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唐代長安--各國文化交流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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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
唐時又稱此舞為蘇莫遮，因之樂曲也稱蘇莫遮曲。
據慧琳《一切經音義》，蘇莫遮帽乃舞者戴假面。
蘇莫遮舞又自長安傳入日本。
日本現存樂舞圖中仍然保存有戴假面的蘇莫遮舞人。
蘇莫遮舞，被佛教徒說成是驅除惡鬼，但潑水乞寒可能來源于與農事有關的民間風俗，因之富有活潑的生活氣息。
據唐人說，舞時旗鼓相當如軍陣之勢，騰逐喧噪有戰争之象，大概也是一種激勵人心的歌舞。
另一種戴假面的樂舞撥頭，也自西域流傳于長安，并且自長安傳入日本。
《通典》說，“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象也。
”（一說是象征天竺王白馬奮戰毒蛇）此舞在日本一直流傳下來，舞者戴假面，執短桴（音扶fū鼓槌）。
撥頭與潑胡，當然已不如《秦王破陣》之氣象恢宏，但仍然具有鼓舞鬥志的作用。
西域樂舞在長安處于壓倒中國樂舞的優勢，是在開元天寶間。
元稹《法曲》詩說：“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兢紛泊。
”大抵此時西域樂舞盛行于長安，漢族傳統的所謂“雅樂”隻供例行的廟堂祭享，不再流行。
原來規模浩大的《秦王破陣舞》演為隻有四人的小舞。
潑寒胡舞也在開元間遭到禁斷。
起而代之，為貴族士大夫所喜愛的，是西域傳來的胡騰、胡旋與柘枝。
胡騰、胡旋和柘枝都由女伎歌舞。
開元間，康國、史國、米國俱曾獻胡旋女子。
白居易新樂府《胡旋女》雲：“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
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大抵舞人不斷旋轉作态，供人娛樂，并沒有什麼意義可說。
胡騰舞也是這一類士大夫沉湎酒色的樂舞。
李端《胡騰兒》詩描繪舞态說，“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
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
”劉言史《王武俊宅夜觀舞胡騰》詩：“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棉花西見殘月。
”柘枝舞女着窄袖薄羅衫（白居易《柘枝詞》“香衫袖窄裁”，張祜詩：“金絲蹙霧紅衫薄”）故作媚态，尤為淫靡。
劉禹錫《和樂天柘枝》詩說：“鼓催殘拍腰身軟，汗透羅衣雨點花。
”張祜《觀杭州柘枝》詩：“舞停歌罷鼓連催，軟骨仙娥暫起來。
”歌舞将終，舞人并脫去上衣，袒露半身（沈亞之《柘枝舞賦》“俟終歌而薄袒”，薛能《柘枝詞》：“急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回首流波送媚（劉禹錫：“曲盡回身去，曾波猶注人。
”沈亞之：“骛遊思之情香兮，注先波于秾睇”）。
很顯然，胡旋、胡騰、柘枝之類的西域舞完全是蕩人心志的淫靡舞，與《秦王破陣》大異其趣，與潑胡、撥頭也迥然不同了。
據唐人詠舞的詩文，可知這些西域舞不僅深入于宮廷，并且也在貴族士大夫間廣泛傳播，為長安帶來了一片頹風。
如果說《秦王破陣舞》的制作，适應了唐太宗時強盛奮發的國勢，那末，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适合于開元天寶間朝野縱情聲色的敗局。
