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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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學比起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太康、齊梁諸時期來，是一個規模空前的發皇時期。
自建安以來在文學形式上極被重視的聲律和對偶化運動，唐朝達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發展。
東晉以來對骈文處于劣勢地位的散文運動，唐朝也達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為發展。
近體詩（律詩）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學的主要文體，由此破壞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幹文體，影響後代文學至為巨大。
劉勰《文心雕龍》說，六朝以前各種文體無不溯源于六經。
照這樣說，兩宋以下至語體文流行的一千年間，各種文體的淵源，應該是唐朝。
唐文學所以如此重要，隻是因為它吸收南朝文學的英華，并創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興衰，可分為三個階段，文學的興衰，大體上與政治互相影響，也可分三個階段。
唐前期政治是興盛的，文學卻在醞釀狀态中，為後來的興盛準備着條件。
唐中期政治衰頹，文學卻極為興盛，唐後期政治由衰頹以至于滅亡，文學則由興盛轉向衰頹。
不過，在一般衰頹中，也還有例外，如新興的詞（詩餘），是統治階級精神界極度腐朽瀕臨死亡時候的産物，但對這種文體的本身說來，在唐末五代卻是方興未艾的盛世。
産生這些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襲南朝文風。
自東晉南渡，北方繼續為落後民族所占據，它們依靠兵力，統治漢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後族的統治者，一緻承認南朝是華夏正統所在。
隋統一後，南朝浮麗的文風風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質樸的北方文風來對抗南朝文風，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實錄（據實直書）。
盡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挽回已成的風氣。
隋炀帝步梁陳後塵，提倡華豔，南方文風統一了南北文苑。
北周蘇綽撰《大诰》，作為文章程式，隋文帝時，李谔上書請正文體，主張依據儒家經典為文，與蘇綽所見略同。
這種模拟經典的拙劣文辭，即所謂北方文風，當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風，不過其中也還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并宜實錄，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針。
唐初，也有人主張，去短取長，融合南北文風。
魏征《隋書?文學傳序》說“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绮；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绮則文過其意。
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
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
魏征此論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趨勢，盛唐時期這個趨勢才達到了文質彬彬的理想境界。
（二）唐前期文學主要是沿襲南朝，但逐漸自創新境，中期以後，新境大辟，文學成就遠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經濟趨于繁榮，士人生活也就有适當的保障，再加朝廷以進士科取士，利祿所在，士人無不緻力于文學。
聲津對偶化的文學，首先要士人讀大量的書籍，韓愈詩“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
所謂綴語言，就是熟讀群書，博記故事，儲備對偶的資料。
《文心雕龍》《麗辭》、《事類》兩篇，“字論文章中對偶的重要。
《麗辭篇》說，“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躍）而行也”。
《事類篇》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
做詩文沒有先積累足夠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詩文，在印刷術未曾通行的時候，要熟讀大量書籍，非國家長期安甯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個長期安甯的時期，有些士人博見強記，使用事類表現驚人的豐富。
