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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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集中的情況也不斷跟着發展，階級矛盾也就随之日益尖銳化了。
但是，這隻是一般的基本的情況。
就蘇松地區而說，還有其特殊的和其他地區不同的情況。
第一，蘇松地區的田賦特别重，明代全國實物稅收約三千萬石左右，蘇州一府七縣占二百八十一萬石，松江一府三縣占一百二十一萬石。
蘇州墾田數隻有九萬六千五百零六頃，占全國墾田總數百分之一點一，交納稅糧呢，卻占全國稅收百分之九點五。
松江墾田數隻有四萬七千一百五十六頃，比蘇州少一半。
蘇州一府比浙江一省的負擔還重，松江三個縣的負擔等于浙江一省的百分之四十弱。
第二，是這兩府的官田特别多，明朝全國官田數為全國墾田數七分之一。
蘇州墾田總數内官田為六萬五千零三頃，民田為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頃。
大緻官田占三分之二弱，民田占三分之一強。
松江府墾田數内官田為三萬九千八百五十六頃三十三畝，民田卻隻有七千三百頃二十三畝。
官田的比例就更大了，官田占總數七分之六弱，民田隻占七分之一多一點。
官田和民田是怎樣形成的呢？“這是因為以南宋以來，由于這一帶土地肥沃，經濟發展，貴族、官僚用種種方法兼并土地，（從賈似道搞公田起）到了政治局面發生變化，舊的貴族、官僚被推翻了，他們所占有的土地就被沒收為官田，經過多次變化，官田就越來越多，民田就越來越少了。
到明太祖（朱元璋）取得這帶地方以後，又把原來（東吳張士誠）的豪族地主田地沒收為官田，并且按私租收稅，這樣，這帶地方的官田租稅就特别重了。
”官田隻是個名目，并不是由官府直接經營的田地。
官田比民田賦稅重多少呢？“今天下财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
&hellip&hellip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鬥六鬥至七鬥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取，蓋幾于一石矣。
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
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丘之内，隻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裡甲，裡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于困。
&hellip&hellip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力之如何也。
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
&hellip&hellip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hellip&hellip曰鬥庫，&hellip&hellip曰糧長，&hellip&hellip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績，此之故也。
”說這話的人是明武宗時退休宰相王鏊，比海瑞早幾十年，他說的蘇松地區經濟情況是和海瑞任應天巡撫時期沒有很大差别的。
官田田賦比民田要重十倍，而且民田多歸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貧窮。
這樣，把重賦都轉嫁到自耕農身上，自耕農的日子便越發不好過了。
第三，由于以上原因，蘇松地區人口就日益減少，據《明史·地理志》： 很清楚可以看出從公元1393年到1573年，一百八十年中，蘇州府的戶增加了，是分家的多了，口卻減少三十四萬三千人左右。
松江府戶也少了，口則劇減到七十三萬五千多人，減去一大半。
這是什麼緣故呢？顯然是松江府官田占墾田總數七分之六弱，農民負擔不起，大量逃亡的緣故。
這兩個府的人口大量減少，并不是真的人口少了，而是轉變為非農業人口了。
據當時人記載，有的人成為大官僚地主家裡的仆役，有的成為官府的吏胥，有的搞一條船做買賣，當然也有的跑到城市出賣勞動力，有的跑外鄉外地去謀生，流浪。
這種情況也就是王鏊的所謂逐末。
農民大量逃亡，不再留在原來的土地上，負擔租稅和徭役，在那時候，這也是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一種階級鬥争形式。
一面是農業人口的大量逃亡，像松江府這樣，經過一百八十年，從一百二十多萬的人口，減少到隻剩四十八萬四千多人，全國是找不到第二個的。
另一面呢，明朝政府為了保護官僚地主的利益，還規定了一套特别優待的方法。
辦法規定京官一品可以免糧三十石，免役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免役丁二十四丁，以下遞減，一直到從九品還可以免糧六石，免役丁六丁。
外官免半。
緻仕官亦即鄉官依照品級免糧、丁十分之七。
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役丁二丁。
生員已造名在黃冊者免人田七丁，新進生員不造名在黃冊者免人田五丁。
計算方法是“田十畝準一丁，田二十五畝準糧一石以算”。
