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君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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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政事，維持國本，凡是賢明的君主必得遵守。
不能以喜怒愛憎，個人的感情來破法壞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須先經法的制裁，然後利用君主的特赦權或特權來補救。
著例如漢文帝的幸臣鄧通，在帝旁有怠慢之禮，丞相申屠嘉因言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檄召通到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求救于帝，帝令詣嘉，免冠頓首徒跣謝，嘉謂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預料丞相已把他困辱夠了，才遣使向丞相說情，說這是我的弄臣，請你特赦他，鄧通回去見皇帝，哭着說丞相幾殺臣。
又如宋太祖時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宰相趙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
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口，久久不去，太祖卒從之。
又如明太祖時定制，凡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譏者并論死，驸馬都尉歐陽倫以販私茶依法賜死。
（倫妻安慶公主為馬皇後所生）。
類此的傳統的守法精神，因曆代君主的個性和教養不同，或由于自覺，或由于被動，都認為守法是作君主的應有的德性，君主如不守法則政治即失常軌，臣下無所準繩，亡國之禍，跷足可待。
為了使君主不做錯事，能夠守法，曆朝又有台谏制度。
一是禦史台，主要的職務是糾察官邪，肅正綱紀，但在有的時代，禦史亦得言事。
谏是谏官，有谏議大夫左右拾遺，補阙，及司谏正言等官，分屬中書門下兩省（元廢門下，谏職并入中書，明廢中書，以谏職歸給事中兼領）。
台谏以直陳主夫，盡言直谏為職業，批龍鱗，捋虎須，如沉默不言，便為失職，史記唐太宗愛子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禦史柳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
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谏正畋獵，豈可獨坐萬紀乎？又如魏徵事太宗，直言無所避。
若谏取已受聘女，谏作層觀望昭陵，谏怠于受谏，谏作飛仙宮，太宗無不曲意聽從，肇成貞觀之治。
宋代言官氣焰最盛，大至國家政事，小至君主私事無不過問。
包拯論事仁宗前，說得高興，唾沫四飛，仁宗回宮告訴妃嫔說，被包拯唾了一面。
言官以進言糾箴為盡職，人君以受言改過為美德，這制度對于君主政體的貢獻可說很大。
兩漢以來，政治上又形成了敬天法祖的信條，敬天是适應自然界的規律，在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學觀點上，敬天的所以育人治國。
法祖是法祖宗成憲，大抵開國君主的施為，因時制宜，着重在安全秩序保持和平生活。
後世君主，如不能有新的發展，便應該保守祖宗成業，不使失墜；這一信條，在積極方面說，固然是近千年來我民族頹弱落後的主因，但在消極方面說，過去的台谏官卻利用以勸告非常态的君主，使其安分，使其不作意外的過舉。
因為在理論上君主是最高的主宰，隻能擡出祖宗，擡出比人君更高的天來教訓他，才能措議，說得動聽。
此類的例子不可勝舉，例如某地鬧水災或旱災，言官便說據五行水是什麼，火是什麼，其災之所以成是因為女谒太盛，或土木太侈，或奸臣害政，君主應該積極采取相對的辦法斥去女谒，罷營土木，驅誅奸臣，發赈救民。
消極的應該避殿減膳停樂素服，下诏引咎求直言以應天變。
好在大大小小的災異，每年各地總有一些，言官總不愁無材料利用，來批評君主和政府，再不然便引用祖宗成憲或教訓，某事非祖宗時所曾行，某事則曾行于祖宗時，要求君主之改正或奉行。
君主的意志在這信條下，多多少少為天與祖宗所束縛，不敢作逆天或破壞祖宗成憲的事。
兩千年來隻有一個王安石，他敢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除他以外，誰都不敢說這話。
就上文所說，國有大事，君主無适無莫，虛心取決于群議。
其命令有中書舍人審核于前，有給事中封駁于後，如不經門下副署，便不能行下尚書省。
其所施為必須合于法度，如有違失，又有台谏官以近臣之地位，從中救正，或谏止于事前，或追論于事後，人為之機構以外，又有敬天法祖之觀念，天與祖宗同時為君權之約束器。
在這樣的君主政體下，說是專制固然不盡然，說是獨裁，尤其不對，說是黑暗或苛暴，以政治史上偶然的畸形狀态，加上于全部曆史，尤其不應該。