同時，類書的編輯，唐朝最為發達，傳世的大部類書，有《藝文類聚》一百卷，《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初學記》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
《藝文類聚》唐高祖時歐陽詢等奉敕編，書分四十八類，類中又分門目，每事每物，注明出處。
《北堂書鈔》唐初虞世南撰，書分八百零一類。
《初學記》店玄宗時徐堅等奉敕撰，書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
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經史事類六帖》。
白居易在書齋中置陶瓶數十個，瓶上各題門目，命門生采集事類投瓶中，倒出後鈔錄成書，因此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士人讀這些大部類書，搜集資料的時間，得以節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類書的幫助。
唐高宗時李善注《文選》成書，李善注極其精博，成為士人必讀的寶書。
杜甫教子詩裡有“詩是吾家事”，..“熟精《文選》理”等句，說明杜甫作詩的要訣是從《文選》中熟習文理，同時也熟悉《文選》注提供的豐富資料。
唐文士家家有《文選》，象李德裕自稱家不蓄《文選》，那是絕少的例外。
還有一種稱為《兔園策》的類書，是村塾裡小學生的讀本，流行極廣。
五代時馮道退朝，有朝官走在後面，譏笑他說，他要是走快了，一定會掉下《兔園策》來。
馮道責備譏笑者說，《兔園策》都是名儒所集，我能背誦它。
你們隻學科場文辭，便算是舉業，借此竊取公卿高位，未免太淺狹了吧！從讀書破萬卷到背誦《兔園策》，學力相差懸殊，對偶在文學中的重要卻由此可見。
依靠一些事類，堆砌成篇，缺乏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更缺乏明确的思想，《文心雕龍》所謂“碌碌麗辭，昏睡耳目”的催眠文章，在唐朝文學中特别是在唐前期的文學中，占很大的數量，《全唐文》《全唐詩》兩書保存大量詩文，除去催眠文章，存下來的才是唐文學，其中不大的一部分才是唐文學的精華。
（三）北方文風與南方文風在文苑中展開争奪戰，北方文風逐漸取得優勢，唐文學的精華，就是北方文風占優勢的那一部分文學。
李谔請正文體，意思是要提倡儒家思想。
典诰文體，用實錄來反對輕浮，也就是要用北方文風來反對南方文風，此後兩種文風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結果，構成唐文學的全貌。
《文心雕龍》說：“才（思想）為盟主，學（事類）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
照這個标準來看唐文學，才學并茂稱得起霸者的作家和作品，就不能象設想的那樣多了。
作者才恩的來源，有些人主要是儒學，有些人是佛教（禅宗）和道教。
儒學思想在文苑中往往起主導的作用，因為佛道盡管盛行，儒學的正統地位依然存在，合于儒學思想的文學，容易得到士人群的尊崇和共鳴，唐朝最傑出詩人杜甫，古文運動的首領韓愈，固然都各有獨到的成就，但堅守儒家思想，也是獲緻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儒佛道三種思想以外，還有一種普通士人的思想，這種人求名求利，非常熱衷，得不到的時候，悲苦憂愁，哀感動人，得到了便快意縱欲，鼓吹酒色之樂，得意自鳴，也頗能動人。
這一種人在文士中是最大多數，其中不少還是著名的作音。
他們的意境，不能超出個人悲歡離合的小範圍，因之他們的作品，即使是精美的，也不能象杜甫韓愈那樣，取得更高的成就。
庸、五代文苑的情況，總的說來，大體上不外是：在前期，沿襲南朝積習，南方文風壓倒一切。
在中期，北方文風以儒家思想為骨幹，與南方文風作鬥争，取得勝利，文學呈現極盛狀态。
在後期及五代，政治上一片衰敗蕭索氣象，影響到文苑，同樣是一片衰敗蕭索氣象，當時表現統治階級腐朽生活的詞，是一種新興的體制，恰似幾朵鮮豔的桃李花在秋樹枝上開放，使人感到衰秋裡還留有一點春豔。
唐文苑盛極以後，并沒有全部崩壞。
下面略叙幾種重要文體即詩與詩餘（詞）的興衰和若幹重要文人的成績。
一初唐詩人 南朝士族生活優裕，偷安成習，以能作五言詩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會作詩，就無法參與社會活動。
詩提到這樣高的地位，實是南朝士族衰朽堕落，精神萎靡的表現。
這種陋習到唐朝愈益盛行，這是因為南朗士人作詩，固然由于“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以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笃”，不過還未曾明文規定詩為祿利之路。
唐朝以進士科取士，作詩成為取祿利的正路，後來甚至非科第出身的人，不得為宰相。
唐朝文人幾乎無一不是詩人，隻有好不好的區别，不存在能不能的問題。