天寶亂後，有些文人逐漸清醒。
元稹詩說：“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
”白居易詩說，“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
”據說楊貴妃安祿山都能作胡旋舞，以取悅于唐玄宗。
所以白詩又說：“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
”元白的指責，是有道理的。
開元天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時期，西域傳來的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唐統治階級淫靡堕落、迫近禍亂的一個征兆。
四曆算與醫學 曆法與天文，是中國曆朝極為重視的學科。
隋時，天竺曆算書陸續傳來，但對中國曆法似不曾有顯著的影響。
唐時，天竺曆數家瞿昙羅、迦葉波、鸠摩羅三家來長安，瞿昙一家對唐代曆法的改進參預最多。
瞿昙羅在高宗時制經緯曆，與《麟德曆》參行。
武後時又奉旨作《光宅曆》，未成而罷。
玄宗開元時，瞿昙悉達著《開元占經》，并将天竺《九執曆》介紹到中國。
《九執》，唐人習稱九曜，即七曜（日、月、水、金、火、木、土）及假想的星座羅喉和計都。
《九執曆》譯出，并未實行。
開元十六年，唐朝頒行僧一行的《大衍曆》。
天竺曆數家瞿昙譔因未能參預制定，心有不服，奏《大衍曆》沿襲《九執曆》而不完備。
玄宗命太史令校對靈台候簿，結果《大衍曆》十合七八，《九執曆》隻有一二，《大衍曆》勝利了。
一行是佛教徒，而且還是密宗的傳法大師，他破除對天竺曆數的迷信，依據實測自造《大衍曆》，雖然還不能放棄對《周易》的附會，但作為一個僧人，竟敢置天竺曆于不顧，确實表現了他的科學家精神。
《大衍曆》确立後，随即傳播到日本。
吉備真備回國攜去《大衍曆經》和《大衍曆立成》。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七年（七六三年）即廢除舊用的《儀鳳曆》，而采用了《大衍曆》。
唐高宗時制作的《麟德曆》，傳于新羅，在新羅行用。
敦煌發現五代曆書，日曜日下注有“蜜”字。
此類曆書直到近代仍在福建某些地區流行。
日本十一世紀初的日曆上也有過“蜜”的标記。
據學者研究，“蜜”是康居語日曜日mir的音譯。
當是唐代随同摩尼教一起傳入中國。
中國古代的數學，與天文曆數學相聯系，在自然科學中是較為發達的一門，并且創造了自己的獨立體制。
這個體制，自《九章算術》開始創立，到唐代十部算經逐步形成。
店朝和天竺，僧侶來往頻繁，在數學方面，也可以看到相互傳播的迹象。
《大唐内典錄》卷五著錄翻經學士泾陽劉憑撰《外内傍通比校數法》一卷，自序說書中以佛經中天竺的大數記數法和中國大數記法相比對。
慧琳《一切經音義》也對天竺大數記法有所說解。
大抵劉憑和慧琳的解說，隻是為翻譯或研讀佛典提供便利，天竺大數記法由于佛經的傳播而被介紹到中國，但對中國的數學并無顯著的影響。
中國數學對天竺的貢獻，最早可能是籌算制度促進了天竺位值制的誕生。
唐代摩诃吠羅提出計算弓形面積和球體積的方式，據學者研究，明顯地是因襲中國的《九章算術》。
中國的數學成就也在唐代傳入了新羅。
新羅仿唐制度立國學，設算學科，“以《綴經》、《三開》、《九章》、《六章》教授之”。
《三開》、《六章》等中國數學書籍并由新羅傳入日本。
據日本寬平時（八八九--八九七年）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當時傳到日本的還有《周辟算經》和《九章算術》。
自成體系的中國醫學，主要是漢族的醫學，自戰國、東漢發展到唐代，積累起豐富的經驗，也陸續出現了一些優秀的著作。
中醫在唐代傳布于新羅、日本等東亞諸國。
