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近體文與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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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一切應用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辭書牍，無不用近體文，即所謂四六文。
這是南朝遺留下來靡麗的文風，特别是庾信，對北方文士影響尤大。
北宋有人說“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淫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
甚矣，淫辭之溺人也”。
又說“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
風氣所趨，雖然雄卓如唐太宗也不能違反已成的趨勢。
自從唐太宗親自提倡以後，四六在應用文方面，地位更加鞏固，文士不能作四六，即無仕進的可能，在仕途上四六比詩更含有重要性，唐文士無不專力作詩，不待言，四六的盛況更可以想見。
作四六文的要訣，全在編排古語，廣泛搜羅故事和成語，預先做成各種對偶，以便随時應用。
要作四六文必須多讀群書，還必須記得完全确實。
梁陳時四六文體的創始人徐陵庾信，都曾做過抄撰學士，積累起豐富的材料。
唐初稱為四傑的四六文家，如駱賓王以“漢家離官三十六”對“秦地重關一百二”，這自然是平時早有準備，井非臨文偶得。
又如晚唐溫庭筠以“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對李商隐的“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
這自然也是平時早有準備，應用時略作改變。
作近體文與近體詩的文士，無時無地不在留意對偶的搜集。
《唐詩紀事》載光風亭夜宴，有些妓女酒醉打起架來，溫庭筠說可用疻（音紙zhǐ傷）面對捽（音昨zuǒ）胡。
段成式即據以作詩：“捽胡雲彩落，疻面月痕消”。
讀書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搜尋對偶一事上，所以近體文和近體詩為有識之士所不屑為。
四六文不僅拘束于對偶，也拘束于平仄，在幾種拘束下，用古事古語來比拟今事今語，必然語意模糊不清，《文心雕龍?指瑕篇》所謂“晉末篇章，依希其旨”，這正是六朝骈文和唐時四六的通病。
依希其旨即語意模糊不清，表達思想的文辭變成拘束重重的四六體，實是文風衰弊之極。
唐朝四六文作者，能擺脫拘束，自由發揮政論，隻有陸贽一人。
此外，李商隐善作章表，自編《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甲集自序》稱“時得好對切事”，孫梅《四六叢話》評李文說“《樊南甲乙》，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也。
循諷終篇，其聲切無一字之聱屈，其抽對無一語之偏枯，..學者舍是何從入乎”。
孫梅所說，正是“好對切事”的解釋。
李商隐四六文的特長，就在“好對切事”一語。
四六文如果作為一種不切實用，但形式美麗不妨當作藝術品予以保存的話，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
其餘四六文作者固然還有不少名家，按古文運動的标準，都可以歸入陳言務去的一類，全部廢棄并不可惜。
唐朝文辭對文學史有巨大貢獻的不是居統治地位的四六文而是積極反抗四六文的古文。
東漢開始有骈體文，随着聲律化和對偶化，逐漸被推動向四六文變化。
每一次變化，都有豪傑之士起而反抗。
西晉太康時期潘（嶽）陸（機）是有力的推動者，同時夏侯湛仿《尚書》體作《昆弟诰》。
徐（陵）庾（信）四六文傳入北方，北方文士聞風披靡，北周蘇綽撰《大诰》，作為文章的程式。
隋文帝深惡文章浮豔，下令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
但南朝是正統所在，北方士大夫對南朝傳來的一切文化，莫不仰慕備至，學而不厭。
尤其是隋炀帝，自以為與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衆人，當選做皇帝。
他擅長的是南朝靡麗之文，隋文帝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實錄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力。
