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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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薦，李商隐得進士及第。
本年冬興元鎮節度使令狐楚臨死前一大，急召李商隐從京城到興元，使代草遺表，足見令狐楚很信任李商隐的章奏。
李商隐也自認是令狐楚的傳衣弟子。
照朋黨的規矩，李商隐當然應該做令狐氏的忠實徒黨。
也就是應該死守牛黨，不别找主人。
李商隐于次年赴泾原鎮節度使王茂元幕，并娶王氏女為妻。
王茂元是被當作李德裕黨的武人，令狐绹認為李商隐忘家恩，深惡痛絕，李商隐從此陷入朋黨的漩渦中，一生不得脫身。
八三九年（唐文宗開成四年）李商隐應吏部試書判拔萃科及格，得任為秘書省校書郎。
雖然這隻是正九品官，但地位清要，文士起家就得這個美職，尤其是得秘書省，可稱獲得捷徑。
就在本年，王茂元調為京官，李商隐也調補宏農尉，從正九品降為從九品，從清職降為俗吏，是李商隐仕途的挫折。
杜甫《贈高适》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碎”。
韓愈《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
杜牧《寄小侄阿宜》寺“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音匡攘kuāngráng）：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
唐時簿尉等官，有過失便受鞭笞，等于後世的胥吏。
孿商隐一入仕途，就顯出受朋黨的禍害。
八四○年，李商隐辭尉宮，南遊到湘鄂等地，企圖找個幕職，結果一無所得。
八四一年（唐武宗會昌元年），王茂元又被任為忠武軍節度使，李商隐自南方回京。
次年，李商隐又以書判拔萃，再任秘書省正字。
這時候牛黨被斥逐，李黨漸得勢，李商隐也似乎走上了順境。
此後幾年内，李商隐遭母喪，王茂元又死，李商隐實際上與李德裕并無直接關系，在會昌年間，正字美職因母喪失去，全家閑居永樂縣（山西永濟縣）。
等到喪服期滿，唐武宗死去，唐宣宗即位，任用牛黨白敏中為宰相，令狐绹為知制诰，充翰林學士，大權在握，放肆地斥逐李黨中人，鄭亞被斥為桂管觀察使，李商隐應鄭亞聘，任桂管掌書記。
李商隐到桂林任幕職，不久，鄭被貶為循州（廣東龍川縣）刺史，在任所死去。
李德裕也在崖州（廣東瓊山縣東南）死去，李黨已成不能複燃的死灰，隻好忍受牛黨的壓迫。
李商隐失幕職，回京選為盩屋尉。
自八三九年得宏農尉，經過首尾十一年，還是一個縣尉，李商隐仕途的柯，可以想見。
因為他特長章奏，恃幕職為生，如果說他是李黨中人，也隻是一個不足輕重的書記官。
八五○年（唐宣宗大中四年），令狐绹仕宰相，孿商隐才自己認輸，不敢再說“不憚牽牛妒”，改變為力謀接近令狐绹，哀求解釋舊恨。
令狐绹舊恨極深，任宰相十年，始終懷恨，李商隐寄托憂憤的豔體詩，很多是為令狐絢無情的報複而作的。
八五一年，妻王氏死，李商隐更是憂傷無聊，一部分豔體詩是為悼亡而作的。
八五二年，孿商隐又失幕職，人京哀求令狐绹，才得到正六品的太學博士。
接着，柳仲郢聘他為東川節度使掌書記。
八五六年，柳仲郢内調為吏部侍郎，李商隐又失幕職。
居鄭州充柳仲郢屬宮。
八五八年，這個晚唐最大詩人李商隐活了四十六歲、在朋黨傾軋中抑郁窮困地死去了。
他的才學和遭遇，使他的詩表現出獨特的風格。
他讀書極博，收集資料極富，所得材料，分類彙編，如《金鑰》分帝室、職官、歲時、州府等類，又有《雜纂》，專收集俗語和鄙事，又有《蜀爾雅》，專采蜀語。
他分類收集的手冊為數想必不少，這些都是作詩文的材料。
他使用材料非常精細，凡是使用材料，一定要翻檢原書，陳列左右，仔細核對，别人說他是獺祭魚，其實這是引書用事的基本方法，獺祭魚并不可譏。
因為他蓄材豐富，用材仔細，所以他的詩文都是用事精切，屬對緻密，形式之美，少有倫比。
不少人專學他形式之美的詩，衍為北宋初期的西昆體，造句細碎，意義晦澀，歐陽修起來，才推翻西昆體。
李商隐詩流弊相沿将近二百年，這也可以說是李商隐詩的副作用。
李詩本身卻是形式精美，感情深厚，他的境遇迫使他滿懷怨憤不能不說，又不敢直說，他說話真是諱莫如深，意思在隐約有無之中。
三國魏末，阮籍處在要說卻不敢直說的困境中，作《詠懷》詩，《詩品》評它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達到微而顯的最高境界。
李商隐處境與阮籍相似，所作隐語詩是《詠懷》詩的更進一步發展。
葛常之《韻語陽秋》說“義山詩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
