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儒學由舊的漢學系統開始轉向新的宋學系統
關燈
小
中
大
家之疏。
朱熹說經疏中《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為下，朱熹評論是允當的。
與孔穎達同時的楊士勳撰《春秋谷梁傳疏》，唐後期人徐彥撰《春秋公羊傳疏》，《谷梁傳》用範甯注，《公羊傳》用何休注，作疏體例全同孔疏，不過遠不及《左傳正義》的充實，這是因為魏晉以來《公》、《谷》二傳不被重視，少有專門的儒生，楊徐二人缺乏憑借，所撰不免流于空疏。
大中小三等經，唐儒都做了疏文，對儒學的統一，比兩漢立博士有更高的效力。
唐太宗令顔師古考定《五經》文字。
顔師古多所訂正，撰成《五經定本》。
書成奏上，唐太宗使諸儒詳議、經過辯論，顔師古對笞詳明，諸儒歎服。
唐太宗頒行定本，令學者肄習。
自《五經定本》頒行後，諸經文字完全統一，不再有因文字不同解釋各異的弊病。
與《五經定本》作用相反，陸元朗（字德明，唐太宗時人）撰《經典釋文》一書，詳列各經本異同，每字各有音切、訓義，漢魏六朝儒經音訓，基本上借此保存。
《釋文》有《序錄》一卷，詳述經學傳授源流，為研究經學必讀的課本。
陸元朗自南朝陳後主時開始撰述，采集諸儒二百三十餘家的音切和訓诂，功程浩大，真正給漢魏六朝經學完成了結束的工作。
由于《正義》和《定本》的頒行，儒家學術被束縛，少數不甘屈服的士人，蕩棄家法，憑己意說經，開穿鑿附會的學風。
《五經正義》墨守注文，是嚴格的漢學系統，唐人新開風氣，不拘訓诂舊說，可以自由說經，宋儒更加發展，取佛老思想融入經學，經學面貌大變，自成一種宋學系統，與漢魏六朝的經學，截然不同。
多少有些唯物主義傾向的漢學（古文經學）轉變為唯心主義的宋學，這自然是經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轉變。
唐人雖開新風氣，但著書不多，現存諸書有成伯玙《毛詩指說》一卷，以為《毛詩》序首（《大序》，即《關睢》篇的序文）是子夏所傳，其餘是毛苌所續（《小序》，《關睢》篇以外的各篇序），說法是新創，證據卻絕無。
按照漢朝傳經家法是不能允許的。
唐自安史亂後，藩鎮跋扈，朝廷威勢下降，儒者提倡《春秋》學，正是針對這個政治局面，企圖尊王室，正名分來挽救殘破。
最先倡《春秋》學的儒者為啖助，撰《春秋統例》六卷，說《左傳》“叙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谷》之于經為密”。
《公》、《谷》空言說經，啖助反以為密，足見他旨在借《春秋》發抒自己的政治見解，不重視《左傳》的據事說經。
宋儒程頤獨稱啖助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程頤這樣贊美啖助，正好說明啖助棄傳求經的學風，即是宋儒附會臆斷的學風。
啖助弟子趙匡、陸淳，繼續治《春秋》學，陸淳著《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等書，不為三傳舊說所拘，專憑己意指出孔子筆削的本意，未免出于虛構。
柳宗元作《陸淳墓表》，稱陸淳為巨儒，能知聖人之旨。
又有盧仝也穿鑿《春秋》，韓愈贈詩有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韓愈詩推崇盧仝，說“先生事業不可量”。
足見舍傳求經的風氣，韓柳都是贊同的（韓愈李翺作《論語筆解》，也多有穿鑿之處）。
《五經正義》束縛說經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陸淳為代表的《春秋》學，連三傳也任意駁诘，更不待說照注文推演的《正義》。
啖助等人不顧經學家法和朝廷功令，獨自發抒見解，雖不合漢學規矩，卻為宋學開風氣之先，啖助、陸淳的創始精神，在經學史上，應該是值得注意的變化。
