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近體文與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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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詩“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筝”。
愛好聲色并不害聖人之道，不過因為好聲色，以至服硫黃而死，那就害身又害道了。
柳宗元集中有一篇《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篇裡說“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
又《與楊誨之書》雲：“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
《毛穎傳》，有些人“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文章說的是什麼，還舉不出來，便獨自大笑，這不是庸夫俗子是什麼！有些人如楊誨之拿着《毛穎傳》抄本送給遠處人看，這也是柳宗元恐世人非之的世俗人。
《毛穎傳》影響之大，可以從庸俗人的大驚小怪中看出來。
柳宗元擡出前聖不必罪诽，作數百言來替韓愈辯護，這也說明庸俗人驚怪失常，不得不出而聲辯。
從傳道的張籍到獨自大笑的庸夫俗子，都反對韓愈用古文體作小說，足見韓愈是唐朝小說文的有力提倡者，不然，不會引起世俗人這樣的少見多怪。
李漢《昌黎先生集序》說“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自然随以定。
嗚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凡是有新創造，必然要遭受庸夫俗子的驚怪和笑且排，孿漢所說韓愈的堅決态度，就是對付庸俗人最正确的态度。
以古文體作小說，雖然不是韓愈首創，但經韓柳二名公的提倡，近體文的小說不免失色退避。
韓愈所作《圬（音污wū）者王承福傳》，柳宗元所作《種樹郭橐駝傳》，比不上《毛穎傳》的完全出于虛構，但文中議論，無疑是作者所幻設。
至于柳宗元作《河間傳》，拟《毛穎傳》而虛構的程度更高，幾乎類似《水浒傳》描寫潘巧雲、潘金蓮的事情。
韓愈作《毛穎傳》是用以戲谑，《河間》則是柳用以對某些人發洩怨恨。
韓柳古文名家都做小說文，影響當然很大，前時驚而笑且排的人，有些也翕然随以定，學着做古文小說了。
廟時士人求進士第，帶着自己詩賦的選本，寫成一卷，稱為行卷，投獻當世顯達，過幾天再投獻新卷，稱為溫卷，提醒顯達，免被遺忘。
如果得到顯達的賞識，替士人向主試官揄揚，及第的可能就增大，第二次投卷，為引起顯達的興趣，往往取材新奇，篇幅不大，使顯達容易看完。
唐朝留下大量短篇小說，如牛僧孺愛看志怪的小說，士人迎合其所好，投獻行卷，題材多取鬼怪事，編起來成《幽怪錄》一書。
宋初編纂《太平廣記》五百卷，其中很多采自唐人小說。
小說所叙述的故事，由作者随意幻設，不必顧及事實，可以顯出作者的史才、詩筆和議論，小說與科舉發生聯系，這就日趨發達，不再是被人攻擊的駁雜無實之說了。
傳奇文叙述奇人奇事，也是古文的一種副産品，與小說為同類。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谕以纾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彩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
傳奇文大抵寫男女相悅之事，情節委曲，哀感動人，元明人多本其事作雜劇或傳奇。
唐傳奇中的奇人奇事發展成為元人雜劇和明人南曲，可稱愈變愈高，追溯起源，還得歸功于唐朝的古文運動。
傳奇的作者雖多，最著名的作者要推元稹和李公佐二人，影響最大的作品要算元稹所作《莺莺傳》和李朝威所作《柳毅傳》。
大小佛寺是大小秃頭地主作惡的巢穴，寺主戴着慈悲的假面具，對勞動民衆實行最殘酷的剝削。
就韓愈時期來說，統治階級以唐憲宗為代表的大部分，為了求福免災，不惜禍國殃民，這類人叫做佞佛的愚夫愚歸；佛教發達就是仰仗這部分愚人的支持。