又一詩話家說“李商隐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這些話都說得中肯，李商隐詩與阮籍《詠懷》詩同樣心情危苦，言語委曲。
注家因不知其所指，任意揣側，許多詩被說成才人浪子厚顔說淫亵話。
李詩所有豔情昵語絕大部分是用隐語來告哀，如果熟知他的身世，自然要給予深切的同情。
《驕兒》詩自謂“爺昔好讀書，懇苦自著述，顦顇（同憔悴qiáocuì）欲四十，無肉喂蚤虱。
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
他對讀書如此厭棄，可見受蚤虱之苦太深了。
李商隐詩并不是全屬寓言，他也有語意完全明朗的詩篇，如《韓碑篇》，宛然是韓愈的筆法，諷刺唐敬宗荒淫諸篇，也并非晦澀，隻有牽涉到朋黨嫌疑或閨房的詩篇，才是諱莫如深，任人揣度，莫知真意何在。
李商隐詩嚴格遵守了杜甫作詩的規律，即“知律”、“攤書滿床”、“熟精《文選》理”、“應須飽經術”。
李商隐詩對這些條件都做得十分滿足，所以王安石說“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
他學杜甫詩，采取嚴肅的态度，造句精密，用意高遠，在韓愈一派詩人反元白詩末流的運動中，李商隐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宋許彥周《詩話》說“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
客問何從去之？仆曰，熟讀李義山詩與黃魯直詩則去也”。
李商隐詩正和元白詩末流完全相反，李詩盛行，元白詩末流才失去地位，因此，他是韓愈一派反熟濫詩的最後勝利者。
李商隐與同時的詩人溫庭筠齊名，時号溫李，又與杜牧齊名，時号李杜。
溫庭筠的祖父溫彥博在唐初曾做宰相，他出身富貴人家，過的是浪子生活，賭博酣飲，沉迷酒色，自恃才學，輕薄放肆，應進士試屢不得第，怨恨宰相令狐绹，作詩有“中書堂内坐将軍”句，譏宰相無學。
他喜愛音樂，尤其擅長彈琴吹笛，自謂“有絲即彈，有孔即吹”，不必選好琴好笛。
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絕句，唱時加上和聲，和聲辭有長短，後來就長短聲填長短句，使合曲拍，這就自然形成一種叫做詞的新體制。
京中和各州縣有大量官妓，又士大夫多蓄家妓，窮如柳宗元，至少也有一個家妓。
這種妓女就是新歌辭的傳播者，也可能是創造者。
溫庭筠長年和歌妓生活在一起，他的詩遠不及李商隐，他的浪子生活和音樂專長，卻使他成為詞的重要創始人。
固然，在溫庭筠以前，早已有人作詞，但專力發展這種新體制，成為代表一個時期的文體，不能不是溫庭筠的功績。
他的詞集号《金筌集》，歌詠的對象，無非是淫豔之事，比梁陳宮體，同樣穢亵。
晚唐統治階級腐朽到瀕臨崩潰的時候，與梁陳如出一轍，宮體由詞的形式表現出來，是符合當時情況的。
唐朝文學是盛世，到了晚唐已經不可阻止地要發生大分化，按照文學史上通例，總得出現兩個代表人物，一個結束舊傳統，一個發揚新趨勢。
在晚唐，李商隐是舊傳統的結束者，溫庭筠是新趨勢的發揚者。
晚唐詩人溫李稱首，其餘詩人都不能和他們比高下，因為此後詩人（包括詞人）都是溫李的追随者。
又一個與李商隐齊名的文人杜牧，是出身高門，又有才略的豪士。
他好談兵事，注《孫子》十三篇，流傳于當世。
他曾為牛僧孺的幕僚，又為季德裕所器重，但并未參加朋黨，以求高官。
他憑門第和才能，官至知制诰、中書舍人，比起李商隐的懷才不遇來，杜牧的遭遇還算是優異的。
他的門第和才能，使他顧慮不多，敢于直說自己的見解。
古文傳韓愈的文統，為晚唐突出的大作家，詩也情緻豪邁，接近韓愈。
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揭露佛教罪惡，思想上也是韓愈嫡傳。
晚唐李商隐杜牧号稱李杜，按二人詩風，李接近杜甫，杜接近李白，晚唐的李杜，是盛唐李杜有力的後勁，特别是李商隐，得杜甫詩學神髓，是杜甫以後唐詩人中第一人。
上列晚唐主要詩人以外，還有陸龜蒙、皮日休、聶夷中、司空圖等人。
陸龜蒙隐居松江甫裡，有田數百畝，屋三十間，是個中小地主。
他也參加生産勞動，但主要是享受閑福。
他和皮日休唱酬最多，唱酬詩一般是缺乏創見的。
享閑福也使他完全脫離社會實際，當時民主疾苦，陸龜蒙在詩中全無反映，成為可有可無的詩人。
皮日體為陸龜蒙集作序，稱陸可與溫李并駕，這樣的評價未免過當，陸龜蒙決非溫李的朋類，也不可與皮日休相比，因為皮日休有同情民衆的詩篇，在陸龜蒙集中是一篇也找不出的。
皮日休于八六七年（唐懿宗鹹通八年）舉進士及第，次年到蘇州作小官，與陸龜蒙唱酬就在這個時候。
八八○年（庸僖宗廣明元年），出任毗陵副使，他在路上參加了黃巢起義軍。
黃巢軍攻入長安，被任為翰林學士。
皮日休參加起義軍，很有人替他辯護，說決無投黃巢軍之理。