唐時作詩的人既多，詩篇自然也不少，經過時間的淘汰，較好的部分被保存下來，清康熙時輯《全唐詩》，尚存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親人，時間是公正的裁判者，被淘汰的詩篇和詩人，可能比上列數目要大得多，不過湮沒無聞是毫不足惜的。
沒有理由該對應當湮役的事物表示惋惜。
大抵詩人（一切文人）必須先有高尚的抱負，盡管是迂闊不切事情的抱負，有了抱負，才能産生高尚的意境，高尚的意境又産生高尚的作品，當然，作詩的技巧，如聲律對偶之類，也很重要，但始終居于輔佐地位，作主導的不能不是意境。
例如杜甫，在唐朝是詩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詩人中也是第一。
他的成功處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負。
他自比稷與契，要“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迂闊不切事情的抱負，高尚的意境卻由此産生，因為事實遠不如他所想的那樣順利，使得他“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對壞人壞事采取“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的态度。
任何文人都讀過《孟子》。
“庖有肥肉，野有餓莩（同殍piǎo）”，到杜甫才化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在他以前沒有一個詩人能造出這樣的句子，隻因為沒有杜甫那樣的抱負和意境。
唐前期詩沿襲南朝，無非是些“競一韻之奇，争一家之巧，連篇累犢，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的作品，唐太宗是創業英主，作起詩來仍是循規蹈矩，逐句相對，無異普通文士，表現不出象宋太祖《詠月詩》那種“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後山詩話》、《庚溪詩話》所引稍異）的雄偉氣概，即此可見南朝文風對唐初文學有很大的拘束力。
唐太宗時，名士張昌齡等應進士科，都被考官斥退。
唐太宗問斥退的緣故。
考官對：昌齡等華而少實，文風浮靡，不是好材料。
如果錄取他們，後生相慕成風，擾亂朝廷提倡的鳳雅之道。
所謂風雅之道，就是要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
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雖然賞識張昌齡等人的文藻，卻隻好承認考官所說為有理，也就是承認北方文風對南方文風的壓制。
聲律對偶化的文學還沒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風仍有廣闊發展的前途，壓制是不能生效的。
唐高宗時，稱為庸初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同時稱霸，南方文風更進一步在文苑裡占優勢。
文武雙全的裴行儉，輕視四人說，士人要有遠大前程，首先靠器識，其次才是文藝。
王勃等雖有文才，都浮躁淺露，哪裡象個享受爵祿的材料！楊炯大概可以做個縣長，其餘諸人得好死就算不錯。
裴行儉這些話，在文才與仕途大體上一緻的唐朝，是有依據的，同時也表示南北兩種文風的對立。
不過，專就詩來說，四傑詩運用聲律，固然不如後起詩人的精密，在古詩向律詩過渡中，卻不能不說是大有進境。
杜甫評論四傑詩，說“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曬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四傑在他們所生存的時代裡，無疑是顯著的代表人物。
居四傑首位的王勃，正是一個浮躁淺露，器小識短的文人。
他的祖父王通，隋文帝時為蜀郡司戶書佐，後為蜀王侍讀。
隋炀帝大業末年，退歸家鄉绛州龍門，聚徒講學，不久就死去。
王通生于五八四年（隋文帝開皇四年），死于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一生僅有三十五歲，回鄉講學，僅有根短的歲月。
隋末大亂，決不能即時聚徒多至千親人，更不會有季靖、房玄齡、魂征、溫大雅、陳叔達等唐初将相來“北面受王佐之道”。
大抵王通伏居鄉裡，模拟記孔于言行的《論語》作《中說》一書以求名，他的兒子王福郊、王福畤（音zhì），又無恥妄為，引唐初著名将相李靖等人算是受業門人，甚至妄造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的無稽之談，李德林死于五九一年，即使請見是在這一年，王通還隻有八歲，怎末會有請見的事！即此一例，王通和他的二子，學聖人腔調來說話，立意裝扮成聖人模樣，不是著述界的優伶還能是什麼？王勃是王福畤的兒子，也是優伶一類人，他六歲便能作文，不到二十歲，應舉及第，屢到宮門前獻頌，是一個不安于卑位的浮躁人。
他作倬彼我系四言詩，稱頌王通說“伊我祖德，思濟九埏（音延yán），..其位雖屈，其言則傳”。
又說“愛述帝制，大搜王道，..禮樂鹹若，詩書具草，贻厥孫謀，永為家寶”。
托名杜淹撰的《文中子世家》裡說，王通曾編六經。
這種所謂六經，大概是些比《中說》更不堪傳世的陋俗書，王勃大加贊揚，顯然是阿私父祖，通同作僞。
楊炯所作《王勃集序》，說王勃夢見有自稱為孔夫子的人告訴他說，《易》有太極，你應該努力。