唐帝室與隋一樣，與鮮卑貴族有密切關系，他們取得帝位，建立南北統一的國家，亟須表明自己是漢族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接受南朝文化，使人們承認李氏朝廷是漢族正統的繼承者。
南朝末由徐庾完成的近體文，唐太宗力予提倡，原因所在，不隻是魏晉以來文學趨勢不可違抗，更重要的還在于繼承華夏正統來助成國家的統一。
盡管唐朝近體文無限止地趨于發達，但夏侯湛蘇綽以來的古文運動，依然起着對抗作用，未曾停止。
這種與近體文對抗的古文運動，從唐初開始時，便和儒家據經義反佛教的反佛運動相結合，比夏侯湛蘇綽仿效經文語調反近體文，方式大有改進。
佛教徒采取各種方法宣揚教義，例如用俗講變文等形式，都起有很大影響。
不管俗講變文起于何時，在唐初傅奕用比較接近口語的古文反對佛教，應該說是傅奕的卓識。
隋唐兩代，要和佛教作鬥争，用接近口語的古文是比較有效的工具，自傅奕創始，此後凡是古文作者，多數是積極反佛的思想家，敢于冒險反佛的士人，自然都是有識之士，他們用來表達反佛思想的古文，自然也是進步的文體。
比傅奕稍後有呂才。
呂才通陰陽方術，尤擅長音樂。
唐太宗令呂才整頓陰陽書。
陰陽書與佛書一樣，同是迷信思想的重要源泉，佛教宣揚外國迷信，陰陽書宣揚中國迷信，唐太宗嫌陰陽書很大部分是穿鑿附會的謬說，使人們行動受到太多的拘忌，他命令呂才等學者十餘人，共同修訂陰陽書，勒成新書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六篇，共一百篇。
新書訂定後，由朝廷頒行全國，現在《新盾書》、《舊唐書》的《呂才傳》，保存《蔔宅》、《祿命》、《葬》等三篇，雖然已被史官删削，但對荒誕的巫術，還具有足夠的攻擊力。
傅奕呂才所以出言有力，隻是由于依據儒家經義，用較為通俗的文句表達出來，成為新出現的一個進步力量，佛教和陰陽巫術受到這個力量的打擊，大為震驚。
此後，古文運動總是以反宗教迷信為主要内容，反近體文卻似乎退到次要的地位。
傅奕呂才在唐初開古文運動的端緒，但并非有意識地提倡古文。
為反近體文而有意作古體文的創始人，應是武則天時候的陳子昂。
陳子昂因提倡複古主義文學享受盛名，韓愈詩“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又說“唐之有天下，陳子昂、元結、李白、杜甫，皆以其所能鳴”。
這裡推崇他首創古體詩，實際上唐朝古體文的首創者也是陳子昂。
傅奕呂才立言重點在排斥宗教迷信，并無意于為古文。
陳子昂多作政論，無非是些儒生常談，缺乏創見，可是他的文辭學西漢人，有意為高标準的古文。
傅奕呂才反宗教迷信，陳子昂提高古文水乎，形式與内容合起來就成為後來古文運動的軌範。
《新唐書》傅呂陳三人同傳，是有意義的，《新唐書》承認傅呂陳三人是唐古文運動最先的奠基人。
古文運動在意識形态方面是儒家思想（忠孝）反對天竺佛教的怪僻思想（無父無君），這是運動的主要部分，但還有經濟上的原因，佛寺是大地主，大片耕地被寺院用布施或強占的方法取為寺産。
官僚、閹宦、軍閥本來是大的土地兼并者，又加上了寺院，土地有限，社會上自然要出現一批要土地或要更多土地而得不到滿足的士大夫（即地主階級裡官不大勢力不大的一批人），他們對寺院不滿，支持古文運動來反對佛教。
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就是這批士大夫的代表。
唐肅宗、代宗時古文運動比較成熟，作者的代表人物是元結、獨孤及和梁肅。
元結，性情倔強，守正不屈，在唐朝士大夫中間是稀有的。
他的倔強性不是表現在反對佛教而是在反對當時朝廷以至官吏的貪虐政治。
他自稱是經術之士，生長在山野，能通達民情，這是可信的自述。
唐朝士人投書給達官貴人，總要自炫自媒，甚至連篇谄佞，不以為辱。
元結獨異于流俗，如《與韋尚書書》，要求韋陟向他詢問民情，《與呂相公書》，要求免官退隐，書裡說“以身徇名利，齒于奴隸尚可羞，而況士君子也欤”！士大夫群中能知恥并且同情民衆，不是秉性正直，誰肯放棄名利。
他是複古主義的儒家，因此他有儒家的政治主張，憎恨當前的貪虐政治，有儒家的文學主張，要變革時俗之淫靡。
連當世便于做事的服裝也認為非好古君子所願服用，他自造一種所謂愚巾和凡裘，以區别于世俗的衣冠。
從形式上說，他那種好古思想，幾乎到了頑固的程度，但用在反對貪虐政治和淫靡文學上，卻成為可為“萬物吐氣”（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語）的好官吏好文章。
李商隐作《元結文集後序》，說元結“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抱有這種憫時憂國之心情的士大夫，同時代隻有杜甫一人。
