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唐代長安--各國文化交流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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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婆羅門書》今不傳，此書是西域人所作，不甚合漢人學梵文之用。
義淨等人寫成學習天竺語文的字書，雖然未必一兩年即堪翻譯，但譯經事業不再是胡僧梵僧所能壟斷，多少減去一些譯事上的神秘性。
自東漢以來，佛經翻譯事業已開始促使學人借鑒梵音以治漢語音。
唐代對梵語有進一步的研求，加以吐蕃語文在梵漢語文之間起了橋梁作用，對漢語音韻學有進一步的應用。
唐末僧人守溫，在《切韻》的基礎上，歸納反切，制定漢語三十字母（聲母），後經宋人增益（《廣韻》增六母），構成三十六母的完整體系。
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建立起漢語韻母系統，守溫建立起聲母系統，比起南北朝時代的反切來，大大前進了一步，漢語音韻學的基礎由此奠定了。
南宋鄭樵《通志?七音略》說：“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
”守溫并不是專門的語言學家，因為他善于運用梵語字母的拼音原理剖析漢語，所以能作出這樣的成績。
外國拼音文字的傳來，推動了漢語音韻學的發展，但不曾促使早已定型了的漢文字有所變易，相反，漢文字卻伴随唐文化一起傳播給相鄰的民族。
《舊唐書?渤海傳》說，渤海“頗有文字及書記”。
從現存的渤海人著作，可知渤海通用的文字即是來自唐朝的漢文字。
日本在奈良元正朝（唐玄宗時以前），一般也隻通用漢文。
吉備真備随遣唐使來長安，留住十七年，精通漢語文，歸國後取漢字偏旁，制成片假名，是為日本有本民族文字之始。
平安朝空海自唐回國，又仿漢字草書，制平假名。
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直通用到現在，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有重大作用。
追本溯源，不能不歸功于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漢文字本來是一種煩難不便的文字，它之所以為某些民族所采用，隻是因為要吸收漢文化，連載運文化的文字也一起吸收了，這和本民族的語言必然要發生矛盾。
曆史上有不少統治漢族的少數民族，由于不能克服這個矛盾，日久便與漢族融合為一體。
能夠自創與本民族語言相結合的文字，就意味着擁有自己的載運工具，從而有可能廣泛無礙地吸收有益的文化。
所以片假名平假名的創制，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大貢獻。
漢文化以儒學為核心，到唐代已發展到很高的地步。
經學和史學傳播于域外，具有廣泛的影響。
渤海國王大氏，原是高句麗的遺裔。
高句麗時代已經傳入五經、前四史和《文選》。
渤海建國後數遣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文王并且派遣使臣來長安抄錄《三國志》、《唐禮》、《十六國春秋》諸書歸國。
新羅國内，中國經史學傳布尤廣。
七八八年，新羅設讀書出身科，考試書籍訂有《左傳》、《禮記》、《文選》、《孝經》。
傅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者并且破格擢用。
新羅大批留學生在長安學習，歸國後即可卓然自立。
大約在唐朝建國前，新羅即開始使用漢字記錄本族語言，稱為“吏讀式”。
唐時，薛聰以吏讀式譯中國經書為新羅語，儒學流傳得以更加便利。
唐玄宗曾說，“新羅号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主要就是指新羅重視中國的經史。
唐代學術對日本的影響最為深遠。
