱罪之。
②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達爾漢前往蒙古，在碩翁科爾大會敖漢、奈曼、巴林、紮魯特、翁牛特、四子、吳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賴各部管事大小諸貝勒，分定各部地界，嚴禁各部互相侵越③。
第二年天聰九年二月，又編審内外喀喇沁蒙古壯丁，除盲人及手足殘廢者外，年六十歲以下、十八歲以上，俱照例編審，共編壯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壯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隸于滿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舊蒙古，正式編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達賴、恩格圖、布彥代、伊拜、蘇納、吳賴、扈什布等八人為固山額真，各旗均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員。
①漠南蒙古各部的統一及蒙古八旗的編立，為金國擴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馬，加強了滿蒙聯盟，消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對金國的鞏固和強大，以及對明國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從此以後，金國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改元崇德①《清太宗實錄》卷5，頁2、11。
②《清太宗實錄》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