不過元結所作文章（包括詩）都不免有些偏激，杜甫則氣韻醇厚（這裡專指杜詩），達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傳統标準。
杜甫以“應須飽經術”為作詩真訣，這同樣也是做古文的真訣。
元結詩不及杜甫，古文不及韓愈，原因就在于
這是南朝遺留下來靡麗的文風，特别是庾信，對北方文士影響尤大。
北宋有人說“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淫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
甚矣，淫辭之溺人也”。
又說“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
風氣所趨，雖然雄卓如唐太宗也不能違反已成的趨勢。
自從唐太宗親自提倡以後，四六在應用文方面，地位更加鞏固，文士不能作四六，即無仕進的可能，在仕途上四六比詩更含有重要性，唐文士無不專力作詩，不待言，四六的盛況更可以想見。
作四六文的要訣，全在編排古語，廣泛搜羅故事和成語，預先做成各種對偶，以便随時應用。
要作四六文必須多讀群書，還必須記得完全确實。
梁陳時四六文體的創始人徐陵庾信，都曾做過抄撰學士，積累起豐富的材料。
唐初稱為四傑的四六文家，如駱賓王以“漢家離官三十六”對“秦地重關一百二”，這自然是平時早有準備，井非臨文偶得。
又如晚唐溫庭筠以“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對李商隐的“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
這自然也是平時早有準備，應用時略作改變。
作近體文與近體詩的文士，無時無地不在留意對偶的搜集。
《唐詩紀事》載光風亭夜宴，有些妓女酒醉打起架來，溫庭筠說可用疻（音紙zhǐ傷）面對捽（音昨zuǒ）胡。
段成式即據以作詩：“捽胡雲彩落，疻面月痕消”。
讀書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搜尋對偶一事上，所以近體文和近體詩為有識之士所不屑為。
四六文不僅拘束于對偶，也拘束于平仄，在幾種拘束下，用古事古語來比拟今事今語，必然語意模糊不清，《文心雕龍?指瑕篇》所謂“晉末篇章，依希其旨”，這正是六朝骈文和唐時四六的通病。
依希其旨即語意模糊不清，表達思想的文辭變成拘束重重的四六體，實是文風衰弊之極。
唐朝四六文作者，能擺脫拘束，自由發揮政論，隻有陸贽一人。
此外，李商隐善作章表，自編《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甲集自序》稱“時得好對切事”，孫梅《四六叢話》評李文說“《樊南甲乙》，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也。
循諷終篇，其聲切無一字之聱屈，其抽對無一語之偏枯，..學者舍是何從入乎”。
孫梅所說，正是“好對切事”的解釋。
李商隐四六文的特長，就在“好對切事”一語。
四六文如果作為一種不切實用，但形式美麗不妨當作藝術品予以保存的話，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
其餘四六文作者固然還有不少名家，按古文運動的标準，都可以歸入陳言務去的一類，全部廢棄并不可惜。
唐朝文辭對文學史有巨大貢獻的不是居統治地位的四六文而是積極反抗四六文的古文。
東漢開始有骈體文，随着聲律化和對偶化，逐漸被推動向四六文變化。
每一次變化，都有豪傑之士起而反抗。
西晉太康時期潘（嶽）陸（機）是有力的推動者，同時夏侯湛仿《尚書》體作《昆弟诰》。
徐（陵）庾（信）四六文傳入北方，北方文士聞風披靡，北周蘇綽撰《大诰》，作為文章的程式。
隋文帝深惡文章浮豔，下令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
但南朝是正統所在，北方士大夫對南朝傳來的一切文化，莫不仰慕備至，學而不厭。
尤其是隋炀帝，自以為與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衆人，當選做皇帝。
他擅長的是南朝靡麗之文，隋文帝提倡公私文翰并宜實錄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力。
唐帝室與隋一樣，與鮮卑貴族有密切關系，他們取得帝位，建立南北統一的國家，亟須表明自己是漢族人，最有效的方法是接受南朝文化，使人們承認李氏朝廷是漢族正統的繼承者。
南朝末由徐庾完成的近體文，唐太宗力予提倡，原因所在，不隻是魏晉以來文學趨勢不可違抗，更重要的還在于繼承華夏正統來助成國家的統一。