經過新羅、日本人民的補充和發展，從行用的地區來說中醫實際上已成為“東醫”。
大秦、大食、波斯和天竺的醫學，多有相互承襲的共同處，形成另一體系。
唐人統稱西域醫為“胡醫”。
對天竺極為推崇的義淨，他在《南海寄歸内法傳?進藥方法》條裡說，中國的藥物，針灸診脈的方法，遠勝天竺。
義淨認為天竺的一切（從佛法到生活習慣），都值得學習，獨重視中國醫學，以為“贍部洲内，無以加也”。
看來，東醫在當時世界上是獨步的。
唐朝設太醫署，置醫博士、針博士、按摩博士，依國子監辦法，招考學生。
醫科學習《本草》、《甲乙》、《脈經》；針博士教學生經脈孔穴；按摩博士教學生消息導引之法。
新羅神文王時，置醫學博士，以《本草經》、《甲乙經》、《素問》、《針經》、《脈經》、《明堂經》、《難經》傳授學生，制度全仿唐朝。
日本奈良朝于大學家外，專設典藥寮。
置醫博士、針博士、按摩博士，傳授諸生。
醫科習《本草》、《甲乙》、《脈經》；針科習《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脈決》、《赤神烏針》等經。
所定制度基本上與唐朝相同。
唐太醫署有藥園師、藥園生，這一制度也傳于日本的藥學寮。
此外，日本遣唐使中又多有醫師随行，來中國請益。
如精于醫術的日本名醫營原梶成，受命入唐留學，以解決醫學上的疑難。
營原于承和五年（八三八年）随遣唐使來中國，歸國後，被命為針博士，後又為“侍醫”，對日本醫學的發展，影響甚巨。
《隋書?經籍志》著錄《龍樹菩薩藥方》、《西域諸仙所說藥方》等天竺醫書七種。
天竺醫在北朝或隋時，當已随同佛教傳入中國。
唐太宗時，王玄策出使天竺，招來方士那羅迩娑婆寐，他以延年藥進奉太宗，太宗吃了藥，毒發不治而死。
高宗時，從東天竺迎來盧伽逸多，使他求長生不老之藥。
中天竺僧福生和那提也先後受命往南海諸國訪采異藥。
某些天竺佛教徒來到中國，往往自稱年數百歲，中國富貴人信仰佛教，同時也誤信天竺真有什麼延年藥。
據義淨《南海寄歸内法傳》說。
“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國，鹹不見有”；“西方則有足诃黎勒（一種天竺樹果，熊治痢疾，除風消食）、郁金香、阿魏、龍腦、豆蔻、丁香”。
義淨認為，隻有這幾樣是唐朝所需要的，其餘藥物，不足收采。
義淨親自審察，所說是可信的。
天竺僧所謂延年或長生不老，無非是造謠騙人，與中國方士同樣妖妄。
唐太宗、高宗想從說得天花亂墜的佛國求不死藥，不知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在内，全是賣空買空的投機商，從拉機商求大利，隻能得到受騙的後果。
唐玄宗天寶時，高仙芝在怛羅斯兵敗于大食，随軍文士杜環被大食俘獲。
寶應初，附商賈船回國，著《經行記》。
杜環在《經行記》中說：大秦“善醫眼及痢”。
天竺的眼科醫也曾傳來中國。
唐朝名詩人劉禹錫，曾由來唐的天竺醫僧治眼疾，《贈眼科醫婆羅門僧詩》雲：“三秋傷望眼，終日哭途窮，兩目令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為發蒙。
”去日本的名僧鑒真，在韶州（今廣東曲江）時病眼，也請過“胡人”治療。
劉禹錫聽說婆羅門僧有金篦術，希望給自己的病眼發蒙，如果眼病真治愈了，劉詩應誇張醫術的奇效，隻說希望發蒙，足見所謂金篦術醫治并無實效。
鑒真清“胡人”治眼病，眼還是瞎了。
眼病病情不一，治法也不一樣，西方醫師治眼病的技術可能比東醫好一些，但不可能使真正嚴重的病眼發蒙。
簡短的結論 國家南北的統一，經濟的繁榮，中外文化交流的昌盛，各個方面代表人物的傑出貢獻，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唐文化。
唐文化不僅是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高峰。