醒後注《周易》，撰《周易發揮》五卷。
又為《元經》（王通拟《春秋》作《元經》）作傳（拟《左氏傳》）、為《詩》《書》（王通拟三百篇作《續詩》，拟《尚書》作《續書》）作序，他同他的父祖一樣，也想依傍孔聖人，扮演個聖人。
凡事缺乏自立精神，甘心依傍門戶，模拟别人的言語行動，即使模拟的真象聖人，仍不免是聖人的奴仆，奴仆總是仰人鼻息，志趣卑下的。
王勃詩并不想做什麼聖人，而是想做神仙，王勃詩集裡有《懷仙》、《忽夢遊仙》等七八篇，求仙思想占頗大的比重。
求仙是貪欲的表現，他不滿當前已得的小官職，希望得高官，高官不能得，便幻想作神仙。
神仙不可得，轉而更不滿當前的小官職，終于小官職也當不成，失職流落，渡海溺死，死時才二十八歲。
《新唐書?文苑傳》說他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恃才傲物，一定是浮躁淺露的人，盡管文才特大，用來自恃，恰恰成為自害的毒藥。
王勃不懂得這一點淺顯的常理，所以他的詩隻能做出好的句子，卻不能做出意境高遠的整篇，因為沒有高遠的抱負，無從産生高遠的意境。
四傑中第二人楊炯，幼年便擅長詩文，應神童科試得官。
他恃才簡倨；使人不能容忍。
武則天時為盈川縣令，在官殘暴，動辄發怒殺人。
武則天分送盂蘭盆給諸佛寺，楊炯獻《盂蘭盆賦》，殺人和獻賦，都是為了迎合武則大的任用酷吏和崇奉佛教。
他不滿當時王楊盧駱的品第，曾說，我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前一句是假話，後一句是真話，不高據第一位，淺露成性的文人是不會甘心的。
盧照鄰列第三人。
盧照鄰博學善作文，因得中風病，不能仕進，愈益躁急，病也愈益增重。
他投拜名醫孫思邈為師，求治病的方法。
孫思邈答言“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
看孫恩邈的答言，大抵盧照鄰的德性和人事，都有歉缺，病根不外是浮躁淺露。
最後不能忍受風病的痛苦，投颍水自殺，死時年四十。
列第四位的駱賓王，品行不好，愛和賭徒們交朋友。
唐高宗末年，得為長安主簿，他在《疇昔篇》裡說“隻為須求負郭田，使我再幹州縣祿”。
他作官目的是求負郭田，很自然地就要犯贓罪下獄，出獄後被貶官為臨海縣丞，怏怏不得意，棄官在江南流浪，徐敬業據揚州起兵反武則天，用駱賓王為書記，軍中書檄，多出駱賓王手。
徐敬業兵敗，駱賓王亡命逃竄，不知所終。
四傑為人大體如此，他們都缺乏高遠的思想，詩意不出個人榮枯悲歡的小範圍，沒有什麼深切感人的力量。
杜甫《戲為六絕句》，給四傑高的評價，對四傑所在的當時來說，這樣的評價是合理的。
繼四傑而起的詩人有沈佺期、宋之問。
詩的聲律化，自建安時期曹植開始，曆兩晉南朝諸詩人直到初唐四傑，都在聲律化的逐步發展上有所貢獻。
武則天時，經沈佺期宋之問等人的倡導和定型，律詩各體制都達到了完成的地步。
杜甫詩“老來漸于詩律細”，這說明詩人要經過長期體會，運用詩律才能逐漸精細。
古詩變成律詩，同樣要經過長期體會，這個過程先後約有五百年。
《新唐書?文苑傳》說，沈約庾信作詩，音韻調諧，對偶精密，沈佺期宋之問比沈庾更加靡麗，一篇中句數有定準，通篇不犯聲病，美得象錦繡成文，學者都模拟他們的作品，号為沈宋體。
沈宋谄奉張易之，替他做應制詩，人品卑劣，宋之問甚至為張易之捧溺壺。
武則天死後，沈宋都被貶竄，先後死去，他們的詩意境平常，與四傑相類，專靠形式華美，供宮廷玩賞。
武則天令群臣賦詩，東方虬（音求qiú）詩先成，武則大特賜錦袍。
及讀宋之問詩，大加稱賞，奪東方虬錦袍轉賜宋之問。
這樣的予奪，對詩風有很大影響，由宮廷予奪變為科舉得失，全國士人準不從風而靡。
唐中宗曾令群臣賦詩，群臣獻應制詩百餘篇。
唐中宗命宮女上官婉兒選一篇為新翻禦制曲，上官婉兒獨取宋之問詩入選。
她評沈宋二詩優劣說，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雲，“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才”，不免詞氣衰竭。
宋詩雲，“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顯得強健有餘力。
沈佺期見評語心服，不敢再争。
武則天唐中宗據皇帝之位，提倡賦詩，群臣不能作應制詩，便難參預朝會，沈佺期宋之問等是張易之一舉人的槍手，上官婉兒是唐中宗韋皇後安樂公主一類人的代筆，又是諸臣詩的評判者，她對律詩的倡導和促使定型，至少與沈宋同樣有力。
正當近體詩（律詩）完全成熟的時候，不拘聲律對偶的古體詩，以陳子昂為代表，起而力争自己應有的地位。
陳于昂上書論政事，沒有什麼好見解，但作詩能直打己見，和沈宋走相反的道路，這在當時，非有豪傑的氣概，是不敢這樣做的。
他曾作《感遇詩》，詩人王适驚歎道，“此人必為海内文宗”，柳公權評陳子昂詩說，“庸興以來，子昂而已”。
杜甫作《陳拾遺故宅詩》也給予很高的評價，說“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
名與日月懸..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
武則天時，士人都追随沈宋作近體詩，獨陳子昂作古詩與流俗對抗，固然近體詩是五百年來詩的自然趨勢，是新産生的優美品種，但古詩也不容從此廢棄，自陳子昂張揚古詩的旗幟，唐詩始備古近二體。
杜甫稱他是雄才，敢于代表一種被忽視的文體，出而有所主張，當然不是庸人而是雄才。
二盛唐詩人 唐玄宗開元時期，唐朝政治經濟發達到了最高峰。