盡管唐朝近體文無限止地趨于發達，但夏侯湛蘇綽以來的古文運動，依然起着對抗作用，未曾停止。
這種與近體文對抗的古文運動，從唐初開始時，便和儒家據經義反佛教的反佛運動相結合，比夏侯湛蘇綽仿效經文語調反近體文，方式大有改進。
佛教徒采取各種方法宣揚教義，例如用俗講變文等形式，都起有很大影響。
不管俗講變文起于何時，在唐初傅奕用比較接近口語的古文反對佛教，應該說是傅奕的卓識。
隋唐兩代，要和佛教作鬥争，用接近口語的古文是比較有效的工具，自傅奕創始，此後凡是古文作者，多數是積極反佛的思想家，敢于冒險反佛的士人，自然都是有識之士，他們用來表達反佛思想的古文，自然也是進步的文體。
比傅奕稍後有呂才。
呂才通陰陽方術，尤擅長音樂。
唐太宗令呂才整頓陰陽書。
陰陽書與佛書一樣，同是迷信思想的重要源泉，佛教宣揚外國迷信，陰陽書宣揚中國迷信，唐太宗嫌陰陽書很大部分是穿鑿附會的謬說，使人們行動受到太多的拘忌，他命令呂才等學者十餘人，共同修訂陰陽書，勒成新書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六篇，共一百篇。
新書訂定後，由朝廷頒行全國，現在《新盾書》、《舊唐書》的《呂才傳》，保存《蔔宅》、《祿命》、《葬》等三篇，雖然已被史官删削，但對荒誕的巫術，還具有足夠的攻擊力。
傅奕呂才所以出言有力，隻是由于依據儒家經義，用較為通俗的文句表達出來，成為新出現的一個進步力量，佛教和陰陽巫術受到這個力量的打擊，大為震驚。
此後，古文運動總是以反宗教迷信為主要内容，反近體文卻似乎退到次要的地位。
傅奕呂才在唐初開古文運動的端緒，但并非有意識地提倡古文。
為反近體文而有意作古體文的創始人，應是武則天時候的陳子昂。
陳子昂因提倡複古主義文學享受盛名，韓愈詩“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又說“唐之有天下，陳子昂、元結、李白、杜甫，皆以其所能鳴”。
這裡推崇他首創古體詩，實際上唐朝古體文的首創者也是陳子昂。
傅奕呂才立言重點在排斥宗教迷信，并無意于為古文。
陳子昂多作政論，無非是些儒生常談，缺乏創見，可是他的文辭學西漢人，有意為高标準的古文。
傅奕呂才反宗教迷信，陳子昂提高古文水乎，形式與内容合起來就成為後來古文運動的軌範。
《新唐書》傅呂陳三人同傳，是有意義的，《新唐書》承認傅呂陳三人是唐古文運動最先的奠基人。
古文運動在意識形态方面是儒家思想（忠孝）反對天竺佛教的怪僻思想（無父無君），這是運動的主要部分，但還有經濟上的原因，佛寺是大地主，大片耕地被寺院用布施或強占的方法取為寺産。
官僚、閹宦、軍閥本來是大的土地兼并者，又加上了寺院，土地有限，社會上自然要出現一批要土地或要更多土地而得不到滿足的士大夫（即地主階級裡官不大勢力不大的一批人），他們對寺院不滿，支持古文運動來反對佛教。
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就是這批士大夫的代表。
唐肅宗、代宗時古文運動比較成熟，作者的代表人物是元結、獨孤及和梁肅。
元結，性情倔強，守正不屈，在唐朝士大夫中間是稀有的。
他的倔強性不是表現在反對佛教而是在反對當時朝廷以至官吏的貪虐政治。
他自稱是經術之士，生長在山野，能通達民情，這是可信的自述。
唐朝士人投書給達官貴人，總要自炫自媒，甚至連篇谄佞，不以為辱。
元結獨異于流俗，如《與韋尚書書》，要求韋陟向他詢問民情，《與呂相公書》，要求免官退隐，書裡說“以身徇名利，齒于奴隸尚可羞，而況士君子也欤”！士大夫群中能知恥并且同情民衆，不是秉性正直，誰肯放棄名利。
他是複古主義的儒家，因此他有儒家的政治主張，憎恨當前的貪虐政治，有儒家的文學主張，要變革時俗之淫靡。
連當世便于做事的服裝也認為非好古君子所願服用，他自造一種所謂愚巾和凡裘，以區别于世俗的衣冠。
從形式上說，他那種好古思想，幾乎到了頑固的程度，但用在反對貪虐政治和淫靡文學上，卻成為可為“萬物吐氣”（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語）的好官吏好文章。
李商隐作《元結文集後序》，說元結“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抱有這種憫時憂國之心情的士大夫，同時代隻有杜甫一人。
不過元結所作文章（包括詩）都不免有些偏激，杜甫則氣韻醇厚（這裡專指杜詩），達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傳統标準。
杜甫以“應須飽經術”為作詩真訣，這同樣也是做古文的真訣。
元結詩不及杜甫，古文不及韓愈，原因就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