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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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文章，算自前清光緒乙巳起手，于今已四十年，這裡可以分作前後兩節來看。
前二十年喜歡講文學，多翻譯弱小民族及被壓迫的國家的作品，以匈加利，波蘭及俄國為主，但是後來漸漸覺得自己不大懂得文學，所以這方面的販買店也關了門了。
這以後對于文化與思想問題稍為注意，雖然本來還是從文學轉過來的，可是總有些不同，談文學須是文人，現在隻以一個凡人的立場也可以來談，所以就比較自由得多了。
我所注意，所想要明白的事情隻是關于這幾國的，即一是希臘，二是日本，其三最後卻最重要的是本國中國。
在十五六年前，适值北京大學三十二周年紀念，發刊紀念冊，我曾寫過一篇小文，題曰“北大的支路”，意思是說于普通的學問以外，有幾方面的文化還當特别注重研究，即是希臘，印度，亞剌伯與日本。
大家談及西方文明，無論是罵是捧，大抵隻憑工業革命以後的歐美一兩國的現狀以立論，總不免是籠統，為得明了真相起見，對于普通稱為文明之源的古希臘非詳細考察不可，況且他的文學哲學自有其獨特的價值，據愚見說來其思想更有與中國很相接近的地方，總是值得螢雪十載去鑽研他的。
可是這事知與行都不容易，我雖然覺得對于希臘仿佛也有甚麼負債，但總還努力不夠，不能做出一點功績來。
在過去時中以很大的苦辛克服了自己的懶與拙，才譯出了一冊海羅達思的拟曲，又譯了亞坡羅陀洛思的神話，注釋卻是因事中止，至今未曾續寫，毛估一下總還有十五萬字，這也時時想起來，是一件未完的心願，有如欠着一筆陳年債，根據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老話，終是非償還不可的。
除了為做注釋的參考用以外無甚用處的書籍，如湯蔔生的《希臘鳥類名彙》之類，站在書架上，差不多是一種無言的催促，我可是還未能決心來繼續寫下去。
近兩年内所寫雜文中，隻有一篇《希臘之餘光》，算是略為點綴，這種秀才人情固甚微薄，但總是誠實的表示，即對于希臘仍是不忘記也。
我談日本的事情可以說是始于民國七年，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與胡适之劉半農二君擔任小說組，五月間寫《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一文，講演一過，這可以算是起頭，以後寫了不少文章，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給《國聞周報》寫《日本管窺之四》，這才告一結束，嘗戲稱為日本研究小店的關門卸招牌，也正是實在的事。
我們談日本文化，多從文學藝術方面着眼，可以得到很好的結論，這固然也是對的，可是他的應用範圍也有限制，不能不說是一缺點。
文化研究的結論有如一把鑰匙，比得不好一點正如夜行人所用的萬應鑰，能夠開一切的鎖，這才有用，假如這結論應用在文學藝術上固然正好，但是拿去解釋同一國民的别的行動便不适合，那麼這裡顯然是有毛病，至少是偏而不全，即使這可以代表賢哲，而不曾包括英雄與無賴在裡邊，總之是不能解釋全部國民性，亦即不得算是了解。
我覺得自己二十年來的考察便是如此，文學藝術上得來的意見不能解釋日本的别的事情，特别是曆來對華的政治行動，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既有了這些深刻的反證，我自不能不完全抛棄以前關于日本文化的意見，聲明無所知，此即是《管窺之四》的要點。
一面我提出推測的意見，以為要了解日本國民性，或當從其特殊的宗教入手，但是我與宗教無緣，所以結果隻好幹脆斷念，我的徒勞的日本文化研究因此告一段落。
對于本國的事自然更是關心，這與注意别國事情，當作學問去講者有點不同，所以不會得捏捏放放，即使遇着不懂為難的地方也不至于中途
前二十年喜歡講文學，多翻譯弱小民族及被壓迫的國家的作品，以匈加利，波蘭及俄國為主，但是後來漸漸覺得自己不大懂得文學，所以這方面的販買店也關了門了。
這以後對于文化與思想問題稍為注意，雖然本來還是從文學轉過來的，可是總有些不同，談文學須是文人，現在隻以一個凡人的立場也可以來談，所以就比較自由得多了。
我所注意，所想要明白的事情隻是關于這幾國的，即一是希臘，二是日本，其三最後卻最重要的是本國中國。
在十五六年前，适值北京大學三十二周年紀念，發刊紀念冊，我曾寫過一篇小文，題曰“北大的支路”，意思是說于普通的學問以外，有幾方面的文化還當特别注重研究，即是希臘，印度，亞剌伯與日本。
大家談及西方文明，無論是罵是捧，大抵隻憑工業革命以後的歐美一兩國的現狀以立論，總不免是籠統，為得明了真相起見，對于普通稱為文明之源的古希臘非詳細考察不可，況且他的文學哲學自有其獨特的價值，據愚見說來其思想更有與中國很相接近的地方，總是值得螢雪十載去鑽研他的。
可是這事知與行都不容易，我雖然覺得對于希臘仿佛也有甚麼負債，但總還努力不夠，不能做出一點功績來。
在過去時中以很大的苦辛克服了自己的懶與拙，才譯出了一冊海羅達思的拟曲，又譯了亞坡羅陀洛思的神話，注釋卻是因事中止，至今未曾續寫，毛估一下總還有十五萬字，這也時時想起來，是一件未完的心願，有如欠着一筆陳年債，根據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老話，終是非償還不可的。
除了為做注釋的參考用以外無甚用處的書籍，如湯蔔生的《希臘鳥類名彙》之類，站在書架上，差不多是一種無言的催促，我可是還未能決心來繼續寫下去。
近兩年内所寫雜文中，隻有一篇《希臘之餘光》，算是略為點綴，這種秀才人情固甚微薄，但總是誠實的表示，即對于希臘仍是不忘記也。
我談日本的事情可以說是始于民國七年，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與胡适之劉半農二君擔任小說組，五月間寫《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一文，講演一過，這可以算是起頭，以後寫了不少文章，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給《國聞周報》寫《日本管窺之四》，這才告一結束，嘗戲稱為日本研究小店的關門卸招牌，也正是實在的事。
我們談日本文化，多從文學藝術方面着眼，可以得到很好的結論，這固然也是對的，可是他的應用範圍也有限制，不能不說是一缺點。
文化研究的結論有如一把鑰匙，比得不好一點正如夜行人所用的萬應鑰，能夠開一切的鎖，這才有用，假如這結論應用在文學藝術上固然正好，但是拿去解釋同一國民的别的行動便不适合，那麼這裡顯然是有毛病，至少是偏而不全，即使這可以代表賢哲，而不曾包括英雄與無賴在裡邊，總之是不能解釋全部國民性，亦即不得算是了解。
我覺得自己二十年來的考察便是如此，文學藝術上得來的意見不能解釋日本的别的事情，特别是曆來對華的政治行動，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既有了這些深刻的反證，我自不能不完全抛棄以前關于日本文化的意見，聲明無所知，此即是《管窺之四》的要點。
一面我提出推測的意見，以為要了解日本國民性，或當從其特殊的宗教入手，但是我與宗教無緣，所以結果隻好幹脆斷念，我的徒勞的日本文化研究因此告一段落。
對于本國的事自然更是關心，這與注意别國事情，當作學問去講者有點不同，所以不會得捏捏放放，即使遇着不懂為難的地方也不至于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