其實，他對窮苦民衆有同情心，正樂府十篇，都是憎惡官吏，為民伸冤的呼聲。
他在名篇《橡媪歎》裡有“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籲嗟逢橡媪，不覺淚沾裳”，詐仁還可以成王業，何況黃巢起義，是弔民伐罪之師，應該與漢高祖同樣看待，他做官有什麼不可以。
别的文人正因缺少這一點同情心，所以不肯為農民效力。
陸遊《老學庵筆記》引《該聞錄》說“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
黃巢乒敗，皮日休被亂兵殺死，是可能的。
皮日休的子孫逃到會稽，投靠吳越國。
他的孫子皮光業曾為吳越國丞相。
宋時文人對皮日休事諱莫如深，力為辯白，其實聲辯皮日休不會從黃巢，隻能表明地主階級的愚頑立場，并不能證明皮日休未曾做黃巢的翰林學士。
聶夷中是鹹通二年及第的進士，年輩比皮日休高一些。
他出身貧苦家庭，在晚唐權門大族把持仕途的情況下，寒門出身的進士不可能有什麼前途。
這使他不得不立在民衆一邊，作出一首著名的《傷田家》詩。
到五代時，馮道還背誦這首詩來勸唐明宗體恤農民的勤苦。
農民受剝削的慘狀，被“二月賣新絲，五月粜新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四句話說盡，聶夷中留下的詩不多，但這一首《傷田家》詩，足以抵得陸龜蒙詩集全部而有餘，因為陸龜蒙不曾替民衆說一句話。
司空圖登鹹通十年（八六九年）進士第，得宰相盧攜器重。
唐僖宗時，官至知制诰、中書舍人，仕途是順利的。
唐昭宗時，唐朝滅亡的時機漸趨成熟，司空圖懼遭橫禍，退出仕途，隐居中條山王官谷，那是很大的田莊，他享受大地主的閑福，和一些名僧、隐士賦詩作樂，足以抵消他求做大官的熱情。
朱全忠滅唐自立為帝，召司空圖為禮部尚書，司空圖不食而死。
這在封建社會算是不事二姓的忠臣，隐居詩人加忠臣，使司空圖聲譽遠超皮陸諸人，實際上他的詩雖有一些歎亂傷時之作，但全是空泛無味的閑人語。
絲毫不反映他所生存的時代真實。
司空圖著《詩品》，标雄渾、沖淡等凡二十四則，名家詩風确有這些特征，司空圖說得雖然抽象，但可以助人理解詩風。
唐末五代文苑中新興的詞已代替詩的地位，詩人遠不如詞人的成績斐然。
其中較大的詩人，隻有韓偓韋莊二人。
韓偓是唐昭宗時及第的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他的官職，使他過着當時統治階級的腐朽生活，他也知道唐亡就在眼前，為逃避朱全忠的加害，帶着同族人跑到王審知的閩國去。
他著名的詩是香奁詩，有《香奁集》三卷。
韋莊在唐昭宗時進士及第，有詩集二十卷。
他最著名的詩是長篇叙事詩《秦婦吟》，詩中描寫黃巢農民起義軍在長安城的情況，當然，地主階級的詩人，對農民起義軍隻能有反動的看法，從形式上看雖然詩是好詩，但内容既壞，也就不值得珍重了。
韓偓韋莊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詩人，不過，他們對文學的貢獻是在詞的方面，他們應是更著名的詞人。
凡是未曾完成的運動，本身的發展決不會半途停止。
遠在東漢末建安時期，曹植開始發起五言古詩聲律化運動，經過南朝直到初唐，這個詩的聲律化運動，不曾停止過。
初唐沈佺期宋之問完成了這個運動，律詩從此定型。
律詩是新型的近體詩，與舊型的古體詩，勢成對立，陳子昂提倡古體詩，與沈宋成為兩個源頭。
嗣後王（維）李杜崛起，開盛唐的偉局，當時作者風起，各自開辟出一些新境界，獨立成一家。
依傍他人門戶的作者極少，所以呈現詩的盛世。
王李杜所辟境界，特别宏偉，尤其是杜甫，詩境包含萬象，足夠供後人用力演繹，中唐韓愈白居易演繹的成功最大，以韓白為代表的中唐詩格，并不比盛唐低，按韓白的成就來說，盛唐與中唐無甚區别，不過，元稹未免啟庸俗之端，盧仝、孟郊、賈島等人，境界褊狹，都缺乏盛世景象，從多數作者來看，中唐與盛唐确有區别。
詩到中唐，幾乎所有境界都有人開辟了，到晚唐時期，統治階級愈益腐朽，唐政權分裂成許多小塊，詩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要找士人正常的出路感到絕望。
詩的境界又早被中唐人盡量探索，遺存無幾，晚唐人隻能向瑣碎細緻處尋求新境，晚唐詩顯出一片蕭條氣象，正與政治上的蕭條氣象相适應。
不過，從特出詩人來看，李商隐不僅中唐末有敵手，即列在盛唐也并無愧色。
溫庭筠不隻是文學家，而且還是音樂家，他有絲即彈，有孔即吹，音樂十分精通。
唐人盛行歌舞，歌童舞妓到處都有。
元結《箧中集序》說“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于私室可矣”。
所謂污惑之聲，是指新體歌詞，非雅正的詩。
杜甫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莺恰恰啼”。