這樣，越是官做得大，越是擁有土地多，免的糧、役便越多，中小地主和富農既非官僚，又非生員的，一遇重役，便非破産不可。
明末溫寶忠說過：明朝裡役負擔是很重的，要是有二十畝田地的農民，假如家裡不出一個秀才，一輪到裡役，便得破家蕩産。
顧炎武也說：“一得為此（生員），則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裡胥。
”又沉痛地說：“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複其戶，而無雜泛之差，于是雜泛之差乃盡歸于小民。
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土地有十萬之頃，而生員土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土地有十萬頃而生員土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
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為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于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
”由此可見，封建王朝對鄉官直到生員的優免，優免的部分在封建王朝并無所失，而是分攤到裡甲去的，分攤到農民身上去的，糧、差的優免部分“盡歸于小民”，以此，一個地區的鄉官、生員愈多，小民的負擔也就愈重，階級矛盾、階級鬥争也就日益尖銳。
海瑞在給譚次川侍郎信上說：“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古今無有。
生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而苦楚特甚。
其間可為百姓痛哭，可為百姓長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
”便說明了這種特殊情況。
接着說：“國計不可缺矣。
分外使用及吏胥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
寬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賜矣。
”田賦定額是不能少交的，但是正賦以外的額外需索，則希望能夠少要一點，寬一分也好一分。
其次，沒有功名，也弄不到監生、生員的中小地主、富農，為了逃避重賦、重役，保全家業，自動把土地投靠到大官僚地主門下的也就日益衆多，叫作投獻，就這樣，就更進一步促進了土地的高度集中，農民也就日益貧困，走投無路了。
投獻也要加以分析，一種是自動投獻的，一種是狗腿子強迫投獻的，這兩種都不經過買賣手續，是無代價的。
還有第三種，那就是大官僚地主看中了哪一家中小地主、富農的土地，用高壓手段以低價勒買的，也叫作投獻。
投獻是違反封建王朝法律的，因為損害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律》規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産妄作己業，蒙眬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
”又規定：“軍民人等将競争不明并賣過及民間起科&hellip&hellip朦胧投獻&hellip&hellip内外官豪勢要之家，私換文契典賣者，投獻之人，問發邊衛永遠充軍，田地給還應得之人&hellip&hellip其受投獻家長并管莊人參究治罪。
”這裡指的都是無代價的投獻。
隻有第三種以低價勒買的，才能“或許之贖”，前兩種是說不到贖的。
明代的皇莊，公元1516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共計九萬餘頃，後來增加到二十九萬九百十九頃，不過都集中在以北京為中心的畿内地區，沒有一個皇莊是在蘇松地區的。
同時，明代各朝所封親王也沒有一個是封在蘇松地區的。
這個地區根本沒有皇莊。
這個地區唯一的土地掠奪者是官僚大地主集團，也就是在朝的蘇松籍的京官和退休回鄉的官員&mdash&mdash鄉官。
這個地區的階級矛盾是農民對鄉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農民對地主的矛盾；這個地區的階級鬥争是農民對鄉官的階級鬥争。
在海瑞任應天巡撫以前，階級鬥争已經展開了，農民除了大量逃亡以外，逃亡不了的便釆取告狀，告鄉官奪産，大量的人告狀，經常告狀，告狀也是階級鬥争的一種低級形式。
應該明确指出，農民到官府告狀是不容易的，他們沒有文化，告狀的狀紙要花錢請人寫；到府、縣城告狀要耗費時間，耽誤勞動生産，不到不得已，忍受不了的時候，農民是不會輕易告狀的。
這種告鄉官奪産的農民，封建地主階級叫作刁民，刁詐之徒，打官司告狀叫刁訟，刁風。
海瑞在1569年任應天巡撫時，便面對着這種緊張的階級鬥争形勢。
他在督撫條約上說：“本院到處即放告。
江南刁風盛行，非系民間疾苦，官吏貪毒，實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當者，不準。
”“江南刁風日盛。
”“江南民風刁僞。
”他也打老百姓的闆子，關老百姓在監牢，也把他所認為刁民者枷号在衙門門口。
在這一點上，他是和鄉官一鼻孔出氣的，立場是明确的。