朱熹說經疏中《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為下，朱熹評論是允當的。
與孔穎達同時的楊士勳撰《春秋谷梁傳疏》，唐後期人徐彥撰《春秋公羊傳疏》，《谷梁傳》用範甯注，《公羊傳》用何休注，作疏體例全同孔疏，不過遠不及《左傳正義》的充實，這是因為魏晉以來《公》、《谷》二傳不被重視，少有專門的儒生，楊徐二人缺乏憑借，所撰不免流于空疏。
大中小三等經，唐儒都做了疏文，對儒學的統一，比兩漢立博士有更高的效力。
唐太宗令顔師古考定《五經》文字。
顔師古多所訂正，撰成《五經定本》。
書成奏上，唐太宗使諸儒詳議、經過辯論，顔師古對笞詳明，諸儒歎服。
唐太宗頒行定本，令學者肄習。
自《五經定本》頒行後，諸經文字完全統一，不再有因文字不同解釋各異的弊病。
與《五經定本》作用相反，陸元朗（字德明，唐太宗時人）撰《經典釋文》一書，詳列各經本異同，每字各有音切、訓義，漢魏六朝儒經音訓，基本上借此保存。
《釋文》有《序錄》一卷，詳述經學傳授源流，為研究經學必讀的課本。
陸元朗自南朝陳後主時開始撰述，采集諸儒二百三十餘家的音切和訓诂，功程浩大，真正給漢魏六朝經學完成了結束的工作。
由于《正義》和《定本》的頒行，儒家學術被束縛，少數不甘屈服的士人，蕩棄家法，憑己意說經，開穿鑿附會的學風。
《五經正義》墨守注文，是嚴格的漢學系統，唐人新開風氣，不拘訓诂舊說，可以自由說經，宋儒更加發展，取佛老思想融入經學，經學面貌大變，自成一種宋學系統，與漢魏六朝的經學，截然不同。
多少有些唯物主義傾向的漢學（古文經學）轉變為唯心主義的宋學，這自然是經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轉變。
唐人雖開新風氣，但著書不多，現存諸書有成伯玙《毛詩指說》一卷，以為《毛詩》序首（《大序》，即《關睢》篇的序文）是子夏所傳，其餘是毛苌所續（《小序》，《關睢》篇以外的各篇序），說法是新創，證據卻絕無。
按照漢朝傳經家法是不能允許的。
唐自安史亂後，藩鎮跋扈，朝廷威勢下降，儒者提倡《春秋》學，正是針對這個政治局面，企圖尊王室，正名分來挽救殘破。
最先倡《春秋》學的儒者為啖助，撰《春秋統例》六卷，說《左傳》“叙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谷》之于經為密”。
《公》、《谷》空言說經，啖助反以為密，足見他旨在借《春秋》發抒自己的政治見解，不重視《左傳》的據事說經。
宋儒程頤獨稱啖助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程頤這樣贊美啖助，正好說明啖助棄傳求經的學風，即是宋儒附會臆斷的學風。
啖助弟子趙匡、陸淳，繼續治《春秋》學，陸淳著《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等書，不為三傳舊說所拘，專憑己意指出孔子筆削的本意，未免出于虛構。
柳宗元作《陸淳墓表》，稱陸淳為巨儒，能知聖人之旨。
又有盧仝也穿鑿《春秋》，韓愈贈詩有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韓愈詩推崇盧仝，說“先生事業不可量”。
足見舍傳求經的風氣，韓柳都是贊同的（韓愈李翺作《論語筆解》，也多有穿鑿之處）。
《五經正義》束縛說經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陸淳為代表的《春秋》學，連三傳也任意駁诘，更不待說照注文推演的《正義》。
啖助等人不顧經學家法和朝廷功令，獨自發抒見解，雖不合漢學規矩，卻為宋學開風氣之先，啖助、陸淳的創始精神，在經學史上，應該是值得注意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