這裡說的黃四娘家，可能是歌舞尋樂的妓家，韓愈《感春》詩“嬌童為我歌，哀響跨筝笛；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
李白尤為風流不羁，李詩絕大部分是寫酒色之事，他老年流落江南，依人為生，家中也還養歌妓。
唐朝士大夫幾乎無不縱情聲色，杜甫韓愈也未能免俗，何論餘人。
歌舞必有歌詞，又必有曲折，配合歌舞的音樂也自然要有長短曲折。
歌詞配合音樂，七言四句必須有所變動，才能合歌舞。
詩變成詞，是歌舞促成的。
所有重要的文學，都從民間創始，後來為文士所采取，經過加工和提高，成為文學的新體制。
凡是活的文學，即配音樂歌唱的文學，無不如此長成起來。
詞的起源，卻有些例外，詞有一部分從民間歌調變來，也有一部分是士大夫創制。
大抵清新麗正的詞多出自民間，以敦煌遺文裡雜曲子為例，文字通俗，情意真實，顯然是民間流行的唱辭，曲調名目有《傾杯樂》、《内家嬌》、《拜新月》、《抛球樂》、《魚歌子》、《喜秋天》、《南歌子》等，說明在文士作詞以前，民間已有大量好詞在歌唱。
這裡介紹一首殘缺不全并失詞調的詞句如下：“十四十五上戰場，手執長槍，低頭淚落悔吃糧，步步近刀槍，昨夜馬驚辔斷，惆怅無人遮攔。
”寫幼年新兵初上戰場時的心情，寫得很動人。
另方面，淫豔浮麗的詞多出自士大夫。
以李白《對酒》詩為例，這雖然不算是詞，意境卻非民間所有，《對酒》詩雲“蒲蕩酒，金叵（音頗pǒ）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
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裡奈君何”。
這種腐朽意境，完全反映出士大夫的腐朽生活，到溫庭筠作詞，專以婦女為描述對象，此後凡作詞似乎非言閨情就不成其為詞，這使詞的境界變得狹窄不能象詩那樣恢宏闊大。
不過，詞畢竟是新興的文體，即使内容無異梁陳宮體，形式卻是新鮮可喜的。
詞有兩個起源，一是先在民間流行，經文士采取加工，提高為成熟的文學，二是知音文士，如李白溫庭筠等人，對絕句的唱法有所變革，這就很自然地變詩為詞。
《全唐詩》采集唐五代詞，大體上可稱完備。
其中如元結所作《欸乃曲》（欸音矮ǎi），是采取湘江上船夫曆年相沿的歌調，實際是七言四句詩，與七絕形式相近。
張志和《漁歌子》也是七言四句詩，不過第三句改為兩個三言句，形式更與詞相似。
韓偓《章台柳》，移兩個三言句到最前面，其餘三句仍是七言句。
這都說明詞（小令）與絕句關系甚密。
韋應物所作《三台》、《調笑令》與王建的《三台》、《調笑令》，句法完全相同，足見歌調有定式。
這些都是民間歌唱已有定式，文士采取加工，成為詞的一個起源。
自文士起源的詞，當以李白為最早，《全唐詩》載李白詞十四首，其中如《菩薩蠻》、《憶秦娥》顯系後人僞托，但如《清平調》、《清平樂》等詞，無疑是李白所作。
《清平調》《清平樂》開專寫婦女的風氣。
溫庭筠繼起，所作詞《全唐詩》采錄多至五十九首，标志着詩苑以外詞已走上自己發展的道路，成為獨樹一幟的新體文學。
五代時期作詞已成普遍現象，漢化的沙陀人李存勖（後唐莊宗）也能作詞，足見詞在五代，好比詩在唐朝，盛況是相似的。
作詞者必須過着極其腐朽的生活，才能反映腐朽生活來充實詞的内容。
當時西蜀和南唐兩國，恰恰具備這個必要的條件，因此兩國成為兩個詞的中心地。
唐末戰亂，唐朝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
王建也盡量收容，供給足夠的享受品，使維持原來的腐朽生活。
這些醉生夢死的文士，繼續做詞尋樂，唐末風氣，原樣保存在前蜀國。
前蜀國滅亡後，孟知祥建立後蜀國，腐朽風氣有增無減，著名詞人也就得以産生。
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十卷。
集中所錄自溫庭筠以下凡十八人，其中主要作者有韋莊、薛昭蘊、牛峤、毛文錫、朱希濟、歐陽炯、顧複、鹿虔扆、和凝、孫光憲等人，收集詞凡五百首。
《花間集》為最古的詞總集，這一派的作者稱為花間派，始祖是溫庭筠。
歐陽炯作序說“绮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娆之态。
自南朝之宮體，扇北裡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
序文說得清楚，花間派詞無非是宮體的變形，内容腐朽是一緻的。
另一個詞的中心産地是南唐國。
面臨亡國危機的南唐中主李璟和亡國後充當俘虜飽受恥辱的後主李煜，都是傑出的作者，特别是李煜，俘虜生活迫使他不能無動于衷，詞中隐約地帶有亡國的怨情，因此，他的詞不覺有異于一般醉生夢死的詞人，雖然他本人到死依舊是個醉夢中人。