但在另一方面，他對判案卻有自己的标準，在任淳安知縣時，頒布的判斷疑獄辦法：“竊謂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甯屈
但是，這隻是一般的基本的情況。
就蘇松地區而說，還有其特殊的和其他地區不同的情況。
第一，蘇松地區的田賦特别重，明代全國實物稅收約三千萬石左右，蘇州一府七縣占二百八十一萬石，松江一府三縣占一百二十一萬石。
蘇州墾田數隻有九萬六千五百零六頃，占全國墾田總數百分之一點一，交納稅糧呢，卻占全國稅收百分之九點五。
松江墾田數隻有四萬七千一百五十六頃，比蘇州少一半。
蘇州一府比浙江一省的負擔還重，松江三個縣的負擔等于浙江一省的百分之四十弱。
第二，是這兩府的官田特别多，明朝全國官田數為全國墾田數七分之一。
蘇州墾田總數内官田為六萬五千零三頃，民田為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頃。
大緻官田占三分之二弱，民田占三分之一強。
松江府墾田數内官田為三萬九千八百五十六頃三十三畝，民田卻隻有七千三百頃二十三畝。
官田的比例就更大了，官田占總數七分之六弱，民田隻占七分之一多一點。
官田和民田是怎樣形成的呢？“這是因為以南宋以來，由于這一帶土地肥沃，經濟發展，貴族、官僚用種種方法兼并土地，（從賈似道搞公田起）到了政治局面發生變化，舊的貴族、官僚被推翻了，他們所占有的土地就被沒收為官田，經過多次變化，官田就越來越多，民田就越來越少了。
到明太祖（朱元璋）取得這帶地方以後，又把原來（東吳張士誠）的豪族地主田地沒收為官田，并且按私租收稅，這樣，這帶地方的官田租稅就特别重了。
”官田隻是個名目，并不是由官府直接經營的田地。
官田比民田賦稅重多少呢？“今天下财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
&hellip&hellip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鬥六鬥至七鬥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取，蓋幾于一石矣。
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
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丘之内，隻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裡甲，裡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于困。
&hellip&hellip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力之如何也。
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
&hellip&hellip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hellip&hellip曰鬥庫，&hellip&hellip曰糧長，&hellip&hellip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績，此之故也。
”說這話的人是明武宗時退休宰相王鏊，比海瑞早幾十年，他說的蘇松地區經濟情況是和海瑞任應天巡撫時期沒有很大差别的。
官田田賦比民田要重十倍，而且民田多歸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貧窮。
這樣，把重賦都轉嫁到自耕農身上，自耕農的日子便越發不好過了。
第三，由于以上原因，蘇松地區人口就日益減少，據《明史·地理志》： 很清楚可以看出從公元1393年到1573年，一百八十年中，蘇州府的戶增加了，是分家的多了，口卻減少三十四萬三千人左右。
松江府戶也少了，口則劇減到七十三萬五千多人，減去一大半。
這是什麼緣故呢？顯然是松江府官田占墾田總數七分之六弱，農民負擔不起，大量逃亡的緣故。
這兩個府的人口大量減少，并不是真的人口少了，而是轉變為非農業人口了。
據當時人記載，有的人成為大官僚地主家裡的仆役，有的成為官府的吏胥，有的搞一條船做買賣，當然也有的跑到城市出賣勞動力，有的跑外鄉外地去謀生，流浪。
這種情況也就是王鏊的所謂逐末。
農民大量逃亡，不再留在原來的土地上，負擔租稅和徭役，在那時候，這也是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一種階級鬥争形式。
一面是農業人口的大量逃亡，像松江府這樣，經過一百八十年，從一百二十多萬的人口，減少到隻剩四十八萬四千多人，全國是找不到第二個的。
另一面呢，明朝政府為了保護官僚地主的利益，還規定了一套特别優待的方法。
辦法規定京官一品可以免糧三十石，免役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免役丁二十四丁，以下遞減，一直到從九品還可以免糧六石，免役丁六丁。
外官免半。
緻仕官亦即鄉官依照品級免糧、丁十分之七。
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役丁二丁。
生員已造名在黃冊者免人田七丁，新進生員不造名在黃冊者免人田五丁。
計算方法是“田十畝準一丁，田二十五畝準糧一石以算”。
這樣，越是官做得大，越是擁有土地多，免的糧、役便越多，中小地主和富農既非官僚，又非生員的，一遇重役，便非破産不可。
明末溫寶忠說過：明朝裡役負擔是很重的，要是有二十畝田地的農民，假如家裡不出一個秀才，一輪到裡役，便得破家蕩産。