日本元明天皇時仿長安規制建奈良平城京，亦仿唐制度設大學寮。
大學寮設明經科，以孔穎達《五經正義》為教授課本。
遣唐留學生學成歸國，往往擔任經史的講席，傳授弟子。
如吉備真備自長安回國後即“親自傳授”，“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等六道”。
與真備約略同時的膳大丘，來唐朝“問先聖之遺風，覽膠庠之餘烈”，在長安國子監學經史，歸為大學助教及博士，傳授儒學。
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随遣唐使來長安，習經學及《切韻》、《說文》、《字林》，返日本後，在大學講授《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傳。
《公羊》、《谷梁》之學由此傳入日本。
唐代長安是學術文化中心，也是藏書最富的都城。
日本留學生在長安學習，搜集書籍，歸國時每每攜回大批經史書。
吉備真備傳來《唐禮》一百三十卷，對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朝廷禮儀，有重大的影響。
《續日本紀》神護景雲三年（七六九年）十月條記：“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會也。
子弟之徒，學者稍多，而府庫但蓄五經，未有三史正本，涉獵之人其道不廣。
伏乞列代諸史各給一本，傳習管内，以興學業。
诏賜《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
”可見中國經史書在日本已廣泛流傳，不僅京城收集繁富，而且也傳播于外府。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八二四年）敕參議滋野貞主等編次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八年成《秘府略》一千卷。
《秘府略》是中國傳入日本書籍的總集，是一部《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式的大類書。
《秘府略》的編成說明唐代類書編纂法給予日本學人的影響，也說明日本收藏的中國書确是十分豐富。
唐代儒學在日本境年傳布如此深廣，也就不能不影響到統治階級的政治觀。
日本文武天皇慶雲三年（七○六年）三月的诏書說：“夫禮者，天地經義，人倫熔範也。
道德仁義因禮乃弘，教訓正俗，待禮而成。
”四年的诏書又說：“凡為政之道，以禮為先，無禮言亂，言亂失旨。
”元正天皇養老五年（七二一年）的诏書說：“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八年（七五六年），前代聖武天皇崩，孝謙下诏說：“居喪之禮，臣子猶一，天下之民，誰不行孝。
”天平寶字元年（七五七年）诏書又說：“古者治民安國，必以孝理，百行之基，莫先于茲。
”禮和忠孝都是中國儒學的基本内容。
唐代統治階級用以鞏固封建統治的儒學，由此演為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治指導思想。
唐朝與西域諸國交往頻繁，但宗教勢力控制着西域，儒學似不曾廣泛流傳。
至于來長安的西域諸國人，在唐既久，漸染華風，自然要研習學術。
唐宣宗大中二年，大食人李彥升曾應進士試及第。
李彥升是漢文化造詣較深的一個。
在長安的西域各國人中通曉漢學術者自然不隻李彥升一人。
三文學與藝術 長安是文士藝人最為集中的地區，也是文學藝術活動最為繁勝的都城。
因之，這方面的中外文化交流也顯得最為活躍而多彩。
唐代文學，特别是詩，有輝煌的發展。
來長安的業洲各國使者往往搜羅名著，攜歸本國。
如白居易的詩遠播到日本、新羅等國。
賈島《哭孟郊詩》雲：“冢近登山道，詩随過海船。
”白居易為元稹作墓志銘，說元詩“無胫而走”，流傳到域外東南諸國。
張鷟的文章也馳名國外，外國使者來長安，每使人抄寫而去。
外國僧人來長安請益，在搜求經卷的同時，也往往攜歸唐人的詩文。