溫庭筠是詞的創始者，李煜則是詞的擴大者，從李煜開端，北宋詞的境界大加開辟，花間派作者隻占其中的一部分，詞不專為閨房私情而寫作，在文學上的地位提高了。
李璟喜愛文學，羅緻馮延己等不少文士，《全唐詩》收馮延己詞多至七十八首。
馮延己人品極卑劣，所作詞卻不失為一個名家。
本年冬興元鎮節度使令狐楚臨死前一大，急召李商隐從京城到興元，使代草遺表，足見令狐楚很信任李商隐的章奏。
李商隐也自認是令狐楚的傳衣弟子。
照朋黨的規矩，李商隐當然應該做令狐氏的忠實徒黨。
也就是應該死守牛黨，不别找主人。
李商隐于次年赴泾原鎮節度使王茂元幕，并娶王氏女為妻。
王茂元是被當作李德裕黨的武人，令狐绹認為李商隐忘家恩，深惡痛絕，李商隐從此陷入朋黨的漩渦中，一生不得脫身。
八三九年（唐文宗開成四年）李商隐應吏部試書判拔萃科及格，得任為秘書省校書郎。
雖然這隻是正九品官，但地位清要，文士起家就得這個美職，尤其是得秘書省，可稱獲得捷徑。
就在本年，王茂元調為京官，李商隐也調補宏農尉，從正九品降為從九品，從清職降為俗吏，是李商隐仕途的挫折。
杜甫《贈高适》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碎”。
韓愈《贈張功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
杜牧《寄小侄阿宜》寺“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音匡攘kuāngráng）：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
唐時簿尉等官，有過失便受鞭笞，等于後世的胥吏。
孿商隐一入仕途，就顯出受朋黨的禍害。
八四○年，李商隐辭尉宮，南遊到湘鄂等地，企圖找個幕職，結果一無所得。
八四一年（唐武宗會昌元年），王茂元又被任為忠武軍節度使，李商隐自南方回京。
次年，李商隐又以書判拔萃，再任秘書省正字。
這時候牛黨被斥逐，李黨漸得勢，李商隐也似乎走上了順境。
此後幾年内，李商隐遭母喪，王茂元又死，李商隐實際上與李德裕并無直接關系，在會昌年間，正字美職因母喪失去，全家閑居永樂縣（山西永濟縣）。
等到喪服期滿，唐武宗死去，唐宣宗即位，任用牛黨白敏中為宰相，令狐绹為知制诰，充翰林學士，大權在握，放肆地斥逐李黨中人，鄭亞被斥為桂管觀察使，李商隐應鄭亞聘，任桂管掌書記。
李商隐到桂林任幕職，不久，鄭被貶為循州（廣東龍川縣）刺史，在任所死去。
李德裕也在崖州（廣東瓊山縣東南）死去，李黨已成不能複燃的死灰，隻好忍受牛黨的壓迫。
李商隐失幕職，回京選為盩屋尉。
自八三九年得宏農尉，經過首尾十一年，還是一個縣尉，李商隐仕途的柯，可以想見。
因為他特長章奏，恃幕職為生，如果說他是李黨中人，也隻是一個不足輕重的書記官。
八五○年（唐宣宗大中四年），令狐绹仕宰相，孿商隐才自己認輸，不敢再說“不憚牽牛妒”，改變為力謀接近令狐绹，哀求解釋舊恨。
令狐绹舊恨極深，任宰相十年，始終懷恨，李商隐寄托憂憤的豔體詩，很多是為令狐絢無情的報複而作的。
八五一年，妻王氏死，李商隐更是憂傷無聊，一部分豔體詩是為悼亡而作的。
八五二年，孿商隐又失幕職，人京哀求令狐绹，才得到正六品的太學博士。
接着，柳仲郢聘他為東川節度使掌書記。
八五六年，柳仲郢内調為吏部侍郎，李商隐又失幕職。
居鄭州充柳仲郢屬宮。
八五八年，這個晚唐最大詩人李商隐活了四十六歲、在朋黨傾軋中抑郁窮困地死去了。
他的才學和遭遇，使他的詩表現出獨特的風格。
他讀書極博，收集資料極富，所得材料，分類彙編，如《金鑰》分帝室、職官、歲時、州府等類，又有《雜纂》，專收集俗語和鄙事，又有《蜀爾雅》，專采蜀語。
他分類收集的手冊為數想必不少，這些都是作詩文的材料。
他使用材料非常精細，凡是使用材料，一定要翻檢原書，陳列左右，仔細核對，别人說他是獺祭魚，其實這是引書用事的基本方法，獺祭魚并不可譏。
因為他蓄材豐富，用材仔細，所以他的詩文都是用事精切，屬對緻密，形式之美，少有倫比。
不少人專學他形式之美的詩，衍為北宋初期的西昆體，造句細碎，意義晦澀，歐陽修起來，才推翻西昆體。
李商隐詩流弊相沿将近二百年，這也可以說是李商隐詩的副作用。
李詩本身卻是形式精美，感情深厚，他的境遇迫使他滿懷怨憤不能不說，又不敢直說，他說話真是諱莫如深，意思在隐約有無之中。
三國魏末，阮籍處在要說卻不敢直說的困境中，作《詠懷》詩，《詩品》評它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達到微而顯的最高境界。
李商隐處境與阮籍相似，所作隐語詩是《詠懷》詩的更進一步發展。
葛常之《韻語陽秋》說“義山詩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
又一詩話家說“李商隐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這些話都說得中肯，李商隐詩與阮籍《詠懷》詩同樣心情危苦，言語委曲。