顧炎武也說：“一得為此（生員），則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裡胥。
”又沉痛地說：“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複其戶，而無雜泛之差，于是雜泛之差乃盡歸于小民。
今之大縣至有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土地有十萬之頃，而生員土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土地有十萬頃而生員土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
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為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于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
”由此可見，封建王朝對鄉官直到生員的優免，優免的部分在封建王朝并無所失，而是分攤到裡甲去的，分攤到農民身上去的，糧、差的優免部分“盡歸于小民”，以此，一個地區的鄉官、生員愈多，小民的負擔也就愈重，階級矛盾、階級鬥争也就日益尖銳。
海瑞在給譚次川侍郎信上說：“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古今無有。
生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而苦楚特甚。
其間可為百姓痛哭，可為百姓長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
”便說明了這種特殊情況。
接着說：“國計不可缺矣。
分外使用及吏胥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
寬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賜矣。
”田賦定額是不能少交的，但是正賦以外的額外需索，則希望能夠少要一點，寬一分也好一分。
其次，沒有功名，也弄不到監生、生員的中小地主、富農，為了逃避重賦、重役，保全家業，自動把土地投靠到大官僚地主門下的也就日益衆多，叫作投獻，就這樣，就更進一步促進了土地的高度集中，農民也就日益貧困，走投無路了。
投獻也要加以分析，一種是自動投獻的，一種是狗腿子強迫投獻的，這兩種都不經過買賣手續，是無代價的。
還有第三種，那就是大官僚地主看中了哪一家中小地主、富農的土地，用高壓手段以低價勒買的，也叫作投獻。
投獻是違反封建王朝法律的，因為損害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律》規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産妄作己業，蒙眬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
”又規定：“軍民人等将競争不明并賣過及民間起科&hellip&hellip朦胧投獻&hellip&hellip内外官豪勢要之家，私換文契典賣者，投獻之人，問發邊衛永遠充軍，田地給還應得之人&hellip&hellip其受投獻家長并管莊人參究治罪。
”這裡指的都是無代價的投獻。
隻有第三種以低價勒買的，才能“或許之贖”，前兩種是說不到贖的。
明代的皇莊，公元1516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共計九萬餘頃，後來增加到二十九萬九百十九頃，不過都集中在以北京為中心的畿内地區，沒有一個皇莊是在蘇松地區的。
同時，明代各朝所封親王也沒有一個是封在蘇松地區的。
這個地區根本沒有皇莊。
這個地區唯一的土地掠奪者是官僚大地主集團，也就是在朝的蘇松籍的京官和退休回鄉的官員&mdash&mdash鄉官。
這個地區的階級矛盾是農民對鄉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農民對地主的矛盾；這個地區的階級鬥争是農民對鄉官的階級鬥争。
在海瑞任應天巡撫以前，階級鬥争已經展開了，農民除了大量逃亡以外，逃亡不了的便釆取告狀，告鄉官奪産，大量的人告狀，經常告狀，告狀也是階級鬥争的一種低級形式。
應該明确指出，農民到官府告狀是不容易的，他們沒有文化，告狀的狀紙要花錢請人寫；到府、縣城告狀要耗費時間，耽誤勞動生産，不到不得已，忍受不了的時候，農民是不會輕易告狀的。
這種告鄉官奪産的農民，封建地主階級叫作刁民，刁詐之徒，打官司告狀叫刁訟，刁風。
海瑞在1569年任應天巡撫時，便面對着這種緊張的階級鬥争形勢。
他在督撫條約上說：“本院到處即放告。
江南刁風盛行，非系民間疾苦，官吏貪毒，實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當者，不準。
”“江南刁風日盛。
”“江南民風刁僞。
”他也打老百姓的闆子，關老百姓在監牢，也把他所認為刁民者枷号在衙門門口。
在這一點上，他是和鄉官一鼻孔出氣的，立場是明确的。
但在另一方面，他對判案卻有自己的标準，在任淳安知縣時，頒布的判斷疑獄辦法：“竊謂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甯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