代表唐朝的文學--古近體詩，也達到了最高峰。
開元時期，天下安甯，士大夫生活富裕，有人制得佳篇秀句，即傳誦人口，流播遠近。
有些詩人所作被采入樂章，名登朝廷，為統治階級所敬重。
作詩是得名的捷徑，因此幾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詩，大詩人接踵而出，每個大詩人都得到社會的尊敬和優厚的待遇。
例如天寶初年，蜀人李白到長安，往見賀知章，賀知章看了他的詩文，主要是看了《蜀道難篇》，歎賞說，你是個下凡的仙人呵！（“谪仙人”）李白從此聲名大振。
李白因詩名大，被任為翰林院供奉。
開元年間，李白二十五歲出
自建安以來在文學形式上極被重視的聲律和對偶化運動，唐朝達到了完成的境界，并且得到大發展。
東晉以來對骈文處于劣勢地位的散文運動，唐朝也達到了完成的境界而大為發展。
近體詩（律詩）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朝文學的主要文體，由此破壞了或者派生了其他若幹文體，影響後代文學至為巨大。
劉勰《文心雕龍》說，六朝以前各種文體無不溯源于六經。
照這樣說，兩宋以下至語體文流行的一千年間，各種文體的淵源，應該是唐朝。
唐文學所以如此重要，隻是因為它吸收南朝文學的英華，并創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
唐朝政治的興衰，可分為三個階段，文學的興衰，大體上與政治互相影響，也可分三個階段。
唐前期政治是興盛的，文學卻在醞釀狀态中，為後來的興盛準備着條件。
唐中期政治衰頹，文學卻極為興盛，唐後期政治由衰頹以至于滅亡，文學則由興盛轉向衰頹。
不過，在一般衰頹中，也還有例外，如新興的詞（詩餘），是統治階級精神界極度腐朽瀕臨死亡時候的産物，但對這種文體的本身說來，在唐末五代卻是方興未艾的盛世。
産生這些現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沿襲南朝文風。
自東晉南渡，北方繼續為落後民族所占據，它們依靠兵力，統治漢族，在政治文化方面，北方人包括落後族的統治者，一緻承認南朝是華夏正統所在。
隋統一後，南朝浮麗的文風風靡北方，隋文帝用政治力量扶助質樸的北方文風來對抗南朝文風，要求公私文翰，并宜實錄（據實直書）。
盡管朝廷的要求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挽回已成的風氣。
隋炀帝步梁陳後塵，提倡華豔，南方文風統一了南北文苑。
北周蘇綽撰《大诰》，作為文章程式，隋文帝時，李谔上書請正文體，主張依據儒家經典為文，與蘇綽所見略同。
這種模拟經典的拙劣文辭，即所謂北方文風，當然不能抵制南方文風，不過其中也還有合理的部分，如公私文翰并宜實錄，就是救弊的重要方針。
唐初，也有人主張，去短取長，融合南北文風。
魏征《隋書?文學傳序》說“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绮；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
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绮則文過其意。
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
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
魏征此論代表南北融合的自然趨勢，盛唐時期這個趨勢才達到了文質彬彬的理想境界。
（二）唐前期文學主要是沿襲南朝，但逐漸自創新境，中期以後，新境大辟，文學成就遠超南朝，唐前期封建經濟趨于繁榮，士人生活也就有适當的保障，再加朝廷以進士科取士，利祿所在，士人無不緻力于文學。
聲津對偶化的文學，首先要士人讀大量的書籍，韓愈詩“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
所謂綴語言，就是熟讀群書，博記故事，儲備對偶的資料。
《文心雕龍》《麗辭》、《事類》兩篇，“字論文章中對偶的重要。
《麗辭篇》說，“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骥在左骖、弩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音chěnchuō跳躍）而行也”。
《事類篇》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
做詩文沒有先積累足夠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詩文，在印刷術未曾通行的時候，要熟讀大量書籍，非國家長期安甯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個長期安甯的時期，有些士人博見強記，使用事類表現驚人的豐富。
同時，類書的編輯，唐朝最為發達，傳世的大部類書，有《藝文類聚》一百卷，《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初學記》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
《藝文類聚》唐高祖時歐陽詢等奉敕編，書分四十八類，類中又分門目，每事每物，注明出處。