如日本僧圓仁在《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中錄有在長安求得的《白家詩集》六卷、《杜員外集》二卷、《李張集》一卷、《莊翺集》一卷、《仆郡集》一卷，另有《兩京新記》三卷、《詩贈格》一卷。
唐人詩文通過各種途徑，從長安流入亞洲諸國，對各國文學的發展，起着重大的影響。
日本來長安的留學生，大抵對漢詩文都有一定水平的修養。
其中較為卓越的，并能以擅長此道著名于世。
如阿部仲麻呂（晁衡）與王維、李白相友善。
橘逸勢在長安，曾被譽為橘秀才。
僧人空海也是撰述詩文的能手。
橘逸勢、空海回國後，與平安朝之嵯峨天皇号稱日本能詩文的“三筆”。
日本國内，自皇族以至一般文士，摹仿唐詩，蔚然成風。
天平勝寶三年（天寶十載，七五一年）編成《懷風藻》，收日本作者六十四人的漢詩百二十篇，是日本第一部漢詩集。
平安朝嵯峨、淳和天皇時又先後編成《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三部漢詩集。
大抵初唐，即日本近江朝，日本流行的漢詩仍是《文選》體的古詩。
《懷風藻》載河島皇子五言《山齋》詩：“塵外年光滿，林間物候明。
風月澄遊席，松桂期交情”，猶是六朝遺意。
盛唐時，近體絕句律詩盛行，但仍未能立即改變日本奈良朝的詩風。
這不僅是因為學到新事物需要一個過程，而且由于近體詩的平仄韻律，還不容易為日本詩人所熟練。
空海自長安回國後，著《文鏡秘府論》六卷，依沈約四聲八病說及唐人詩說，對唐詩的平仄對偶，作精細的研究。
《文鏡秘府論》出，近體律詩始在日本流行。
長篇七言古詩和樂府長短句也在日本詩作中出現。
《經國集》收有平安朝嵯峨天皇拟張志和《漁父詞》五首，題為《雜言漁歌》。
其一雲：“寒江春曉片雲晴，兩岸花飛夜更明。
鲈魚脍，莼菜羹，餐罷酣歌帶月行。
”嵯峨天皇并命朝臣滋野貞主奉和五首，也載入《經國集》。
嵯峨天皇是有素養的詩人，經他的提倡，平安朝出現不少近體詩的名篇，列入唐人詩林，并無愧色。
日本奈良、平安兩朝，流行的漢文主要是受了《文選》體的影響。
朝廷取進士，仿唐帖經例，規定試帖《文選》。
相習成風，文士多在骈俪對偶方面用功夫，現存當時文篇多是這類骈俪文。
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似不曾使日本的文風有所變動。
不過，應用假名寫作的“和文”興起後，白居易的詩文卻有一定的影響。
白居易的詩在日本最負盛名，因之白文也成為摹仿的對象。
醍醐天皇題菅原道真所獻家集詩：“更有菅家勝白樣，從茲抛卻匣塵深”。
自注說：“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
”村上皇子具平親王（五代時人）《和高禮部再夢唐故白太保之作》自注說：“我朝詞人才子，以《白氏文集》為規摹。
”所謂以白文為規摹，當即多少掃除骈俪的積習，趨向于平淡清新。
時人斥為“意到句不到”，當即指此。
此外，唐人傳奇小說，如《遊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
唐末五代時，日本和文小說多有名作，可與唐人的傳奇比美。
新羅設國學，以經史及《文選》取士，不斷出現擅長漢文的名家。
初唐時，強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長安的新羅留學生多登唐科第，長于詩文。
金大問自唐回新羅，以漢文著《花郎世記》、《漢山記》、《樂本》。
崔緻遠歸國，呈獻所著五言七言個體詩一百首一卷，雜詩賦三十首一卷，《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桂苑筆耕》是一部優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詩文也傳播到渤海。
晚唐時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書，《全唐詩》中曾收有他《贈知貢舉陳商》的詩句。
劉禹錫《酬楊司業巨源見寄》詩雲：“渤海歸人将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
”自唐傳入渤海的詩文集想必不少。