注家因不知其所指，任意揣側，許多詩被說成才人浪子厚顔說淫亵話。
李詩所有豔情昵語絕大部分是用隐語來告哀，如果熟知他的身世，自然要給予深切的同情。
《驕兒》詩自謂“爺昔好讀書，懇苦自著述，顦顇（同憔悴qiáocuì）欲四十，無肉喂蚤虱。
兒慎勿學爺，讀書求甲乙”。
他對讀書如此厭棄，可見受蚤虱之苦太深了。
李商隐詩并不是全屬寓言，他也有語意完全明朗的詩篇，如《韓碑篇》，宛然是韓愈的筆法，諷刺唐敬宗荒淫諸篇，也并非晦澀，隻有牽涉到朋黨嫌疑或閨房的詩篇，才是諱莫如深，任人揣度，莫知真意何在。
李商隐詩嚴格遵守了杜甫作詩的規律，即“知律”、“攤書滿床”、“熟精《文選》理”、“應須飽經術”。
李商隐詩對這些條件都做得十分滿足，所以王安石說“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
他學杜甫詩，采取嚴肅的态度，造句精密，用意高遠，在韓愈一派詩人反元白詩末流的運動中，李商隐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宋許彥周《詩話》說“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
客問何從去之？仆曰，熟讀李義山詩與黃魯直詩則去也”。
李商隐詩正和元白詩末流完全相反，李詩盛行，元白詩末流才失去地位，因此，他是韓愈一派反熟濫詩的最後勝利者。
李商隐與同時的詩人溫庭筠齊名，時号溫李，又與杜牧齊名，時号李杜。
溫庭筠的祖父溫彥博在唐初曾做宰相，他出身富貴人家，過的是浪子生活，賭博酣飲，沉迷酒色，自恃才學，輕薄放肆，應進士試屢不得第，怨恨宰相令狐绹，作詩有“中書堂内坐将軍”句，譏宰相無學。
他喜愛音樂，尤其擅長彈琴吹笛，自謂“有絲即彈，有孔即吹”，不必選好琴好笛。
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絕句，唱時加上和聲，和聲辭有長短，後來就長短聲填長短句，使合曲拍，這就自然形成一種叫做詞的新體制。
京中和各州縣有大量官妓，又士大夫多蓄家妓，窮如柳宗元，至少也有一個家妓。
這種妓女就是新歌辭的傳播者，也可能是創造者。
溫庭筠長年和歌妓生活在一起，他的詩遠不及李商隐，他的浪子生活和音樂專長，卻使他成為詞的重要創始人。
固然，在溫庭筠以前，早已有人作詞，但專力發展這種新體制，成為代表一個時期的文體，不能不是溫庭筠的功績。
他的詞集号《金筌集》，歌詠的對象，無非是淫豔之事，比梁陳宮體，同樣穢亵。
晚唐統治階級腐朽到瀕臨崩潰的時候，與梁陳如出一轍，宮體由詞的形式表現出來，是符合當時情況的。
唐朝文學是盛世，到了晚唐已經不可阻止地要發生大分化，按照文學史上通例，總得出現兩個代表人物，一個結束舊傳統，一個發揚新趨勢。
在晚唐，李商隐是舊傳統的結束者，溫庭筠是新趨勢的發揚者。
晚唐詩人溫李稱首，其餘詩人都不能和他們比高下，因為此後詩人（包括詞人）都是溫李的追随者。
又一個與李商隐齊名的文人杜牧，是出身高門，又有才略的豪士。
他好談兵事，注《孫子》十三篇，流傳于當世。
他曾為牛僧孺的幕僚，又為季德裕所器重，但并未參加朋黨，以求高官。
他憑門第和才能，官至知制诰、中書舍人，比起李商隐的懷才不遇來，杜牧的遭遇還算是優異的。
他的門第和才能，使他顧慮不多，敢于直說自己的見解。
古文傳韓愈的文統，為晚唐突出的大作家，詩也情緻豪邁，接近韓愈。
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揭露佛教罪惡，思想上也是韓愈嫡傳。
晚唐李商隐杜牧号稱李杜，按二人詩風，李接近杜甫，杜接近李白，晚唐的李杜，是盛唐李杜有力的後勁，特别是李商隐，得杜甫詩學神髓，是杜甫以後唐詩人中第一人。
上列晚唐主要詩人以外，還有陸龜蒙、皮日休、聶夷中、司空圖等人。
陸龜蒙隐居松江甫裡，有田數百畝，屋三十間，是個中小地主。
他也參加生産勞動，但主要是享受閑福。
他和皮日休唱酬最多，唱酬詩一般是缺乏創見的。
享閑福也使他完全脫離社會實際，當時民主疾苦，陸龜蒙在詩中全無反映，成為可有可無的詩人。
皮日體為陸龜蒙集作序，稱陸可與溫李并駕，這樣的評價未免過當，陸龜蒙決非溫李的朋類，也不可與皮日休相比，因為皮日休有同情民衆的詩篇，在陸龜蒙集中是一篇也找不出的。
皮日休于八六七年（唐懿宗鹹通八年）舉進士及第，次年到蘇州作小官，與陸龜蒙唱酬就在這個時候。
八八○年（庸僖宗廣明元年），出任毗陵副使，他在路上參加了黃巢起義軍。
黃巢軍攻入長安，被任為翰林學士。
皮日休參加起義軍，很有人替他辯護，說決無投黃巢軍之理。
其實，他對窮苦民衆有同情心，正樂府十篇，都是憎惡官吏，為民伸冤的呼聲。
他在名篇《橡媪歎》裡有“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籲嗟逢橡媪，不覺淚沾裳”，詐仁還可以成王業，何況黃巢起義，是弔民伐罪之師，應該與漢高祖同樣看待，他做官有什麼不可以。