佛教是從天竺傳來的宗教。
經過漢、魏、南北朝的漫長時間，傳布甚廣。
隋文帝又大加提倡，到唐朝遂發展到最高點。
道教是漢族自創的宗教。
唐朝皇室自稱是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的後裔，有意扶植，形式上使與佛教有同等的地位。
佛、道兩教為了搶奪權利，鬥争甚為劇烈，唐朝統治者忙于調劑兩教勢力，不使失去均衡。
佛、道兩教都是麻醉人民的毒品，和尚、道士都是懶饞無恥的寄生蟲。
佛教勢力比道教大得多，它對民衆的禍害也更大。
“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佛寺是兇惡的土地兼并者，又是奴隸制度封建農奴制度的保持者。
天竺社會裡一切黑暗、野蠻、落後、穢濁的事物，都借着佛菩薩的莊嚴相慈悲相作掩護，整套整套地搬運到中國來，勞苦民衆吃了它極大的苦頭。
千年以後，看到當時佛教遺迹，雖然應該當作珍貴的文物加以保護，但想起它禍國殃民的罪惡，使人感到猶有餘痛。
統治階級為了求功德而造寺、造像以及各種耗費，不知流出了多少民衆的血汗。
伊斯蘭教、襖教、摩尼教、景教，都在唐朝時傳入。
因為佛教先入為主，把所有宗教都抵制住了，這種以毒制毒的結果，使當時思想家隻要努力反佛老（主要是反佛），就可能對曆史作出貢獻。
唐初，朝廷頒行《五經正義》、《五經定本》，對統一南北經學，是有作用的，但儒生的思想也受到束縛。
隻有少數士人（如啖助等），不甘屈服，敢于獨抒己見，以意說經。
這是儒學由漢學系統轉向宋學系統的開始。
安、史亂後，在藩鎮割據的政治局面下，儒者為講求統一而提倡《春秋》之學。
這門學問，到宋朝，更為發達。
在百花盛放的唐文苑中，詩歌是最為鮮豔奪目的花朵。
新型的律詩（近體詩）與舊型的古詩，競豔争妍。
在以千百計數的詩人中，王維、李白、杜甫是三個代表人物，他們的詩，是佛、道、儒三種思想的結晶品。
儒家的思想感情、是非喜怒，最合乎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标準。
曆代詩評家對王維、李白或有異辭，而杜甫的“詩聖”地位從未動搖過。
詩境經唐人開發殆盡，唐末、五代人隻能從詞的方面另辟新境。
溫庭筠是詞的創始者，李煜是詞的擴大者。
詞在晚唐、五代，好比詩在初唐，有發展的前途。
從西晉夏侯湛開始，醞釀已久的古文運動，到中唐韓愈時，始顯得波瀾壯闊。
韓愈把儒學運動與古文運動結合起來，以儒家的忠孝思想反對佛教的無父無君思想（内容），以比較接近（距離甚遠的接近）口語的散文代替骈四俪六、廢話成堆的四六文（形式）。
旗幟鮮明，所向無敵。
韓愈的門徒李翺又吸取禅學，建立起儒學的心性說，宋儒擴而大之，從此佛成為儒的附庸。
《史通》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
書中所宣揚的“直筆”思想，對後世起着深遠的影響。
由于階級的局限，劉知幾的所謂直筆，隻能以地主階級的是非作标準。
杜佑、賈耽、李吉甫等人著書，反對“非今是古”與“搜古略今”，也都是店朝學術界的有識之士。
唐朝科學、美術、音樂舞蹈的盛況，也是空前的。
僧一行的曆法，孫思邈的醫學，吳道子等的繪畫，楊惠之的雕塑，都能超越前人。
顔真卿破二王書體而創新書體，藝術成就很高。
輝煌燦爛的唐文化，深為當時世界各國人民所向往。
各國人士不顧跋涉的艱難，來到中國，觀摩攝取。
以唐朝首都長安為中心，中國各民族之間，中國與當時世界各國之間，形成了交流文化的巨大場面。
這是完全合乎需要的。
繁榮的唐文化，吸收了域外文化而愈益豐富多彩。
唐文化傳播到東西方各國，起着推動各國文化發展的作用。
各種文化必然要取長補短，相互交流。
娶妻必娶異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樣，所以文化交流愈廣泛，發展也愈益充分。