渤海亡後，無著作留傳，具體情形，不能确指。
但據日本記載，可知當時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與日本文士以詩文相贈答。
《文華秀麗集》收有嵯峨大皇時渤海使臣工孝廉及釋仁貞詩。
王詩《從出雲州書情寄兩個敕使》一首雲：“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
頗有锵锵雙鳳伴，莫愁多日住邊亭。
”釋仁貞《七日禁中陪宴詩》一首：“入朝貴國慚下客，七日承恩作上賓。
更見風聲無妓态，風流變動一國文集》為規摹。
”所謂以白文為規摹，當即多少掃除骈俪的積習，趨向于平淡清新。
時人斥為“意到句不到”，當即指此。
此外，唐人傳奇小說，如《遊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
唐末五代時，日本和文小說多有名作，可與唐人的傳奇比美。
新羅設國學，以經史及《文選》取士，不斷出現擅長漢文的名家。
初唐時，強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長安的新羅留學生多登唐科第，長于詩文。
金大問自唐回新羅，以漢文著《花郎世記》、《漢山記》、《樂本》。
崔緻遠歸國，呈獻所著五言七言今體詩一百首一卷，雜詩賦三十首一卷，《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桂苑筆耕》是一部優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詩文也傳播到渤海。
晚唐時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書，《全唐詩》中曾收有他《贈知貢舉陳商》的詩句。
劉禹錫《酬楊司業巨源見寄》詩雲：“渤海歸人将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
”自唐傳入渤海的詩文集想必不少。
渤海亡後，無著作留傳，具體情形，不能确指。
但據日本記載，可知當時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與日本文士以詩文相贈答。
《文華秀麗集》收有嵯峨天皇時渤海使臣王孝廉及釋仁貞詩。
王詩《從出雲州書情寄兩個敕使》一首雲：“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
頗有锵锵雙鳳伴，莫愁多日住邊亭。
”釋仁貞《七日禁中陪宴詩》一首：“入朝貴國慚下客，七日承恩作上賓。
更見風聲無妓态，風流變動一國其中隻有燕樂、清樂兩部是漢族傳統的俗樂和清商樂。
西涼、龜茲、疏勒、高昌是來自唐朝境内的少數族，其餘四部則全是東方和西方的外國樂；長安城内住有大批的外國音樂家。
著名的音樂家如曹國人曹保、曹善才一家，米國人米嘉榮、米和父子，康國人康昆侖、康迺，安國人安叱奴、安辔新，都曾見重于當時。
不知名的西域樂人，當然更多。
南亞的扶南和骠國，也有樂人來過長安，扶南樂和骠國樂一度在長安流行。
域外音樂傳入中國，與漢民族的傳統音樂互相融合，成為唐朝的音樂，其中燕樂和清樂還流傳到日本，又經一番融合，成為日本所說的“雅樂”。
唐代音樂依附舞蹈而流傳，許多樂曲即是舞曲。
唐太宗命呂才、虞世南、褚亮、魏征等，依唐朝建國前征代四方事為内容，演為《秦王破陣舞》（或名《秦王破陣樂》，又稱七德舞）。
舞者百二十人，披甲執戟，聲韻慷慨。
白居易《七德舞》詩說：“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使人觀樂舞，而不忘創業之艱難。
舞時擂動大鼓，“聲振百裡，動蕩山谷”，也足以激昂志氣，振作精神。
大抵太宗時，破陣舞成為最受歡迎最負盛譽的樂舞。
其後傳入日本，風行一時。
奈良朝傳寫的破陣樂琵琶曲譜，依然保存到現在。
玄奘去天竺，戒日王問：“聽說脂那（中國）有《秦王破陣樂》歇舞，秦王是誰？有什麼功德？”玄奘回答說：“秦王就是現在的中國皇帝。
未登極前封為秦王，仗钺麾戈，肅清海内，所以有這個歌舞。
