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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雖然目的與傾向的變動或是有的。
最初的主張未必真是簡單的文學救國，總之相信文學之力，以為要革命或改造可以文學運動為基本，從清末起以至在《民報》及《新青年》上寫文章始終是這樣，這或者不算怎麼錯，但是後來也有轉變了。
民國八年《每周評論》發刊後，我寫了兩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當時并無甚麼計劃，後來想起來卻可以算作一種表示，即是由文學而轉向道德思想問題，其攻擊的目标總結攏來是中國的封建社會與科舉制度之流毒。
嚴格的說，中國封建制度早已倒壞了，這自然是對的，但這裡普通所說的封建并不是指那個，實在隻是中國上下存在的專制獨裁體制，在理論上是三綱，事實上是君父夫的三重的神聖與專橫。
中國的思想本有為民為君兩路，前者是老百姓的本心，為道家儒家所支持，發達得很早，但至秦漢之後君權偏重，後者漸占勢力，儒家的不肖子孫熱心仕進，竭力為之鼓吹，推波助瀾，不但君為臣綱是天經地義，父與夫的權威也同樣擡高，本來相對的關系變為絕對，倫理大見歪曲，于是在國與家裡曆來發生許多不幸的事。
一面又因為考試取士，千餘年來文人養成了一套油腔滑調，能夠胡說亂道，似是而非，卻也說的圓到，仿佛很有道理，這便是八股策論的做法，拿來給強權幫忙，吠影吠聲的鬧上幾百年，不但社會人生實受其害，就是書本上也充滿了這種烏煙瘴氣。
至今人心還為所熏染，猶有餘毒，未能清除。
近代始有李卓吾，黃梨洲，俞理初等人出來，加以糾正，至民國初年《新青年》之後有新文化運動興起，對于舊禮教稍有所檢讨，而反動之力更為盛大，旋即為所壓倒，民國成立已三十餘年，民主的思想—特别是中國的固有的民為貴，為人民子媳妻女說話的思想，絕未見發達，至可惋惜。
我平常很覺得曆史的力量之可怕，中國雖然也曾努力想學好，可是新的影響質與量都微少，混到舊東西裡面便有如杯水車薪，看不出來了，假如冷靜的考察一下，則三綱式的思想，八股式的論調，依然如故，隻是外邊塗了一層應時的新顔色罷了。
就是明清以來的陳腐思想，如因道教迷信而來的果報，因考試熱中而起的預兆占蔔，根據多妻制的貞節觀念，在現今新式士大夫中間還是彌漫着，成為他們的意見與趣味的基本，與金聖歎所诃斥的秀才并無兩樣。
照這樣情形，大家雖然力竭聲嘶的呼号民主化，殊有從何處化起之感，結果還是由于思想革命尚未成功，凡是關心中國前途者宜無不知于懼思，而思有所努力者也。
但是啟蒙糾缪，文字之力亦終有所限，故知與行須當并重，中國現在要緊的有兩件事，即倫理之自然化，道義之事功化，隻可惜我們此刻也隻能寫文章，提倡事功亦是談談而已，于世間不能發生一點影響，所可能者但在自勵，勿學士大夫之專工趨避，徒知說話耳。
因為是自己的本國，關心更切，所知也更深，對于将來種種問題，常是憂過于懼，雖炳燭著書，未能盡其什一之意，近年寫《漢文學的傳統》小文數篇，多似老生常談，而都以中國人立場說話，尚不失為平實，我們雖生于東方，印度與亞剌伯的文字文化竟無力顧及，但能少少涉獵希臘日本的事情，亦隻淺嘗而止，昔日所言終未能實踐其半，關于中國徒有隐憂，不特力不從心，亦且言不盡意，回顧過去的努力不過如此，其用處又複如何，此正是不可知的事，唯并不期望其有用而後始能安心的做下去，則其魄力度量須過于移山的愚公始可耳，我輩凡人能否學到幾分，殆是大大的疑問也。