《北堂書鈔》唐初虞世南撰，書分八百零一類。
《初學記》店玄宗時徐堅等奉敕撰，書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
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經史事類六帖》。
白居易在書齋中置陶瓶數十個，瓶上各題門目，命門生采集事類投瓶中，倒出後鈔錄成書，因此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士人讀這些大部類書，搜集資料的時間，得以節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類書的幫助。
唐高宗時李善注《文選》成書，李善注極其精博，成為士人必讀的寶書。
杜甫教子詩裡有“詩是吾家事”，..“熟精《文選》理”等句，說明杜甫作詩的要訣是從《文選》中熟習文理，同時也熟悉《文選》注提供的豐富資料。
唐文士家家有《文選》，象李德裕自稱家不蓄《文選》，那是絕少的例外。
還有一種稱為《兔園策》的類書，是村塾裡小學生的讀本，流行極廣。
五代時馮道退朝，有朝官走在後面，譏笑他說，他要是走快了，一定會掉下《兔園策》來。
馮道責備譏笑者說，《兔園策》都是名儒所集，我能背誦它。
你們隻學科場文辭，便算是舉業，借此竊取公卿高位，未免太淺狹了吧！從讀書破萬卷到背誦《兔園策》，學力相差懸殊，對偶在文學中的重要卻由此可見。
依靠一些事類，堆砌成篇，缺乏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更缺乏明确的思想，《文心雕龍》所謂“碌碌麗辭，昏睡耳目”的催眠文章，在唐朝文學中特别是在唐前期的文學中，占很大的數量，《全唐文》《全唐詩》兩書保存大量詩文，除去催眠文章，存下來的才是唐文學，其中不大的一部分才是唐文學的精華。
（三）北方文風與南方文風在文苑中展開争奪戰，北方文風逐漸取得優勢，唐文學的精華，就是北方文風占優勢的那一部分文學。
李谔請正文體，意思是要提倡儒家思想。
典诰文體，用實錄來反對輕浮，也就是要用北方文風來反對南方文風，此後兩種文風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結果，構成唐文學的全貌。
《文心雕龍》說：“才（思想）為盟主，學（事類）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
照這個标準來看唐文學，才學并茂稱得起霸者的作家和作品，就不能象設想的那樣多了。
作者才恩的來源，有些人主要是儒學，有些人是佛教（禅宗）和道教。
儒學思想在文苑中往往起主導的作用，因為佛道盡管盛行，儒學的正統地位依然存在，合于儒學思想的文學，容易得到士人群的尊崇和共鳴，唐朝最傑出詩人杜甫，古文運動的首領韓愈，固然都各有獨到的成就，但堅守儒家思想，也是獲緻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儒佛道三種思想以外，還有一種普通士人的思想，這種人求名求利，非常熱衷，得不到的時候，悲苦憂愁，哀感動人，得到了便快意縱欲，鼓吹酒色之樂，得意自鳴，也頗能動人。
這一種人在文士中是最大多數，其中不少還是著名的作音。
他們的意境，不能超出個人悲歡離合的小範圍，因之他們的作品，即使是精美的，也不能象杜甫韓愈那樣，取得更高的成就。
庸、五代文苑的情況，總的說來，大體上不外是：在前期，沿襲南朝積習，南方文風壓倒一切。
在中期，北方文風以儒家思想為骨幹，與南方文風作鬥争，取得勝利，文學呈現極盛狀态。
在後期及五代，政治上一片衰敗蕭索氣象，影響到文苑，同樣是一片衰敗蕭索氣象，當時表現統治階級腐朽生活的詞，是一種新興的體制，恰似幾朵鮮豔的桃李花在秋樹枝上開放，使人感到衰秋裡還留有一點春豔。
唐文苑盛極以後，并沒有全部崩壞。
下面略叙幾種重要文體即詩與詩餘（詞）的興衰和若幹重要文人的成績。
一初唐詩人 南朝士族生活優裕，偷安成習，以能作五言詩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會作詩，就無法參與社會活動。
詩提到這樣高的地位，實是南朝士族衰朽堕落，精神萎靡的表現。
這種陋習到唐朝愈益盛行，這是因為南朗士人作詩，固然由于“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以取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笃”，不過還未曾明文規定詩為祿利之路。
唐朝以進士科取士，作詩成為取祿利的正路，後來甚至非科第出身的人，不得為宰相。
唐朝文人幾乎無一不是詩人，隻有好不好的區别，不存在能不能的問題。
唐時作詩的人既多，詩篇自然也不少，經過時間的淘汰，較好的部分被保存下來，清康熙時輯《全唐詩》，尚存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親人，時間是公正的裁判者，被淘汰的詩篇和詩人，可能比上列數目要大得多，不過湮沒無聞是毫不足惜的。
沒有理由該對應當湮役的事物表示惋惜。
大抵詩人（一切文人）必須先有高尚的抱負，盡管是迂闊不切事情的抱負，有了抱負，才能産生高尚的意境，高尚的意境又産生高尚的作品，當然，作詩的技巧，如聲律對偶之類，也很重要，但始終居于輔佐地位，作主導的不能不是意境。
例如杜甫，在唐朝是詩人第一，在古代所有詩人中也是第一。
他的成功處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負。