文化輸出國不可自驕，文化輸入國不必自卑，某一國文化為别一國所吸收，這種輸入品即為吸收者所擁有。
譬如人吃豬肉，消化後變成人的血肉，誰能懷疑吃豬肉的人，他的血肉是豬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
唐時又稱此舞為蘇莫遮，因之樂曲也稱蘇莫遮曲。
據慧琳《一切經音義》，蘇莫遮帽乃舞者戴假面。
蘇莫遮舞又自長安傳入日本。
日本現存樂舞圖中仍然保存有戴假面的蘇莫遮舞人。
蘇莫遮舞，被佛教徒說成是驅除惡鬼，但潑水乞寒可能來源于與農事有關的民間風俗，因之富有活潑的生活氣息。
據唐人說，舞時旗鼓相當如軍陣之勢，騰逐喧噪有戰争之象，大概也是一種激勵人心的歌舞。
另一種戴假面的樂舞撥頭，也自西域流傳于長安，并且自長安傳入日本。
《通典》說，“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象也。
”（一說是象征天竺王白馬奮戰毒蛇）此舞在日本一直流傳下來，舞者戴假面，執短桴（音扶fū鼓槌）。
撥頭與潑胡，當然已不如《秦王破陣》之氣象恢宏，但仍然具有鼓舞鬥志的作用。
西域樂舞在長安處于壓倒中國樂舞的優勢，是在開元天寶間。
元稹《法曲》詩說：“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
”“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兢紛泊。
”大抵此時西域樂舞盛行于長安，漢族傳統的所謂“雅樂”隻供例行的廟堂祭享，不再流行。
原來規模浩大的《秦王破陣舞》演為隻有四人的小舞。
潑寒胡舞也在開元間遭到禁斷。
起而代之，為貴族士大夫所喜愛的，是西域傳來的胡騰、胡旋與柘枝。
胡騰、胡旋和柘枝都由女伎歌舞。
開元間，康國、史國、米國俱曾獻胡旋女子。
白居易新樂府《胡旋女》雲：“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
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大抵舞人不斷旋轉作态，供人娛樂，并沒有什麼意義可說。
胡騰舞也是這一類士大夫沉湎酒色的樂舞。
李端《胡騰兒》詩描繪舞态說，“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
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
”劉言史《王武俊宅夜觀舞胡騰》詩：“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棉花西見殘月。
”柘枝舞女着窄袖薄羅衫（白居易《柘枝詞》“香衫袖窄裁”，張祜詩：“金絲蹙霧紅衫薄”）故作媚态，尤為淫靡。
劉禹錫《和樂天柘枝》詩說：“鼓催殘拍腰身軟，汗透羅衣雨點花。
”張祜《觀杭州柘枝》詩：“舞停歌罷鼓連催，軟骨仙娥暫起來。
”歌舞将終，舞人并脫去上衣，袒露半身（沈亞之《柘枝舞賦》“俟終歌而薄袒”，薛能《柘枝詞》：“急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回首流波送媚（劉禹錫：“曲盡回身去，曾波猶注人。
”沈亞之：“骛遊思之情香兮，注先波于秾睇”）。
很顯然，胡旋、胡騰、柘枝之類的西域舞完全是蕩人心志的淫靡舞，與《秦王破陣》大異其趣，與潑胡、撥頭也迥然不同了。
據唐人詠舞的詩文，可知這些西域舞不僅深入于宮廷，并且也在貴族士大夫間廣泛傳播，為長安帶來了一片頹風。
如果說《秦王破陣舞》的制作，适應了唐太宗時強盛奮發的國勢，那末，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适合于開元天寶間朝野縱情聲色的敗局。
天寶亂後，有些文人逐漸清醒。