乙酉（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最初的主張未必真是簡單的文學救國，總之相信文學之力，以為要革命或改造可以文學運動為基本，從清末起以至在《民報》及《新青年》上寫文章始終是這樣，這或者不算怎麼錯，但是後來也有轉變了。
民國八年《每周評論》發刊後，我寫了兩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當時并無甚麼計劃，後來想起來卻可以算作一種表示，即是由文學而轉向道德思想問題，其攻擊的目标總結攏來是中國的封建社會與科舉制度之流毒。
嚴格的說，中國封建制度早已倒壞了，這自然是對的，但這裡普通所說的封建并不是指那個，實在隻是中國上下存在的專制獨裁體制，在理論上是三綱，事實上是君父夫的三重的神聖與專橫。
中國的思想本有為民為君兩路，前者是老百姓的本心，為道家儒家所支持，發達得很早，但至秦漢之後君權偏重，後者漸占勢力，儒家的不肖子孫熱心仕進，竭力為之鼓吹，推波助瀾，不但君為臣綱是天經地義，父與夫的權威也同樣擡高，本來相對的關系變為絕對，倫理大見歪曲，于是在國與家裡曆來發生許多不幸的事。
一面又因為考試取士，千餘年來文人養成了一套油腔滑調，能夠胡說亂道，似是而非，卻也說的圓到，仿佛很有道理，這便是八股策論的做法，拿來給強權幫忙，吠影吠聲的鬧上幾百年，不但社會人生實受其害，就是書本上也充滿了這種烏煙瘴氣。
至今人心還為所熏染，猶有餘毒，未能清除。
近代始有李卓吾，黃梨洲，俞理初等人出來，加以糾正，至民國初年《新青年》之後有新文化運動興起，對于舊禮教稍有所檢讨，而反動之力更為盛大，旋即為所壓倒，民國成立已三十餘年，民主的思想—特别是中國的固有的民為貴，為人民子媳妻女說話的思想，絕未見發達，至可惋惜。
我平常很覺得曆史的力量之可怕，中國雖然也曾努力想學好，可是新的影響質與量都微少，混到舊東西裡面便有如杯水車薪，看不出來了，假如冷靜的考察一下，則三綱式的思想，八股式的論調，依然如故，隻是外邊塗了一層應時的新顔色罷了。
就是明清以來的陳腐思想，如因道教迷信而來的果報，因考試熱中而起的預兆占蔔，根據多妻制的貞節觀念，在現今新式士大夫中間還是彌漫着，成為他們的意見與趣味的基本，與金聖歎所诃斥的秀才并無兩樣。
照這樣情形，大家雖然力竭聲嘶的呼号民主化，殊有從何處化起之感，結果還是由于思想革命尚未成功，凡是關心中國前途者宜無不知于懼思，而思有所努力者也。
但是啟蒙糾缪，文字之力亦終有所限，故知與行須當并重，中國現在要緊的有兩件事，即倫理之自然化，道義之事功化，隻可惜我們此刻也隻能寫文章，提倡事功亦是談談而已，于世間不能發生一點影響，所可能者但在自勵，勿學士大夫之專工趨避，徒知說話耳。
因為是自己的本國，關心更切，所知也更深，對于将來種種問題，常是憂過于懼，雖炳燭著書，未能盡其什一之意，近年寫《漢文學的傳統》小文數篇，多似老生常談，而都以中國人立場說話，尚不失為平實，我們雖生于東方，印度與亞剌伯的文字文化竟無力顧及，但能少少涉獵希臘日本的事情，亦隻淺嘗而止，昔日所言終未能實踐其半，關于中國徒有隐憂，不特力不從心，亦且言不盡意，回顧過去的努力不過如此，其用處又複如何，此正是不可知的事，唯并不期望其有用而後始能安心的做下去，則其魄力度量須過于移山的愚公始可耳，我輩凡人能否學到幾分，殆是大大的疑問也。
乙酉（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