以韓愈為代表的小部分，是無所畏懼的反佛豪傑。
勞動民衆與統治階級相反，小部分佞佛，大部分反佛，至少是反佛寺的。
唐武宗下诏滅佛，派四個禦史分行天下去督察，禦史的驿馬還沒有出潼關，天下寺院連屋基都已經犁平了。
這當然不是州縣官都有韓愈的識見，而是天下大部分百姓厭惡佛寺己到極點，一有诏書，便動手拆毀剿滅。
韓愈反佛多年，死後，唐文宗唐武宗相繼反佛，反佛勢力在韓愈倡導下，統治階級也有一部分起來響應，足見古文運動對佛教起着重大的打擊作用。
佛教要保存已得的利益，必然設法反抗。
韓愈用比較接近口語的古文宣揚儒學反對佛教，佛教徒用更接近口語的俗講變文，來争取廣大信徒保護佛教。
佛教從來就利用呗贊，不過專用未警醒僧徒夜深想睡眠，未曾寫成通俗文辭作傳教手段。
唐高宗時，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篇（書成于六六八年，唐高宗總章元年），其中呗贊篇并無俗講名目，大概佛徒感到古文運動的壓力，改良呗贊，變成有說有唱的話本，“說”用的是散文，“唱”自然用的是韻文，唱韻文時還用音樂伴唱，這也是天竺傳來的老辦法，變文唱辭上往往注有“平”、“側”、“斷”等字，可能是指音樂的平調、側調或斷金調。
韓愈古詩有《華山女》一篇，寫佛道兩教鬥俗講的情形，詩裡先說“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
佛徒講的很成功。
“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顯然道士失敗了。
華山女兒生有“白咽紅頰長眉青”的一副好容貌，她升座演法（當然用道教話本），聽講佛經的人都跑過來，衆寺人迹掃除絕，道觀卻出現“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的盛況。
一個年輕女兒就可以驅散衆寺聽衆，足見佛教的根基也不過如此。
佛教要在儒道兩種壓力下，謀求生存，必須不斷提高俗講技術。
要吸引聽衆，除了一部分專為宣揚佛教，此外還加講勸孝以及民間傳說和曆史故事如秋胡、伍子胥、王陵、季布、王昭君、張義潮、張惟深等等變文，佛教特長之一是善于扯無邊的大謊，這其中含有豐富的想象力。
兩卷本的《維摩诘經》可以敷衍成為數十萬言的《維摩變文》，駕空騰說，蔓延而有頭緒，這套技術在傳統的中國文學中是較為缺乏的。
這給後來創造話本和白話小說等多種新文體以根本的啟示，應該承認佛教的俗講變文對中國文學發展的貢獻。
變的意思是變原樣，依照佛經所說，作成繪畫的形狀，叫做變相。
如店玄宗時（七三六年）吳道玄于景公寺畫地獄變，京城人很多去參觀，都吓得不敢吃肉飲酒，市上肉店酒店沒有生意可做，隻好關門歇業。
這幅地獄變一定比佛經描寫的地獄更可怕萬分，否則不會使人看了不敢吃肉飲酒。
吳道玄在佛經所說的基礎上，再加上自己的想象，畫出許多殘忍的酷刑，把佛經的原樣變了。
變文也是一樣，例如《維摩诘經》原隻兩卷，變成變文，多至數十萬字，比原文加增三四十倍，這其中必然要加入俗講僧自己想象出來的話。
唐文宗時有一個最著名的俗講僧，名叫文溆（音序xù），唐人記載他的俗講說“釋徒苟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
意思是說為了适合俗聽，佛經原樣變得太大了，不為保守的佛教徒所贊許。
文淑進行俗講活動二十餘年，幾次被流放，幾次被召回，說明有些佛徒憎惡他變佛經原樣過大，有些人喜愛他的演唱宛暢悅耳。
唐文宗采取文淑唱曲的聲調，制成新曲，号《文溆子》。
這就可以想見俗講的影響很大，隻要去掉佛教的内容，在文學上便有發展的前途。
在唐朝文苑裡，詩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不可忽視古文運動更巨大的成就。
詩的境界經唐人開發，幾乎無新境可辟，唐末五代以至兩宋，隻能在詞的方面開辟新境。
古文卻不然，古文經韓柳制作，雖達高峰，但境界未辟，宋明各家直到清末報刊所用半文半白的文體，也算是古文的一種新境界。
“五四”運動以後，語體文興，才結束了古文的命運。
這還隻是指古文本身而言。
古文更大的作用，是在建立新儒學，使士人擺脫佛教思想的束縛。
宋明兩朝理學的廣闊境界，由唐古文運動的主要推動者韓愈率先啟行，這在詩人中是無與為比的。
古文直接産生小說傳奇，即短篇小說，又迫使佛教徒進行俗講活動，産生俗講變文。
短篇小說與俗講變文開出宋以後文學的新境界，諸如諸宮調、寶卷、彈詞、說話、戲曲、演義（章回小說）等等，追溯遠源，無不與唐古文運動有密切關系。