”《破陣舞》東傳于日本，西聞于天竺，它的影響就是盛唐國勢的影響。
武則天時期，保持着唐朝前期的強盛，但不再制作破陣舞式的戰鬥樂舞，西域舞在長安進一步流行。
《舊唐書?張說傳》說：“自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禦樓以觀之。
”潑寒胡戲又稱乞寒潑胡。
大約起源于天竺和康國，經龜茲傳入長安（骠國也有此舞，傳入時期不詳）。
舞者駿馬胡服，鼓舞跳躍，以水相
《婆羅門書》今不傳，此書是西域人所作，不甚合漢人學梵文之用。
義淨等人寫成學習天竺語文的字書，雖然未必一兩年即堪翻譯，但譯經事業不再是胡僧梵僧所能壟斷，多少減去一些譯事上的神秘性。
自東漢以來，佛經翻譯事業已開始促使學人借鑒梵音以治漢語音。
唐代對梵語有進一步的研求，加以吐蕃語文在梵漢語文之間起了橋梁作用，對漢語音韻學有進一步的應用。
唐末僧人守溫，在《切韻》的基礎上，歸納反切，制定漢語三十字母（聲母），後經宋人增益（《廣韻》增六母），構成三十六母的完整體系。
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建立起漢語韻母系統，守溫建立起聲母系統，比起南北朝時代的反切來，大大前進了一步，漢語音韻學的基礎由此奠定了。
南宋鄭樵《通志?七音略》說：“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
”守溫并不是專門的語言學家，因為他善于運用梵語字母的拼音原理剖析漢語，所以能作出這樣的成績。
外國拼音文字的傳來，推動了漢語音韻學的發展，但不曾促使早已定型了的漢文字有所變易，相反，漢文字卻伴随唐文化一起傳播給相鄰的民族。
《舊唐書?渤海傳》說，渤海“頗有文字及書記”。
從現存的渤海人著作，可知渤海通用的文字即是來自唐朝的漢文字。
日本在奈良元正朝（唐玄宗時以前），一般也隻通用漢文。
吉備真備随遣唐使來長安，留住十七年，精通漢語文，歸國後取漢字偏旁，制成片假名，是為日本有本民族文字之始。
平安朝空海自唐回國，又仿漢字草書，制平假名。
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直通用到現在，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有重大作用。
追本溯源，不能不歸功于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漢文字本來是一種煩難不便的文字，它之所以為某些民族所采用，隻是因為要吸收漢文化，連載運文化的文字也一起吸收了，這和本民族的語言必然要發生矛盾。
曆史上有不少統治漢族的少數民族，由于不能克服這個矛盾，日久便與漢族融合為一體。
能夠自創與本民族語言相結合的文字，就意味着擁有自己的載運工具，從而有可能廣泛無礙地吸收有益的文化。
所以片假名平假名的創制，對日本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大貢獻。
漢文化以儒學為核心，到唐代已發展到很高的地步。
經學和史學傳播于域外，具有廣泛的影響。
渤海國王大氏，原是高句麗的遺裔。
高句麗時代已經傳入五經、前四史和《文選》。
渤海建國後數遣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文王并且派遣使臣來長安抄錄《三國志》、《唐禮》、《十六國春秋》諸書歸國。
新羅國内，中國經史學傳布尤廣。
七八八年，新羅設讀書出身科，考試書籍訂有《左傳》、《禮記》、《文選》、《孝經》。
傅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者并且破格擢用。
新羅大批留學生在長安學習，歸國後即可卓然自立。
大約在唐朝建國前，新羅即開始使用漢字記錄本族語言，稱為“吏讀式”。
唐時，薛聰以吏讀式譯中國經書為新羅語，儒學流傳得以更加便利。
唐玄宗曾說，“新羅号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主要就是指新羅重視中國的經史。
唐代學術對日本的影響最為深遠。
日本元明天皇時仿長安規制建奈良平城京，亦仿唐制度設大學寮。
