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儒學由舊的漢學系統開始轉向新的宋學系統
關燈
小
中
大
唐朝是漢族文化的發皇時期，許多方面都表現出充沛的活力，創造新境界。
佛教方面，以慧能為首的禅學南宗，推翻天竺式佛教的各宗派，自創漢化（玄學化）佛教，倡導殺佛殺祖，足以解脫處于奴仆地位的無數佛教徒。
儒學方面，在墨守師說，拘泥訓诂的束縛下，開創空言說經，緣詞生訓的新風氣。
限于訓诂名物，不談哲學思想的儒學，也談起窮理盡性來了，漢學系統由此逐漸轉入宋學系統。
所以唐朝儒學在發展的意義上說，是一個重要的轉化階段。
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結束東漢魏晉南北朝曆代相沿的經學，這是适應政治上全國統一的巨大事功，很有助于統治階級思想的統一，因為士人的出路，主要是進士明經兩科。
明經專習儒經，進士也必須習儒經，凡是士大夫，基本上都自認是儒生（自認為佛道的是少數），有所議論，總不敢違背儒學或違背過遠。
唐朝儒生反對佛教，态度比較一緻，議論比較膚淺，這種情形與《五經正義》有密切關系。
清儒對孔氏《正義》多有貶辭，不知有了正義，東漢以來紛纭矛盾的師說一掃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宗派（如今文古文之争，鄭學王學之争）從此失勢。
唐太宗令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顔師古定《五經定本》，對儒學的影響，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有同樣重大的意義。
唐時分儒經為三等，《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谷梁傳》為小經。
唐太宗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
這是朝廷頒行的官書（唐高宗永徽四年頒行），凡士人應明經科，必須誦習儒經，義理全依據《正義》所說，否則就成異端邪說。
《正義》解釋注文，不得有所出入。
例如梁儒皇侃撰《禮記疏》，有時不合鄭玄注文，孔穎達斥為“葉落不歸其根，狐死不首其丘”。
所謂首丘歸根，就是照注文解釋。
注文錯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說法，一概排斥，總要說注文是對的，這叫做疏不破注。
孔穎達奉诏撰定的《五經正義》是《周易》王弼注、《尚書》僞孔安國傳（傳即注）、《詩》毛傳、鄭箋、《禮記》鄭玄注、《春秋左氏傳》杜預注。
孔穎達作疏，多據南北朝儒主的義疏，如《尚書正義》、《毛詩正義》本于劉悼（孔穎達是劉焯的門人）劉炫，《春秋左氏傳正義》本于劉炫，《禮記正義》本于皇侃，孔穎達自己并沒有新說。
《周易正義》不言所本，《正義序》說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孔穎達采錄諸家舊說，編綴成書，所以《五經正義》中，《周易正義》最為空疏，宋儒為《爾雅》、《論語》、《孝經》作疏，都是照文句推演，與講章無異，這種陋習是從《周易正義》開端的。
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經學統于一尊（注家），所有東漢以來諸儒異說，全部作廢，儒學内部互鬥不決的各宗派，自然熄火，面對宗派林立，說各不同的佛教，在鬥争中，統一的儒學處于有利地位，唐朝佛教徒力攻道教，卻不敢非議儒經，因為儒經從文字到解釋，都有标準本，違反它，就是違反朝廷的功令。
《五經正義》是奉敕撰修的官書，此外還有幾部私修的經疏。
唐高宗時太學博士賈公彥撰《周禮》、《儀禮》二經《疏》。
二經都用鄭玄注，與《禮記》鄭玄注合稱三禮。
孔穎達撰《禮記正義》，與賈公彥共同商定，足見他是三禮專門。
《周禮疏》不知所本，《儀禮疏》則是依據齊黃慶、隋李孟悊（同哲）二
佛教方面，以慧能為首的禅學南宗，推翻天竺式佛教的各宗派，自創漢化（玄學化）佛教，倡導殺佛殺祖，足以解脫處于奴仆地位的無數佛教徒。
儒學方面，在墨守師說，拘泥訓诂的束縛下，開創空言說經，緣詞生訓的新風氣。
限于訓诂名物，不談哲學思想的儒學，也談起窮理盡性來了，漢學系統由此逐漸轉入宋學系統。
所以唐朝儒學在發展的意義上說，是一個重要的轉化階段。
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結束東漢魏晉南北朝曆代相沿的經學，這是适應政治上全國統一的巨大事功，很有助于統治階級思想的統一，因為士人的出路，主要是進士明經兩科。
明經專習儒經，進士也必須習儒經，凡是士大夫，基本上都自認是儒生（自認為佛道的是少數），有所議論，總不敢違背儒學或違背過遠。
唐朝儒生反對佛教，态度比較一緻，議論比較膚淺，這種情形與《五經正義》有密切關系。
清儒對孔氏《正義》多有貶辭，不知有了正義，東漢以來紛纭矛盾的師說一掃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宗派（如今文古文之争，鄭學王學之争）從此失勢。
唐太宗令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顔師古定《五經定本》，對儒學的影響，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有同樣重大的意義。
唐時分儒經為三等，《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谷梁傳》為小經。
唐太宗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
這是朝廷頒行的官書（唐高宗永徽四年頒行），凡士人應明經科，必須誦習儒經，義理全依據《正義》所說，否則就成異端邪說。
《正義》解釋注文，不得有所出入。
例如梁儒皇侃撰《禮記疏》，有時不合鄭玄注文，孔穎達斥為“葉落不歸其根，狐死不首其丘”。
所謂首丘歸根，就是照注文解釋。
注文錯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說法，一概排斥，總要說注文是對的，這叫做疏不破注。
孔穎達奉诏撰定的《五經正義》是《周易》王弼注、《尚書》僞孔安國傳（傳即注）、《詩》毛傳、鄭箋、《禮記》鄭玄注、《春秋左氏傳》杜預注。
孔穎達作疏，多據南北朝儒主的義疏，如《尚書正義》、《毛詩正義》本于劉悼（孔穎達是劉焯的門人）劉炫，《春秋左氏傳正義》本于劉炫，《禮記正義》本于皇侃，孔穎達自己并沒有新說。
《周易正義》不言所本，《正義序》說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孔穎達采錄諸家舊說，編綴成書，所以《五經正義》中，《周易正義》最為空疏，宋儒為《爾雅》、《論語》、《孝經》作疏，都是照文句推演，與講章無異，這種陋習是從《周易正義》開端的。
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經學統于一尊（注家），所有東漢以來諸儒異說，全部作廢，儒學内部互鬥不決的各宗派，自然熄火，面對宗派林立，說各不同的佛教，在鬥争中，統一的儒學處于有利地位，唐朝佛教徒力攻道教，卻不敢非議儒經，因為儒經從文字到解釋，都有标準本，違反它，就是違反朝廷的功令。
《五經正義》是奉敕撰修的官書，此外還有幾部私修的經疏。
唐高宗時太學博士賈公彥撰《周禮》、《儀禮》二經《疏》。
二經都用鄭玄注，與《禮記》鄭玄注合稱三禮。
孔穎達撰《禮記正義》，與賈公彥共同商定，足見他是三禮專門。
《周禮疏》不知所本，《儀禮疏》則是依據齊黃慶、隋李孟悊（同哲）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