元稹詩說：“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
”白居易詩說，“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
”據說楊貴妃安祿山都能作胡旋舞，以取悅于唐玄宗。
所以白詩又說：“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
”元白的指責，是有道理的。
開元天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時期，西域傳來的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是唐統治階級淫靡堕落、迫近禍亂的一個征兆。
四曆算與醫學 曆法與天文，是中國曆朝極為重視的學科。
隋時，天竺曆算書陸續傳來，但對中國曆法似不曾有顯著的影響。
唐時，天竺曆數家瞿昙羅、迦葉波、鸠摩羅三家來長安，瞿昙一家對唐代曆法的改進參預最多。
瞿昙羅在高宗時制經緯曆，與《麟德曆》參行。
武後時又奉旨作《光宅曆》，未成而罷。
玄宗開元時，瞿昙悉達著《開元占經》，并将天竺《九執曆》介紹到中國。
《九執》，唐人習稱九曜，即七曜（日、月、水、金、火、木、土）及假想的星座羅喉和計都。
《九執曆》譯出，并未實行。
開元十六年，唐朝頒行僧一行的《大衍曆》。
天竺曆數家瞿昙譔因未能參預制定，心有不服，奏《大衍曆》沿襲《九執曆》而不完備。
玄宗命太史令校對靈台候簿，結果《大衍曆》十合七八，《九執曆》隻有一二，《大衍曆》勝利了。
一行是佛教徒，而且還是密宗的傳法大師，他破除對天竺曆數的迷信，依據實測自造《大衍曆》，雖然還不能放棄對《周易》的附會，但作為一個僧人，竟敢置天竺曆于不顧，确實表現了他的科學家精神。
《大衍曆》确立後，随即傳播到日本。
吉備真備回國攜去《大衍曆經》和《大衍曆立成》。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七年（七六三年）即廢除舊用的《儀鳳曆》，而采用了《大衍曆》。
唐高宗時制作的《麟德曆》，傳于新羅，在新羅行用。
敦煌發現五代曆書，日曜日下注有“蜜”字。
此類曆書直到近代仍在福建某些地區流行。
日本十一世紀初的日曆上也有過“蜜”的标記。
據學者研究，“蜜”是康居語日曜日mir的音譯。
當是唐代随同摩尼教一起傳入中國。
中國古代的數學，與天文曆數學相聯系，在自然科學中是較為發達的一門，并且創造了自己的獨立體制。
這個體制，自《九章算術》開始創立，到唐代十部算經逐步形成。
店朝和天竺，僧侶來往頻繁，在數學方面，也可以看到相互傳播的迹象。
《大唐内典錄》卷五著錄翻經學士泾陽劉憑撰《外内傍通比校數法》一卷，自序說書中以佛經中天竺的大數記數法和中國大數記法相比對。
慧琳《一切經音義》也對天竺大數記法有所說解。
大抵劉憑和慧琳的解說，隻是為翻譯或研讀佛典提供便利，天竺大數記法由于佛經的傳播而被介紹到中國，但對中國的數學并無顯著的影響。
中國數學對天竺的貢獻，最早可能是籌算制度促進了天竺位值制的誕生。
唐代摩诃吠羅提出計算弓形面積和球體積的方式，據學者研究，明顯地是因襲中國的《九章算術》。
中國的數學成就也在唐代傳入了新羅。
新羅仿唐制度立國學，設算學科，“以《綴經》、《三開》、《九章》、《六章》教授之”。
《三開》、《六章》等中國數學書籍并由新羅傳入日本。
據日本寬平時（八八九--八九七年）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當時傳到日本的還有《周辟算經》和《九章算術》。
自成體系的中國醫學，主要是漢族的醫學，自戰國、東漢發展到唐代，積累起豐富的經驗，也陸續出現了一些優秀的著作。
中醫在唐代傳布于新羅、日本等東亞諸國。
經過新羅、日本人民的補充和發展，從行用的地區來說中醫實際上已成為“東醫”。