大學寮設明經科，以孔穎達《五經正義》為教授課本。
遣唐留學生學成歸國，往往擔任經史的講席，傳授弟子。
如吉備真備自長安回國後即“親自傳授”，“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等六道”。
與真備約略同時的膳大丘，來唐朝“問先聖之遺風，覽膠庠之餘烈”，在長安國子監學經史，歸為大學助教及博士，傳授儒學。
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随遣唐使來長安，習經學及《切韻》、《說文》、《字林》，返日本後，在大學講授《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傳。
《公羊》、《谷梁》之學由此傳入日本。
唐代長安是學術文化中心，也是藏書最富的都城。
日本留學生在長安學習，搜集書籍，歸國時每每攜回大批經史書。
吉備真備傳來《唐禮》一百三十卷，對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朝廷禮儀，有重大的影響。
《續日本紀》神護景雲三年（七六九年）十月條記：“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會也。
子弟之徒，學者稍多，而府庫但蓄五經，未有三史正本，涉獵之人其道不廣。
伏乞列代諸史各給一本，傳習管内，以興學業。
诏賜《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
”可見中國經史書在日本已廣泛流傳，不僅京城收集繁富，而且也傳播于外府。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八二四年）敕參議滋野貞主等編次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八年成《秘府略》一千卷。
《秘府略》是中國傳入日本書籍的總集，是一部《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式的大類書。
《秘府略》的編成說明唐代類書編纂法給予日本學人的影響，也說明日本收藏的中國書确是十分豐富。
唐代儒學在日本境年傳布如此深廣，也就不能不影響到統治階級的政治觀。
日本文武天皇慶雲三年（七○六年）三月的诏書說：“夫禮者，天地經義，人倫熔範也。
道德仁義因禮乃弘，教訓正俗，待禮而成。
”四年的诏書又說：“凡為政之道，以禮為先，無禮言亂，言亂失旨。
”元正天皇養老五年（七二一年）的诏書說：“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八年（七五六年），前代聖武天皇崩，孝謙下诏說：“居喪之禮，臣子猶一，天下之民，誰不行孝。
”天平寶字元年（七五七年）诏書又說：“古者治民安國，必以孝理，百行之基，莫先于茲。
”禮和忠孝都是中國儒學的基本内容。
唐代統治階級用以鞏固封建統治的儒學，由此演為日本統治階級的政治指導思想。
唐朝與西域諸國交往頻繁，但宗教勢力控制着西域，儒學似不曾廣泛流傳。
至于來長安的西域諸國人，在唐既久，漸染華風，自然要研習學術。
唐宣宗大中二年，大食人李彥升曾應進士試及第。
李彥升是漢文化造詣較深的一個。
在長安的西域各國人中通曉漢學術者自然不隻李彥升一人。
三文學與藝術 長安是文士藝人最為集中的地區，也是文學藝術活動最為繁勝的都城。
因之，這方面的中外文化交流也顯得最為活躍而多彩。
唐代文學，特别是詩，有輝煌的發展。
來長安的業洲各國使者往往搜羅名著，攜歸本國。
如白居易的詩遠播到日本、新羅等國。
賈島《哭孟郊詩》雲：“冢近登山道，詩随過海船。
”白居易為元稹作墓志銘，說元詩“無胫而走”，流傳到域外東南諸國。
張鷟的文章也馳名國外，外國使者來長安，每使人抄寫而去。
外國僧人來長安請益，在搜求經卷的同時，也往往攜歸唐人的詩文。
如日本僧圓仁在《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中錄有在長安求得的《白家詩集》六卷、《杜員外集》二卷、《李張集》一卷、《莊翺集》一卷、《仆郡集》一卷，另有《兩京新記》三卷、《詩贈格》一卷。