就個人所了解，六百年以前的君權是有限制的，至少在君主不肯受限制的時候，還有忠于這個君主的人敢提出指責，提出批評。
近六百年來，時代愈進步，限制君權的辦法逐漸被取消，馴至以桀纣之行，文以禹湯文武之言，诰訓典谟，連篇累牍，“朕即國家”和西史暴君同符。
曆史的覆轍，是值得讀史的人深切注意的。
（原載《曆史的鏡子》，生活書店，1946年）
不能以喜怒愛憎，個人的感情來破法壞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須先經法的制裁，然後利用君主的特赦權或特權來補救。
著例如漢文帝的幸臣鄧通，在帝旁有怠慢之禮，丞相申屠嘉因言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檄召通到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求救于帝，帝令詣嘉，免冠頓首徒跣謝，嘉謂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預料丞相已把他困辱夠了，才遣使向丞相說情，說這是我的弄臣，請你特赦他，鄧通回去見皇帝，哭着說丞相幾殺臣。
又如宋太祖時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宰相趙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
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口，久久不去，太祖卒從之。
又如明太祖時定制，凡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譏者并論死，驸馬都尉歐陽倫以販私茶依法賜死。
（倫妻安慶公主為馬皇後所生）。
類此的傳統的守法精神，因曆代君主的個性和教養不同，或由于自覺，或由于被動，都認為守法是作君主的應有的德性，君主如不守法則政治即失常軌，臣下無所準繩，亡國之禍，跷足可待。
為了使君主不做錯事，能夠守法，曆朝又有台谏制度。
一是禦史台，主要的職務是糾察官邪，肅正綱紀，但在有的時代，禦史亦得言事。
谏是谏官，有谏議大夫左右拾遺，補阙，及司谏正言等官，分屬中書門下兩省（元廢門下，谏職并入中書，明廢中書，以谏職歸給事中兼領）。
台谏以直陳主夫，盡言直谏為職業，批龍鱗，捋虎須，如沉默不言，便為失職，史記唐太宗愛子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禦史柳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
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谏正畋獵，豈可獨坐萬紀乎？又如魏徵事太宗，直言無所避。
若谏取已受聘女，谏作層觀望昭陵，谏怠于受谏，谏作飛仙宮，太宗無不曲意聽從，肇成貞觀之治。
宋代言官氣焰最盛，大至國家政事，小至君主私事無不過問。
包拯論事仁宗前，說得高興，唾沫四飛，仁宗回宮告訴妃嫔說，被包拯唾了一面。
言官以進言糾箴為盡職，人君以受言改過為美德，這制度對于君主政體的貢獻可說很大。
兩漢以來，政治上又形成了敬天法祖的信條，敬天是适應自然界的規律，在天人合一的政治哲學觀點上，敬天的所以育人治國。
法祖是法祖宗成憲，大抵開國君主的施為，因時制宜，着重在安全秩序保持和平生活。
後世君主，如不能有新的發展，便應該保守祖宗成業，不使失墜；這一信條，在積極方面說，固然是近千年來我民族頹弱落後的主因，但在消極方面說，過去的台谏官卻利用以勸告非常态的君主，使其安分，使其不作意外的過舉。
因為在理論上君主是最高的主宰，隻能擡出祖宗，擡出比人君更高的天來教訓他，才能措議，說得動聽。
此類的例子不可勝舉，例如某地鬧水災或旱災，言官便說據五行水是什麼，火是什麼，其災之所以成是因為女谒太盛，或土木太侈，或奸臣害政，君主應該積極采取相對的辦法斥去女谒，罷營土木，驅誅奸臣，發赈救民。
消極的應該避殿減膳停樂素服，下诏引咎求直言以應天變。
好在大大小小的災異，每年各地總有一些，言官總不愁無材料利用，來批評君主和政府，再不然便引用祖宗成憲或教訓，某事非祖宗時所曾行，某事則曾行于祖宗時，要求君主之改正或奉行。
君主的意志在這信條下，多多少少為天與祖宗所束縛，不敢作逆天或破壞祖宗成憲的事。
兩千年來隻有一個王安石，他敢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除他以外，誰都不敢說這話。
就上文所說，國有大事，君主無适無莫，虛心取決于群議。
其命令有中書舍人審核于前，有給事中封駁于後，如不經門下副署，便不能行下尚書省。
其所施為必須合于法度，如有違失，又有台谏官以近臣之地位，從中救正，或谏止于事前，或追論于事後，人為之機構以外，又有敬天法祖之觀念，天與祖宗同時為君權之約束器。
在這樣的君主政體下，說是專制固然不盡然，說是獨裁，尤其不對，說是黑暗或苛暴，以政治史上偶然的畸形狀态，加上于全部曆史，尤其不應該。
就個人所了解，六百年以前的君權是有限制的，至少在君主不肯受限制的時候，還有忠于這個君主的人敢提出指責，提出批評。
近六百年來，時代愈進步，限制君權的辦法逐漸被取消，馴至以桀纣之行，文以禹湯文武之言，诰訓典谟，連篇累牍，“朕即國家”和西史暴君同符。
曆史的覆轍，是值得讀史的人深切注意的。
（原載《曆史的鏡子》，生活書店，1946年）