不能因為語體文興，古文已經被逐出文學的曆史舞台，連它曾在驅逐近體文那場鬥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否認了，那是非曆史主義的。
愛好聲色并不害聖人之道，不過因為好聲色，以至服硫黃而死，那就害身又害道了。
柳宗元集中有一篇《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篇裡說“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
又《與楊誨之書》雲：“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
《毛穎傳》，有些人“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文章說的是什麼，還舉不出來，便獨自大笑，這不是庸夫俗子是什麼！有些人如楊誨之拿着《毛穎傳》抄本送給遠處人看，這也是柳宗元恐世人非之的世俗人。
《毛穎傳》影響之大，可以從庸俗人的大驚小怪中看出來。
柳宗元擡出前聖不必罪诽，作數百言來替韓愈辯護，這也說明庸俗人驚怪失常，不得不出而聲辯。
從傳道的張籍到獨自大笑的庸夫俗子，都反對韓愈用古文體作小說，足見韓愈是唐朝小說文的有力提倡者，不然，不會引起世俗人這樣的少見多怪。
李漢《昌黎先生集序》說“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自然随以定。
嗚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凡是有新創造，必然要遭受庸夫俗子的驚怪和笑且排，孿漢所說韓愈的堅決态度，就是對付庸俗人最正确的态度。
以古文體作小說，雖然不是韓愈首創，但經韓柳二名公的提倡，近體文的小說不免失色退避。
韓愈所作《圬（音污wū）者王承福傳》，柳宗元所作《種樹郭橐駝傳》，比不上《毛穎傳》的完全出于虛構，但文中議論，無疑是作者所幻設。
至于柳宗元作《河間傳》，拟《毛穎傳》而虛構的程度更高，幾乎類似《水浒傳》描寫潘巧雲、潘金蓮的事情。
韓愈作《毛穎傳》是用以戲谑，《河間》則是柳用以對某些人發洩怨恨。
韓柳古文名家都做小說文，影響當然很大，前時驚而笑且排的人，有些也翕然随以定，學着做古文小說了。
廟時士人求進士第，帶着自己詩賦的選本，寫成一卷，稱為行卷，投獻當世顯達，過幾天再投獻新卷，稱為溫卷，提醒顯達，免被遺忘。
如果得到顯達的賞識，替士人向主試官揄揚，及第的可能就增大，第二次投卷，為引起顯達的興趣，往往取材新奇，篇幅不大，使顯達容易看完。
唐朝留下大量短篇小說，如牛僧孺愛看志怪的小說，士人迎合其所好，投獻行卷，題材多取鬼怪事，編起來成《幽怪錄》一書。
宋初編纂《太平廣記》五百卷，其中很多采自唐人小說。
小說所叙述的故事，由作者随意幻設，不必顧及事實，可以顯出作者的史才、詩筆和議論，小說與科舉發生聯系，這就日趨發達，不再是被人攻擊的駁雜無實之說了。
傳奇文叙述奇人奇事，也是古文的一種副産品，與小說為同類。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托諷谕以纾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彩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
傳奇文大抵寫男女相悅之事，情節委曲，哀感動人，元明人多本其事作雜劇或傳奇。
唐傳奇中的奇人奇事發展成為元人雜劇和明人南曲，可稱愈變愈高，追溯起源，還得歸功于唐朝的古文運動。
傳奇的作者雖多，最著名的作者要推元稹和李公佐二人，影響最大的作品要算元稹所作《莺莺傳》和李朝威所作《柳毅傳》。
大小佛寺是大小秃頭地主作惡的巢穴，寺主戴着慈悲的假面具，對勞動民衆實行最殘酷的剝削。
就韓愈時期來說，統治階級以唐憲宗為代表的大部分，為了求福免災，不惜禍國殃民，這類人叫做佞佛的愚夫愚歸；佛教發達就是仰仗這部分愚人的支持。
以韓愈為代表的小部分，是無所畏懼的反佛豪傑。
勞動民衆與統治階級相反，小部分佞佛，大部分反佛，至少是反佛寺的。
唐武宗下诏滅佛，派四個禦史分行天下去督察，禦史的驿馬還沒有出潼關，天下寺院連屋基都已經犁平了。
這當然不是州縣官都有韓愈的識見，而是天下大部分百姓厭惡佛寺己到極點，一有诏書，便動手拆毀剿滅。