唐人詩文通過各種途徑，從長安流入亞洲諸國，對各國文學的發展，起着重大的影響。
日本來長安的留學生，大抵對漢詩文都有一定水平的修養。
其中較為卓越的，并能以擅長此道著名于世。
如阿部仲麻呂（晁衡）與王維、李白相友善。
橘逸勢在長安，曾被譽為橘秀才。
僧人空海也是撰述詩文的能手。
橘逸勢、空海回國後，與平安朝之嵯峨天皇号稱日本能詩文的“三筆”。
日本國内，自皇族以至一般文士，摹仿唐詩，蔚然成風。
天平勝寶三年（天寶十載，七五一年）編成《懷風藻》，收日本作者六十四人的漢詩百二十篇，是日本第一部漢詩集。
平安朝嵯峨、淳和天皇時又先後編成《淩雲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等三部漢詩集。
大抵初唐，即日本近江朝，日本流行的漢詩仍是《文選》體的古詩。
《懷風藻》載河島皇子五言《山齋》詩：“塵外年光滿，林間物候明。
風月澄遊席，松桂期交情”，猶是六朝遺意。
盛唐時，近體絕句律詩盛行，但仍未能立即改變日本奈良朝的詩風。
這不僅是因為學到新事物需要一個過程，而且由于近體詩的平仄韻律，還不容易為日本詩人所熟練。
空海自長安回國後，著《文鏡秘府論》六卷，依沈約四聲八病說及唐人詩說，對唐詩的平仄對偶，作精細的研究。
《文鏡秘府論》出，近體律詩始在日本流行。
長篇七言古詩和樂府長短句也在日本詩作中出現。
《經國集》收有平安朝嵯峨天皇拟張志和《漁父詞》五首，題為《雜言漁歌》。
其一雲：“寒江春曉片雲晴，兩岸花飛夜更明。
鲈魚脍，莼菜羹，餐罷酣歌帶月行。
”嵯峨天皇并命朝臣滋野貞主奉和五首，也載入《經國集》。
嵯峨天皇是有素養的詩人，經他的提倡，平安朝出現不少近體詩的名篇，列入唐人詩林，并無愧色。
日本奈良、平安兩朝，流行的漢文主要是受了《文選》體的影響。
朝廷取進士，仿唐帖經例，規定試帖《文選》。
相習成風，文士多在骈俪對偶方面用功夫，現存當時文篇多是這類骈俪文。
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似不曾使日本的文風有所變動。
不過，應用假名寫作的“和文”興起後，白居易的詩文卻有一定的影響。
白居易的詩在日本最負盛名，因之白文也成為摹仿的對象。
醍醐天皇題菅原道真所獻家集詩：“更有菅家勝白樣，從茲抛卻匣塵深”。
自注說：“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
”村上皇子具平親王（五代時人）《和高禮部再夢唐故白太保之作》自注說：“我朝詞人才子，以《白氏文集》為規摹。
”所謂以白文為規摹，當即多少掃除骈俪的積習，趨向于平淡清新。
時人斥為“意到句不到”，當即指此。
此外，唐人傳奇小說，如《遊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
唐末五代時，日本和文小說多有名作，可與唐人的傳奇比美。
新羅設國學，以經史及《文選》取士，不斷出現擅長漢文的名家。
初唐時，強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長安的新羅留學生多登唐科第，長于詩文。
金大問自唐回新羅，以漢文著《花郎世記》、《漢山記》、《樂本》。
崔緻遠歸國，呈獻所著五言七言個體詩一百首一卷，雜詩賦三十首一卷，《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桂苑筆耕》是一部優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詩文也傳播到渤海。
晚唐時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書，《全唐詩》中曾收有他《贈知貢舉陳商》的詩句。
劉禹錫《酬楊司業巨源見寄》詩雲：“渤海歸人将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
”自唐傳入渤海的詩文集想必不少。
渤海亡後，無著作留傳，具體情形，不能确指。