他自比稷與契，要“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迂闊不切事情的抱負，高尚的意境卻由此産生，因為事實遠不如他所想的那樣順利，使得他“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對壞人壞事采取“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的态度。
任何文人都讀過《孟子》。
“庖有肥肉，野有餓莩（同殍piǎo）”，到杜甫才化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在他以前沒有一個詩人能造出這樣的句子，隻因為沒有杜甫那樣的抱負和意境。
唐前期詩沿襲南朝，無非是些“競一韻之奇，争一家之巧，連篇累犢，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的作品，唐太宗是創業英主，作起詩來仍是循規蹈矩，逐句相對，無異普通文士，表現不出象宋太祖《詠月詩》那種“未離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萬國明”（《後山詩話》、《庚溪詩話》所引稍異）的雄偉氣概，即此可見南朝文風對唐初文學有很大的拘束力。
唐太宗時，名士張昌齡等應進士科，都被考官斥退。
唐太宗問斥退的緣故。
考官對：昌齡等華而少實，文風浮靡，不是好材料。
如果錄取他們，後生相慕成風，擾亂朝廷提倡的鳳雅之道。
所謂風雅之道，就是要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
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雖然賞識張昌齡等人的文藻，卻隻好承認考官所說為有理，也就是承認北方文風對南方文風的壓制。
聲律對偶化的文學還沒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風仍有廣闊發展的前途，壓制是不能生效的。
唐高宗時，稱為庸初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同時稱霸，南方文風更進一步在文苑裡占優勢。
文武雙全的裴行儉，輕視四人說，士人要有遠大前程，首先靠器識，其次才是文藝。
王勃等雖有文才，都浮躁淺露，哪裡象個享受爵祿的材料！楊炯大概可以做個縣長，其餘諸人得好死就算不錯。
裴行儉這些話，在文才與仕途大體上一緻的唐朝，是有依據的，同時也表示南北兩種文風的對立。
不過，專就詩來說，四傑詩運用聲律，固然不如後起詩人的精密，在古詩向律詩過渡中，卻不能不說是大有進境。
杜甫評論四傑詩，說“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曬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四傑在他們所生存的時代裡，無疑是顯著的代表人物。
居四傑首位的王勃，正是一個浮躁淺露，器小識短的文人。
他的祖父王通，隋文帝時為蜀郡司戶書佐，後為蜀王侍讀。
隋炀帝大業末年，退歸家鄉绛州龍門，聚徒講學，不久就死去。
王通生于五八四年（隋文帝開皇四年），死于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一生僅有三十五歲，回鄉講學，僅有根短的歲月。
隋末大亂，決不能即時聚徒多至千親人，更不會有季靖、房玄齡、魂征、溫大雅、陳叔達等唐初将相來“北面受王佐之道”。
大抵王通伏居鄉裡，模拟記孔于言行的《論語》作《中說》一書以求名，他的兒子王福郊、王福畤（音zhì），又無恥妄為，引唐初著名将相李靖等人算是受業門人，甚至妄造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的無稽之談，李德林死于五九一年，即使請見是在這一年，王通還隻有八歲，怎末會有請見的事！即此一例，王通和他的二子，學聖人腔調來說話，立意裝扮成聖人模樣，不是著述界的優伶還能是什麼？王勃是王福畤的兒子，也是優伶一類人，他六歲便能作文，不到二十歲，應舉及第，屢到宮門前獻頌，是一個不安于卑位的浮躁人。
他作倬彼我系四言詩，稱頌王通說“伊我祖德，思濟九埏（音延yán），..其位雖屈，其言則傳”。
又說“愛述帝制，大搜王道，..禮樂鹹若，詩書具草，贻厥孫謀，永為家寶”。
托名杜淹撰的《文中子世家》裡說，王通曾編六經。
這種所謂六經，大概是些比《中說》更不堪傳世的陋俗書，王勃大加贊揚，顯然是阿私父祖，通同作僞。
楊炯所作《王勃集序》，說王勃夢見有自稱為孔夫子的人告訴他說，《易》有太極，你應該努力。
醒後注《周易》，撰《周易發揮》五卷。
又為《元經》（王通拟《春秋》作《元經》）作傳（拟《左氏傳》）、為《詩》《書》（王通拟三百篇作《續詩》，拟《尚書》作《續書》）作序，他同他的父祖一樣，也想依傍孔聖人，扮演個聖人。
凡事缺乏自立精神，甘心依傍門戶，模拟别人的言語行動，即使模拟的真象聖人，仍不免是聖人的奴仆，奴仆總是仰人鼻息，志趣卑下的。
王勃詩并不想做什麼聖人，而是想做神仙，王勃詩集裡有《懷仙》、《忽夢遊仙》等七八篇，求仙思想占頗大的比重。
求仙是貪欲的表現，他不滿當前已得的小官職，希望得高官，高官不能得，便幻想作神仙。
神仙不可得，轉而更不滿當前的小官職，終于小官職也當不成，失職流落，渡海溺死，死時才二十八歲。