别的文人正因缺少這一點同情心，所以不肯為農民效力。
陸遊《老學庵筆記》引《該聞錄》說“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
黃巢乒敗，皮日休被亂兵殺死，是可能的。
皮日休的子孫逃到會稽，投靠吳越國。
他的孫子皮光業曾為吳越國丞相。
宋時文人對皮日休事諱莫如深，力為辯白，其實聲辯皮日休不會從黃巢，隻能表明地主階級的愚頑立場，并不能證明皮日休未曾做黃巢的翰林學士。
聶夷中是鹹通二年及第的進士，年輩比皮日休高一些。
他出身貧苦家庭，在晚唐權門大族把持仕途的情況下，寒門出身的進士不可能有什麼前途。
這使他不得不立在民衆一邊，作出一首著名的《傷田家》詩。
到五代時，馮道還背誦這首詩來勸唐明宗體恤農民的勤苦。
農民受剝削的慘狀，被“二月賣新絲，五月粜新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四句話說盡，聶夷中留下的詩不多，但這一首《傷田家》詩，足以抵得陸龜蒙詩集全部而有餘，因為陸龜蒙不曾替民衆說一句話。
司空圖登鹹通十年（八六九年）進士第，得宰相盧攜器重。
唐僖宗時，官至知制诰、中書舍人，仕途是順利的。
唐昭宗時，唐朝滅亡的時機漸趨成熟，司空圖懼遭橫禍，退出仕途，隐居中條山王官谷，那是很大的田莊，他享受大地主的閑福，和一些名僧、隐士賦詩作樂，足以抵消他求做大官的熱情。
朱全忠滅唐自立為帝，召司空圖為禮部尚書，司空圖不食而死。
這在封建社會算是不事二姓的忠臣，隐居詩人加忠臣，使司空圖聲譽遠超皮陸諸人，實際上他的詩雖有一些歎亂傷時之作，但全是空泛無味的閑人語。
絲毫不反映他所生存的時代真實。
司空圖著《詩品》，标雄渾、沖淡等凡二十四則，名家詩風确有這些特征，司空圖說得雖然抽象，但可以助人理解詩風。
唐末五代文苑中新興的詞已代替詩的地位，詩人遠不如詞人的成績斐然。
其中較大的詩人，隻有韓偓韋莊二人。
韓偓是唐昭宗時及第的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他的官職，使他過着當時統治階級的腐朽生活，他也知道唐亡就在眼前，為逃避朱全忠的加害，帶着同族人跑到王審知的閩國去。
他著名的詩是香奁詩，有《香奁集》三卷。
韋莊在唐昭宗時進士及第，有詩集二十卷。
他最著名的詩是長篇叙事詩《秦婦吟》，詩中描寫黃巢農民起義軍在長安城的情況，當然，地主階級的詩人，對農民起義軍隻能有反動的看法，從形式上看雖然詩是好詩，但内容既壞，也就不值得珍重了。
韓偓韋莊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詩人，不過，他們對文學的貢獻是在詞的方面，他們應是更著名的詞人。
凡是未曾完成的運動，本身的發展決不會半途停止。
遠在東漢末建安時期，曹植開始發起五言古詩聲律化運動，經過南朝直到初唐，這個詩的聲律化運動，不曾停止過。
初唐沈佺期宋之問完成了這個運動，律詩從此定型。
律詩是新型的近體詩，與舊型的古體詩，勢成對立，陳子昂提倡古體詩，與沈宋成為兩個源頭。
嗣後王（維）李杜崛起，開盛唐的偉局，當時作者風起，各自開辟出一些新境界，獨立成一家。
依傍他人門戶的作者極少，所以呈現詩的盛世。
王李杜所辟境界，特别宏偉，尤其是杜甫，詩境包含萬象，足夠供後人用力演繹，中唐韓愈白居易演繹的成功最大，以韓白為代表的中唐詩格，并不比盛唐低，按韓白的成就來說，盛唐與中唐無甚區别，不過，元稹未免啟庸俗之端，盧仝、孟郊、賈島等人，境界褊狹，都缺乏盛世景象，從多數作者來看，中唐與盛唐确有區别。
詩到中唐，幾乎所有境界都有人開辟了，到晚唐時期，統治階級愈益腐朽，唐政權分裂成許多小塊，詩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要找士人正常的出路感到絕望。
詩的境界又早被中唐人盡量探索，遺存無幾，晚唐人隻能向瑣碎細緻處尋求新境，晚唐詩顯出一片蕭條氣象，正與政治上的蕭條氣象相适應。
不過，從特出詩人來看，李商隐不僅中唐末有敵手，即列在盛唐也并無愧色。
溫庭筠不隻是文學家，而且還是音樂家，他有絲即彈，有孔即吹，音樂十分精通。
唐人盛行歌舞，歌童舞妓到處都有。
元結《箧中集序》說“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于私室可矣”。
所謂污惑之聲，是指新體歌詞，非雅正的詩。
杜甫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莺恰恰啼”。
這裡說的黃四娘家，可能是歌舞尋樂的妓家，韓愈《感春》詩“嬌童為我歌，哀響跨筝笛；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