但據日本記載，可知當時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與日本文士以詩文相贈答。
《文華秀麗集》收有嵯峨大皇時渤海使臣工孝廉及釋仁貞詩。
王詩《從出雲州書情寄兩個敕使》一首雲：“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
頗有锵锵雙鳳伴，莫愁多日住邊亭。
”釋仁貞《七日禁中陪宴詩》一首：“入朝貴國慚下客，七日承恩作上賓。
更見風聲無妓态，風流變動一國文集》為規摹。
”所謂以白文為規摹，當即多少掃除骈俪的積習，趨向于平淡清新。
時人斥為“意到句不到”，當即指此。
此外，唐人傳奇小說，如《遊仙窟》等，自奈良朝即在日本流行。
唐末五代時，日本和文小說多有名作，可與唐人的傳奇比美。
新羅設國學，以經史及《文選》取士，不斷出現擅長漢文的名家。
初唐時，強首即以文章家著名，長安的新羅留學生多登唐科第，長于詩文。
金大問自唐回新羅，以漢文著《花郎世記》、《漢山記》、《樂本》。
崔緻遠歸國，呈獻所著五言七言今體詩一百首一卷，雜詩賦三十首一卷，《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桂苑筆耕》是一部優秀的文集，并且保存了大量的史事。
唐代昌盛的詩文也傳播到渤海。
晚唐時渤海人高元裕仕唐，官至吏部尚書，《全唐詩》中曾收有他《贈知貢舉陳商》的詩句。
劉禹錫《酬楊司業巨源見寄》詩雲：“渤海歸人将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
”自唐傳入渤海的詩文集想必不少。
渤海亡後，無著作留傳，具體情形，不能确指。
但據日本記載，可知當時去日本的渤海使臣，每與日本文士以詩文相贈答。
《文華秀麗集》收有嵯峨天皇時渤海使臣王孝廉及釋仁貞詩。
王詩《從出雲州書情寄兩個敕使》一首雲：“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雁長天引旅情。
頗有锵锵雙鳳伴，莫愁多日住邊亭。
”釋仁貞《七日禁中陪宴詩》一首：“入朝貴國慚下客，七日承恩作上賓。
更見風聲無妓态，風流變動一國其中隻有燕樂、清樂兩部是漢族傳統的俗樂和清商樂。
西涼、龜茲、疏勒、高昌是來自唐朝境内的少數族，其餘四部則全是東方和西方的外國樂；長安城内住有大批的外國音樂家。
著名的音樂家如曹國人曹保、曹善才一家，米國人米嘉榮、米和父子，康國人康昆侖、康迺，安國人安叱奴、安辔新，都曾見重于當時。
不知名的西域樂人，當然更多。
南亞的扶南和骠國，也有樂人來過長安，扶南樂和骠國樂一度在長安流行。
域外音樂傳入中國，與漢民族的傳統音樂互相融合，成為唐朝的音樂，其中燕樂和清樂還流傳到日本，又經一番融合，成為日本所說的“雅樂”。
唐代音樂依附舞蹈而流傳，許多樂曲即是舞曲。
唐太宗命呂才、虞世南、褚亮、魏征等，依唐朝建國前征代四方事為内容，演為《秦王破陣舞》（或名《秦王破陣樂》，又稱七德舞）。
舞者百二十人，披甲執戟，聲韻慷慨。
白居易《七德舞》詩說：“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使人觀樂舞，而不忘創業之艱難。
舞時擂動大鼓，“聲振百裡，動蕩山谷”，也足以激昂志氣，振作精神。
大抵太宗時，破陣舞成為最受歡迎最負盛譽的樂舞。
其後傳入日本，風行一時。
奈良朝傳寫的破陣樂琵琶曲譜，依然保存到現在。
玄奘去天竺，戒日王問：“聽說脂那（中國）有《秦王破陣樂》歇舞，秦王是誰？有什麼功德？”玄奘回答說：“秦王就是現在的中國皇帝。
未登極前封為秦王，仗钺麾戈，肅清海内，所以有這個歌舞。
”《破陣舞》東傳于日本，西聞于天竺，它的影響就是盛唐國勢的影響。
武則天時期，保持着唐朝前期的強盛，但不再制作破陣舞式的戰鬥樂舞，西域舞在長安進一步流行。
《舊唐書?張說傳》說：“自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禦樓以觀之。
”潑寒胡戲又稱乞寒潑胡。
大約起源于天竺和康國，經龜茲傳入長安（骠國也有此舞，傳入時期不詳）。
舞者駿馬胡服，鼓舞跳躍，以水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