《新唐書?文苑傳》說他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恃才傲物，一定是浮躁淺露的人，盡管文才特大，用來自恃，恰恰成為自害的毒藥。
王勃不懂得這一點淺顯的常理，所以他的詩隻能做出好的句子，卻不能做出意境高遠的整篇，因為沒有高遠的抱負，無從産生高遠的意境。
四傑中第二人楊炯，幼年便擅長詩文，應神童科試得官。
他恃才簡倨；使人不能容忍。
武則天時為盈川縣令，在官殘暴，動辄發怒殺人。
武則天分送盂蘭盆給諸佛寺，楊炯獻《盂蘭盆賦》，殺人和獻賦，都是為了迎合武則大的任用酷吏和崇奉佛教。
他不滿當時王楊盧駱的品第，曾說，我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前一句是假話，後一句是真話，不高據第一位，淺露成性的文人是不會甘心的。
盧照鄰列第三人。
盧照鄰博學善作文，因得中風病，不能仕進，愈益躁急，病也愈益增重。
他投拜名醫孫思邈為師，求治病的方法。
孫思邈答言“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
看孫恩邈的答言，大抵盧照鄰的德性和人事，都有歉缺，病根不外是浮躁淺露。
最後不能忍受風病的痛苦，投颍水自殺，死時年四十。
列第四位的駱賓王，品行不好，愛和賭徒們交朋友。
唐高宗末年，得為長安主簿，他在《疇昔篇》裡說“隻為須求負郭田，使我再幹州縣祿”。
他作官目的是求負郭田，很自然地就要犯贓罪下獄，出獄後被貶官為臨海縣丞，怏怏不得意，棄官在江南流浪，徐敬業據揚州起兵反武則天，用駱賓王為書記，軍中書檄，多出駱賓王手。
徐敬業兵敗，駱賓王亡命逃竄，不知所終。
四傑為人大體如此，他們都缺乏高遠的思想，詩意不出個人榮枯悲歡的小範圍，沒有什麼深切感人的力量。
杜甫《戲為六絕句》，給四傑高的評價，對四傑所在的當時來說，這樣的評價是合理的。
繼四傑而起的詩人有沈佺期、宋之問。
詩的聲律化，自建安時期曹植開始，曆兩晉南朝諸詩人直到初唐四傑，都在聲律化的逐步發展上有所貢獻。
武則天時，經沈佺期宋之問等人的倡導和定型，律詩各體制都達到了完成的地步。
杜甫詩“老來漸于詩律細”，這說明詩人要經過長期體會，運用詩律才能逐漸精細。
古詩變成律詩，同樣要經過長期體會，這個過程先後約有五百年。
《新唐書?文苑傳》說，沈約庾信作詩，音韻調諧，對偶精密，沈佺期宋之問比沈庾更加靡麗，一篇中句數有定準，通篇不犯聲病，美得象錦繡成文，學者都模拟他們的作品，号為沈宋體。
沈宋谄奉張易之，替他做應制詩，人品卑劣，宋之問甚至為張易之捧溺壺。
武則天死後，沈宋都被貶竄，先後死去，他們的詩意境平常，與四傑相類，專靠形式華美，供宮廷玩賞。
武則天令群臣賦詩，東方虬（音求qiú）詩先成，武則大特賜錦袍。
及讀宋之問詩，大加稱賞，奪東方虬錦袍轉賜宋之問。
這樣的予奪，對詩風有很大影響，由宮廷予奪變為科舉得失，全國士人準不從風而靡。
唐中宗曾令群臣賦詩，群臣獻應制詩百餘篇。
唐中宗命宮女上官婉兒選一篇為新翻禦制曲，上官婉兒獨取宋之問詩入選。
她評沈宋二詩優劣說，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雲，“微臣雕朽質，羞睹豫章才”，不免詞氣衰竭。
宋詩雲，“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顯得強健有餘力。
沈佺期見評語心服，不敢再争。
武則天唐中宗據皇帝之位，提倡賦詩，群臣不能作應制詩，便難參預朝會，沈佺期宋之問等是張易之一舉人的槍手，上官婉兒是唐中宗韋皇後安樂公主一類人的代筆，又是諸臣詩的評判者，她對律詩的倡導和促使定型，至少與沈宋同樣有力。
正當近體詩（律詩）完全成熟的時候，不拘聲律對偶的古體詩，以陳子昂為代表，起而力争自己應有的地位。
陳于昂上書論政事，沒有什麼好見解，但作詩能直打己見，和沈宋走相反的道路，這在當時，非有豪傑的氣概，是不敢這樣做的。
他曾作《感遇詩》，詩人王适驚歎道，“此人必為海内文宗”，柳公權評陳子昂詩說，“庸興以來，子昂而已”。
杜甫作《陳拾遺故宅詩》也給予很高的評價，說“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
名與日月懸..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
武則天時，士人都追随沈宋作近體詩，獨陳子昂作古詩與流俗對抗，固然近體詩是五百年來詩的自然趨勢，是新産生的優美品種，但古詩也不容從此廢棄，自陳子昂張揚古詩的旗幟，唐詩始備古近二體。
杜甫稱他是雄才，敢于代表一種被忽視的文體，出而有所主張，當然不是庸人而是雄才。
二盛唐詩人 唐玄宗開元時期，唐朝政治經濟發達到了最高峰。
代表唐朝的文學--古近體詩，也達到了最高峰。
開元時期，天下安甯，士大夫生活富裕，有人制得佳篇秀句，即傳誦人口，流播遠近。
有些詩人所作被采入樂章，名登朝廷，為統治階級所敬重。
作詩是得名的捷徑，因此幾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詩，大詩人接踵而出，每個大詩人都得到社會的尊敬和優厚的待遇。
例如天寶初年，蜀人李白到長安，往見賀知章，賀知章看了他的詩文，主要是看了《蜀道難篇》，歎賞說，你是個下凡的仙人呵！（“谪仙人”）李白從此聲名大振。
李白因詩名大，被任為翰林院供奉。
開元年間，李白二十五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