李白尤為風流不羁，李詩絕大部分是寫酒色之事，他老年流落江南，依人為生，家中也還養歌妓。
唐朝士大夫幾乎無不縱情聲色，杜甫韓愈也未能免俗，何論餘人。
歌舞必有歌詞，又必有曲折，配合歌舞的音樂也自然要有長短曲折。
歌詞配合音樂，七言四句必須有所變動，才能合歌舞。
詩變成詞，是歌舞促成的。
所有重要的文學，都從民間創始，後來為文士所采取，經過加工和提高，成為文學的新體制。
凡是活的文學，即配音樂歌唱的文學，無不如此長成起來。
詞的起源，卻有些例外，詞有一部分從民間歌調變來，也有一部分是士大夫創制。
大抵清新麗正的詞多出自民間，以敦煌遺文裡雜曲子為例，文字通俗，情意真實，顯然是民間流行的唱辭，曲調名目有《傾杯樂》、《内家嬌》、《拜新月》、《抛球樂》、《魚歌子》、《喜秋天》、《南歌子》等，說明在文士作詞以前，民間已有大量好詞在歌唱。
這裡介紹一首殘缺不全并失詞調的詞句如下：“十四十五上戰場，手執長槍，低頭淚落悔吃糧，步步近刀槍，昨夜馬驚辔斷，惆怅無人遮攔。
”寫幼年新兵初上戰場時的心情，寫得很動人。
另方面，淫豔浮麗的詞多出自士大夫。
以李白《對酒》詩為例，這雖然不算是詞，意境卻非民間所有，《對酒》詩雲“蒲蕩酒，金叵（音頗pǒ）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
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裡奈君何”。
這種腐朽意境，完全反映出士大夫的腐朽生活，到溫庭筠作詞，專以婦女為描述對象，此後凡作詞似乎非言閨情就不成其為詞，這使詞的境界變得狹窄不能象詩那樣恢宏闊大。
不過，詞畢竟是新興的文體，即使内容無異梁陳宮體，形式卻是新鮮可喜的。
詞有兩個起源，一是先在民間流行，經文士采取加工，提高為成熟的文學，二是知音文士，如李白溫庭筠等人，對絕句的唱法有所變革，這就很自然地變詩為詞。
《全唐詩》采集唐五代詞，大體上可稱完備。
其中如元結所作《欸乃曲》（欸音矮ǎi），是采取湘江上船夫曆年相沿的歌調，實際是七言四句詩，與七絕形式相近。
張志和《漁歌子》也是七言四句詩，不過第三句改為兩個三言句，形式更與詞相似。
韓偓《章台柳》，移兩個三言句到最前面，其餘三句仍是七言句。
這都說明詞（小令）與絕句關系甚密。
韋應物所作《三台》、《調笑令》與王建的《三台》、《調笑令》，句法完全相同，足見歌調有定式。
這些都是民間歌唱已有定式，文士采取加工，成為詞的一個起源。
自文士起源的詞，當以李白為最早，《全唐詩》載李白詞十四首，其中如《菩薩蠻》、《憶秦娥》顯系後人僞托，但如《清平調》、《清平樂》等詞，無疑是李白所作。
《清平調》《清平樂》開專寫婦女的風氣。
溫庭筠繼起，所作詞《全唐詩》采錄多至五十九首，标志着詩苑以外詞已走上自己發展的道路，成為獨樹一幟的新體文學。
五代時期作詞已成普遍現象，漢化的沙陀人李存勖（後唐莊宗）也能作詞，足見詞在五代，好比詩在唐朝，盛況是相似的。
作詞者必須過着極其腐朽的生活，才能反映腐朽生活來充實詞的内容。
當時西蜀和南唐兩國，恰恰具備這個必要的條件，因此兩國成為兩個詞的中心地。
唐末戰亂，唐朝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
王建也盡量收容，供給足夠的享受品，使維持原來的腐朽生活。
這些醉生夢死的文士，繼續做詞尋樂，唐末風氣，原樣保存在前蜀國。
前蜀國滅亡後，孟知祥建立後蜀國，腐朽風氣有增無減，著名詞人也就得以産生。
後蜀趙崇祚編《花間集》十卷。
集中所錄自溫庭筠以下凡十八人，其中主要作者有韋莊、薛昭蘊、牛峤、毛文錫、朱希濟、歐陽炯、顧複、鹿虔扆、和凝、孫光憲等人，收集詞凡五百首。
《花間集》為最古的詞總集，這一派的作者稱為花間派，始祖是溫庭筠。
歐陽炯作序說“绮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娆之态。
自南朝之宮體，扇北裡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
序文說得清楚，花間派詞無非是宮體的變形，内容腐朽是一緻的。
另一個詞的中心産地是南唐國。
面臨亡國危機的南唐中主李璟和亡國後充當俘虜飽受恥辱的後主李煜，都是傑出的作者，特别是李煜，俘虜生活迫使他不能無動于衷，詞中隐約地帶有亡國的怨情，因此，他的詞不覺有異于一般醉生夢死的詞人，雖然他本人到死依舊是個醉夢中人。
溫庭筠是詞的創始者，李煜則是詞的擴大者，從李煜開端，北宋詞的境界大加開辟，花間派作者隻占其中的一部分，詞不專為閨房私情而寫作，在文學上的地位提高了。
李璟喜愛文學，羅緻馮延己等不少文士，《全唐詩》收馮延己詞多至七十八首。
馮延己人品極卑劣，所作詞卻不失為一個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