韓愈反佛多年，死後，唐文宗唐武宗相繼反佛，反佛勢力在韓愈倡導下，統治階級也有一部分起來響應，足見古文運動對佛教起着重大的打擊作用。
佛教要保存已得的利益，必然設法反抗。
韓愈用比較接近口語的古文宣揚儒學反對佛教，佛教徒用更接近口語的俗講變文，來争取廣大信徒保護佛教。
佛教從來就利用呗贊，不過專用未警醒僧徒夜深想睡眠，未曾寫成通俗文辭作傳教手段。
唐高宗時，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篇（書成于六六八年，唐高宗總章元年），其中呗贊篇并無俗講名目，大概佛徒感到古文運動的壓力，改良呗贊，變成有說有唱的話本，“說”用的是散文，“唱”自然用的是韻文，唱韻文時還用音樂伴唱，這也是天竺傳來的老辦法，變文唱辭上往往注有“平”、“側”、“斷”等字，可能是指音樂的平調、側調或斷金調。
韓愈古詩有《華山女》一篇，寫佛道兩教鬥俗講的情形，詩裡先說“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廣張罪福資誘脅，聽衆狎恰排浮萍”。
佛徒講的很成功。
“黃衣道士亦講說，座下寥落如明星”，顯然道士失敗了。
華山女兒生有“白咽紅頰長眉青”的一副好容貌，她升座演法（當然用道教話本），聽講佛經的人都跑過來，衆寺人迹掃除絕，道觀卻出現“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的盛況。
一個年輕女兒就可以驅散衆寺聽衆，足見佛教的根基也不過如此。
佛教要在儒道兩種壓力下，謀求生存，必須不斷提高俗講技術。
要吸引聽衆，除了一部分專為宣揚佛教，此外還加講勸孝以及民間傳說和曆史故事如秋胡、伍子胥、王陵、季布、王昭君、張義潮、張惟深等等變文，佛教特長之一是善于扯無邊的大謊，這其中含有豐富的想象力。
兩卷本的《維摩诘經》可以敷衍成為數十萬言的《維摩變文》，駕空騰說，蔓延而有頭緒，這套技術在傳統的中國文學中是較為缺乏的。
這給後來創造話本和白話小說等多種新文體以根本的啟示，應該承認佛教的俗講變文對中國文學發展的貢獻。
變的意思是變原樣，依照佛經所說，作成繪畫的形狀，叫做變相。
如店玄宗時（七三六年）吳道玄于景公寺畫地獄變，京城人很多去參觀，都吓得不敢吃肉飲酒，市上肉店酒店沒有生意可做，隻好關門歇業。
這幅地獄變一定比佛經描寫的地獄更可怕萬分，否則不會使人看了不敢吃肉飲酒。
吳道玄在佛經所說的基礎上，再加上自己的想象，畫出許多殘忍的酷刑，把佛經的原樣變了。
變文也是一樣，例如《維摩诘經》原隻兩卷，變成變文，多至數十萬字，比原文加增三四十倍，這其中必然要加入俗講僧自己想象出來的話。
唐文宗時有一個最著名的俗講僧，名叫文溆（音序xù），唐人記載他的俗講說“釋徒苟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
意思是說為了适合俗聽，佛經原樣變得太大了，不為保守的佛教徒所贊許。
文淑進行俗講活動二十餘年，幾次被流放，幾次被召回，說明有些佛徒憎惡他變佛經原樣過大，有些人喜愛他的演唱宛暢悅耳。
唐文宗采取文淑唱曲的聲調，制成新曲，号《文溆子》。
這就可以想見俗講的影響很大，隻要去掉佛教的内容，在文學上便有發展的前途。
在唐朝文苑裡，詩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不可忽視古文運動更巨大的成就。
詩的境界經唐人開發，幾乎無新境可辟，唐末五代以至兩宋，隻能在詞的方面開辟新境。
古文卻不然，古文經韓柳制作，雖達高峰，但境界未辟，宋明各家直到清末報刊所用半文半白的文體，也算是古文的一種新境界。
“五四”運動以後，語體文興，才結束了古文的命運。
這還隻是指古文本身而言。
古文更大的作用，是在建立新儒學，使士人擺脫佛教思想的束縛。
宋明兩朝理學的廣闊境界，由唐古文運動的主要推動者韓愈率先啟行，這在詩人中是無與為比的。
古文直接産生小說傳奇，即短篇小說，又迫使佛教徒進行俗講活動，産生俗講變文。
短篇小說與俗講變文開出宋以後文學的新境界，諸如諸宮調、寶卷、彈詞、說話、戲曲、演義（章回小說）等等，追溯遠源，無不與唐古文運動有密切關系。
不能因為語體文興，古文已經被逐出文學的曆史舞台，連它曾在驅逐近體文那場鬥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否認了，那是非曆史主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