大秦、大食、波斯和天竺的醫學，多有相互承襲的共同處，形成另一體系。
唐人統稱西域醫為“胡醫”。
對天竺極為推崇的義淨，他在《南海寄歸内法傳?進藥方法》條裡說，中國的藥物，針灸診脈的方法，遠勝天竺。
義淨認為天竺的一切（從佛法到生活習慣），都值得學習，獨重視中國醫學，以為“贍部洲内，無以加也”。
看來，東醫在當時世界上是獨步的。
唐朝設太醫署，置醫博士、針博士、按摩博士，依國子監辦法，招考學生。
醫科學習《本草》、《甲乙》、《脈經》；針博士教學生經脈孔穴；按摩博士教學生消息導引之法。
新羅神文王時，置醫學博士，以《本草經》、《甲乙經》、《素問》、《針經》、《脈經》、《明堂經》、《難經》傳授學生，制度全仿唐朝。
日本奈良朝于大學家外，專設典藥寮。
置醫博士、針博士、按摩博士，傳授諸生。
醫科習《本草》、《甲乙》、《脈經》；針科習《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脈決》、《赤神烏針》等經。
所定制度基本上與唐朝相同。
唐太醫署有藥園師、藥園生，這一制度也傳于日本的藥學寮。
此外，日本遣唐使中又多有醫師随行，來中國請益。
如精于醫術的日本名醫營原梶成，受命入唐留學，以解決醫學上的疑難。
營原于承和五年（八三八年）随遣唐使來中國，歸國後，被命為針博士，後又為“侍醫”，對日本醫學的發展，影響甚巨。
《隋書?經籍志》著錄《龍樹菩薩藥方》、《西域諸仙所說藥方》等天竺醫書七種。
天竺醫在北朝或隋時，當已随同佛教傳入中國。
唐太宗時，王玄策出使天竺，招來方士那羅迩娑婆寐，他以延年藥進奉太宗，太宗吃了藥，毒發不治而死。
高宗時，從東天竺迎來盧伽逸多，使他求長生不老之藥。
中天竺僧福生和那提也先後受命往南海諸國訪采異藥。
某些天竺佛教徒來到中國，往往自稱年數百歲，中國富貴人信仰佛教，同時也誤信天竺真有什麼延年藥。
據義淨《南海寄歸内法傳》說。
“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國，鹹不見有”；“西方則有足诃黎勒（一種天竺樹果，熊治痢疾，除風消食）、郁金香、阿魏、龍腦、豆蔻、丁香”。
義淨認為，隻有這幾樣是唐朝所需要的，其餘藥物，不足收采。
義淨親自審察，所說是可信的。
天竺僧所謂延年或長生不老，無非是造謠騙人，與中國方士同樣妖妄。
唐太宗、高宗想從說得天花亂墜的佛國求不死藥，不知所有宗教包括佛教在内，全是賣空買空的投機商，從拉機商求大利，隻能得到受騙的後果。
唐玄宗天寶時，高仙芝在怛羅斯兵敗于大食，随軍文士杜環被大食俘獲。
寶應初，附商賈船回國，著《經行記》。
杜環在《經行記》中說：大秦“善醫眼及痢”。
天竺的眼科醫也曾傳來中國。
唐朝名詩人劉禹錫，曾由來唐的天竺醫僧治眼疾，《贈眼科醫婆羅門僧詩》雲：“三秋傷望眼，終日哭途窮，兩目令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為發蒙。
”去日本的名僧鑒真，在韶州（今廣東曲江）時病眼，也請過“胡人”治療。
劉禹錫聽說婆羅門僧有金篦術，希望給自己的病眼發蒙，如果眼病真治愈了，劉詩應誇張醫術的奇效，隻說希望發蒙，足見所謂金篦術醫治并無實效。
鑒真清“胡人”治眼病，眼還是瞎了。
眼病病情不一，治法也不一樣，西方醫師治眼病的技術可能比東醫好一些，但不可能使真正嚴重的病眼發蒙。
簡短的結論 國家南北的統一，經濟的繁榮，中外文化交流的昌盛，各個方面代表人物的傑出貢獻，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唐文化。
唐文化不僅是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當時世界文化的高峰。
佛教是從天竺傳來的宗教。
經過漢、魏、南北朝的漫長時間，傳布甚廣。
隋文帝又大加提倡，到唐朝遂發展到最高點。
道教是漢族自創的宗教。
唐朝皇室自稱是道教教主老子李耳的後裔，有意扶植，形式上使與佛教有同等的地位。
佛、道兩教為了搶奪權利，鬥争甚為劇烈，唐朝統治者忙于調劑兩教勢力，不使失去均衡。
佛、道兩教都是麻醉人民的毒品，和尚、道士都是懶饞無恥的寄生蟲。
佛教勢力比道教大得多，它對民衆的禍害也更大。
“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佛寺是兇惡的土地兼并者，又是奴隸制度封建農奴制度的保持者。
天竺社會裡一切黑暗、野蠻、落後、穢濁的事物，都借着佛菩薩的莊嚴相慈悲相作掩護，整套整套地搬運到中國來，勞苦民衆吃了它極大的苦頭。
千年以後，看到當時佛教遺迹，雖然應該當作珍貴的文物加以保護，但想起它禍國殃民的罪惡，使人感到猶有餘痛。
統治階級為了求功德而造寺、造像以及各種耗費，不知流出了多少民衆的血汗。
伊斯蘭教、襖教、摩尼教、景教，都在唐朝時傳入。
因為佛教先入為主，把所有宗教都抵制住了，這種以毒制毒的結果，使當時思想家隻要努力反佛老（主要是反佛），就可能對曆史作出貢獻。
唐初，朝廷頒行《五經正義》、《五經定本》，對統一南北經學，是有作用的，但儒生的思想也受到束縛。
隻有少數士人（如啖助等），不甘屈服，敢于獨抒己見，以意說經。
這是儒學由漢學系統轉向宋學系統的開始。
安、史亂後，在藩鎮割據的政治局面下，儒者為講求統一而提倡《春秋》之學。
這門學問，到宋朝，更為發達。
在百花盛放的唐文苑中，詩歌是最為鮮豔奪目的花朵。
新型的律詩（近體詩）與舊型的古詩，競豔争妍。
在以千百計數的詩人中，王維、李白、杜甫是三個代表人物，他們的詩，是佛、道、儒三種思想的結晶品。
儒家的思想感情、是非喜怒，最合乎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标準。
曆代詩評家對王維、李白或有異辭，而杜甫的“詩聖”地位從未動搖過。
詩境經唐人開發殆盡，唐末、五代人隻能從詞的方面另辟新境。
溫庭筠是詞的創始者，李煜是詞的擴大者。
詞在晚唐、五代，好比詩在初唐，有發展的前途。
從西晉夏侯湛開始，醞釀已久的古文運動，到中唐韓愈時，始顯得波瀾壯闊。
韓愈把儒學運動與古文運動結合起來，以儒家的忠孝思想反對佛教的無父無君思想（内容），以比較接近（距離甚遠的接近）口語的散文代替骈四俪六、廢話成堆的四六文（形式）。
旗幟鮮明，所向無敵。
韓愈的門徒李翺又吸取禅學，建立起儒學的心性說，宋儒擴而大之，從此佛成為儒的附庸。
《史通》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
書中所宣揚的“直筆”思想，對後世起着深遠的影響。
由于階級的局限，劉知幾的所謂直筆，隻能以地主階級的是非作标準。
杜佑、賈耽、李吉甫等人著書，反對“非今是古”與“搜古略今”，也都是店朝學術界的有識之士。
唐朝科學、美術、音樂舞蹈的盛況，也是空前的。
僧一行的曆法，孫思邈的醫學，吳道子等的繪畫，楊惠之的雕塑，都能超越前人。
顔真卿破二王書體而創新書體，藝術成就很高。
輝煌燦爛的唐文化，深為當時世界各國人民所向往。
各國人士不顧跋涉的艱難，來到中國，觀摩攝取。
以唐朝首都長安為中心，中國各民族之間，中國與當時世界各國之間，形成了交流文化的巨大場面。
這是完全合乎需要的。
繁榮的唐文化，吸收了域外文化而愈益豐富多彩。
唐文化傳播到東西方各國，起着推動各國文化發展的作用。
各種文化必然要取長補短，相互交流。
娶妻必娶異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樣，所以文化交流愈廣泛，發展也愈益充分。
文化輸出國不可自驕，文化輸入國不必自卑，某一國文化為别一國所吸收，這種輸入品即為吸收者所擁有。
譬如人吃豬肉，消化後變成人的血肉，誰能懷疑吃豬肉的人，他的血肉是豬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